40 岁以后，我变成了一个“非典型律师”｜接力访问026 张颖

（原文刊載於小鳥文學）

文｜杨樱

张颖是一个律师，如果不是她的客户或者同行，很多人和她的接触都是在“敦壩”——成都那个只能开 580 天的小酒馆里。她一开始是邀请她做接力访问的灵子的首位返场嘉宾，然后开始主持一个叫做“明亮的对话”的公开辩论。从“威尔·史密斯该不该扇耳光“，到“崔健变了吗”，还有“编剧六六遇到一粒砂”，这个活动让很多有争议的话题变成了公共讨论。这个活动只有一个辩论的框架，比如正方、反方和评委席，如果张颖愿意，她可以让这些讨论非常正规、非常仪式化，毕竟这就是她日常工作的场景。但她以“司仪”自居，“想方设法让大家玩起来就好了”。

在敦壩，张颖被叫作“非典型律师”。“有一个律师奇奇怪怪地会跟你说一些不像律师说的一些东西，听上去也没什么大错，大家又觉得好玩。”

她可能会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引导大家使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提醒哪怕是同一方的组内讨论本身也已经形成了一种对话，如果有必要，还会建议大家先扮演一下事件当事人，比如在“威尔·史密斯扇耳光”那场辩论开始前，有人扮演威尔·史密斯，有人扮演挨揍的克里斯·洛克，还有人扮演台下的贾达·史密斯，即威尔的太太。

“明亮的对话”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让大家有勇气在公共场所表达观点，也学会倾听别人，建立真正的交流。张颖认同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敦壩”也是她接触过的最广泛的公共交流。在出现在“敦壩”的时候，她已经是律所合伙人、有经验的刑辩律师、有经验的企业管理者……这些身份其实可以让她待在一个高度提纯的专业人士社交圈内，但她却喜欢来自各种背景的人的交流，并在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开办文化空间“有同有异”的时候，沿用了“非典型律师”这个自我介绍。有同行觉得这对她的专业和业务是一种干扰，但张颖觉得公共场域这么叫无所谓，这本来就是她的一种身份认同。

1970 年生的张颖成为律师是在 40 岁那一年，生完第二个孩子后不久。在此之前，她是一个成熟的企业管理者，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踏入不相干的领域，以及这个领域会如何塑造她的世界观。

张颖成为律师是因为她的好奇心，其次是因为她的考试能力。这是一个听上去很“学霸”的说法，而事实上也好像的确如此。通过司法考试对张颖来说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工具就是花 320 元在网上买的盗版参考书和音频资料。她很幸运，丈夫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事务，唯一的问题是记忆力不如以前，噢，还有因为法律、规章和政策常常冲突的《行政法》，无法靠逻辑和理解力解决。即便如此，这也就是一项考试而已。

她一次通过了，原本合作的律所负责人听说这个消息，邀请张颖加入。到这个时候，张颖还是没有转行的心理准备。对方对她的“引诱”，是去负责探索律所的公司化管理，也就是让律师从个体户的角色转向不再身兼数职，而是在生产作业、市场营销等各领域分工合作。2010 年，这些刚起步，张颖难以以一人之力推动庞大的体系，又因为半道入行，也没有人会真的把她当新手来带。捏着律师资格证的她决定做案子，也不得不去做，从日常工作到所谓律所公司化管理的目标都必须如此。

最终扮演“师傅”角色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律师团。她受惠于微博，看到伍雷发布的当时在石家庄的一个聂树斌案件研讨会信息，信息很简约，没有提到参与者都是行业内的大人物，比如贺卫方、何兵，尤其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北海律师团的周泽、杨金柱、朱明勇等都要去。后者并不是一个正式组织，而是为了维护律师执业权益组成的一个临时性公益团体。它始于广西北海四律师“伪证”案，全国各地律师组成的 20 人律师团接替被抓的四位律师，前往北海办案。在此之前，这些律师还接手过著名的“李庄案”，之后还有“小河案”。在石家庄，张颖加入了会议。

“去了之后发现他们非常自由平等，不是重量级嘉宾在上面开会那种，而是摆成一圈的会议桌，大概三四十人，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互相了解。我就介绍自己说，我没做过什么案子，我就看到你们北海律师团发过一张照片，只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上面都是男的？”

当时张颖以为北海案已经结束，没想到这个提问让她阴差阳错地加入了“北海律师团”。刑辩律师里，女律师不多见。看到张颖拖着行李箱应约去到北海，周泽律师高兴地欢迎了她，然后就请张颖帮忙阅卷。“我当时嘴上马上说好的，然后心里在想，什么叫做阅卷？”

张颖的世界就此打开。“在这帮律师出现之前，律师其实在刑案里面更像个附庸，知道吧？不是我们理解的公诉人和律师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没有。很多律师根本就不敢说话，或者根本没有实实在在去做到那种对抗的辩护，而是成了一个附庸……这种情况在以前才是常见的……所以说这帮律师被命名为“死磕律师”，但真正地让大家意识到刑辩律师是干什么的。他们是有人格魅力的，是坚守了自己职业的。”

张颖说自己的公共生活开始得很晚。在做律师之前，她的身边只有家人、朋友和同学。她对社会议题的关心止步于一个人最基础的良知。2008 年汶川地震，丈夫参加了救援队，不少家人也在成都，张颖形容自己对当时的诸般问题“没有探索”，“只能说我会想问题，比如为什么不能追究豆腐渣工程？为什么不能去清理那些孩子到底有多少名？为什么不能关心到他们的每个家庭，以至于点对点地帮助到他们的心理的安慰和抚慰？”

2011 年温州动车事件对张颖是“分水岭”，她感知到了真相的缺失、公共机构的不作为甚至对事实的掩盖。此时她已经进入律师行业，对公共事件有了不一样的看待。“我意识到原来律师这个职业还需要有公共价值……有很多律师是排斥公共性的，就是做一个案子而已……你看到那些伤害和侮辱背后有些共性的东西，我进入这一行才有的视角。”

因为加入“北海律师团”，被贴上了死磕律师的标签，张颖有时候会拿不到代理函，也会被列入另册。不过她也因此结识了原本圈层之外的人，更多的刑辩律师、公共媒体人。与此同时，她依然在进行律所公司化管理。多重身份让她的社交网络发生变化，公共话题的探讨比以往更频繁。“但就是在饭桌上聊，它有个问题：话题随时被打断，随时在迁移，你刚刚想深入又飘走了，弄了半天全是碎片。”

“敦壩”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些新东西。首先是谈话的深入，因为去中心化和不加时间限制，敦壩的活动往往可以把一个议题推得很深，即便是“那种美国宪法的经典议题”，比如同性婚姻、堕胎和持枪。其次是因为每次都有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大家聊天的知识背景因此都有不同。最后一点是张颖此前没有想到的：同样的议题，放在“敦壩”和同行更多的饭桌上，谈话效果会有不小的差异，尽管大家都是真诚的。

比如“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在敦壩我们探讨的是，唐山公安在公布这个案情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女性视角，或者说罪名里面是否有涉嫌强制猥亵，对吧？或者是有没有性骚扰，会不会被其他的罪名所吸收。”隔天的饭局恰好也谈起了这个话题。“那天有律师在，他就认为完全不应该有性别视角，因为法律不分男女。因此我就发现这个议题是最难去融合的，至今仍然谁也说服不了谁。”

开放式的讨论为张颖建立了更多公众交流的信心。我们聊天的时候她刚刚完成转所，而她加入新律所的原因之一，是律所主任注意到了“明亮的对话”，也希望她把相似的探讨交流带入律所，律所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业务宣传。“基于律师行业的无用之用，建立一个公共空间和外部不同职业、身份间的连接。”这既可以看作是和此前张颖做的事情的某种呼应，也可能到了一个时间点，更多人意识到基于公共层面的探讨是必要的、可为的。

我问张颖为何在经历这么多事之后依然能做到轻松乐观，毕竟政治抑郁是很多人迈不过去的一关。她提起杨学林，北海律师团里著名的一位。在经历复杂庭上交锋之后，张颖说，杨老师和大家坐在一起，“就要喝点小酒，他说庭上的事情全部扔掉，我们现在就只剩下喝酒，我们就只剩下吃饭，我们还有我们的生活”。在很多律师被压垮、需要心理干预或者干脆转行的时候，杨学林的态度让张颖感受到某种特殊的释然。因此后来有一次她请贺卫方老师为她的生日题字，要求写下的是“咏而归”。

“我就认为我这个工作，只要我认真、诚实，我的工作就是有价值的。我能够体会到它的价值。”张颖说：“第一，要放下很重的一个自我，放下很宏大的目标。你认识到自己是渺小的，就会觉得我不承担所谓的天将降大任的重任，同时我还在这里，哪怕我小，但是我是一个完整的点，我还是在蹦跶。”

“所以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是战胜了那种困惑和虚无。你把自己膨胀得很大的时候，你其实是虚空的，一公斤的棉花和一公斤的铁，至少你看到铁比较扎实……你把自己压小了以后，多多少少跟地面的接触可能就更紧一点。不要去诉诸于太宏大的东西。就像灵子说的，我们要发出微光。”

Q：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我在看看能不能把一个辩护词弄到 ChatGPT 上去，看看它能不能生成图表，我正要折腾这个事情。

Q：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有意思？

A：我觉得它对人类来说就是一个革命性的技术变革，真的会深远地影响到我们。我对它的兴趣是一个哲学的点，就是它是不是真的有一天会有独立的意识和人格，现在很多人是在恐惧自己的职业被取代，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恐惧。机器人操控人类，那是下一步的事情；眼下它是工具，它让一部分人有更好的手段去控制另一部分人，其实要高度警惕。就好像我们在移动互联的时候有微博、微信，觉得有言论自由，不，你会发现它们后来的控制也是很厉害的，因为技术是中立的，所以我们要警惕的就是这一点。

Q：所以你对 ChatGPT 的兴趣表现为？

A：它让我思考怎么更好地去保护弱者。还是那句话，普世价值永远在，真正的公平在哪里，自由在哪里，弱势的一方如何被保护，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或者做点什么，这就是当下的问题。其实你警惕的不是机器或者人，你是要面对人性幽暗的那一面，如何去约束它？所以我关心这个问题。

Q：你推荐谁来做接力访问？

A：郭睿，之前是记者，现在做刑辩律师。她关心女刑辩律师，最近也在写相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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