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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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疫情時代的搖椅人類學專欄,相信民族誌值得被認真對待。 Matters 和 Medium同步連載,舊文持續搬遷中。 Medium網址:https://allaboutanthropology.medium.com/

為什麼要去登聖母峰?讀Mark Liechty 《異地》

座落在不同文明傳統與政治勢力的接壤地帶,喜瑪拉雅山區孕育出不少風格獨特的人類學作品。尼泊爾專家Mark Liechty的Far Out像是一本歷史風土誌,他把全球政治格局、歐美青年文化與尼泊爾觀光發展史連綴在一起,從雙方相遇的角度仔細鋪陳「異地」如何成為「異地」的過程。為什麼要去登聖母峰?答案遠不只是登山界傳奇馬洛里的名言「因為山在那裡」這麼簡單而已。
Mark Liechty, 2017, Far Out: Countercultural Seekers and the Tourist Encounter in Nepa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因為山在那裡。」(Because it’s there.)

據說,在1923年的一場訪談上,記者向當時享有盛名的英國登山家馬洛里提問:「為什麼要去登聖母峰?」於是就有了這麼一句如今廣為人知的名言。

歷史上究竟馬洛里有沒有說過這句話猶有疑慮,不過馬洛里試圖攻克珠穆朗瑪峰(舊稱聖母峰)的決心顯然不假。在這場訪談結束後一年,他第三次踏上征途,就此消失在茫茫雲霧白雪之中。直到1999年,才有後來的登山隊發現他與隊友的遺體,那時他的故事已經近乎是登山界一則傳奇。

然而人類學家Mark Liechty告訴我們,其實不只山在那裡。往近的說,歐洲要等到十八世紀以後,才開始正視登山作為一種精神追求與挑戰。而早期攀登喜瑪拉雅山這類絕壁,物力維艱,登山家往往需要仰賴國家的補助。例如馬洛里所參加的英國遠征隊,其實就還包含著展示國力,以帝國之姿征服世界最高峰的意圖。往遠的說,雖然登山家的目的地都設定是珠穆朗瑪峰,世界時局卻也牽動著其中的路徑。1951年中共入侵西藏以後,原先從西藏入喜瑪拉雅山區的路徑隨之封閉,來自西方的登山家們只好改道尼泊爾,從另一側入山。尼泊爾於是這般走入西方人的眼中。這些,如今成為傳奇的馬洛里故事裡都沒有講到。

登山只不過是《異地》的其中一部分。這本書企圖宏大,談的是20世紀以來,尼泊爾如何與西方世界的想像和遊客碰撞,並且開始發展旅遊業的過程。Mark Liechty 將全書分成三個時間段,大致可以理解為「昔日榮光」(從帝國主義到二戰後印度獨立、中共入侵西藏);「嬉皮年代」(1960–1970年代,歐美年輕人們出走到亞洲)與「冒險之旅」(1970年代以降,尼泊爾正式將旅遊業商品化)。每個階段各自有不同的遊客來到尼泊爾,尼泊爾政府與遊客們的接觸與互動也呼應到整個全球變動的浪潮。

Liechty除了提出上述的發展三階段,全書最重要的主張就是「遭遇」的概念。他強調,當西方遊客帶著自己的生活背景與浪漫想像來到尼泊爾的同時,尼泊爾政府與當地人也透過遊客們認識所謂的「旅遊(業)」,並試圖發展讓旅遊業成為自己國家現代建設的基石。因此Liechty認為,在無論哪個時間段裡,都並非單向的影響,而是兩方力量彼此的遭遇──西方遊客來此尋找嚮往的「東方」生活方式;尼泊爾則學習西方的旅遊業經營,逐漸開設此前從未有過的飯店、餐館與背包客棧。

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一景(圖片取自於尼泊爾觀光局)

當然,這種彼此成全的概念,如今的讀者看來或許也不會是什麼重大突破。畢竟這類強調複雜而且是雙向交流的說法,似乎愈來愈常見了。比起理論,我想《異地》更值得說的,是那種宛如風土誌或調查報告的民族誌質地。

這本書加序言共十三章,極厚,但內容少有作者大篇幅的分析論述。更多時候,Liechty幾乎就是按照主題統整、羅列了一個個他蒐羅、訪談而來的故事與資訊。所以我們知道了一家1969年以「雪怪」為名的蛋糕店;一家1971年開業,可說是尼泊爾第一間以「東方」為賣點的「陰陽」主題餐廳;或者1960年代在路邊兜售從中國書店廉價批發來的「毛語錄」給歐美遊客的小販;1960年代(尼泊爾大麻交易仍舊合法的年代)當地的大麻大亨D. D. Sharma的發跡故事。乍看之下,全書像是旅遊手冊,新聞剪報,以及人物訪談的集合體。然而如果我們按圖索驥,依循著Liechty所談的尼泊爾旅遊業發展三階段的概念細讀,這些故事其實隱隱鑲嵌在大時代潮起潮落的思潮與變動中,成為理解尼泊爾歷史的各個錨點。

例如在講到1970年代「冒險之旅」的崛起時,整個章節花了好幾頁介紹當時無論當地或西方新出版的尼泊爾旅遊書:1968 年Don Messerschmidt寫在美國旅遊雜誌上的〈如何在尼泊爾健行〉一文。1972年Stephen Bezruchka 在當地出版社發行《尼泊爾健行指南》。隔年尼泊爾作家Prakash A. Raj出版的《每天兩塊錢遊尼泊爾》。Stan Armington1975年的《尼泊爾的喜瑪拉雅山區健行》……內容詳盡得幾乎叫人厭煩棄書。然而在這些過於龐大且彷彿沒有重點的資訊底下,Liechty要指出的是,這些旅遊書其實呼應了尼泊爾政府1970年代在因應中美關係改變、美援抽手的狀況下,新國王Birendra主打的「生態旅遊」經濟發展政策。這些旅遊書在競相介紹、描述尼泊爾各種登山步道的同時,Liechty強調,它們一方面協助尼泊爾政府打造出「尼泊爾=山岳健行團」的品牌概念,另一方面也定義了新的遊客形象(登山愛好人士、熱愛野外冒險者),而變相宣告了前一個嬉皮時代的結束。

這種魅力在於瑣物細節,難以被削薄的民族誌,轉錄與摘要大概都會失去其力量,只能夠請讀者自行體會。最後還是讓我們回到最一開始的問題──在書的最後一章Liechty有點忍不住地抱怨,明明尼泊爾官方與多數國民都自認是印度教國家,西方人卻總想像尼泊爾是佛教之國,企圖來此尋找靈性的啟發。Liechty用這本繁複而詳細的《異地》告訴我們,「為什麼要去登聖母峰」的答案,絕非單純只是「因為山在那裡」。西方對東方祕境的想像,從帝國到個人的征服欲望,中國、印度與美國政治局勢的張力,都再再影響著歐美遊客來到尼泊爾與喜瑪拉雅山區的動機。

自始至終,從來就不只有山在那裡。

尼泊爾山區健行團一景(圖片取自尼泊爾觀光局)

Mark Liechty是賓夕法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人類學博士,受業於Arjun Appadurai ,現任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人類學教授。Liechty的研究從全球變遷的角度關注尼泊爾的歷史、現代性與中產階級文化,他的《異地》獲得 2018 Kekoo Naoroji Book Award for Himalayan Literature獎。


關鍵字:遭遇、觀光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喜瑪拉雅研究、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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