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楼残梦——对黄一农《二重奏》“红学”部分的讨论（1）

《理老集》 第二章

“红学”中之索隐派的讨论有非常危险导向的可能，关于这一点——自诩能够脱离“一般索隐红学的影子”的黄一农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我们能凭对他事理的批评，明了“红学”发展的某些过失。

我认为“索隐必要有本”，而此派之“红学家”在讨论《红楼梦》的内外问题时，往往固守其思维而常缺少严谨的学术态度，这就导致了当他们所本之材料出现了问题，他们亦难自知；这在他们研究的整体理路中出于一个很突兀的位置，是他们自身的矛盾而不仅为读者“挑刺”。

在解读十二钗正册中之“画着一张弓，弓上挂着一个香橼。也有一首歌词云：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怎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的的图画诗文时，黄氏除了确认这是元春的判词，更不肯“轻易放过”它，径将之同乾隆之孝贤皇后比附。虽然我认为《红楼梦》中的“今上”有影射乾隆的可能性（见下文）但对黄氏举出的例证分析，实有必要批驳之。

首先他认为诗文首句指孝贤皇后“处事公正，故甚受众人爱戴”；又以乾隆语出《清高宗实录》的一段话以证明，但这种品评人物性格的文字放在元春这样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也并无不合适之处，而前八十回中元春虽然“仅亲身出现一次”却是“以极正面之姿态显身”的，“三十年来”也只是指她的生平，哪里关涉到“恰合孝贤死于随驾时嫁入皇家的年数”了？（而其他的判词目前似乎也并无被完全证明确实影射了现实人物的情况）又，黄先生既已于前文谈及诗文里年岁举成数的常见并附注说明在挽诗中更有“欣庆长寿”或“惋惜短命”情境下的不同表达，在一册书的后文实不该对此再有它议。而他既已说明榴花之为元妃的代表是“喻贵妃元春的气势”却又拿历史事实中之“孝贤皇后两次生子均被内定为太子”来对应“开处”同“照宫闱”，他且引韩愈之诗“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在这里黄氏或是肯定了曹霑所写之判词是从韩诗里化出的，但雪芹在处理《红楼梦》中的这段文字时是否见过、想到此诗，我们是永无法证明的，这也是“红学”不同于其它“真正严肃”学术门类的地方，因为我们有太多时候仅是在“猜谜”。至于“三春争及初春景”句黄的评论倒是较正确的，但在说明“有关末句之意涵”时，他反倒暴露了“当其所本出现问题”，索隐派中人的“尴尬处境”了……

他认为“小说第九十五回曾提供一说”，由于黄先生相信“今《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应有一些内容出自曹雪芹原稿，因此我们大可以据之看他怎么说:他认为小说第九十五回“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岁”指元妃卒于“虎（寅月）兔（卯月）相逢”之时，这才是对判词末句的一种合理解释。惟这一解释前后矛盾（见小说第八十六回），他且“查清代历日”又根据脂批“通部书大过节，大关键”，认为此部分因“元妃卒年岁数之不恰，安排之不当”实由高鹗补缺（这里我新发现一个逻辑，即不能因为它写的不好，便说是他人伪托）。其实黄氏觉得“该解太过简单”才是其立意之旨:他认为孝贤续生的皇七子永琮的生卒年份（丙寅——丁卯）是“虎兔相逢”的确解，而孝贤四名子女最终仅存活一位皇三女—她冀望能有子继统的大梦破碎—两月后抑郁离世的可怜遭遇是所谓的“大梦归”。此说若如此看去，仿佛甚精妙，但在这里黄先生却在基础上就出现问题了，即“虎兔”它本有作“虎兕”的，如周汝昌汇校的八十回石头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4000700/）以及一甚普通版本（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213945/）。当然，兕、兔之争早已有人发覆，但他们给出的解释却还不如黄氏精细（如说“虎兔”是康熙死与雍正继位元年的对应）但，康熙死而不必然曹府要衰落，且书中之贾府事迹亦非紧关曹雪芹的家运；即使依照史实，曹家（曹頫一系）之衰也已迟到雍正五年了。反对者又认为“虎兕”无从解，因为它不能表达具体之时间概念而仅能表达因果关系，他们认为“虎兕”指两派政治力量，其势力争斗导致元妃死亡，但“相逢”就用的不贴切了………最后肯定以雪芹的“才情”是不会这样处理这一段重要文字的。义若指此，我想要正确明了“虎兕”的意思，回归其原始文本是最需要的。“虎兕”一次最有名的出现在《论语·季氏》中，其下文作“龟玉毁于椟中”，这两句在文里是指“祸事的发生”，而在我看来“虎兕”也该作此解（按：倘照周汝昌的说法，雪芹原稿是以草书写成，那么草书中兔、兕的写法是有可能混同的，虽然误兔为兕的概率大，但雪芹原书是否定为草书、误兕为兔的情况是否一定不会发生，我们无从知道，故此问题实难以解决）而认为凡抄作“虎兔”的版本因很讲究避讳等件便判断其准确性为高是不正确的，因为黄先生便在书里多次强调曹雪芹的写作风格“游走政治和社会容忍边缘”；另，传统满族避讳并不特别严谨。“更有甚者”，黄先生指出贾宝玉等搬进大观园的“好日子”——二月二十二日，恰逢孝贤诞辰；但大观园之落成是基于元春之沐恩，没有道理孝贤甫一出生即注定了她日后的生平为人，并且黄氏未考出孝贤有与曹家交好的事例（虽不可能？但仅因关系网络之接近就将“好日子”归到孝贤身上，实无道理）而《恨无常》预示元春意外死在他乡也不必然相合于“孝贤崩于随帝东巡”的事迹，因死在他乡本就算是“祸事”了（且从最根本的出身一项看，她亦非“金陵省中人”）总之，黄氏此处之推断有太多不当处，虽“精细”但不能成立（不知黄氏为了圆其说法何以忘了从元春实际的“行动”中找证据，如其进入大观园时的排场“有些细节显然混用了帝后的仪仗”）黄氏此处犯错的缘故绝不是他考据功力差，我对于黄氏的清史考证结论还是大体信服的；惟其“内在理路”虽脱胎自余英时，但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里，却错误的倒向了“牵强不会”，能破而不能立。

黄先生在大观园的问题上大体遵循的还是故事背景应有其现实原型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认同，我信服的是俞平伯、宋淇及余英时三位先生一致的主张，即大观园是“空中楼阁”，是“太虚幻境之人间投影”，“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理想世界”，“只存在于理想中”。因此在我看来，“小说以明珠故宅为大观园背景之一的可能性”实不应“太重视”；还有一点，大观园之“现实基址”——两处旧园子：“宁府的会芳园和贾赦住的荣府旧园”都是“现实世界上最肮脏的所在”，一个“天下极脏”，一个“龌龊不堪之至”。倘种芹人真采用了明珠故宅为大观园之现实取景，那他的品性（主要指纳兰家同皇室之纠葛——曾与雍正对立，及其和曹家的姻亲关系）与才情（这样才情其实也会大大折扣）的落差，不知大家敢信（甘心）否？

最后还有一个细枝末节但却颇显眼的例子：贾府的定时器，如小说第十四回的钟表是否亦为雪芹从傅文忠公家“善用”的素材。其实虽然“当时钟表等洋货尚不普及，只流行于统治阶层”，但以曹家最盛之日得蒙康熙赐予也并非不可能（按：这种“时代标记”一类的问题，黄于后文分析《红楼梦》中“有关玻璃窗的叙事”时就较妥当）这同样可与上文的一些看法相契合。

《二重奏》上册第七章是本书最堪称关涉“红学”之章节，但作者的漏处却也暴露的干净。这里我对黄的意见也还是集中在“现实人物比附”或者说“作者对他所虚造之人物真假的比例是如何计较的”，“挑刺”不多了，但却又有些自己的想法要说。

黄先生认为元妃省亲的原型由“乾隆帝即位之初的省亲恩诏”与“弘庆（雪芹二表哥福秀的连襟）祖母——顺懿密太妃王氏”构成。对于后者，他的根据有①王氏应是最早归省的（子嗣年岁及位阶最高），此位置最特殊、其人最突出而她又是“汉女”（这一点的逻辑我大致可以同意）；②曹雪芹因为同“庄亲王允禄或其亲友”的姻亲关系而可能获知密妃“省亲细节”。这两点的道理与之前黄氏想要证明的其实差不多，虽然我不尽赞同“曹有添亲近网络中人如《红楼梦》的习惯”，但部分情况下，黄氏确实可以藉此为某些书外的争论“盖棺”（如他断定《种芹人曹霑画册》是曹雪芹的真迹且“诗、书、画、印俱见”）。惟黄已言“曹雪芹应也有一些间接管道能得知定太妃（履亲王允裪的母妃万琉哈氏）就养之事”却并未再举出有力论证来将此可能性给否定，故仍显不够充分且主见太浓。黄先生怀疑密妃因担任“供侍书役”之“女史或类似职位”而得宠，正与小说第二回贾元春“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作女史”的情形相“呼应”。但这或为当时之“一般历史背景下的普通情况”，因为“清朝入关之初……帝尝选汉官之女充六宫”，小说中除元春被选作女史外，更有“薛宝钗入京待选的叙事”；小说外黄书中亦有“《贩书偶记》著录此书（《绣馀诗稿》）曰：‘长白女史纳兰氏撰。’”而据黄的考证，知此女（指明珠次子揆叙的嗣子永寿之姑）“于（康熙）三十三年八月丧母时尚待字闺中”，而密妃“至康熙二十馀年长成后始入侍宫中”，此年代先后应不过十年，可见其时“女史或类似职位”的“普遍性”（一为普通汉女，一为纳兰家人）。惟永寿之姑“待字闺中”一事突出，但黄氏对此女生平最终仅考至“乃未嫁病卒”（按：在康熙四十七年王鸿绪为明珠撰铭前），我们难说她在三十三年八月后便没有别的“行动”了（另，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亦云及永寿其姑诗稿，但仅作“长白女子纳兰氏”，惟其年份较远，故仍从前引）。是以“呼应”一言，还须要有更多史料被发现以佐证，但此说聊作一种“怀疑”还是合理的。

“现实与小说的分际”还在于黄氏指称“此以孝道无分贵贱且不应受限于宫规的说词（“当今”思想来，见小说第十六回），应相当程度地反映康熙帝在第三次南巡时协助密妃寻亲的心态”，但黄氏前已言二十八年康熙二次南巡时密妃请求皇帝代为寻亲却“无从寻觅”的结果是皇帝由于当时密妃尚未连生皇子而“并未尽全力”；小说中“当今”的做法则归由“思想”得来的“至孝纯仁、体天格物”之举。盖此处着笔实为体现“作者心中之认识”合“作者对他所生活的乾隆朝部分政治之认同”耳。关于此点，我会在下文详说。黄先生认为脂批所称“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的说法是指“发生在密妃身上的两件世所罕闻之异事”，即“忆昔”乃指“王氏于康熙南巡过程寻得父母一事”；“感今”则谓“乾隆初期允许王氏出宫归省之事”。我认为此言有待商榷（或者说能更完善），对脂批中句我偏向于它背后的直接现实而非间接影射，即“忆昔”忆的是“自己从前就已形成的讽世嫉俗的认识和康雍时代自家的生活经历”，“感今”感的是“当今”乾隆的部分举措与自己的认识一定程度趋同了（按：“感今”一语上究竟有无关涉到王妃见父母时的描述且其描述能得庚辰眉批、戚序本回后总评、乙卯本的盛赞，我疑心这背后的真实原型是有类似经历的“畸笏叟”曹頫，甚至曹頫本人也有可能参与本节的创作）。这才是“借省亲事写南巡”的真正含义罢（我与黄氏存歧处在于曹对密妃“地位上”的认识，即为“故事素材”还是“致敬对象”）？小说第二回，黛玉避母讳读“敏”作“密”，盖轻松指出其母闺名耳（或为显示甄、贾二府之不同以及间接说明其时代的不同？）而黄亦指明“此或非吞掉尾音，而是采用避讳之改读易音法”，再者既然要“改读尾音”，那么仅有二读音的“敏”字便只能舍“悯”取“密”了。又，王国正的名字为“小说中元妃母性与父名的合体”尤太荒谬:作者安排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排行之二的王家竟是要表露出密妃之父王国正这么个不受重视的小人物，未免大材小用了吧！至于“政”字的意义则在并其兄贾赦之名以隐说“原旗主摄政王多尔衮”，而贾政之字“存周”也“应是为点出周公立武王幼子诵并自居摄政一事”，就算“存周”混入的是“比烈周公”的代善，其义亦远不与王国正相关。黄氏此处是有“生搬硬套”之嫌疑的。这种“无故”的行为“应非纯属巧合”，我们须要仔细提防。最后，我对黄先生觉得小说第五十六回回目“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识宝钗小惠全大体”中首字用法“或许大有巧思”，依黛玉避讳法并代入六十三回称探春是“王妃”的描述认为“敏探春”=“密王妃”，是“间接点出了密妃王氏之名”的第七章最后推断表示很大的怀疑。黄氏之证据逻辑皆不能成立——“敏”者，勤劳敏捷、聪明机智耳；但黄氏由王妃封册文中之“谧“知她“或因性情静谧”才获赐“密嫔”的考释在先，又“谧”者，“安宁平静”也（按：两字所代表性格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前者完全属于人类一种积极的态度，而后者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中“或可称善”？）。并且“三春”中“出于姐妹之上”的探春在小说第五十六回大放光彩，端的是“敏捷聪明”，这正符合其品性：；对仗之“识宝钗”也是这般道理。需要说明的，这二字又同是《论语》孔子所言之学问态度，如前者可见于“敏于事而慎于言，可谓好学也已”“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后者可见于“默而识之，学而不厌”……。我从此有了一个念头：雪芹写作本段文字时，他或许想到了《论语》，并从书中用意搜出形容探钗之文字，甚至第五十六回有大段情节义理都是从《论语》里化出，如小说中宝钗的戏言“善哉，三年之内无饥馑矣”或自《论语·先进篇·第十一》“……加之以饥馑；比及三年，可使……”而出，读过两书我引文字上下文的朋友应不难理解其“惊人的相似性”。总之，我认为作者若要以“小说人物”影射“现实存在”，那拿一个“性相近”的“迎春”许更好（按：黄氏上说我倒可以为他找出一个更可靠的证据来支撑，即“密密”有“勤勉谨慎”意——语出《韩非子·说林下》；“密勿”有“勤勉努力”意——语出《汉书·刘向传》、《后汉书·傅毅传》……尤其是前者之义竟与《论语》我前引中“敏于行而慎于言”相同）？黄氏因若以“敏”字来形容“办事能力突出”的探春——“少有读者会想到”，但读者想不到，故作者便不会为之的逻辑并不成立，尤其是曹雪芹这么一个“极负才情的大文人”。“聪敏者不见得有干才，故其用法或许大有巧思”一言亦颇应细察，第五十六回探春若不得宝钗协助，是无法将诸差安排妥当，即“全大体”的；虽然此回中探春是“绝对的主人公”，但宝钗“当之无愧的副手”的身份亦不容研“红”者忽略。补，黄氏一再郑重提到的“贵人”“王妃”两处，其中后者在我们解释过后已不具悬疑（至少它神秘的成分减少了），倘必觉它有“非常的涵义”，我愿采用黄先生的猜测：“将贵妃元春写成王妃，此误在全书中又仅此一次，且恰与曹家有两女被指配为王妃（一为平郡王纳尔苏之嫡福晋，一不详）之史事相合”，在这里曹雪芹或为对“我们家”旧事“都来眼底复心头”的感叹。黄先生认为“贵人”应是特定的衔名而非普通名词——“尊贵的人”，因它“不太可能用于父女间”且书中元妃见父说的也只是些“官样文章”，故此或为暗指寻到亲人时王氏的封级。但父女会面时不仅元妃无法摆脱“官样安排”，贾政亦须“隔帘启道”，我们难说他是否因紧张而说错，曹雪芹这样写也是“写实”一味啊！（若据我的写作经验，那还有一处有戏说可能：“现今周贵人的父亲已在家里动了工了，修省亲别院呢。又有吴贵妃的父亲吴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按此句亦先贵人后贵妃，而两句意思几乎一致，字数亦大体相同）

《红楼梦》的作者虽然早已“决不可能是一个在风尘潦倒之中还念念不忘当年富贵的俗物”，但在他珍贵的思想和精神境界外，他亦绝不能消除现实（在这里更多是政治）对他的影响，便如同余英时先生认为的“曹雪芹虽然创造了一片理想中的净土，但他深刻地意识到这片净土其实并不能真正和肮脏的现实世界脱离关系”，甚至是“永远密切地纠缠在一起的”……但这并不代表曹雪芹的形象会有政治浸染下的褪色，在诉说完本节文字后，我们会发现他对政治连“遥远的兴趣”都无。我会根据余先生把《红楼梦》划分出“理想”和“现实”两个世界的说法，对曹雪芹思想中有关现实政治的看法（主要还是围绕元春省亲）进行阐述，以结对黄先生《二重奏》上册“红学”部分的讨论。

我已在上文说过，曹雪芹于小说第十六回表现出了他对乾隆朝部分政治的认同，我想这还是有迹可循的；以往的老派红学家，如周汝昌先生就久持小说影射并始终讽刺雍正的主张（在其汇校的八十回石头记的第一回“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句下就有注称此句是暗写雍正夺位后大旱的景象），我们当然不能否定有这种可能，但细细想来，便觉不大恰当：还是拿发生在元春身上的事件来分析。虽然“准许椒房眷属入宫请候看视”不如“启请内廷鸾舆入其私第”，但它较一般清代宫规——《国朝宫史》（记载康熙朝事）、《清高宗实录》而言，已属“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了。雍正四年正月有谕旨，云“有子之妃嫔，年老者各随其子归养府邸”这似乎是打破清代一般宫规，超越寻常“特旨”的“从未有”之举，但必须注意“年老者”三字，因为“年少者”要“暂留宫中”，且这非为“省亲”而为“出养”,这里便可看见“现实”与“小说”的差异。若照曹雪芹在小说中借宝玉之口表达出的思想——已婚之妇不如未嫁之女子，更何况是又年老（相对而言）又嫁人的妃嫔呢？这种认识远超过亲情亦无关乎人品（参见宝玉评论稻香村时，对“天然”“人力”分别的玩味、“奉元春之命写四首诗，而单单稻香村一首（按：即‘杏帘在望’）写不出来（终由黛玉代笔才算交卷）”以及她在正册中的排名——“居倒数第二位，仅在秦可卿之上”……还多亏她“毕竟是宝玉的嫂嫂”并且“人品又极好”才有这种微词“曲曲折折地显露出来”）因而宝玉对这谕旨绝不会欣赏，曹雪芹对雍正亦不会太认同，更何况这还是“皇考所遗”（这种虚语，读者应能体会，故它多半是雍正的态度；即使不然，亦不必考虑它对康熙形象的影响，原因见上，另勿忘“现实与小说的分际”才是本文“真旨”）。惟雍正十三年十二月，甫继位的乾隆在回复庄亲王允禄（皇十六子）、果亲王允礼（皇十七子）九月间上呈的欲迎养其生母的奏请时，才出现了“清史中首见的省亲恩诏”，但对象亦仅限于“先朝妃嫔”——仍多为“年老者”，如领衔之允禄生母王氏（即密妃）、允礼生母陈氏，但毕竟①涉及范围更宽——各王及贝勒（包括未分府的，如和亲王弘昼）、太妃及太嫔；②年龄下限更低——见上文（按：诏书原文仅有“太妃”，经黄氏附录《清高宗实录》所载考证，知当时尚无受尊封太妃，故“应只是泛称”）；③出宫时间更长——“每年之中岁时、伏腊、令节、寿辰”“计一年之内，晨夕承欢者可得数月”④恩诏程度更深——“省亲”代“出养”~

综上种种，乾隆是“为笼络被雍正帝遗命为辅命大臣的允禄及允礼”也好，是“对外凸显自己对孝道的重视（按：即不希望“阙于奉养”）”也罢，总之“仰承皇考先志”的他于“奉养”一途所做的“创新”是有得到曹雪芹一定程度认同可能的，这实不应该忽视，故小说中的“当今”若真有现实人物在背后的含义，以乾隆的嫌疑最大（证据另有①《红楼梦》第四十六回鸳鸯口中尝曰及“宝天王”“宝皇帝”，这似与曾受封为“宝亲王”的乾隆相应，其长子永璜、次子永琏、七子永琮等名字的被改编；②以“时代标记”的契合为证，黄已具体到“元春省亲”一情节的成文时间，其最早或自雍正十三年九月开始，“元妃省亲”则写成于十二月之后，大观园情节完成于乾隆十年之后，相关内容迟至二十二年以后始完全定稿；③“元春省亲”若发生在当代，在考虑到赵嬷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时“才记事儿”的情况，我们亦不难推知“南巡应在省亲之前的约三四十年”，若小说的“背景时间”同“现实时间”挂钩，那“此与康熙三十八年之南巡、与乾隆即位时所颁之省亲恩诏的先后顺序与时间差距均颇合”，亦可为我上说提供例证。

小说中的二位“老圣人”是促成省亲事成的最后力量。有清一代，“太上皇”只有一人，即刚提过的乾隆；但曹雪芹绝不可能活至那一时间，故此处的“老圣人—太上皇”应是曹雪芹假托前朝故事而设置以促成“允许当朝妃嫔可以回家省亲”一事的。又因“太祖皇帝仿舜巡”与“康熙三十八年南巡”相似，故“老圣人”似不能为康熙，但小说第十六回夏太监宣布元春晋封贤德妃后，贾政曾往东宫，并派赖大通知老太太速领太太们去谢恩，经黄氏“耙梳”后知清代文献中“东宫”均表示太子，而“清代公开册立的皇太子仅有康熙朝的胤礽”且他“享有极高特权”几与康熙相似，故小说中贾政去东宫很可能就是向皇太子谢恩而非去见“嫔妃或太后”。那么，皇宫统治层便由“老圣人（太上皇）—当今（乾隆？）—东宫（康熙朝太子胤礽）”组成，这其实便向我们说明了《红楼梦》不存在完全真实的现实政治投影，虽然黄先生认为小说中“两位老圣人恩准诸妃嫔出宫省亲的描述”颇合现实情状，即出宫省亲者是由皇太后或太皇太后管辖的“先朝妃嫔”，那样“老圣人”的人选便被固定在康雍二朝；倘顾及“太上皇”的身份定位，“老圣人”似乎是雍正了……但我疑心曹雪芹“倚重”的“老圣人”为使其家真正崛起的康熙较使他家被抄没的雍正相比更为合理（近人情？）。但这却又有伤曹的境界？他在小说中托秦可卿之口揭露其（秦）家业终会衰败并细列各类衰败因由，这已非有些许文采的普通纨绔所能为，而是出于极其理智的才人的深刻反思下，是以对抄没其（曹）家的雍正，他或许不怎受情绪影响而更看重其为政举措是否符合自己心中的认识。

总之，“老圣人”这一角色的背后到底有无特殊的“人物安排”实难确定，而黄氏关于“老圣人”的某些认识是可以相信的，但其亦非只言片语所能简单概括，它实反应了曹雪芹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并有助于我们对他的精神境界进行最后的评估。

PS:由于草稿时的仓促，本篇注释未得做出；而打电子稿时参考书籍又都不在身边，故本文注释或要迟到夏季才能补上，但所参考的重要书目还是能够列出的:①首先是占用篇幅最大的黄一农先生的《二重奏》，我用的是中华书局版本的，但它与国立清华大学的原版内容应一致，故提供国立清华大学网站《二重奏》书目下的检索地址:http://thup.site.nthu.edu.tw/p/406-1210-78734,r764.php?Lang=zh-tw，方便读者证伪；②其次就是余英时先生的名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了，我所参考的也是大陆的版本，不过此书内容未有删减。这两本书构成了我写作本文的内在理路，而不论书籍还是人物，它/他们又是有联系的，这个我将在完整的注释中指出。

最后，电子稿完成后并未进行二次检查，或有错字、遗漏甚至内容上的矛盾处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最终的修正目前还没有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