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快评：活在伪自由主义乌托邦里的任性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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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方方之前，首先必须说明两点：

第一，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方方指称的“极左”或“文革余孽”，绝大多数不同意《方方日记》当下在美、德两国出版的人，都不是“极左”或“文革余孽”。对于“极左”或“文革余孽”这两股势力，这些年多维一直在猛烈批判，这两股势力是中国发展崛起和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灾难，而且有很深的政治、历史成因与社会基础，必须注意防范。

第二，方方有权对体制与社会缺陷进行批判，这不仅是她的权利和自由，是她的职业，也是她身为一个国家公民的责任。就算是她的某些指责批判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也应该被理解被包容。武汉疫情包罗万象，不可能要求一个普通人了解其全貌，掌握全部准确信息，方方从自己的体验和认识出发，用她的笔来记录和描述她的情感，没有任何问题。

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任何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的个人或组织都应该被批判、应该引起社会警觉。在武汉防疫会战中，有人看到了最美“逆行者”，有人看到了官僚和形式主义弊端，有人在讴歌赞美看到了主流，也要允许有人指出缺陷并进行批判。

但是，就方方日记在美、德两国出版，这不是有没有缺点和完美与不完美的事，它是另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牵扯到了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责任。对这一问题建立认识，需要先了解当下的国际局势。

这些年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因为中国崛起可能影响到美国的领导力，中国的发展路径也脱离了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与国际角色的心理设定，两国正在激烈对抗，尤其是中美在这场疫情危机中爆发的争吵，更是将这种对抗呈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场危机中，美欧等国因为错过了疫情防控最佳时间窗口，成为疫情震中，损失惨重，政府的防疫能力如当初武汉疫情危机初期一样饱受质疑。而与此同时，中国因为已经初步控制住国内疫情，开始重启经济并对外进行医疗援助，一种中国可能趁虚而起、撼动原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填补美国领导力空白的焦虑，在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急速飙升。

当然，中国有没有这个意愿，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填补，这是另一回事，但美欧在这个问题上的焦虑早已溢于于言表，见诸行动，只要不瞎不聋，都能看的清清楚楚。

在这种情况下，为转嫁国内危机，打压中国崛起，以美国为首的美欧国家，掀起了一场向中国“甩锅”行动。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在美欧抛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说法背后，潜藏着一颗要捍卫西方利益、打压中国崛起、污名化中国人的政治用心，美欧国家的政客们在最近以来更是纷纷提出要中国为这场疫情负责，开始明目张胆地向中国要求巨额索赔。迄今为止，就算是中国做了那么多医疗援助，在国际社会仍然不被理解，非常被动。

2 被“绑架”的方方与撕裂的中国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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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方方日记”中可能有一些道听途说的问题，比如：“听朋友说”，广西年轻护士“去世”，实际上该护士仍在抢救并未去世，之后方方作了纠正；有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和争论，也属于正常观点碰撞。如非恶意，无伤大雅。

但方方以一个作家个体的身份，记录武汉封城后的一些事件和现象，发表一些个人见解和看法，不能动不动就要求她具有统筹全局的整体性，否则就冠以“是以偏概全，误导大众”罪名；更不能因为她的做法和一些观点获得所谓“敌对势力”的关注，以及担心日记（英文、德文版）的出版会带来国际社会妖魔化中国的结果，就恶意揣度她写作日记的意图和动机，就毫无甄别和无限放任的“反对”，甚至给她贴上“居心不良”标签。这显然是有失公允和不正常的。她的一些观点和见解，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真正伟大的时代，无疑应该是能够包容各类批评声音的时代。这恰恰也是中国舆论场所缺乏的。

本质上讲，围绕方方以及“方方日记”的舆论争锋，并非“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各方何妨多给方方以及“方方日记”，以及更多不同声音多一点空间。正如疫情中逝去的“吹哨人”武汉医生李文亮所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否则，很容易将他们推向真正的对立面。

3 舆论场：漩涡中的“方方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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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否认，方方日记确实有一些瑕疵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在给处于疫情漩涡中的武汉人民以一份温暖和一个情绪宣泄口的同时，也给我们所有经历了这场重大疫情的人提了个醒，或者敲响了警钟：回归常识有多重要，独立思考有多重要。

今天的舆论场，看上去热闹非凡，信息无限量，每个人手里都握着麦克风，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些缺乏常识的官员还时不时免费送上“热点”，供舆论围攻堵截和狂欢。可身处这个信息时代的“大染缸”中，我们正在慢慢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基本的常识面前也开始左右踟蹰。尤其是在面对不同观点时，辨识力和理性思考更是无从谈起。

正如方方面对网友攻击时所反问的：究竟有什么事让他们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一个他们毫无了解的人有这样意欲大卸八块的刻骨之恨呢？难道他们自小接受的是教育不是真与善而是仇与恨？

对个体来说，常识是真与善，是灾难降临时的同理心。而对一个国家来说，疫情当前，常识就是“人命关天”，所以容不得半点马虎大意。用方方在日记中的话说，“重要的是谁能有魄力将疫情控制下来，不再犯那些一犯再犯的低级错误，不再搞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形式主义，不再讲那些重复又重复、颠来还倒去的废话空话。”概而言之，就是实事求是。

要想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尊重事实，尊重真相。这一次肺炎疫情之所以到了今天这一步，与前期各级官员掩盖真相的官僚做派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官僚已经压倒了科学，病毒自然如入无人之境，疯狂肆虐。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任何层面的隐瞒和遮蔽，都是在给以后埋雷。17年的那场SARS，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只是不知道这一次的新冠肺炎，能不能用如此高昂的代价，倒逼出“常识”，最大限度避免悲剧重演。

此外，待到疫情过去，国家层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常识”需要厘清，那就是中国虽然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但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脆弱底层，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很突出。

方方在日记中写道，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从来不是看你楼有多高、车有多快，不是看你武器多强大、军队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发达、艺术多高明，更不是看你开会多豪华、焰火多绚烂，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游客豪放出门买空全世界。检验你的只有一条：就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

希望疫情结束后，这样的“常识”，能不被胜利的凯歌所淹没，不被“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叫嚣所掩盖，成为整个国家的集体常识。

4 舆论场：“万箭穿心”的方方冤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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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方方在日记中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那些反思，比如“追责”，比如“丧事喜办”，不都是中国民众最为呼吁，或者在疫情期间屡屡上演的问题吗？事实上，今天指责方方的人，很可能之前也在李文亮医生的微博下留言，很可能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转载过各种版本的“发哨文”，然而一碰到所谓的“涉外”，就不由自主地“兹事体大”，开始毫无甄别和无限放任地“反对”。这样的转变即便不能称为“双标”，也一定是不公允的。苏联的倒下，真的是因为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等“负能量”所致吗？一个真正做到“文化自信”的大国，不会因为国内作家的一部作品在海外出版，而害怕被责难，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全世界从未发生过。相反，恰如中国作家赵瑜所说，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是一个得分项”，“如果借此打压，反而失去大国的国格。”

当然，本文无意为方方辩护，在西方阵营针对中国的舆论战逐渐加码的背景下，此时出版“方方日记”，多少有作家本人“任性”的一面，而如果“任性”的自由开始有脱离社会同理心的趋势，意味着方方存在与“知识分子”渐行渐远的危险（降维成一个普通作家）。作为方方个人来说，不能只停留在日记最后一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的洋洋自得的状态中，而应该有尽量不让自己卷入国际角力的防备，保持尽量不被大国博弈当作工具的警惕。

目前曝光的英文版封面上“来自疫情中心源头的报道”的副标题，以及介绍语“社会不公、腐败、滥用职权、系统性政治问题阻碍了对传染病的反应”（social injustice, corruption, abuse, and the systemic political problems which impeded the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可以看出方方至少需要坚持对英文版、德文版享有终审权，而不是任由出版商夹带背离作者原意的私货，这同样是“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的应有之义。

就在4月9日下午，方方更新了一条微博，援引她的读者所写的一篇文章的内容：“我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因为一本书的出版就坍塌掉，一个自信的政府也不会因为一本书就无端地指责作家。2020年及以后的人民生活状态，取决于本国与各国政府对待新冠病毒的方式，而非一本小小的方方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