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开放到“对等”：西方对华政策变奏

Michael Anti：每个国家对华限制=中国对该国限制×基于对等原则 (Reciprocity)该国政府的报复指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希望以扶持中国市场来获得一个新共荣战略局面，中国拥有了几十年“对等性剩余”红利，我们对他国的限制大大高于对方对我们的限制。西方目前希望落空了，因此中国快速失去了这种红利。

中国这些年获得的“对等性剩余”红利，除了西方战略故意之外，还有的地方是因为互联网等新科技的崛起，重新改写了国家实际边界和贸易方式，让传统的国家理论无法快速识别这种“对等性剩余”，比如说中国建立了互联网国界，但其他国家都没对等对中国建立互联网国界。

充满野心的中国企业在进军全球的时候，必须理解自己不是什么”中国人民“。中国企业会受到母国和在地国双重制约，各国删减对华”对等性剩余“的进程一定还会加速落在自己头上。在政治大局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充分理解逐步紧缩的限制到底在哪里、是何种节奏，是中国企业全球生存之要害。

这波“对等性”是美国挑起的，根据我们对英国议会辩论的词汇统计，“对等性”高频出现，是在2017年川普政府用了之后英国人才开始用的。英美一直不用“对等性”，因为金融投资的盈余超越了经常账户的任何损失，没人能在这个方面和英美对等，今天英美民粹政府不再在乎金融获益，是因为金融受益人群选票不够。

我：其实这种“对等性剩余”，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例如印度、尼日利亚、巴西等第三世界国家，都有如关税和技术阻滞手段以保护本国产业。但这背后还有一个大前提，即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对称优势，让这种弱国保护主义有了一定正当性。

而中国最大问题是采用非道德乃至非法手段争取国际竞争优势

例如中国利用商业间谍和黑客手段，以及假借学术交流的名义，窃取西方知识，大规模的抄袭知识产权，以促进发展。这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对等剩余”的范畴。

另外，就是中国特殊的高度集权体制，可以无限制以政策扶植如巨额补贴特殊行业和人员，以行政而非商业手段在局部形成对西方竞争的高度不对称优势

其实西方的优势绝不仅仅在于金融盈余，包括一系列先天性的、历史性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优势和主动权。

发展中国家如果是想与西方合作共赢，得到西方的一些非对称补偿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如果既想占便宜又要掀桌子，而且获利用于打倒和取代西方，那西方肯定不会束手待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