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
王庆民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为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发声者;致力于改善民权民生,做些实事

中共治下中国各地域的概况之七:河北省、河南省、四川省、重庆市

    河北省、河南省、四川省、重庆市

    河北省,如前所述,关于它的各种政策和制度,都围绕着为北京服务(有时还包括天津)的原则,是京津的奴仆。它没有享受到邻近首都的任何好处,却受尽了北京的剥削压迫。河北人是最能感受到中国地域不平等和户籍制度之恶的,是制度性地域不公的最大受害者。河北没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燕赵慷慨悲歌”早已被中共残酷的专制磋磨净尽),也缺乏省籍认同和历史自豪感,全省人民都在浑浑噩噩的为北京当“人肉电池”。虽然有许多中央层面的高官出身河北,但是他们几乎从未为家乡带来发展和利益,甚至总是站在中央和北京的利益立场上要求河北牺牲。这更能反映河北籍的上层精英与河北人民大众的割裂乃至对立。同样,那些在衡水中学等高考工厂里“内卷”出来上了名校的“天之骄子”们,也很少会回乡生活,而是千方百计远离河北,不让自己孩子再遭受作为河北人的种种苦难。如果中共政权不倒台、畸形的京津冀地域关系结构不改变,河北就不可能振兴和发展。

    河南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从商周至唐宋的一千多年中,一直是中华文明与汉文明的核心和精华地带。但是经过无数战争摧残尤其金国/女真、蒙元的入侵和破坏,曾经的东京梦华和东都繁盛,都化作过眼云烟。明代的河南,已经非常没落和被忽视。明末农民起义和满清入侵,再次重创了河南。这些残酷的战乱与入侵,让中原文明的中心河南,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令人厌弃之地。清末和民国的历史变局中,全国许多省份都有枭雄和旗手,只有河南没有可以保境安民、兴建工商文教的政治强人,自然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地方组织和势力。正是因此,河南在近现代继续被侮辱和践踏,人民成为没有主心骨和凝聚力的孤魂野鬼。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灾民们在蝗虫、日军、国军的夹击下死亡枕藉,就是典型的写照。八年抗战,河南并非主战区,也无发生特别激烈的战役,但死于战争有关的人数却是全国各省最多,也反映了一盘散沙、无人照管的河南人民的悲惨。

    而中共建政后,河南仍然是“朝中无人”。在“前三十年”,河南除了“一拖(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和几个依托矿产资源的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是十足的农业省份。但由于集体经济的低效和强制征粮政策,种粮食收粮食的河南人却经常吃不上粮食,除占河南人口很小比例的干部、工人、军人得到定量粮食供应(高级干部还有充足的肉、蛋、奶供应)及衣布配给外,大多数民众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劳之后,换来的是“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回报”。而河南众多的人口和人均稀少的资源,更是加剧了贫穷落后。当时的中国整体非常贫困,河南省则是贫穷中的贫穷。改革开放后,河南经济有了发展,无论本省二三产业,还是赴外打工群体,都创造了可观的财富,民生也得到改善。但由于中央政策仍然不利于河南,如政治地位低于大多数省份,教育上仅给了河南省一个重点院校名额,人均转移支付也低于其他省份,河南省大多数人民仍然在为基本的生存挣扎。

    四川省,是中国兼具庞大人口和广阔面积的超级大省,是西南地区的代表。四川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域内土地肥沃风调雨顺,还和周边尤其中原腹地相对分隔,本来应是安逸和与世无争的天府之国。但实际的历史上,许多中原政权和势力都流亡至此,将蜀地作为休养生息后夺取天下的跳板,多少蜀地儿郎成为外来大人物争雄天下的工具而死于疆场。“终黄土”的不止“卧龙跃马”,更有亲眷们“春闺梦里”才能相思相见的百万千万兵丁。但外来势力的不断涌入,也让四川高度汉化、成为汉民族强固的一部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近现代的四川人前赴后继的为国家民族的救亡复兴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民国的四川也有一些能干的地方枭雄,地方自治和经济社会发展也在进行中。

    中共建政后,四川丧失了相对的自主,与河南等地一样成了政权的“奶牛”,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为全国最多。虽然1960-1970年代的“三线建设”让其有所受益,但只是让占人口很小一部分的党政军及公营机构人员获利,整体贫困落后的情况基本没有改观。改革开放后,其发展程度和瓶颈与河南类似。中央集权下,地方的发展饱受制约,中央不仅不给予四川和河南这两个历史上有过独特辉煌的地区更多自主,还有意避免其形成地方势力和自我壮大,以保证四川和河南被中央牢固的控制于股掌之中。四川虽被中共当做西南的领军省份予以重视,但大多数民众获益有限。各种政策扶植和转移支付,与陕鲁湘三省一样,都被省内权贵和依附者瓜分,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因为四川人口极多、省土广袤,所以人均分得的转移支付相对以上各省更少。还有,与陕西省的资源高度集中于省会西安一样,四川省会成都在全省独大、市民相对富有,而川地其他县市均非常贫穷(排名第二的绵阳市GDP总量仅有成都的八分之一,人均也只是成都的二分之一),发展极不均衡。

    从四川省被分出的重庆市,虽然有了直辖市之名,但很大程度上没有直辖市之实。相对于京沪津,重庆受到的政策扶植较少,也没有它们那样的地位和话语权,人民享有的政策红利和社会保障更是远低于前三者。不过,在政治地位和经济规模上,重庆仍然与四川省会成都并驾齐驱,是西南的重镇,在全国也至少是第二梯队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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