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刍议（未完待续）

本文写于2017年，因维权及身心状况恶化而中止。后来忙于其他写作，加之条件有限，无限期搁置。现把已写出的部分张贴出来，以供参考：

   高考作为我国中学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关键、最具关注度、最有争议性的环节，它的利弊得失在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在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方面起到指向标和定海针的作用。高考既是验收中学教育成果的尺子，又是为高等教育遴选人才的筛网，它不只是从中学教育到高等教育过渡的纽带，更是将二者紧密连接起来并一定程度决定前者、很大程度影响后者的教育之桥的中流砥柱。而且由于中国较为特别的体制和社会环境，高考的影响不止于教育领域，还体现出和（或）影响到亿万国民的人生命运、社会各阶层的流动与固化、不同地域之间的平衡与差异、官方的文化政策和舆论导向、历史变迁和时代精神等。因此，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牵着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连着千家万户的心。

    高考改革问题是所有有关高考问题的总称。具体说来，包括高考存废问题、高考各科目设置问题、高考各科目具体考试内容问题（这个是本文最主要的论述内容）、高考考试具体形式的改革问题、不同地域（省份）高考招生录取比例的差异问题、不同区域考试科目与各科具体内容的差异问题、高校自主招生及其他通过非高考渠道招生问题、高考与自主招生的互补与冲突问题、高考各种加分政策存废问题、其他高考招生政策问题、高考的直接目的与长远意义问题等。当然每个问题不是都单独存在而往往是与其他问题有所交织的，所以在写作中会有一些重叠。此外，还有一些涉及到其他教育问题的，会在其他相关文章中具体分析，在本文中就删繁就简，只在必要的范围内做些简单论述。

   （一）高考存废问题

    既然谈到高考改革，首先需要讨论的就是高考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如果应该继续存在，才涉及后面的其他高考改革问题。如果不应该存在，那么就要讨论是否有什么其他方式能够有效的代替高考，成为高校选拔人才的方式。这需要从高考（及其前身）的历史和现实来进行分析探讨。

   作为现代高考制度的雏形，科举制的利弊及存废可以为研究高考制度起到一种参考。 以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为数不多曾长期领先世界的制度之一。科举制，这种自隋至清存在于中国并影响至今的制度让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上专制、社会层面落后保守、文化上强调远近亲疏例如重视家族、乡谊，并有强烈尊卑等级观念的国家，却保留了一个能够一定程度上排除这些制度或思想观念上导致的不平等的人才选拔制度，不能不说确实令人赞叹。它扩大了中国各个王朝的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员的素养，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士大夫阶层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即便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很多思想家和学者也对科举制交口称赞。无论是曾亲身了解中国的利玛窦、丁韪良，还是未曾来华但极富盛名的伏尔泰、莱布尼茨、康德，包括对中国负面评价颇多的孟德斯鸠，都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持非常积极正面的评价。他们均强调了这种制度在选拔人才上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公正性，其中一部分学者还希望其所处的国家能够借鉴中国的科举制，以考试代替本国如世袭等方式作为选拔人才、任命官员的方式。

    当然，科举制并非一种完美无瑕的制度，相反它有着很多严重的弊端。它只是相对于中国整体上僵化落后的专制体制、顽固保守的思想观念，有一定的进步性。从根本上说，它依附并服务于专制体制，其选拔的人才也普遍成为统治集团巩固统治的生力军，并不利于社会的进步，更无法把中国导向民主、自由、平等等应当具备的这些基本共识的现代国家。其次，科举制对于世袭制、裙带政治以及黑暗的官场并无太大的冲击作用。这主要由以下几点原因：1.通过科举制做官的人只占官员总数的一小部分。2.科举制本身就有对于“高干子弟”的照顾，并不是全国所有考生一视同仁的录取。3.由于科举考试需要长时间、大量的学习准备（尤其家庭教育以及幼时私人教师的有无以及质量的差别），加上赶考的费用，导致寒门学子“输在起跑线上”，除个别受资助或者极富毅力和运气的寒门子弟外，绝大多数考生和绝大多数被录取的举人、进士，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出身，包括官员、贵族、富商、地主等统治阶级家庭。4.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接受专制的体制、黑暗的官场以及各种裙带关系、私相授受等利益交换，成为（或继承父辈）统治集团的一员，而非反对和打倒它。这就导致即便是寒门子弟通过科举“鲤鱼跃龙门”，也只是为勾心斗角又牢不可破的统治集团增添力量，弥补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排除出统治集团的人留下的空缺，让一个曾经的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而已。这说白了就是换汤不换药，而且让寒门子弟这瓢“清汤”接受腐朽的充满腐臭、肮脏的旧“药罐”去“熏陶”，最终让他们变成和原有统治者一样的人。第三，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日趋官方化的儒家思想，且多以维护统治、维护纲常伦理等内容为主，而阅卷、评卷的标准也是由统治者根据自身需要定制。这样既保守又狭隘并称得上反动的考试内容和评价标准下，如何选拔真正有利于国家发展进步和为民增进福祉的人才呢？至于考试内容和格式的僵化，尤其“八股取士”导致的弊病，更是无需多言了。第四，无论在京师的大考还是地方科举考试，都存在大量严重的舞弊行为，对科举制的公平性有很大损害。

    那么利弊相较，科举制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当时的环境而言，是利大于弊的。虽然科举考试有如上所述的弊端，但是其中前两点无论有无科举制，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科举制只是无法解决这些政治顽疾，而非科举制本身造成了这些问题。至于第三点，统治者对人民洗脑的方式多种多样，秦朝没有科举，照样用商鞅的一套“弱民”理论实现了对人民的有效驾驭。虽然没了科举制可能一些问题会有所减轻甚至消除（如八股取士），但是相对于科举制的正面意义，显然得不偿失。因为汉代的察举制和自曹魏到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都已证明，无论初衷多么好（何况初衷就带有统治者强烈的利益取向），只要是由选拔者自由裁量权过大的人才选拔制度，都会导致选拔过程中的严重不公平。在中国这样一个亲疏分明、血浓于水、关系网密布的人情社会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一点也不奇怪。

    由古代的科举到今天的高考，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还是今天的高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在选拔人才过程中的相对公平性。虽然由于备考条件的不同（如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差异）、高考制度内本身的差别化录取（例如不同省份不同的录取率），导致在高考前不同的考生就并非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尤其与其他人才选拔方式相比较，高考依旧是一种很具公平性的遴选人才的手段。而高考放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很多特殊国情的环境中，就更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主张废除高考制度的一方，提出的高考替代方案的主要内容基本集中于以下两点：1.效仿西方国家，把来自中学、打工机构（或做公益、参加社会活动、参加如夏令营等组织）、其他社会人士的推荐信、日常表现、个人阅历、获得的一些奖项或荣誉等作为高校录取的重要标准。2.扩大（甚至完全赋予）高校自主招生权，由各高等院校自己或者多所院校联合进行包括招生考试在内的多元化方式选拔人才，尤其注重对学生一些专长的考察，取代整齐划一的高考。我认为，由于以上关于中国国情的两点所述情况，上述替代方案将对我国高校招生乃至人才选拔机制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而且负面作用还不止于此。

    无须讳言，当今的我国社会存在诸多的不公。相较于古代，中国自然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在物质文明领域还是在社会与国民的精神层面。但是各种痼疾仍旧长期存在于中华大地，历史的遗存顽强的攀附在中国现代文明脆弱的枝干上。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各种旧的和新的形式继续存在着。而影响人才选拔方式的旧社会生态在如今仍旧根深蒂固。

    首先，中国社会整体上依旧是一种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浸淫和现实生活的需要。（国人的相对贫困是导致远比国外很多人更依靠他人帮助的原因之一。尤其在贫困的农村，多数农民没有经济条件用金钱换取各种服务（如照顾老人、照看孩子、搬运物品、保护安全等），因此只能靠“免费”或者报酬较低的亲戚朋友街坊邻里的帮助。这种帮助减少了获取服务的成本，但是毫无疑问也增大了束缚。既然得到了别人帮助，自然也就受他人控制，自然容易被别人指手画脚、随意评点，也容易被别人支使。别人帮了你，当然你也得“帮助”别人。这样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血缘和宗族仍是国人生存的重要纽带，乡党和邻里也是平民百姓在外打拼和居家生活中几乎不可或缺的依靠。这与西方国家每个人都相对独立的生活、崇尚个人主义的风气迥然不同。虽然现代文明已经深入社会各个角落，但是并不代表国人的思想观念也有根本的改变。就例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虽然让很多国人更清楚的“开眼看世界”，但是许多人的微信朋友圈何尝不是网络版的村里街边老太婆小媳妇扯闲言碎语的平台，通过QQ群纠集宗族成员参与械斗也是比以前更便捷的通讯手段。

    “血浓于水”、“疏不间亲”等思想仍根植于国人尤其内陆地区县城和农村国人的心中。“关系”往往是办事、就业、处理纠纷等生活各方面必不可少的要素，甚至在很多时候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在内陆的县城和农村，这往往就是决定性因素。无论是有章可循的制度性问题，还是处于模糊地带的各种事情，当然更包括没有明确法律条文或规章制度的种种纠纷，都需要通过“关系”来处理、摆平。而“关系”往往就是亲戚、朋友、同事、邻里等各种熟人（以及这些熟人的“关系”）或者说在生活空间上接近的人。这些“关系”相互交织，构成了庞大的关系网。不同的人或者家庭由于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权力大小、金钱多少、个人交际能力及交际圈的大小和“质量”的不同，有着具差异化的关系网。但是基本上每个人的生活都无法离开“关系”这种东西。当然，严格意义来说，全世界的人都要生活在各种关系网中。但是在西方国家，“关系”往往只是处理生活中各种事情较为次要的因素，个人能力、规则与制度、社会公序良俗相对而言更为重要。而在中国，“关系”却常起到很关键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相反，社会公德、平等博爱、契约精神这些在发达国家普遍被遵循的具有普适性的观念在中国社会还非常薄弱，认“人”而不认“理”仍旧是许多国人一贯的作风。一个人（A）对另一个人（B）的评价往往并不是B本身的好坏，而是与其关系的好坏，关系的远近亲疏，或者对A是否“有用”，能否在以后帮助或者“报答”A。这一点相对于经历启蒙运动等进步思潮洗礼的西方或者说欧化国家的国民有着质的差别。而在包括高校招生在内的人才选拔方面，“关系”可能起到的作用自然很容易估计到。

    第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各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建设（无论是制度的宏观构筑层面还是具体实践层面）仍然处于低位状态，各种体制机制很不完善，尤其在保障公民在就学、就业、获得各种社会保障、法律保护等领域的公平性方面存在极大的缺陷。甚至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具体情形下，“潜规则”远远比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要“有用”。换言之，公开的、有明文规定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不仅欠缺，而是往往得不到执行，这就导致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大行其道，各种说情、托关系走后门屡见不鲜。而社会信用制度与公民诚信档案建设的滞后与缺失更导致盛行各种弄虚作假，加剧了社会中人与人的不信任感、破坏了社会公平。

    在这两点社会现实面前，废止高考及采用上述替代方案的危害是很容易看到的。由于中国“熟人社会”迥异于西方的以个人主义为轴的社会环境，他人推荐式的高校录取标准毫无疑问非常不适合我国。试想一位A县的学生小张，想要去位于我国北部某市的东方大学就读，需要他所就读的中学开具中学阶段个人表现的证明，还有在本县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的履历，那么他的家长以及老师会怎么做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与之相关的一些新闻或者研究。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留学生的入学申请造假现象极为严重。不仅中学的个人履历缺乏细致可信性，甚至还有专门教写或代写大学申请书的产业链在服务着千千万万中国学生。回到国内，中国大陆的中学档案基本也都是千篇一律，报喜不报忧。学生在中学的违纪行为绝大多数是不会记入档案的，只有极个别情况才会有。而且档案的信息除了学生的年龄、入学毕业时间、各科一些考试的成绩等简单信息外，鲜有个性化、具体性的个人信息描述。当然一些大城市名校可能会有比较完整细致的档案系统，但是就我所了解的内地中学，基本都没有这种能够充分展示学生鲜明的个人特征、将学生的特质、专长、性格、个人品行及丰富独特的个人阅历的档案系统。通过在中学及大学查询学生的档案讯息，就不难得出这种结论。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中国应试教育制度造成的。由于唯分数论的现状，学生在学校除少数时间参加一些课内外活动外，绝大多数时间只被要求做一件事：学习，而且是狭义的应试学习，即听讲、背诵、写作业、做试卷等几项周而复始的活动。这种单调的学校生活，自然不可能让学生有多元化、充满个性特征的中学时期的履历。如果想改变这种情况，从根本上当然是进行具体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的改革，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实现。因为本文以讨论高考问题为主，在此不详述此问题，将在其他文章中具体阐述。如果不改革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还是如今的这种教育方式，能够做出缤纷多彩的履历吗？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的。看看上述那些出国留学的学生如何作假的就会知道。

    最重要的是，无论教育的内容和教育方式是否改革，无论实行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只要把推荐信、个人履历等作为高校录取学生的重要标准，都会导致严重的弄虚作假、托关系走后门、金钱交易、权力介入等问题。在中国这样的熟人社会和制度建设存在极大缺陷的国家，人才选拔手段的弹性越大、越“人性化”和差异化，发生幕后交易、“潜规则”横行的程度就越严重。北大研究生冯军旗的《中县干部》一文就极详尽的阐述了中国一些地区（尤其县城）内剪不断理还乱的密集的关系网，各家族、上下级官员、当地企事业单位等内部及之间的各种利益关联。相对而言大城市要好很多，但是也无法完全跳脱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如北京读幼儿园和小学就有各种关系门路以及金钱交易。只是这些发达地区程度相对较轻、无法那么明目张胆罢了。现在为数不多有机会被人为操纵的高考加分项目就大面积出现造假或者通过特殊手段刻意达到相关加分标准，例如更改自己的民族成分、为获得体育加分在体育成绩上作假等。而中招体育加分的舞弊行为更为常见，也为高考敲响了警钟。把高校录取标准打开一个缝隙都导致这么多污秽，何况在没有有效的防治手段和缺乏良好的大环境下将教育腐败的大门向人们敞开，将会出现什么一点不难想象。

    为了让读者更生动的认识实行西方式录取制度用在中国后带来的弊端，在此写一篇小说文，以下内容为虚构想象，作为展示如此改革之后的弊端提供一种比较生动的参考（一些地方会采用夸张的修辞、反讽的手法，有部分事例改写自真实事件，只是把事件背景和一些具体情节做了改动，以适应文章所述情形，请勿对号入座，过于较真）：

    回到刚才的问题，小张同学想报考东方大学，根据现在的政策，除特殊情况外，基本是需要通过高考达到一定的分数才可以被录取。如果把推荐信和个人履历作为决定性的标准，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担任小张所在班级班主任的李垂范老师会成为包括小张在内的全班同学以及家长巴结的对象。在高考分数定终身的时代，包括班主任在内所有任课老师的职责都是让学生尽可能考个高的分数，让班内学生能够被较好的学校录取。但是改革之后，班主任及各科老师的评语成了高校录取小张等同学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从改革之后，李老师和其他班主任同事开始收到一些家长的“心意”。以前虽然也有一些家长会在逢年过节或者高考前后送点礼物“意思一下”，但是基本上都真是只是“意思一下”，不仅次数少，而且单次礼物价值基本也不超过老师们半个月的工资。但是现在家长们送的“心意”却让很多老师既心动又不太敢接受。一张当地最大超市的购物卡，就让李老师一家两个月在这买东西不用自己掏一分钱。虽然“校风廉教建设”中多次处罚包括通报批评了一些收红包的老师，但是比率也不超过所有曾经收过学生家长礼物的1%。还有一位副校长因为受贿帮学生制造假履历被开除公职并判刑5年，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其实是因为他和教育局一位书记有些龃龉，又逢上级要“抓几个搞乱教育改革秩序的人”，自然成了倒霉蛋。看到听到了这些，李老师和同事们就不那么担心了，开始比较坦然的收取一些礼物。以前一个月2500的工资，在亲戚面前都不好意思提起，老同学聚会上很多同学调侃学生成了老师，多么光鲜体面受人尊敬，李老师只好苦笑，却囊中羞涩不敢去抢着结账，看着当了公务员、老板甚至开奶茶店的个体户女同学都那么豪爽，心里一直不是滋味。自从高考改革之后，立马家里添了3部新的iPhone10plus，两年之后把房贷也很快提前还清了，把桑塔纳换成了SUV，假期还去了新马泰转了一圈。李老师的女同事王诗凤老师的儿子得了白血病，当年学校捐款都不够维持透析，作为特级教师并屡受嘉奖的她去教育局求领导，局长也和蔼的说经费紧张，无能为力。高考改革两年后，不仅够了平日做透析的钱，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费也够用了。以前王老师一直抑郁急躁，成天担心儿子哪天病情恶化去世，现在终于可以放宽心了，教学时候也越来越和蔼可亲、耐心细致。不过，即使儿子病情还没好转的手术前，学生们对动辄发怒，抓住学生一点问题叨叨半天甚至开口骂人的王老师也不敢多顶嘴，因为自从高考改革，班主任的评语成了大学录取的重要依据，家长也都叮咛学生别惹火老师，除非完全不想考学的，其他只要还想上学的，讨老师欢心还来不及，谁去和老师顶牛啊。不过也不是所有学生看见老师都跟绵羊一样，像县卫生局副局长的儿子见到王老师就敢对着走过去，王老师还主动给他让路，写评语时候还把这个平日不好好学习还经常惹事的学生评价为“勤奋好学、热心帮助同学、尊敬老师，经常帮老师维持班级纪律”。但是相对于连年级主任见了都客客气气的县法院某庭长的儿子，他还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人家还是自初中到高中连续四年的市级三好学生呢。

    当然，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评价只是高校录取参考的一部分，还要有学生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尤其公益活动的资料，以及一些课外活动如各种读书、科学实验的经验和成果。在一个并不算太发达的县城，小张去哪找这些活动呢？不用急，有人会主动找上学校和学生。自从高考改革之后，A县以及附近很多县市都出现了诸如“黄河青少年实践夏令营”、“爱乐读中学生知识乐园”等组织，有官方建立的，也有私人经营的（例如“爱乐读”就是县委副书记的小舅子当董事长，交通局长的岳父和国资局局长的弟弟也有股份）。小张所在学校的赵尚光副校长亲自抓相关工作，不仅和这些组织合作，还联系了县里的纺织厂、自来水厂、烤鸭生态园等企业，实现了“青少年社会实践一条龙”。为了获得“学生实践试点”，一些厂矿还买了对谁做试点具有最终决定权的县委书记的字画，据书法协会评估并公证，书记的“桃李芬芳”四字书法作品值10万元，雄鸡报晓图值15万元。不过相对于接待学生来“实践”的收益，这点小钱算个什么，一个华为手机代工厂一年就学生参观实践的收入就够员工全年的伙食费了。而学生参加这些活动，都是要收费的，参加的活动数量和具体组织不同收费不同。当小张的父亲觉得收费太高，给班主任李老师说不想去的时候，李老师就说：“那大学录取怎么办，人家可是要看这些的，我给你孩子写的再好也没用啊，我只能说你儿子课堂表现好，课外活动我没法给你弄”。小张的同学小刘的母亲性格比较执拗（就因为这种性格，普通一本学校毕业的她到现在还是人事局一个股长，虽然她学历比局里95%的人都高），直接去了正校长办公室，说“我女儿生活费一个月才600，现在这活动那实践一个月平均快1000了都，也没见着学了啥真本事，你们坑老百姓呢？”学校的周旗龙校长虽然有点生气，但是还是和气的说“你跟我这说也没用，现在都这样，你女儿不参加也行，但是掉队了怎么办？考不上大学是你自己的事。反正人家履历锦锦绣绣的，你的一片空白，你张铁生啊，大学会录你吗？至于收费，美国也这样啊。你去网上搜搜，打听一下，人家美国这些活动也是学生自费，花销比咱们大多了，所以人家才先进啊。而且他们是个人参加，我们这是集体参加，费用还打折了呢”。其实呢，学生个人是没有途径参加的，因为所有实践活动已经被垄断了，都要由学校组织，而且就算自己想参加，也没时间啊。虽然高考改革，但是学校还是军事化管理，包括去企业参观、去阅读包括野营，都是在老师统一带队情况下。除了学校集体参与的活动，严禁学生外出独自参加任何活动，这也是“为了学生安全”，毕竟即使有人带队时候还出过事，在参观人民医院时候，就有学生打破了几瓶液体药，家长还赔了不少钱。另外，为了让学生更有效率的参与多种实践活动，而且不耽误考试（毕竟考试还是大学录取的一个要素，虽然不那么重要了），学校和实践单位实行打卡制度，例如在县图书馆，当学生看不了那么多书时候，可以不用看，只需要打卡就好，管理员会在这个学生的记录本上写上“今日马国虎同学阅读了书籍《美利坚的谎言》、报纸《应天时报》、在多媒体放映厅观看纪念我国发展进步的纪录片《意念的胜利》”。排队参观流水线烤鸭制作过程太单调，写在几百页的履历集上字也太少，写成“张沧粟同学看到工人刘师傅正细心制作香喷喷的烤鸭，不忍打搅的看着，刘师傅看见他，就热情的打招呼并且教他如何制作，张同学很快学会了制作技术，并且和刘师傅在工人食堂共同品尝了自己制作的烤鸭，并且在交谈中成了忘年交，更知道了劳动的辛苦，知道自己平日一餐一食皆不易，更坚定了学习知识为祖国造福的决心”。而旅行也是学生履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过这个费用相对更高，只有一部分学生有条件报名。当然如同一些社会实践组织一样，负责带领师生旅行的旅行社也已绑定。每到一处拍照是必须的，如今的学生履历无论是纸质版还是电子版，都可以配上图片，而且人无我有，人有我多，谁的履历越丰富越亮丽越能吸引大学招生人员的注意，而且有照片才有真是实性啊，在高考改革之后南方系又报道各种改革乱像，上级调查的当口，最好有一些真货应付一下。当然旅行的目的是“镀金”，而非真的玩乐，谁不识趣就会被批评。如去北京的时候，一位两年前去过一次的一位同学听到导游介绍这是八达岭长城，就说“咱们这去的是水关长城，不是八达岭啊，我和爸妈前两年来就被骗了，所以我记得这地方。”老师就白了他一眼，说，“就你懂，这点旅游费能来北京就不错了，咱们是为了考学，不是没事瞎逛，知道不？”当然，他还有没说的，就是学生交的旅行费用学校领导、政府领导还有带官员亲属背景的旅行社都要分成的，搞货真价实的旅行，把学生的旅行费都实打实的用了，那点利润还不够这几方塞牙缝的呢。

    当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普及化的时候，想要脱颖而出，就要在科学发明、体育比赛、各种国际竞赛方面下功夫了，就像都有学可上之后就想去重点中学，能够考国内名校的人又想去国外留学一样。高考改制以前，这些中一部分就是加分项目，不过后来很多被取消。当一些科研和体育机构哀叹少了一条财路时，听到改革的消息，激动得恨不得连坐80个俯卧撑，把家里玩躲猫猫的孩子从门后抱起来举高高。很快一些家长联系上了他们，但是很多人很忧虑，怕被查出来弄虚作假取消入学资格。而且媒体上确实报道了一些高考录取弄虚作假的机构，被查处的人还痛哭流涕的在电视上一个劲低头认罪。但是这并没使这些机构畏惧，他们告诉家长“中国贪官污吏多不？查处的挺多吧，但是为啥还贪呢？不就是利大吗？不就是被查处的几率低吗？嘿嘿，咱们也一样。而且我们也能弄成实的，只要你孩子脑子好使又有钱，再在具体项目上做点巧，可以把你们培养成真的科学家、运动员，只是下功夫比较大罢了。大学录取那块也得打点一下，只要我们这和大学配合好，又那么多人这么干，谁查？”刚才提到的小张的父亲也联系了一个体育机构，很快被承诺高中毕业前给小张得块省运会金牌，当个国家二级运动员，而且保证做的逼真，滴水不漏，不会出现类似若干年前西南某省多名中学生游泳成绩打破世界冠军记录的奇葩事件。

    在中学三年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终于到了最重要的阶段：大学审阅成绩和履历并择优录取。当年的录取工作很简易，只需要看档案是否齐备和分数高低即可，最多区分一下文化考试分和政策加分，按学校要求进行挑选。而如今则大为不同，要具体查看学生的个人经历、所获荣誉等，一天最多只能看完三五个学生的档案。以前的划分是固定的分数，即便有关系门路也没用，但是如今不一样了。清华北大和211、985院校还是挺严谨的，但是其他学校就开始用自主权为各种学生开捷径。正正经经的录取个70%，剩余的够其他学生家长争得你死我活了。小张报考的东方大学--中部一所二本中的上游学校，分数恰巧够了，就看个人档案中的履历能不能被审核老师看中。负责审核的是有国家“海河学者”荣誉的郑教授和青年教师吴副教授、助理教授何老师组成的招生小组。为了避免一个人审核出现幕后交易，规定必须三个人共同审核并由数十人组成的招生委员会成员一致通过才能录取学生，虽然一般情况下其他数十人并不仔细看甚至根本不看个别招生小组的审核情况。因为需要面试，所以学生和老师是要在决定是否录取前见面的，其实无论是否见面，学生和家长都能通过各种渠道知道审核自己档案的老师。小张的父亲去学校见了三位老师，主动送了点见面礼，三人都婉言谢绝了。后来录取结果出来，小张被录取了，小张和父亲感慨，真是好人多啊，大学比中学好的多了，大城市比县城的人就是清廉啊。但是小张的同学小赵和他考的同一所学校，却花了10万块钱“打点”审核的老师（就包括那位吴副教授）和相关领导，因为他的分数差了一点，而且履历和小张一样，有不少地方都有虚假成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学的教师纪律较严，政府监察和舆论监督都比较有力，而且高校教师工资较高，不像中学教师那样收入微薄日常开销捉襟见肘，所以没有中学阶段那样泛滥，但是仍不免有各种腐败，只是相对比较轻，而且只能以这种方式录取少部分学生，用录取大多数有真才实学的来做掩护。至于清北等211985院校，虽然纪律更严，社会舆论的眼睛也更多盯得也更紧，也总有人能够冠冕堂皇的混入。一位驻欧洲大国大使的女儿（据说此大使与某副国级官员关系极为亲密）就拿着在某极知名IT企业实践并进行管理创新的履历进入某排名中国前十的学府，虽然知情人都知道那些创新是她的上司（在她去企业“实习”时这位上司像她的助手一样）做的，但是没人去戳穿，加上她领悟力还是很不错的，确实领会了这个创新方案的精髓，把别人的理论成功复制到脑子里并且完整的阐述出来，这样等于她一定程度也有这能力，其他人也不好说什么，毕竟比那些靠钱和关系直接进来的“共建生”要强得多了。而此IT企业因此很快也获得了国家的“高新技术扶助资金专项计划”的拨款，该企业的董事长，也是一位明星企业家，也得到了国家第二高的领导人的接见，央视“新闻2+2”节目也对他做了专题采访，这些很大程度都归功于那位副国级官员的帮助。诸如此类拿着极光鲜亮丽、成就斐然（虽然实际上这些履历虽真犹假，半真半假，而且即使真的成就也是其他学生无法复制的，因为这些成就不仅需要很多金钱投入，还要有关系、人脉包括权力背景，普通人根本没机会去那些机构实践和得到那种程度的技术、人力、资源和环境支持。例如去一些知名企业、科研机构、研究院等，普通人有能力也去不了，没能力的高干子弟只要不傻不痴呆，也能在众星捧月中搞出点成就）的履历去名校，虽然一些老教授看不过眼，但是也只能发发牢骚罢了。

    从中学到大学，这样的高考改革肥了谁的田，穷了谁的壤，一目了然。就像上述的小张同学，三年中家人为丰富其履历，提高其“素质”，花的钱不会低于5万（按现在的货币价格），这只是在县城。如果在大中城市，这个数字至少要乘以5-10，在京沪乘以20都不够。现在的学生家长仅仅在择校费、学区房这些方面就投入巨大，还不包括日常学习开销，何况如此做。现在的“孩奴”一词还只是半调侃，到那时却是百分百的现实。这种教育剥削将变成政府官员腐败之外的又一条吸食民脂民膏的毒虫，造就一批人数仅次于公职人员的庞大腐败群体（当然政府部分公职人员也能在这种改革后获得不当利益，如前文所述），侵蚀国家的根基、人民的血汗。而且这种形式化、教条化、应试化的“素质教育”“多元化选拔人才”的方式，并不能真的提高学生素养，只是如今应试教育的变种罢了，现在应的是分数的试，已经忙的晕头转向，这种政策则是应各种“活动”、“评价”的试，更加扭曲学生的身心，也并无根本上减轻学生负担，只是将负担的内容由完全是做题、背诵、听讲、得高分变成“全方位、多领域、宽层次”的教育负担。而且这只会导致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有更多的进入好学校尤其名校的机会，而贫穷的家庭更加与知名学府无缘，甚至会比现在更趋放弃考学这条“知识改变命运”之路。这种人才选拔方式于古代的“九品中正制”有些类似，很多具体的选拔要求都建立在有一定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教养甚至国际视野的前提下，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很难达到，只有特权阶层及中产阶级上层的部分子女才能在这些方面表现的较为出色。这样就极大的加剧了教育不公、高招录取不公，使阶层更加固化，代际传承更加根深蒂固。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这种政策会导致国家的腐败愈加严重，以前主要是官员等政府工作人员腐败，如果这样改革高考，会让教育系统变成仅次于政府的腐败系统，极大恶化教育环境，不仅导致社会教育成本提高，更会为学生带来极度不良的示范效果，给学校的道德教育带来毁灭性打击。如今的学校的公民教育、道德法治教育是缺失，而那时将是扭曲或者说负面，比缺失更可怕。而且如小说所述，这种腐败会导致官、师、商、民勾结，让社会彻底陷入腐败的泥潭。总之，这种以废止或严重弱化高考，而强化其他弹性标准作为高校录取标准为方向的改革将为教育事业、为国家和社会、尤其对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时期，中国曾经废止高考并一度实行“推荐制”的大学录取方式，这些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在这种制度下，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被排挤，而代之以只是所谓“阶级成分”好、出身好的“根正苗红”的人进入高等学府。而这个过程则导致各种知识水平低下、缺乏应有的学生素质和学习能力的人占据了高校名额，极大的浪费和破坏了高等教育资源，使中国教育事业遭受重大损失，并导致出现人才断档，一直遗祸至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如今国民素质低下的种种表现，还是科研创新能力的糟糕与社科研究的虚浮，都与这段特殊的教育历史紧密相关。虽然“推荐制”上大学及其恶果只是文革时期教育崩坏大局中的一个表现，却是至关重要的一面，并且相对于当时其他的教育问题，这种政策对后来包括现在的我国影响尤深。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不能让悲剧性的历史重演，不能让国家教育再度沉沦。

    至于把统一的高考变为以自主招生为主的高校招生方式，如果实行“多元化”的选拔方式，上述危害已经讲的很明了。包括中国人民大学这种知名学府在内的很多高校自主招生的丑闻也充分说明在中国特殊的大环境下，在缺乏良好的大体制、缺乏各种能够有效规范和监督高校招生行为的配套措施的前提下，高校自主招生的权限越大，高校招生中存在黑幕与腐败的几率也就越大，导致高校人才选拔过程中存在各种不公的程度也就越严重。相对于名校还算严谨的自主招生活动，普通院校尤其一些独立学院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更是不胜枚举。至于这种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对学校可以更好的根据学校专长和学生潜质录取人才的这类积极作用，虽然也是有的，但是作用并不很大。以“北约”、“华约”和“理工系”三个自主招生联盟为例，它们虽然也都倾向于录取在某方面（主要是理工方面）有专长的学生，但是仍要学生参加高考，自主招生考试只是一种参考，作为高考后降分录取的一种凭证，类似于一种“提前补考”。而且这种专长偏向既不够明显（还是要看高考总分）又存在严重缺失（欠缺对人文学科专长的择优录取），并不能使在某方面有特长、严重偏科的考生得到充分的机会得到优秀学府的录取。像钱钟书数学（下同）15分、季羡林4分、吴晗0分上清华，朱自清、罗家伦0分上北大的情况显然无法在当今中国再现。

    简而言之，如今提出的高考替代方案均存在严重缺陷，且实行后起到的负面作用远大于现行高考模式，因此个人对废除高考或大幅削减高考成绩在高校招生标准中的权重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在中国社会大环境未发生改变、很多更具本质的制度未进行有效改良等巨变前，高考制度不宜废止，更不易直接将欧美一些高招制度用在中国，高考改革应着力于高考的具体内容、高考具体形式进行有力改革，把改革重心置放于保留高考制度的大前提下进行。

    （二）高考科目设置问题

     讨论过了“考不考”，就要论述“考什么”。高考科目的设置是继高考存废之后需要讨论的问题。具体而言，问题又分为两部分，即应该增添和删除哪些科目、是否应该实行文理分科这两个问题。

    我国的中学阶段科目一般包含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共计13个科目（其中前9个科目是正式的高考科目），当然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会有民族语言等特殊科目，不过无关大局。

    从整体上看，我国中学科目的设置较为合理，文理均衡，知识覆盖面较全。但是实际教育上却存在很大的缺陷，不过这种缺陷主要是由于各科具体教授的内容问题，而科目设置问题只是出现这种缺陷的次要因素。也就是说，“如何分”虽然重要，但是关键是“教什么”和“怎样教”。例如美国所分的六个科目：英文、外语、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其中的社会科学就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美国与外国历史，类似中国的政治科和历史科。而自然科学则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环境科学、地理，类似中国的物化生地四科。而台湾地区的公民与社会科目则类似大陆的政治科、健康科目就类似大陆生物学科包含的关于“人”的那部分。当然这种类似只是说某种角度可以化为同类，而非在具体内容上相似，更非在质上相同。就像大清皇帝、美国总统、英国女王，三者都可以归类为国家元首，但是在诸多方面都大相径庭，更有本质的差异。至于科目名称是什么也不很重要，就像政治科，无论是叫公民科还是公民与社会科，还是叫做政治，还是叫做思想政治或者思想品德，这些并不很重要（虽然也不是一点重要性也没有），最重要的是这些科目具体教的是什么，怎么样去教。

    那么有哪些科目需要增添或者删除呢？

    加强法治教育如今呼声日益提高，主张单独设置法治或者法律科目的声音也时有所闻。而我国过去及现行的法治教育基本都融入政治科（小学为社会科，初中一二年级为思想品德科）中，但是不同时期法治教育的内容差别很大，普法教育的强度也有较大差别。如上世纪80年代，初中政治科即有必修的《法律常识》一书，而且书中有大量真实案例，包括杀人、强奸、抢劫、盗窃、诈骗、正当防卫等诸多事例及法律条文、法院判决讲解，直面社会现实，对学生学法、懂法、用法很有参考价值。但是不知何故（或者就是为了所谓“和谐”，也有担心学生看了这些案例反而去效仿犯罪的心态（这和现在反对中小学性教育，认为性教育导致性早熟或者诸如早恋、未成年性行为等忧虑如出一辙，虽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总体看都是很荒唐、很不科学的理由）），如今的初中教材却被看似更贴近生活实际上却日益空洞化、教条化的文辞取代，很少能在教材中看到直面现实社会黑暗、教会学生如何应对生活中种种涉及法律的问题的内容。例如面对如今猖獗的网络诈骗行为、与未成年人息息相关的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问题、生活中时常遇到的购物或旅行中的欺诈、侵权等行为、“校园贷”等各种合法或非法的高利贷问题、个人的名誉与隐私的保护的问题等，教材鲜有甚至根本不提及上述问题，更缺乏教授如何防范这些侵害自身权益行为的内容。而高中政治四本必修中，竟然没有一本有较大篇幅专门提及公民法治教育，即使零零碎碎的关于法治、法律方面的内容，也有一多半是宣传官方的依法治国等“高大上”的治国方略及政策，余下的篇幅讲的主要是要求公民守法的内容，有关公民维权的内容则寥寥无几。只有一本选修的《生活中的法律常识》一书还算是比较像样的普法书籍，虽然内容也不多且有局限性。可悲的是，在大多数省份政治并不考选修，即使考选修的也是六选一，学生选到的几率可想而知。而不考选修的省份，就我所在的河南省而言，是完全不学选修的，我所在的几所学校没有一节课讲选修课本，甚至很多学校根本不发选修书籍。如此看来，当今全国大多数中学生在中学六年中竟然没有正经的学过法治教育课程，这多么可悲啊。

    那么要不要单独设置法治教育科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如果将法治教育科目单独设置，并且作为高考考试科目，可以增强广大师生对于法治的重视程度，并且能够更加专门且细致的为学生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但是这样也会导致教育成本有所上升，学生的学业压力增大，学校的课程更为繁杂。如果法治教育单独成科，就需要培养一大批专职教师，还有负责教材编写、学科管理等整个学科教育的领导、干部和职员，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投入。而且很多涉及法律、法治的内容都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相关联，因此如果将法治教育单独成科，会一定程度割裂法律与政治、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普法就成了空中楼阁。

    其实，把法治教育的相关内容并入思想政治科（或者以后的公民教育科）也是可以的。法治教育本身就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把前者并入后者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加入大量法治教育内容后的政治科体量会大增，将成为与语文、数学并列的三大科目之一，甚至在政治科大改之后，会超越语数成为教育的百科之首，成为培育优秀公民的中流砥柱。但是即便将法治教育并入政治科，也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首先，应该有专门的章节甚至必修课本、专门的课时，至于任课老师可以就是政治科教师，但是也应该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素养而不是门外汉。尤其名校的政治老师应该有较深厚的关于法治方面的知识储备，并能清晰灵活生动的讲解严肃庄重却又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及其他涉法内容。

    无论法治教育是否独立成科，关键在于“教什么”和“怎么教”。至于具体在法治教育中教授什么内容，怎样去教，将在关于教育的内容和教育形式的改革文章中具体阐述，在此不详述。不过无论独立成科还是归类于政治科中，都要在高考中占有一定分量的分值，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老师和学生重视该科，老师才能认真讲课，学生才能认真听讲、理解、记忆。如果独立成科，分值至少应该是50分（假如总分在700-900之间），我认为100分也可以，毕竟法治教育太重要了。至于归类入政治科后，政治科分值应该为150-200分，其中有关于法治教育的分值应占30-50分左右。如果法治教育能够成为中学必修且高考有赋分的内容，必将有力促进我国普法教育的发展，极大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继而推动公民法治观念的增强，加快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步伐，有效维的实现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除了法治教育，包括性教育在内的生理卫生常识、个人健康尤其心理健康问题知识教育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有人提出设立单独的相关教育科目，以保护个人身心健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我总体上的观点与上述对法治教育是否独立成科的态度类似。无论是将相关教育设置成独立的科目（如效仿台湾设立“健康”科目），还是并入生物科中，都是可以的，关键还是在于具体“教什么”和“怎么教”。如前所述，这些具体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将在我所写的其他文章中详述，在此只说一些简略的看法。

   包括性教育在内的有关个人成长发育的知识，当今的教材讲的既少又比较隐晦，而且多使用过于专业化的术语，不够通俗易懂（当然也不是说要过于通俗乃至用脏话俚语，只是应该更易于学生理解，而不是以故意把简单的东西搞的很艰深来避讳）。更重要的是，现在的许多老师对相关内容基本是不讲的，涉及到性方面的内容都会直接跳过，或者只划一些考点而不做具体讲解。当然不同地区情况不同，一些沿海大城市、名校会好很多，甚至还专门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给未成年人讲解，但是内陆绝大多数地方尤其县城和农村基本都是有意避开这些不做讲解的。所以现在性教育等个人身心健康方面教育的问题并不是教材有否涉及、如何写（虽然这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具体的各地的学校和教师教不教、如何教、教的质量如何，学生家长是否支持和配合学校的教育、学生是否能够在特定的大环境下正确接受和领会性教育中所学的知识及传达的性价值观。现在社会上尤其互联网上对于开放性教育多持积极态度，但是可能或多或少忽视了性教育的实际质量。不要认为全国各地的教师都能够像京沪地区的性教育专家、专职教师那样教的既细心又全面，还能灌输给学生正确的性道德、性观念。很多不够称职，缺乏知识的老师在进行相关教育时很容易把性教育带入歧途，误导学生，一些道德沦丧且缺乏监督（相对于大城市，县城和农村的教育严重缺乏舆论和公众监督，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也更差，导致很容易出现学生被老师侵害的事情。从已经爆出的冰山一角的事件以及一些媒体的相关调查就已经可以知道农村地区这种状况有多么严重）的老师甚至可能利用其身份和知识诱导学生并进行性侵犯。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地方政府、学校和家长对性教育存在问题的担忧和对开放性教育持谨慎态度也不无道理。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各区域及城乡差别极大的国家，任何问题都要结合每个具体地方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刻舟求剑、郑人买履，一味强调政治正确，把在大城市的经验不经具体了解、在缺乏配套措施（如培训保守落后的内地农村地区性教育的教师、提供相关课外读物、多媒体教学设备、实验室、心理辅导老师、未成年人性侵受害法律援助人员等）的前提下，贸然实行包括性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确实有很大风险。而且性教育的正面效果也可能在这种严重缺乏配套措施的环境中事倍功半，成效不彰，或者雷声大雨点小，最终沦为形式，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当然说这些并不是反对性教育，相反我非常支持性教育，而且坚决反对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性教育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就干脆不教育。我只是认为性教育应该更加全面、符合现实、有大量配套措施而非简单宣讲。

    回到科目设置问题上，无论是否独立成科，关键是要在各学校落实包括性教育在内的个人身心健康问题教育，并且提高教育质量。如果单独成科，个人认为相对较好。因为这种教育比较特殊，而且可以与很多生物科知识分割开进行讲解，这与法治教育和政治科的关系有所不同。独立成科也有利于相关教育的专业化、定向化，集中于保护学生身心健康这一目标，且便于与政府、NGO及社会活动人士、专家学者、志愿者等进行课内外合作（有了专门的科目、课时和很多专业老师，又有一套独立的教育系统，当然更便于与外界合作）。不过独立成科后需要的人才物力财力都是很多的，需要国家政策支持、社会组织的帮助以及学校的重视、师生家长的积极配合。而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也必须发挥起来，无论是否独立成科都要在高考中占有30分左右的分值，才能更好的调动学生学习相关知识的积极性，用应试带动素质，用高考的压力促进学生积极提高个人在身心健康知识方面的素养，更好的保护自己、发展自己，走向更加幸福的生活（这并不是空话，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对幸福感的提升非常重要。而性知识对于保护自己的安全、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尤为重要）。

    在诸多有一定理由独立成科的教育项目中，法治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独立成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最大的。而其他的一些教育项目，如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天文学、经济学、宗教学、国防军事知识、环境科学、国情概况、传统文化等，很多都是可以包含在现有的一个或多个科目中进行教育，而不必单独成科。教育尤其中学教育既要强调多元化、多样性，也要考虑效率性、实用性以及不同门类知识之间的联系性、相通性，并不是科目越多越好、教育内容区分的越细越好。而且与法治教育、身心健康教育一样，给中学生教这些知识，关键在于具体“教什么”和“怎么教”，这才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实质。科目的划分更多是一种形式，本质上还是为教具体的知识提供更好的平台。所以我们要把扩大教育广度、教育的全面性的着力点放在具体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上，而非过度关注科目的设置致使本末倒置。

    那么现有科目有没有需要删除的呢？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的。目前的九门高考科目和其他四门非高考科目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均不可取消。当然，实行文理分科是必要的，这与取消某科目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至于具体每个科目存在的意义，将在我写的关于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教育理念的文章中详细分析，在此不详述。

    相较于是否增添一些科目的争议，文理分科问题则更为重要。根据现在的舆论，支持文理分科与反对它的声音势均力敌。那么我们首先把正反两方的观点大致梳理一下。

    持支持文理分科的一方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1.术业有专攻，文理分科更利于发挥学生专长，让学生集中精力深度学习一部分知识。2.可以一定程度减轻学生负担，文理分科可以让学生的学业压力减轻一些。3.可以让有一些科目特长、明显偏科的学生被较好的高校录取，而不至于被总分拖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