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2016-2018年做心理咨询、去精神卫生机构诊疗的过程

心理咨询也不顺利。我在两年间，和大约9个心理咨询师对谈（我也记不准几个了，大多数只谈了一次），共做了至少30次心理咨询。这些心理咨询师基本都是善良的，有些对我很不错。但心理咨询作用非常有限，如同吃感冒药治重伤寒一样。在咨询师建议下，我也去医院做了心理诊断，结果为中度抑郁症，也服用了一些抗抑郁药物。但吃药和心理咨询一样，也是治标不治本，相反精神状况在日益恶化。因为吃药和心理咨询只能缓解精神上的焦虑抑郁，却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无法让我重新恢复到像2013-2014年那样能够考入名校的状态，无法把毁掉的前途命运重新修补起来，也无法让那些欺凌我、给我人生造成毁灭性影响的人得到惩罚、不能让正义得到伸张。而在这些创伤和扭曲经历影响下，我也无法融入社会，难以正常学习、工作与生活。这些现实问题不解决，我的抑郁永远都好不了，一切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都是隔靴搔痒而已，反而加重了经济负担。至于防自杀热线，我也打过多次，不但很难打通（北京市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的，总是占线），而且通了之后听到接线员例行公事般的语气、透着“无能为力”的回复，以及冗长的问卷调查式提问，只是增添了我的无助和绝望。我发现，看似健全的公益性心理咨询体系，都是流于形式，直白点说就是摆设。我曾经看到过说心理热线救了许多自杀者、帮助了多少万人之类的新闻报道，可我打过电话后的感受与报道描述完全不同，温暖和美好只存在于宣传中罢了（而且就我的了解，我的感受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如知乎、贴吧也有相关评论）。至少说，心理救助和咨询只对一部分人有效，无法解决如我这样涉及大量现实而非纯心理问题的人的问题。关于我心理咨询、去医院求医、打公益性的热线中发生的具体的事情，也有许多有写作和研究价值的、值得反思的东西，我以后也会撰文详细讲述和分析，在此不详述。

本来我想另写文章，对于我找心理咨询师做咨询和找精神科医生看诊的事做详细叙述，并分析中国精神卫生制度的不足和缺陷，不过既然说到这里，就在此简短节说一下吧。

    我前面说过，我在2008年遭遇严重校园暴力后，抑郁和焦虑的情况就很明显了。但当时也没有考虑去诊断和专门治疗。因为最重要的还是学校和社会环境问题等客观原因，并不是我心理调节好、吃了药物，就能好起来。此外，精神类药物有很大的副作用、依赖性，会对身心有些不良影响，还会因外部药物而损害人最本真自然的精神，也是我对药物治疗有顾忌的原因之一。而且，我所在的河南省，精神心理领域的医疗条件并不发达，当然全中国大多数地方都是如此。此外，我家庭条件有限，我的生活费都成问题，看精神科或心理医生、吃药，绝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同样这些的原因，后来几年也没有进行专业的诊疗。

    之后，直到2017年，我一边维权，精神状况也越来越糟，才花钱做心理咨询。而心理咨询师推荐我做一些被统称为“心理CT”的测试。我在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是以精神鉴定为主的专科医院）进行了系统的测试，一共测了四五种问卷，结果为中度焦虑、中度抑郁，但测试结果也清楚说明“思维条理性、逻辑性和现实性基本正常”。当时八院的看诊医生说不吃药只做心理咨询也可以。而郑州市的一位陈姓咨询师也是说，我的情况不需要吃药，主要通过心理调节就行。但其实没有改变自己前途命运的现实处境，无论是否吃药，还是心理咨询和调节，都没什么实际意义。这些我在前面也都提及过多次了。

    但后来，我焦虑紧张状态越发严重、经常急躁和丢三落四（这些前文也都提及过），而且失眠很是严重。我觉得必须要吃药抑制这些状况，才能更好的维权和日常作息（其实我一开始是不太愿意吃药的，因为我知道精神类药物容易产生依赖，还有严重的副作用，但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在上海市做心理咨询期间，一位肖姓咨询师推荐我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做诊疗。然后我就去了。

    在市精神卫生中心，挂号之后，基本没有怎么排队，一位叫王韵的医生就接待了我。我告诉她自己的经历，结果还没说几句，这位王医生就说，她这里不是心理咨询，所以不能跟我说太长时间，还有其他人要就诊。我只能跳跃着尽可能简短的说（而且当时我自己也有些心浮气躁），讲自己没有上小学，在家里遭受家庭暴力，然后遭遇校园暴力，以及因为校园暴力而自残的事情。或许这位王医生见识的太少，她说觉得我说这些话“太不靠谱了（大概是不相信我没有上小学吧）”、“说的情况太模糊”之类。问题是她一方面只让我短暂的说，一方面又觉得说的“不靠谱”、太模糊。我要把前因后果讲完全就需要时间，这样她才能判断真实性和细致了解我出现精神问题的背景（例如做心理咨询，一次就是50分钟，有时候我4次50分钟也就是200分钟，才能把我的经历大致较完整的讲完）。而她恰恰不让我讲太久，所以我只能把重点事件的尤其负面的情况告诉她。然后她无法了解内情，被我讲的孤立的、没有来龙去脉的几件事吓住（例如自残的事），或者干脆不相信，然后觉得我说的“不靠谱”。我很愿意从前到后讲明详细情况，让她更好理解我的经历和处境。可是她不给我时间让我把事情说清楚。这究竟是谁的问题？

    后来，我说那能不能给我做相关诊断、开药。王医生说，关于我的精神状况，必须要有家人或者同学老师作为旁证，才能诊断。我心想我和那么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冲突，这些当事人怎么可能给我作证（而且真来了会实话实说？会说好话？）？旁观者同样不会花什么时间精力为我说明情况。退一万步，就算我和同学关系一般乃至还好，就算是本市的医院，也不太可能愿意陪着我去精神病院作证什么的啊。而我父亲在河南照看我奶奶，哪有可能千里迢迢来上海。然后我说那至少能不能开点药，她说也不能。然后这次看诊就无果而终了。

    后来，我还根据另一位姓张的心理咨询师推荐，去过郑州市的郑大一附院看诊。和上海完全不同，这里挂号后排队排成长龙，我站了大约一两个小时才排到。然后居然因为我没有拿病历册（初次就诊需要自己去外面服务台拿空白病历册，而我不知道这一点），医生让我重新排队。我当时精神状态就不好，耐着性子等了这么久，又累又饿又焦虑，然后医生自己没有备病历册，也没事先告知必须在别的地方拿，一定要让我再去拿了重等。再等又是一两个小时，而且如果这位医生下班，我就白等了。我解释自己等了这么久，能不能先看诊再拿，医生还是说不行。我一下就急了，大喊了句“知道了”，直接离开了医院。如果这是在精神病房里，基本就会判定为“狂躁发作”了吧。而在外面喊一句就没事。因为在精神病房里就是“病人”，在外面就“不是病人”；哪怕言行表现一样。当然，同样在外面喊叫，不同身份和环境中的人，被看待的方式和受到的“待遇”也很是不同。（顺便说，就类似于郑大一附院这种排长队煎熬和耳闻目睹的一些医生的态度（我遇到的还好，而不是那种恶语相向的），以及后面更繁杂的程序和医药费用负担，就能把一些人逼出精神病或者类似于精神病的症状）

    再后来，我想，最好还是我父亲跟我一起去医院诊疗，这样医生可以以我父亲的话为旁证。但我父亲一直在家里或者医院照看我奶奶，除非特殊情况，平常一天都离不开，所以很难凑到机会。直到2017年底，我才和父亲抽出时间，去了位于新乡市（也就是我常住城市）的“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是河南省最大的精神卫生专科医院（说到这个医院，还涉及到我幼时（大约在1997-2000年）我姑姑因外部刺激精神出问题，然后在这所医院看病以及居住的事。不过那些说起来太长，在此就先不讲了。另外，这医院现地址距我以前上过的学校河南师大附中只有不到2公里）。而接待我的医生，就是前面提到的张建宏。

     张医生很认真的听了我的大致诉说，还看了我在郑州八院的检测报告。而我父亲则在旁边一言不发。张医生也没有主动问我父亲。我还给张医生说“你是不是需要问问我爸”，他说不用，自始至终也没和我父亲说过几句话。看来精神科诊治也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旁证啊。我提到校园暴力伤害和高考失败，他看着电脑上我的资料说，你都24了，现在还高考（是不是晚了）？我说第一学历非常重要，而且差的学校我可能更不适应。我还提到，因为遭受校园暴力，2014年后就没有再去学校，而是自己学习。当然，我那次看诊没有提及维权的事，那些比较敏感，而且很复杂，显然不方便讲。张医生说，你要调整心态，不管考的怎么样，年龄都这么大了，还是尽快找个学校上学，至于校园暴力，对同学好一点，人家也对你好。我的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许多校园暴力问题也都没这么简单，但是我也不想和张医生争执，争执也没意义，就没再辩解。我说现在休息不好，焦虑抑郁，能否开一些睡眠类和抗抑郁的药物。张医生说可以。然后他开了两种药，一个是抗抑郁和缓解焦虑的，另一个是助睡眠的，药名我现在已经忘了。整个诊疗过程，张医生很和蔼，也能部分理解我的苦衷，沟通也算良好。

    只不过开了药，一个月又多了好几百（我也忘了具体多少钱）额外的费用，我的医保又不在新乡市，经济上又多了一点负担（相对于维权奔波，药费和诊疗费的确是很少的了，但对拮据的我还是一个负担）。后来，我再去开药时，张医生不在，另一位叫方润领的医生根据此前的药续开了同样的药，只是增加了药量。这样就更贵了，我想只拿一份助睡眠的，抗焦虑的反正也改变不了现实。结果居然无法单独拿一种药物，我只好都买了。此外，我问有无病历资料，方医生说没有，不过处方上写着大致诊疗情况。我看上面写的很简短，但和我的叙述主干大致相同，即“就诊者（我）口述，因为校园暴力患上抑郁症，超过9年（2008-2017），焦虑抑郁……”其他的记不清了，好像主要也就这么几句，也没再给我任何更多的病历资料。

    而后来，维权过程中，我想多一份证据，即我的精神状况证明，以及是否可以尝试证明是当时校园暴力造成的抑郁。事实虽然很清楚，但是时间过去太久了。不过我还是想尝试一下，于是有一次回新乡期间（这时我已不常在新乡了，有时在上海和北京维权，还去过河南与上海中间的合肥市，在那里和一位咨询师做过一段不短时间的心理咨询），又去了省精神病医院，想当面跟张建宏医生谈一下。然后他不在门诊，前台人员让我去后面的楼找他，我七拐八拐才找见张医生。

    我先跟张建宏医生简单说了自己当时的精神状况，以及服药后的情况之类。然后我重点跟他讲的，就是能否开具精神鉴定证明，说明我的情况由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造成。他说这很难。张医生还说，现在专业界普遍还是把先天因素（而不是后天环境）作为精神疾病的原因。我当时很吃惊，想难道中国精神卫生体系如此落后吗？就我直观感受和看到的许多信息，精神疾病受后天因素影响更大更明显（当然，我有这样的印象，也可能与我关注到的以外部影响导致精神疾病或者“被精神病”的案例更多有关）。不过后来我看到港台和西方学界也有这种说法。然后我再仔细了解，好像也不是这样简单，而是大致分成先天性精神病和后天的精神心理问题两种，对待两种情况也有不同诊疗方式。但更专业细分和详情的我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因此，国内精神卫生诊断包括司法诊断（这个我专门也问了）还是倾向于先天就有精神疾病而不是后天造成，这本身就导致想通过精神鉴定的方式，证明精神疾病是由校园暴力造成的过程，将非常困难。

    我说，我看到很多案例，包括在厕所殴打、让受害者吃屎喝尿，然后逼出精神疾病的。他说，那你不是没有经历吗？我是没有经历，或者说暂时没有经历，但是此前几年持续的、累积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造成的伤害也足够严重了。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伤害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非得被逼吃屎喝尿或者其他极严重羞辱才会得病。

    张医生说，这种鉴定是很困难的。首先，必须是司法部门申请，才能做相关鉴定，不是个人要求就可以做的。另外，想要确定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与患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因果关系，也不容易。还有，就是我的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明显是晚了。他还说，现在国内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劝我打消相关鉴定的念头。

    此外，我还提到精神病污名化的问题。我说别人说我是精神病、看成精神病，没有病也被逼出病了（大致意思）。张医生说，你自己调节心理，行为上和正常人一样，别人慢慢就不会这样看了。

    这话是有一定道理，也不止张医生一个人说。但现实是外界的看法、“标签化”下，当事人是很难摆脱的（而精神病院的诊断，就更会标签化当事人了。在精神科医生“专业”的医疗诊断和“精神病人”个人诉说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况下，社会大众更相信谁的？哪怕精神科医生对非先天性精神病的“精神病人”的判断也是很主观、充满教条或自主价值观判断的），甚至会陷入污名造成的焦虑抑郁，恶性循环。当然，如果一个人努力克服外界的眼光和看法，想办法融入社会，那的确有可能改善他人的评价和看法。但这非常不容易，主要取决于外部的他人和所在社区（学校/工作单位/居住地）而非自己。

    而且即便当事人自己努力的那部分，也需要莫大的勇气，以及比普通人更多的克制、冷静、忍耐（即便做到冷静温和、凡事多忍耐，别人也可以认为你是精神病的另一种状态，甚至感觉你比那种发疯的精神病人更可怕、更不可预测，然后更加孤立和疏远。然后当事人忍不住这种异样对待，一旦生气，或者做出更激烈的言行，别人立即就说“看他犯神经病了吧”）。而大多数人包括我，恐怕是做不到的。甚至，被标签化为“精神病人”的人（无论是真的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还是焦虑症、抑郁症等轻度精神疾病，乃至“被精神病”者），还会被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有矛盾乃至仇怨的人故意刺激、挑衅、用隐蔽方式欺凌、下绊子，以及更加肆无忌惮在涉及“精神病人”的事情上撒谎。然后如果当事人发怒，就会被认为“精神病发作”；如果当事人举报、反抗，就会被认为“被迫害妄想”，比普通人陷入更大的冤屈且难以自辩，然后恶性循环。当然，这段话我都没有和张医生讲，一是他时间很忙；二是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即便我当时想到，也不会当面讲，这些话本身就可能会被一些医生当成“犯病”。张医生虽然还挺好，但是我可是不想冒着当场被抓进精神病房的风险的。

   然后还说了其他一些关于精神疾病和鉴定问题的话，不过时间太久，我记得的大致就只有这些了。他说如果我想问关于鉴定的事，也可以向专门科室的工作人员询问，就在门诊楼。然后我道谢告别。后来去了门诊楼，负责鉴定的科室（忘了科室名字）人员说不能鉴定，只有公检法申请才行（大致意思）。不过我当时似乎没有注意“诊断证明”和“司法鉴定”二者的差别，或许诊断证明应该是可以开的吧。但是当时张医生和那位方医生都没有开具诊断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