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三体》书评之二：文革

 （二）文革

     《三体》中提及文革，被一些书评人当成当代文学作品一大突破，也成为《三体》一大卖点。一些不怎么了解详情的人，还因此以为刘慈欣是敢于触及敏感问题、反思历史的伟大作家。据人推测，当年《三体》第一部获雨果奖，可能就与书中敢于提及这一中国的政治禁忌有关。

    的确，文中提到的疯狂岁月、武斗场面，尺度之大令人震惊。在中国公开发行的畅销文学作品中，鲜有如《三体》这样直接的呈现惨烈的文革情景。书中也描绘了对知识的摧残、对学者的迫害，以及政治斗争下家庭离散、朋友背叛的人伦惨剧。

     可是，这一切都只是现象、现象。本质呢？原因呢？是谁造成了这样的悲剧？刘慈欣在书中和现实里都不曾对酿成文革的这个政权、这个统治集团做任何的不利评判。在描绘文革中种种现象的同时，完全回避了对相关的制度、人物、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只有陈述现象，这种陈述方式和语气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是一场历史中注定发生的悲剧，没有责任人。

    如果刘慈欣对文革的冷静叙述还不能完全说明其政治态度，那么他对文革“始作俑者”的态度，足以反映问题了。

    在关于“红岸基地”的一些文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段显然暗示是毛所写的批语，摘录如下：

    “【批示】已阅，狗屁不通！大字报在地上贴就行了，不要发到天上去，文革领导组今后不要介入红岸。这样重要的信件应慎重起草，最好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还有这一段：“这个年代，要搞倒一个位置很高的人，就要在其分管的各个领域得到他的黑材料，但两弹工程对阴谋家们来说是个棘手的领域，这个工程处于中央的重点保护之下，得以避开“文革”的风雨，他们很难插手进去。”

     又是那套“都是底下人办坏事，皇上是开明的”的可耻洗地逻辑。改革开放后，“前三十年”将毛泽东塑造为“伟光正”圣人的崇拜模式结束了（虽然近些年又在冒起），取而代之的是将毛一些逸闻、个性化的言论加以编排，塑造一种平易近人、高瞻远瞩、棱角分明的形象，并巧妙回避他的巨大罪恶，以吸引不明全貌者对其的喜爱甚至崇拜。不得不说，这种描写方式很有迷惑性，远比“伟光正”、“高大全”的形象能俘获当代青年的人心。至于描述的对部分科学家“重点保护”，同样是洗地的惯常手段，在屎坑里捡米粒，歌颂“皇恩浩荡”，把责任都推给“阴谋家”。

    何况，实际上研发两弹人员在文革中也并未幸免，同样受到了残酷迫害，一些科学家如姚桐斌被打死、赵九章被迫自杀身亡，“两弹元勋”邓稼先及其他许多参与工作的科研人员也遭批斗，《三体》中的描述是公然的篡改历史。同样，根据相关史实，毛也不可能对两弹领域做出那样“开明”的批示（周恩来有过相关保护，哪怕也不是一开始就保护而是发生了科学家被打死、自杀事件后），这段所谓“批示”也形同捏造（毛确实在其他事情上做过类似语气的批示，但一不能掩盖其滔天罪恶，二不能说明他在两弹事情上也这么做了，而且史实明确证明他没这么做）。文学作品当然可以有合理虚构，但是在涉及到具体的真实历史事件时，必须与基本事实相符合，否则就是在篡改和捏造。

    刘慈欣在书中正是使用了这些手法，不仅将毛的滔天罪恶勾销，还赋予毛一种开明、务实、去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这样，刘慈欣的《三体》虽提到了文革的残酷，却不仅没引导反思毛的极权暴政，反为魔头增色、为黑暗年代贴金。这同样与当今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崇毛合拍，使得《三体》即便提及文革，仍然获毛粉众多的青年人好评。

    刘慈欣这样描绘文革，某种程度比那些在作品中回避不谈文革的作者更可恶、影响更坏。借用毛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刘慈欣对那段历史的刻画很像“表面反红旗实际反而在打红旗”或者说“小骂大帮忙”，看似讲文革惨剧，实际上却在为相关责任人开脱，用高超的写作方式不回避敏感却得出相反结论，让人在知晓文革残酷的情况下，还觉得毛等人真是开明和无辜的。显然，这也正是该书对涉及文革的情节没有大量删改就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原因。

    书中还有段落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刘慈欣对毛的肯定态度，如联合国希望罗辑搬到一个更符合面壁者这样重要人物身份的居所时，罗辑说的话：

    “知道西柏坡吗？离这儿不远，那是一个更小的村庄，两个多世纪前，这个国家的创始人曾在那里指挥过全国的战争，那些战役的规模世界罕见。”

    从本段语气及结合上下文，又可以嗅出那股令人作呕的毛粉味。这个“国家创始人”的思想、政策和行为杀害和致死了数千万人（包括刘慈欣老家河南几百万人，且大多数死难者正是刘的籍贯地罗山县及该县所属的信阳市（当时叫信阳专区）的居民），破坏了成千上万乃至难以计数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也让中国陷入长达数十年的专制酷政，平民百姓权利丧失，弱势群体苦不堪言，这遗毒迄今犹存。但刘慈欣不在乎这些，当今的既得利益阶层也不在乎这些，他们享受着优越的物质和非物质供给，再为骄奢淫逸披上爱国主义、宏大历史叙事的外衣，为大魔头兼民族罪人而自豪。这不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症状，更是奴才心理的典型表现。

   当然，有人会以“当今中国是专制政治，刘慈欣是不得已”为之开脱。但是起码他可以使用中性词汇描述毛泽东及相关内容，而不是以赞颂方式描绘。这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可以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刘慈欣的这种赞颂是非常值得被批判的。

   （值得提及的是，这部分还有一段内容，是在讲毛否定那段极左言论后，又让人撰写了一段向外星发射的信息，内容如下：

    向收到该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

    通过以下信息，你们将对地球文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人类经过漫长的劳动和创造，建立了灿烂的文明，涌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并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我们珍视这一切。

    但我们的世界仍有很大缺陷，存在着仇恨、偏见和战争，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财富的分布严重不均，相当部分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

    人类社会正在努力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努力为地球文明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发送该信息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使每个人类成员的劳动和价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使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满足，使地球文明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文明。

    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期待着与宇宙中其他文明社会建立联系，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在广阔的宇宙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样一段话又是粉饰文革、为毛贴金的。事实上，文革中那种政治狂热下，更可能的是原来的极左狂热分子编写的那样：

    收到以上信息的世界请注意，你们收到的信息，是地球上代表革命正义的国家发出的！这之前，你们可能已经收到了来自同样方向的信息，那是地球上的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发出的，这个国家与地球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企图把人类历史拉向倒退。希望你们不要听信他们的谎言，站在正义的一方，站在革命的一方！

    这恰恰最符合文革时期的政治辞令、外交辞令。刘慈欣故意编写这两段内容及对比展示，意在讲“毛和政权并不坏不疯狂，疯狂的只是下面一些人”这套为文革辩护的旧伎俩。但是这种旧伎俩的确屡试不爽，且在刘的艺术加工下更能以假乱真，对于对那段历史史实并不特别清楚、只是一知半解的人，特别有迷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