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中国中产的一些评价（由李文亮和疫情事件引出）

莫之许先生在推特上评价道：中国的新社会阶层或曰新中产当然不满意极权体制而思改变，但他们又是这几十年市场新极权体制运行的相对赢家，他们并不想彻底改变这一进程乃至这一进程背后的体制，而只是想做有限的改良。

这种心理当然可以理解，可问题在于，在专政体制明显表达出不愿意改变，且持续毁灭任何可能改变的种子的时候，新阶层或新中产除了一遍又一遍重复渐进改良的呼吁之外，没有也不可能发出任何更有力的言论和举动，今天的所谓接力，无非是这种重复戏码的再现，无力，可悲，除了自我感动之外一钱不值。

我对于中国中产精英及他们政治倾向的看法、对赵先生（莫之许）评论的评论（也是原发于推特）：

其实中产主张的“改良”也是“中国特色”式的“改良”，他们主张的不是全民平等的、同一化、均等化的对社会的渐进改革，而是只希望自己受惠、让特权集团选择和他们这些中产精英“共治”的“改良”。他们在反对赋予平民大众权利、社会平权方面，有时比特权阶层做出的反对更强烈，例如户籍制度存废、教育平权、劳工权利上，他们更顽固守成，因为赋予平民、底层权利对他们的直接冲击更大。

例如李文亮和雷洋事件引发的中产阶级共情式哀鸣，就是典型的对“同病相怜”身份相似的人加以高度同情。但反过来，这些人同时对于如尘肺病人、性工作者、农民工、社会失败者……从不吝惜的加以嘲讽。

如果实行进步左派倾向底层劳工、性别平等、社会保障均等化、高税收、注重起点平等等一系列政策……他们又会群起反对之。

中产和特权阶层，是既有矛盾又相互勾结的关系。面对极权高压的现实，二者实质上更偏向勾结、合作，而非对抗。

因此，虽然发生一些突发事件、涉及全民的公共问题上，例如这次新冠疫情尤其李文亮事件，这些中产会想到言论自由、民主法治的重要，但是显然是短暂的、局部的、妥协性强的。风波过后，在现实的利益和制度压制下，又会和极权“合作愉快”。

只要现行体制分给中产一定份额的利益，他们当然愿意合作。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得到了很多，其中有些在同水平国家乃至发达国家都得不到的，包括高压换取的治安、低人权下的廉价劳动力、钻营依附取巧的门路、黑色灰色的路径的收入……对这大约两亿上下的中产及其直系亲属来说，没有民主法治胜于有民主法治；受剥削同时剥削更下阶层，胜于平权公正。

中国的中产保守特性是明显的，因为其本来就是极权市场经济衍生品，必然会依附于它。不过也不代表一点希望都没有，毕竟曾经有十多年，也就是江胡时代，舆论是倾向于变革而非保守、自由而非专制的，哪怕这些中产自由派主张的“变革”和“自由”都掺了不少私货。所以根本上还是核心统治集团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走向，这些中产则是在大方向确定情况下随之做出摇摆、投机、取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