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东区医院精神科K4病房护士卢伟杰（盧偉傑/LO Wai-Kit,Ricky）恐吓虐待多名住院者的事

节选自《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我的曲折抗争历程》第四章

 3.树欲静风不止，一场换房风波

    原本我变得有些麻木和适应了。但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住院的第五六天左右，前面提到的那个护士卢伟杰，突然把我叫过去，要我从4号病房换到5号病房。而他并没告诉我任何理由。我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搬过去了。

    我搬过去之后才发现，5号病房与其他病房很不一样。5号病房就是我前面说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第一类病人，以及第二类病人中会滋扰他人的病人。我后来才知道，4号病房主要是接纳新来的住院者，病房口正对值班座位，方便观察新入院者的情况。而1、2号病房则是住着神智较清醒、也没有影响他人行为、有自理能力的病人。5号病房呢？

    5号病房的病人，都有各种严重精神问题、行为问题。有的病人经常大小便失禁，我住的那两天，闻到5号病房味道和另外三个病房完全不一样，臭气很大，非常难闻。虽然护工很快就来擦洗，但是味道没办法立即去除，然后味道未散尽又有新的屎尿味（而且5号病房还有个门（1、2、4病房都没有门），把门关上后护士闻不到臭气，住院者却要闻更多臭味）。有的病人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白天晚上都经常用双手敲打床铺，或“呜呜”喊叫或自语，还有一位经常“waiwai”的大喊，我根本没办法休息，只能等大半夜他们安静了才能睡觉，白天想躺下安静休息一会都不行。另外，这些人，尤其被绑在床上或轮椅上的病人，大多面目狰狞，一看就不是正常人的脸，是标准的严重病患的面庞，而且身体骨瘦如柴，扭曲变形，和另外三个病房的病人看起来天壤之别。虽然他们并没攻击我，但是也是比较可怕的，天天都面对肯定不适。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嗅觉、听觉、视觉方面都承受了很大痛苦，看到本文的想象一下就知道。而我原本就有抑郁症，又因为被强制送院焦虑恐惧，换到这么糟糕的病房更是雪上加霜。

    于是我就在和李gx等人聊天时提及了这个问题。李告诉我，5号病房都是关一些不听话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你做了什么错事了吗？我说没有啊。而且我虽然当时焦虑惊恐，但是外表、思维各方面都比较正常，和1、2号病房的人类似，明显不是生活不能自理，更没有大喊大叫或者骚扰影响别人什么的。他就说，可以找护士请求换房。其实我本来并不很想求护士，因为以前无论借东西还是吃饭什么，请求事情都得低三下四求好几遍，但我在5号病房待了一天，实在受不了了。

    于是我去护士站B，而负责护士就是卢伟杰。我说希望换到别的房间，他说没有空床位了。然后就去忙了。我又问其他护士，为什么把我调到5号病房，有护士告诉我4号病房要腾出空位子给新来的。我就想，4号病房比我来的早的很多，例如旁边的眼镜男就是比我早，为什么把我调走，而且调到全是重病号的5号病房？

    我离开后，又和李等人商量，他告诉我，这房间有一个空铺位，你再问问护士。我又去护士站B，然后其他护士还是说要我去找卢伟杰，是他负责。然后我又找他，告诉他能不能换铺位，并且说有人告诉我有空余的，在某个铺位。

    然后没想到他突然发起怒来，拽着我的胳膊还是肩膀，拉着我去1号和2号病房，问我是谁说的、谁指使我换床位的。我当然不能说了（如果是违法犯罪的事，我当然不袒护任何人，不为之隐瞒。但是李的行为是帮我的，而且不是犯法、做坏事，我当然不能出卖），就一言不发，说我不换了。然后他还不罢休，一方面拉着我继续逼我说究竟是谁说的有空铺位，又拉我去那个空床铺，说这里早就有人了。我最后只好连声说不换床铺了，他才罢休。整个过程他都拽着我，说话也很凶，大喊大叫，言语动作都很粗暴。

    这件事，以及后来出院前又发生的一场和卢伟杰的冲突，让我明白，即便相对文明的香港精神病房，也一样有恶人。至于为什么要专门把我挑到5号病房，是随机还是故意的？我当时还不知道，但后来几件事，让我感觉卢伟杰八成是故意的。至于后来的事，后面再说。

    第二天见到主治医生陈医生，她问我感觉怎么样，我就把换房间的事给她说了，但没提及卢伟杰的粗暴行为，担心节外生枝。我说把我调到主要是重病号的5号病房，严重影响我休息。她问我那些人攻击伤害我了吗？我说没有，但是不舒服。我说为什么要调我去，这是不是对大陆人的歧视？她问我和以前校园暴力中感到的歧视一样吗？我说应该不一样吧。她对此并不当回事，而完全不理解不同病房环境的巨大差别，已经恶劣环境对我造成的滋扰、带来的身心痛苦。医生和住院者/病人在同一间大病房，但医生完全无法与病人共情。如果她是男的，在5号病房住一天；或者她去女病房同样环境的病室住一天，才能真的理解环境多恶劣，相对清醒的病人或者“被精神病”者有多痛苦。

    后来，我又趁卢伟杰不在，乞求其他护士，好言好语求了很久，不断说好话乞求，才给我换了一个2号病房的床位。虽然还是被关押在病房里，但是换个病室也好很多。看来并不是不能换，只是要看人、看护士心情，以及自己要低声下气恳求。说到这里，我又想到对政治犯的采访，他们也提到，有时候不同的监室，牢头狱霸不同，犯人生活就有巨大差别。例如新疆政治犯宁慧荣说（作家马萧写过一系列的政治犯访谈录，宁是采访对象之一）：“每个地方的看守所对在押人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看守所不同的监室，乃至同一个监室换一个牢头，对在押人都生活都有很大影响”。精神病房何尝不是如此，我遇到卢伟杰这种人，而且被他当成欺凌对象，就倒霉了；换到重病号的房间，就无法正常休息了，甚至心神不宁、抑郁焦虑加剧。而被关押者，无论是精神病院住院者，还是监狱犯人，都是无力反抗的、没有选择权的、无处逃避伤害的。就像一位后来和我关系还不错的护工当时说的：“这里是公立医院，安排你住到哪，你就要住到哪”。当然，香港的情况很轻微，中国大陆才是封闭环境中欺凌和虐待的重灾区。关于中国大陆精神病院的各种粗暴管理、虐待现象，放在后面说吧。

…………

    3.病人唱国歌被威胁捆绑。有一位看起来病的比较严重的病人，20多岁，平常弓着腰，木木呆呆，目光呆滞，说话呜哩哇啦，吐字不清。不知为什么，他总是会在电视里播放国歌时条件反射般的跟着唱，唱的也是呜哩哇啦、荒腔走板，声音非常大。我呆了23天，就听见他至少七八次唱国歌。其中还有一次，那个美国人James还开玩笑的跟他一起站在电视机前唱国歌，唱完后两人握手，好似在表现中美友谊。大多数时候，护理人员都不会理睬他，如果声音特别大，会呵斥他一下，此外也不会怎么惩罚他。

    但是卢伟杰却不是。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个人不仅仅是严厉，还带着一股狠劲。有一次正好他在值班，这个病人又荒腔走板的跟着电视大声唱起国歌。然后卢伟杰拿着捆人的布带式绳索就过来了，面露凶光、声色俱厉的冲着他吼了一通，还拿着绳索对着他比划，然后吓得他不敢唱了，连连呜哩哇啦的求饶，卢伟杰才拿着绳索回护士站了。

    其实我听着这个病人多次荒腔走板的大声唱国歌，也比较厌恶，那种声调很是刺耳。但是是不是应该这样恐吓、威胁？而且病房非常压抑，又没有可以释放情感的条件，连放风都是极个别人的特权，有时候这种唱歌可能也是一种发泄情绪的手段。那么就因为唱歌难听、声音很大，就声色俱厉的斥责、捆绑相威胁，合适吗？有多少是为了管理，多少是卢伟杰故意欺负人、发泄他自己的情绪？

     4.查在衣服里藏夜宵的老年病人。卢伟杰欺负患者，并不是孤例。再来讲讲他怎么对待老年病人的。前面已说到，夜宵只允许在餐厅吃，不允许带出去。但是有些患者在半个小时内吃不完那么多亲友带来的零食；或者吃了亲友送的零食，医院发的两小包饼干或者面包没吃完。于是，有些病人就会把零食藏在衣服里带出去，到饿的时候再吃。医院不允许病人将食物带出餐厅的规定是否合理呢？有合理的一面，例如管理方便、避免发生什么噎着之类的意外；但是另一方面剥夺了在其他时间吃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剥夺合理吗？。而且三餐又比较少，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感觉吃不饱。所以，有些病人留一些零食到饿的时候吃也情有可原。

    对于这种偷偷的藏起零食的行为，大多数护理人员都不会刻意的像盯着罪犯一样防着病人藏零食，偶尔看见会让病人交还没吃完的零食，更偶尔的会在门口检查一下，让藏零食的把零食交出去。

    但卢伟杰又开始“粗暴执法”了。一次，一位大约60岁的老年病人在衣服里藏了一两包饼干，夜宵结束后就和大家一起往餐厅外走。走到门口，站在门边的卢伟杰猛的一把扯开这个老病人的衣服，然后饼干掉到地上。然后卢伟杰恶狠狠的瞪着老病人（我忘了他有没有出言训斥），最后老病人和大家一起回病房了。精神病房里的住院者相对于医护已非常弱势，而卢伟杰则挑选弱势中的老弱欺凌。虽然我只看见了几次，但是是在23天内，而且是卢伟杰上班的时间（他并不是每天都上班，那23天他也就上班十几天）。这些天之外难道卢伟杰会是另外一个性格和行为方式？难道正巧我在的23天，遭遇和看见他多次欺凌我和其他住院者（且我是偶然看见，23天中的大多时候我也注意不到、也没心思去关注他的言行），而他在我23天中没看到的时候、在病房工作的其他几个月、几年甚至更久时间，都很文明礼貌？

    卢伟杰的这次“执法”过程，和对待唱国歌的病人一样，态度和行为都非常粗暴。而且都是利用某些“正当”的理由，以维护病房秩序为借口，来欺凌病人。什么叫做“滥用职权”，什么叫“粗暴执法”，这就是。管理人员以正当的“执法”为掩护，使用暴力或其他手段欺压、伤害被管理者，是非常恶心的行为。因为他的粗暴行为披上了“执法”、“维持秩序”的外衣，很难像普通人之间的纠纷那样被指责和惩处，被欺凌者就被堵住了嘴；而有了权力做后盾，欺凌被管理者往往也更肆无忌惮。而且在这种封闭的精神病房，就相当于监狱，根本逃避不开。被欺凌者如果反抗，就成了“不服从管理”，会招致打击报复，而且要面对整个执法机器（例如住院者在病房要面对全体医护人员；在大陆，反抗警察粗暴执法，要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至少也是整个一个派出所的公权力和合法暴力），根本无力反抗。就像病房的护士，是有权关病人禁闭、捆绑病人、记录病人的日常表现和精神状况的。而记录的病人日常表现、精神状况，是医生判断病人能否出院的重要依据。如果反抗，只会认为你是在发病，会把你关更久。在这种力量极不对称情况下，病人只能忍受欺凌。至于举报，后面我会提到自己亲身举报后会有什么后果。

   在病房里，我和李gx说话时提到卢伟杰的行为，李说，医院也是为了有不同性格的人来管理精神病房，要不容易控制不了住院者（大致意思）。其实，如果住院者有非常暴力或者伤害他人的举动，以严厉的方式阻止乃至惩罚当然没问题（不过也应该将详细过程记录在案），但是卢伟杰的行为例如我举的这些例子，以及后面还要提及的，住院者并未做出任何暴力行为，作为护士的卢伟杰是根本不必要使用恐吓等暴力的，显然不是对等、适当的工作需要，而是滥用权力、以其个人心情和住院者软弱程度恶意欺凌的。

    （除了对我的欺凌（后面还会提到）以及以上提及的对其他住院者的欺凌之外，我在出院前夕，还看见过一次卢伟杰在过道里走路时，用手揉搓一位看起来比较老实、有点“憨傻”的病人的头部。揉搓那个住院者的脑袋时，卢伟杰的脸上还带着一种恶心的笑意。而这个病人显然完全没有惹他，也没有违反病房什么纪律和规定。）

 3.遭遇卢伟杰的威胁恐吓，几乎影响出院

    虽然此时我在医院丧失自由已有三个星期、受了一些苦，但是最终要出院了。无论如何，这都是好消息。但没想到，此时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差一点无法按时出院，甚至发生更危险的后果。

    6月27日晚上，我坐在2号病房最靠外一张床上，和李gx、James玩拼字游戏。我坐的床铺只和我住的铺位隔着一张床。在病房里，相对来说和我共同语言最多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了，我和他们经常坐在一起聊天。James的家人给他送来一个英语的拼字游戏版。这个游戏需要好几个人一起玩，进行比赛。我英语不好，很多单词早就忘了，但是James和李都希望我和他们一起玩，我觉得凑个人数也好，于是就和他们坐在一起，在小桌子上玩起了拼字游戏。中途到了夜宵时间，我和他们两个去餐厅吃东西，回来之后继续玩。

    然后就到了点名时间。每次吃完夜宵，护理人员都会对病人进行点名。不过我记得都是由护工而非护士点名，但这时身为护士的卢伟杰过来了。他突然指着我的铺位，瞪着眼冲我大喊：“坐到你的床上去”，我正坐在刚才那个床位等李gx和James回来玩拼字游戏，被他这声大喊吓了一跳。然后我就坐回仅隔着一张床的自己的铺位去了。

    这时，我基本确定他是在故意针对我找茬欺凌了。前面我已经说了那次换房事件和他当时对我的恐吓威胁，也讲了他对一位藏夜宵的老年病患和一位唱国歌的青年病患的粗暴行为。其实不止如此，还有几件类似的事。这些事综合到一起，足以说明他总是故意针对相对弱势的住院者进行欺凌。

    这个卢伟杰经常不理会我的问询。我趴在护士站窗台上问他吃药具体时间之类的事，他根本不理；我找他借笔（笔芯）和纸，他也不给。当然，这些还是小事。

    有一次，我晚上睡觉穿着病号服（也就是睡衣睡裤。不管白天吃饭见医生，还是在被窝睡觉，都是那一套衣服，既作为“正装”，也作为睡衣）感觉不舒服，就脱掉了睡裤，盖着被子睡觉。第二天早上我被卢伟杰和另一个护工叫醒，发现我的睡裤掉在地上，然后卢伟杰就呵斥我要我把睡裤穿上，我还没来得及去捡，他就把睡衣用穿着皮鞋的脚挑起来，让我从他脚上捡。这种公然侮辱或许一些在监狱待过的政治犯见过。我这时怎么办呢？难道扑上去和他打架？那我或许永远也出不了院了。我只能从他脚上，或者说皮鞋上捡起来睡裤。然后我在被窝里穿，他还一直盯着看（这是不是变态行为？就算主观上不是变态，客观上这种行为是不是变态？难道不能把头转过去？），我穿好了他才走。

    关于这件事，后来我问了一位和我关系比较好的护工。他告诉我，病房不允许病人脱掉衣服睡觉，需要穿睡衣，因为这是医院，不是在你自己家。但是这恐怕没有明文规定。就算有这个“潜规定”，也并不合理。如果是白天穿正式的病号服，晚上发一套软和的睡衣，穿睡衣也没什么。但是K4病房的睡衣和病号服是同一套，它的设计主要是白天穿的，晚上穿起来就像和衣而卧，肯定不舒服啊。所以为什么不能脱掉睡？而且我是盖着被子睡而不是露着裸体睡觉。当然，最重要的是，护士没有长着手吗？用穿着皮鞋的脚把睡衣挑起来、让我从他脚上拿，是什么行为？有没有职业道德和起码做人的品格？就算是病人就不需要尊重了吗？

    从前面的四五件事，尤其换床铺事件、被威胁事件和用脚挑起衣服侮辱事件，是故意针对我的吗？结合后来发生的事，和他对其他病患的欺凌，我觉得他并非针对我个人，而是对所有相对弱势、好欺负的住院者都如此对待。至于我为什么成了他的欺凌对象，大抵和我遭遇校园暴力的原因类似吧。例如在我被卢威胁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护工，他要我挺胸抬头，不要低头弯腰走路。以前在中学时，就多次听人旁敲侧击说过这是我被欺凌的一个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妨碍任何人的走路姿势、身体姿势，为何成为被欺凌的理由。就因为我低头弯腰就表现出自己懦弱好欺负？所以就应该被欺负？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护士是可以查看住院者档案的。将住院者的日常情况记入档案，作为判断住院者病情的依据，本来就是护士的职责之一（关于这一点，冯女士、林先生，还有张超雄、朱凯迪办公室的人员，还有和我关系好的护工，都或多或少提到过，也就是护士会观察和记录我的情况）。我在护士站外，经常可以透过窗户看到他们查阅、编写住院者档案。因此，卢伟杰肯定看过我的档案，了解我入院的原因，以及对医生说的话，自然了解我关于遭受校园暴力的事。而前面已经说了，卢伟杰这个人说话做事带着狠劲，和校园暴力中的欺凌者很类似。他的行为风格、面部表情，做类比的话，有点像《肖申克的救赎》里殴打、强奸安迪的那几个男犯，只不过他由于医院的规定和监控限制约束，以及香港较完善的法规，因而不敢那么干罢了。这样的人，恐怕学生时代就是校园欺凌者，在校园暴力中常扮演加害者身份（这一点如果有媒体肯调查，查到卢伟杰在中学、青少年时期的表现并不难。甚至进一步可以了解他现时邻居乃至家人对他的印象），是校霸，经常欺凌弱小。

    所以，他看到我的校园暴力经历，以及抗争经历、在中联办自杀以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叙述，怎么能不对我产生恶感、欺凌的意图呢？我等于是他的天然对立面。这些也是我遭遇他一系列恶劣对待后才想到的，除此之外我也不了解他的更多个人情况。而他则通过查看档案，以及作为护士居高临下的日常观察和冠冕堂皇的记录，对我的个人情况，包括经历、性格等等了解的很充分。在这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他当然很方便了解我的弱点，也便于他利用职权借机找我的麻烦（其实，任何一个精神病房中能够接触到住院者档案的护理人员，都能够通过档案了解病房内所有住院者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等个人情况，然后由此产生好恶与偏见，了解到住院者生活处境和个人心理上的弱点，很容易发生区别对待、欺凌虐待行为）。此外，我是大陆人而非香港本地人，他相对也不太担心有家人或者本人找上医院投诉，所以欺凌我更为肆无忌惮。

    而这天晚上卢伟杰对我的呵斥同样是故意找茬。即便有要在夜宵之后回自己床位的规矩，也是护工而非护士负责（至少我在的那些天看到的都是夜宵后护工负责点名）；完全可以正常语气说话让我回去，而不是跟对待犯人一样，用训斥的语气冲我大喊大叫（当然对犯人这么做按理也是不对的）。这已经是他至少第五次找我的麻烦了。如果坐在哪等点名这种小事都可以作为训斥借口，那卢伟杰工作期间经常玩手机是不是也不符合规定？

    想到这些，我想到去护士站把这些事反映给其他护理人员，投诉他的行为，至少做个记录。现在想来，我非常幼稚。但如果只是向其他护士说一下卢伟杰的行为，本来也没什么危险。可是意外总是会发生。

    我走向护士站B。走到护士站门口，看见有好几个护士在护士站B门前和里边（卢伟杰也在里边，有不少人，可能在换班），还有病人在问询护士什么事情。我就对站在护士站B门前的一位年龄有50岁左右的护士（这位护士又是把牌子反着戴的）说这些事。然后悲剧发生了。这位老护士恰恰是病房中为数不多基本完全听不懂普通话的护理人员之一。我跟他说了好几句，他别的没听懂，就只听懂了“卢伟杰”三个字。然后，他直接叫了在护士站B里边坐着工作的卢伟杰，我立即示意不要让他叫，他还是没听懂，我只能对着护士站里边的卢伟杰摆手，意思是不是在叫他。然后我给这位老护士解释说是想投诉卢伟杰，而不是找卢伟杰本人。他还是没听懂，以为我是要叫卢伟杰出来一下，再次叫卢伟杰从护士站出来。这次卢伟杰直接就出来了，而且他又是瞪着眼睛很凶的盯着我。我那时候也没考虑太多，就直接对他说：“我是要投诉你，你太严厉了”，就这几个字，没有任何辱骂或者冒犯（当然，如果把投诉就当成一种冒犯，那他前面对我的欺凌对不对？应不应该投诉？难道要我一直忍着？）

    卢伟杰立即暴怒起来。他走到我面前，直接把脸几乎贴到我脸上，狠狠盯着我，冲我低声吼叫（就是控制音量的吼叫）：“你投诉咩呀？你投诉咩呀？”然后又凶神恶煞的冲我吼叫了十几秒，因为是香港话，我又很紧张恐惧，除了前面这两句，我都没听懂，不过很明显不是好话。打个比方，卢伟杰的这通吼叫，就像电影《黑鹰坠落》中那些索马里民兵冲着被围攻的美军吼叫，听不懂说什么，但是明显是攻击性的、带有恐吓性质的。然后我就想避开他，扭开头想离开，他却追过来。我往后退，他步步紧逼，一边紧逼一边冲我吼叫，还比划着作势要打人，眼露凶光，整个一副脸和动作就跟正在拷打被捕者的狱卒一样。这时候那位老护士才过来拉了卢伟杰一下，劝住他。然后卢伟杰还觉得对我恐吓的不过瘾，指着我冲我大吼：“坐回去”。

    然后我赶快往回走，因为恐惧，我下意识的想离卢伟杰远点，就往大厅方向走，路上遇见一个正在扫地的护工，我同样下意识的想向他求助（因为我不知道卢伟杰是不是还要打人或者捆人）。我还没说两句话，卢伟杰就在后面对那个护工喊，让那个护工把我带回我的床位。然后我也忘了那位护工怎么做的了，反正我自己走回2号病房了。

    坐回我的床铺后，我感到非常惊恐。因为在这个精神病房，护士捆人是完全可能的；卢伟杰在我的病历记录上写个“情绪不稳定”之类的让我出不了院，也易如反掌。我自己就是被绑着四肢送进来的。我也在病房看见过好几次病人被捆的情形。有些住院者被送进来后完全没有反抗，只是单方面认为其有危险性（据一位护工所说是这个原因），就从送进来后一直绑了至少一天（或者更长），被绑在床上不能动弹。所以，卢伟杰完全可能找个理由把我捆绑起来，那个滋味不好受。而在病历上记录住院者情况，也是卢伟杰等护士本来就有的权力，可以冠冕堂皇的这么记录，至于究竟怎么“情绪不稳定”或者其他污蔑，为什么有情绪波动，他当然可以随意编造个理由（而不会说是因为和他冲突）。至于说香港精神病院相对讲制度、道理，是真的吗？虽然前面医生联系我家人、安排出院事宜，的确很讲制度，都讲的非常死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了。但如果真的时刻都按道理和制度，卢伟杰会没有顾忌的欺凌好几个住院者吗（而且他不可能正好只在我进病房后的这23天欺凌他人吧，不知道他以前已经欺凌了多少弱势住院者了）？如果真的处处都讲道理和制度，卢伟杰会在我合理投诉后如此明目张胆的谩骂威胁吗？

    我之所以很是恐惧，也是因为以前受到过校园暴力的伤害，被多次威胁、殴打、辱骂过，有严重的心理阴影，又有焦虑抑郁，所以卢伟杰的恐吓让我想起这些恐怖的事，一下子整个人条件反射般的哆嗦起来了。本来在病房呆这么久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一下子就跟真的疯了似的浑身颤抖，精神紧张，脑子里乱七八糟。

    这时候李gx和James已经回来了。他们叫我过去继续玩拼字游戏，我恐惧焦虑的哪有那个心情。他们看出我惊恐不安，就问我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在2号病房里，也没注意到发生了什么）。我就坐过去告诉李gx刚才卢伟杰威胁我的情形，他又把话翻译给了James,告诉他“Mr卢……”，然后James就立即过来拥抱我（他很喜欢拥抱朋友），说不要担心，我稍微安心了一点。然后这时候卢伟杰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的又过来了，冲着李gx说：“不要在这玩，把东西收起来”。于是李gx和James把拼字盘收起来，李gx说，我们去那边（供住院者打牌、吃饭用的大桌子，正对着护士站B，邻近“观察室”）玩吧。我觉得自己呆着也不安全，于是就跟着他们过去了。

    在桌边坐下之后，我当然还是没心思玩游戏。然后李gx看我状态实在不好，就让坐在桌旁的那位很胖的美籍华人杨x代替我的位置继续玩，我坐到李和杨的中间。然后，我就小声跟他们讲刚才遭遇的事情详情。这时候卢伟杰又从护士站B走过来了，站在我的身后，不知道想干什么。然后李gx就问他干什么，然后应该还提及了我的事（当时非常紧张没听清），因为我听到卢伟杰回答“我就是想让他坐回他自己床上啊”，所以李肯定问他了。然后卢伟杰就走了。我还想抱怨，李告诫我不要再说了，如果卢伟杰一会再过来，“你（指我）就麻烦了”。

    过了有十几分钟，时间大约是晚9点至9点30分，卢伟杰和其他几个护士下班了，背着包离开了病房。这时我才敢和李gx继续说话。我就对李和其他几个住院者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威胁”、“怎么哪里都有这种人（指以前在学校和其他地方遇到的各种恶人）”，李说，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什么人都有。他还告诫我不要去触怒卢伟杰（虽然明显是卢先威胁、侮辱我多次），说“他这个人很麻烦的”，然后还指着James说，“你问James，他也被卢伟杰推搡过”，“他（卢伟杰）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喜欢找比他弱小、好欺负的人的麻烦，你看他就不会找我（李gx）的事情（李gx的意思是，他自己比较壮实、仪表堂堂，而卢只敢欺负弱小，而不会惹不好惹的。这与校园暴力的动因如出一辙）”、“这个社会它就是什么人都有”。我说我是正当的投诉，为什么被这么对待，这不对。李压低声音对我说，“你很快就要离开香港啦（还和卢伟杰冲突干什么？）”，要我别再声张，尽快顺利出院。我说一定会反映卢伟杰的行为，这时旁边另一位住院者（不知道名字，是我出院前几天才被送进来的，送进来时他被绑在担架上，但看起来很柔弱没什么威胁。过了有一两天才不绑他了）有气无力的对我说，“没用的，他们不会相信，而且会说是你自己的问题”。这我能够明白，就像性骚扰受害者反抗、举报骚扰，同事、社会，甚至家庭，反而会指责被骚扰、性侵犯的女生“不检点”，进行“荡妇羞辱”。那位很胖的美籍华人杨x也劝我不要想了。（那位李gx讲的的确很对，我看到的被卢伟杰欺凌的几个住院者，非老即弱，或者神志不清，以及像我这样来自大陆（不是本地人、以后家属也不会找上门）、有受校园暴力伤害等明显弱点的。卢伟杰知道欺凌这样的住院者，遭遇反抗或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所以才借故找茬。这和校园暴力欺凌者专挑好欺负的下手，如出一辙。无论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还是精神病房中的恶行，不同年龄、不同环境的欺凌与虐待，都有某种相似性、共通性。而且，这些不同类型的暴力与欺凌，其加害者有重叠性，受害者更具重叠性。流氓恶霸在哪都更会做流氓恶霸作的恶，弱者或者有明显软肋的人在哪里都更易受欺凌）

    我那时感觉很惊恐。因为我不知道卢伟杰会不会在第二天再做什么事，尤其是找借口阻止我出院。而且我面对这种恐吓，总是希望要个说法。于是，在一位年龄大约30岁、有很密的短胡须的护士走过时，我跟他打招呼，然后把我被卢伟杰威胁的事情告诉他。他却不以为然，回避我质问的卢伟杰在我投诉时的威胁，说“是你先犯错的（指我没有坐在自己床上才引来卢伟杰呵斥）”。我说这可以直接告诉我，为什么冲我吼叫呢？我还说，以前换病房的事情时候，卢伟杰就拽着我拉到病房，并且对我呵斥。这位护士说，“那是因为劝说你不要换病房你不听，所以（那样做）警告你，让你听话”。我还提及了卢伟杰用穿着皮鞋的脚挑起我的睡衣，让我从他脏鞋上拿睡衣的侮辱行为。这位护士回答，“那是因为他没有戴手套，所以不能直接拣病人的衣服”。后来我又争辩，而这位护士一直强调我“犯错”在先，而回避卢伟杰的粗暴、恐吓言行。后来我告诉他我还会投诉，他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了。然后他就去忙工作了。他的牌子同样反着，而且我这时要求他说出名字，肯定会引起猜疑甚至转告给卢伟杰，我肯定就麻烦了，所以也就没询问他姓名。

    我回到桌子旁边，继续低声说这件事。李gx说，“既然你已经给他们说过了，就别再说了”，让我早点休息，等待出院，别再发生什么事。虽然我被惊吓的难以立即入睡，但还是回床铺休息了。

    我回床铺躺下后，就在担心卢伟杰会不会在第二天继续找麻烦。据我从一些护工那里以及打电话给那几位泛民人士时了解到，精神科的护士会在日常观察我的情况并记录，以此作为判定住院者精神状况、是否可以出院的重要依据。而我出院日期还不确定，如果他再找茬，尤其故意激怒我，在护士观察记录之类的东西上写上“情绪不稳定”、“有暴力倾向”之类的文字记录，那就可能导致我无法正常出院，甚至在此后如此循环的欺凌和恶意记录，导致我永远无法出院，成了“终身监禁”。至于医生，当然会更信任甚至偏袒护士、同事，而不是相信我。如前所述，卢伟杰还对其他几个弱势病患进行欺凌，说明是惯犯，阴招必定很多。

    想到这些，我非常担忧。我在精神病房本来就因失去自由而精神恶化，遇到这件事我更是恐惧、焦虑，精神萎靡，浑身瘫软。当然，更严重的身心不良反应是在离开医院后才更清晰体会到的，类似于或者就是PTSD（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创伤后应激障碍）。

     然后一直睡不着，哪怕已经吃了安眠类药物。而晚上强制灭灯也没办法看报纸，任何转移注意力和排除恐惧的手段都没有，内心就这么一直焦虑着。可能到了后半夜（我也不知道具体几点），才稀里糊涂的睡着了。然后早上醒的非常早，6点多就醒了。醒来不久我就看到了卢伟杰。我吓了一跳，为了稳住他，于是下意识的试探着、带着如今让我蒙羞的歉意口气（因为当时很恐惧，怕得罪他出不了院）对他说，昨天晚上的事我不该举报你的。他摆摆手说“没事”，我心想，你说没事，但我有事了。本来被禁锢就加剧焦虑恐惧、丧失自由，遭了很大罪，这一下又让我雪上加霜。而且他还欺凌其他住院者，仅仅在我被监禁的20多天就看见好几次（前面我都详细讲过），也亲身经历了4次（前面也讲过），怎么能轻易放过他。只不过我不想断送出院的机会，免得其故意在病历中护士观察情况上恶意写东西，只好在罪恶的屋檐下低头了。（当然，有时候卢伟杰也会表现好的一面，例如我洗完澡想换个病号服的薄夹克式外套，他说可以，给我拿了个。但他对我的伤害远大于这种本身就是职责范围内的帮助，我不会成为那种类似于“被劫持但觉得劫匪表现出善良”而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

    如前所述，精神病院/病房特殊的环境，精神病房医护与住院者特殊的身份，都会让反抗、举报难上加难，甚至被倒打一耙欺凌、监禁。如在知乎提问“精神病院中发生过哪些细思极恐的真实事件？”下，知乎用户“江t 809”（800多粉丝、14000多赞同，1600多感谢；本回答有127赞同，21评论）的回答所说：“可怕的就是：由于精神病院的天生属性，在精神病院里发生的各种不公平、欺压和侮辱（尤其是医护对病人的）都会被区别对待。这些如果发生在意识稍微正常的病人身上，只要病人做出了对外界而言正当的防卫乃至反抗，在精神病院里其唯一的后果就是让人们觉得他病得更重。这是一个可怕的怪圈。很难找出把柄来破解这个局。”因此，我根本无法反抗卢伟杰的欺凌，鼓足勇气去举报，却一下子被吓得坐卧不安，甚至可能影响出院，让即将到来的自由失去。和卢伟杰早上打过照面、“服软”后，我还是惊魂未定。

    上午，我立即就给冯女士打了电话，把大致情况告诉她，说遭到护士威胁恐吓。她说那就告诉医生或者社工啊。我说担心因此又纠缠不清出不了院，她说那你考虑考虑，她下午会来看我。我紧接着又给张超雄办公室打电话，是那位梁女士接的。我告诉了她我举报卢伟杰的一系列欺凌行为，反而遭到威胁恐吓，如果出不了院怎么办。梁女士说，根据她对精神病院情况的了解（她也没说是曾经在类似机构工作过，还是从他人那里得到的了解），建议我不要再去护士站举报了。我听她这么说，更有点发慌。不过我没忘了告诉她，希望郭永健先生给医生或社工打个电话，帮我说一下我的个人情况，变相算个担保，让医生允许我早点出院，以便早日回大陆、得到自由、见到家人。梁女士答应后我就道谢挂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