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後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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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耀明與林夕 太平山下的香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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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立場姐姐何桂藍《黃耀明不是我的偶像,是我最愛的男人》這篇文章,想起自己也曾兩次訪問過黃耀明,一次是講出櫃的,另一次是關於他在2014年的演唱會《太平山下》,為同名歌曲填詞的是林夕,所以當時也一同訪問兩人,文章刊於當時的《號外》雜誌。值得一提的是,那時和我一起訪問他們的,還有Matters的創辦人張潔平。

近些年來,黃耀明不僅出現在舞台上,也頻頻現身在香港街頭,他笑言出現在港聞版比娛樂版還要多,我們看在眼內,也無不感到激動而自豪。出道逾三十年,黃耀明在他的歌聲裡早探討過許多社會禁忌與意識,五十知天命,明哥走的路也更堅定了,該表態的已表態,該行動的也踏出了那一步,他以「太平山下」為題,講一個關於黃耀明和香港的半自傳故事。

獅子山下已成往事,那是個只要肯拼搏就可以慢慢向上爬的年代;而今天香港經濟早已轉型,進入金融與服務業時代,「只要肯拼搏就可……」的神話,快變成某些階層運用自如的麻醉劑。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明哥與林夕都認為,香港已經走到知榮辱的階段。獅子山在身後,面前則是政府總部所在的太平山,該站在太平山下,好好反思香港的過去、想想這城的未來。太平山下的香港又該如何定義,是林夕所說的「現在是爛鬥爛,只得這紫荊花金光燦爛」嗎?在這次黃耀明個人演唱會裡或許能找到答案。


這次演唱會以「太平山下」為主題,是想傳播什麼信息?

黃:一個關於香港、關於我的半自傳故事。太平山下一定是講關於香港的東西,但我自己也想有一個personal approach。我生於1962年,到現在已逾半世紀,我很想將自己某一部份的故事、我和這個城市的故事,在舞台上呈現出來。這次演唱會和上次達明一派演唱會相隔還不到24個月,但當得到這個檔期時我也很想做,因為201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我應該做一些事情紀錄下這一年。做的過程中我也在定義香港是什麼,自己又再摸清楚香港是什麼,大家看演唱會時,或許能感受到香港是怎麼來的,又將會去哪裡。

  

「太平山下」讓人想起「獅子山下」,你覺得「獅子山下」是一種怎樣的精神?此刻的香港還有沒有這種精神?

林:《獅子山下》劇集播放的年代,香港經濟的結構還有工業,不會說只有經濟結構的表面那麼狹窄。獅子山下的精神是,只要香港人肯拼搏,就必然可以慢慢向上爬。以前獅子山下有佐敦谷、橫頭磡等,向上爬是說衣食住行各方面有改善,低下階層有上升的階梯。到了純粹金融和服務業後,經濟已經轉型,如果現在還強調靠一股蠻力,有那種牛的精神,最多也是由「新界的牛」變為「山頂的狗」。現在連獅子山下的一個樓盤,也沒有基層能買得起,就如歌曲<下流>所唱,是上升的階梯都沒有了。以前說旅遊業的滴漏效應,財富慢慢會留到基層,現在的滴漏都塞住了,民生基層是無法改善的。

所以寫<太平山下>時,就很想找一個切入點,和獅子山下做對比,當然它們聽得來也比較像。<獅子山下>有句歌詞是「我地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我地大家」是很重要的精神,即是合群。現在我覺得獅子山下比粗口還難聽,是痲痹劑。政府整天說團結,說香港很多問題不能解決是不夠團結,但香港從來都沒團結過,除了揾錢,而現在連合理揾錢的程序也破壞了。當初寫這首歌時我是很開心,很想用<太平山下>為獅子山下作一個對應。

當然團結肯定是比分裂好的,勤奮的回報也比懶惰多。我也不是說現在香港人不要繼續奮鬥,但這不應該成為被一些階層利用的麻醉劑。奮鬥好像是開了一張期票,你會得到你應得的東西。年輕一代經歷過經濟起飛後的已富裕了,你再和年輕人說這獅子山下是「九唔搭八」的。他們追求的東西不一樣了,遠不止生活環境那麼簡單。年輕人追求心靈上的東西是比上一代更進一步的,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現在都知榮辱了,還說什麼衣食足、說什麼大家團結奮鬥。

黃:我們都有看《獅子山下》這部電視劇,由顧家輝作曲的主題曲也很好聽。這部電視劇是香港電台電視部很重要的劇集,它很紀實,拍攝1970年代香港低下階層的生活。香港當時很少實景的電視劇,劇集在橫頭磡用電影菲林拍的,很有趣,我也覺得很親切。小時候我也住在那種徙置區,在牛頭角佐敦谷,和當時的橫頭磡是很相似的。當時香港還是工業年代,我媽媽在假髮廠工作,爸爸在新蒲崗工廠大廈賣熟食,所以70年代看獅子山下是很親切的。現在這些都沒有了,在這一刻我不太能講清我和這個城市的關係。


<太平山下>顯然是對當下香港的一種回應,甚至可以說最能反應香港當下社會氣氛的一首歌。你們覺得現在的社會氣氛悲觀嗎?

林:<太平山下>是九七前寫<皇后大道東>之後、寫香港現況寫得比較直接的一首歌。它其實不算政治化,只是將社會的心聲說了出來,反而我覺得之前的<六月飛霜>和<皇后大道東>更政治化一些。當然我也沒有覺得悲觀,真的悲觀的話,我不會仍然很留意這些話題的爭論,真的悲觀的人就會想著移民。悲觀是所有事情都從壞的地方去看,這首歌能夠出街、在電台播放,而我能毫無畏懼地寫,就還不是最悲觀的時刻。但也不是絕對樂觀,我在歌詞裡寫「爛鬥爛」,如果現在還沒人明白香港的情況是「爛鬥爛」,或「涮牛蛙」(比溫水煮蛙更嚴重),還沒清醒的話,那就真的是悲觀。眾聲如何喧嘩也無所謂,首先是你肯吵,愈多的分裂,在光譜裡每個意見才可以鮮明地表達出來,現在仍是定義香港會變成怎樣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無所謂悲觀與樂觀。

黃:我覺得不是悲觀。能夠唱得出來就不是悲觀,消極悲觀的人是什麼都不做的,我們做了這件事,我覺得是很積極的。收到歌詞時,也很驚訝林夕寫得這麼直接。我也是有同感的,到了這個時候,你不應該再用比喻去說一件事情。

《太平山下》演唱會海報

演唱會的選曲會以新歌還是老歌為主?在演繹上有什麼新的變化?

黃:這次加入很多新選擇,我希望用歌曲去講我的故事。我青少年時已是一個超級歌迷,未唱歌之前,已聽了很多歌,看了很多電影,歌曲和電影其實影響了我的後半生,也影響我所做的事情。我想將這個過程都搬到舞台上面,所以我也需要其他人的歌,與其他的故事一起講我的故事。當然隨著歲月增長,人也沉澱了很多歷史,表達的方式自然也會隨著有所不同,而在演唱會上會更加不同。因為演唱會設計了一個舞台,一個所謂框架,一定是和寫歌時的語境是不一樣的。又如不同的人打鼓、彈結他,我唱的方法也會不一樣。這就是玩現場音樂比較奇妙的地方,和聽唱片是不同的,看演出時捕捉的那一刻是很獨特的。  

我在演唱會上會唱<勁草嬌花>這首和我同年同月誕生的歌曲,它是1962年商業一台廣播劇的主題曲,我重錄了這首歌,也是最近的派台歌。當然我現在唱的心情、語境與當年肯定不同,但你可以借用一些東西去表達。創作最奇妙的地方是有些東西可以互相借用,不知為何會有一種新的意義在裡面,我的演唱會會唱別人的歌,而我的歌曲很多都有20多年,那些歌曲在今天的時空下也會不同。我希望別人來觀看時也會看到新的意思。

  

達明一派的歌曲或演唱會很多都加入了社會議題的因素,這次個人演唱會還是以這個方向為主?

黃:也是會有。在如今這個社會氣氛下,如果你是一個有知覺的人,相信也不會罔顧社會上正在發生什麼事。我希望和達明一派有些不同,當然我並沒有刻意地不同。但當我做達明一派和黃耀明時其實是有分別的,歌曲或音樂風格都有些分別,所以這次演唱會我嘗試去看這個分別。在自己的演唱會上我會更加personal一些,達明一派時我可能會有所遷就,不能做到太個人化。上次在演唱會出櫃我是有點抱歉的,因為出櫃和劉以達其實沒多大關係,那是我自己的事,但當時我覺得是一個適合的時候去公開。這次演唱會我想我有更多的東西要「出櫃」,我會準備一些我個人的故事和經驗放在演唱會裡,而且這些東西和社會是有關係的。


音樂固然是演唱會的重中之重,但服裝在演唱會裡也是很重要的元素,過往你對服裝的選擇有何準則?這次又會是怎樣的造型?你又怎麼看音樂與時尚的關係?

黃:服裝也是創意的一部分,在我的演唱會裡,從來不只是服裝那麼簡單,是有一個message的,我希望嘗試這樣。我很高興和我合作設計衣服的人,也會融入這些元素,而不是幫我設計一件最漂亮最潮流的服裝。

我想音樂和服裝從來都是兄弟的關係,音樂的本質是需要表演的,音樂人要思考如何通過演出去表現我的性格,或者我音樂裡某一些信息,所以每次演出都會想想以什麼服裝去講這個故事。

我們年代的唱片封套是一個信息,我們的傳統是歌手會出現在唱片封套上……我覺得觀眾對音樂與電影的服裝的看法是不同的,那些服裝很漂亮的電影,例如《花樣年華》,都是因為角色穿起來很突出,平時大家不會覺得張曼玉會穿旗袍。但很多人認為MTV、舞台上、唱片封套上的那個人,就是歌手本身的形象,這很有趣。音樂和服裝比電影和服裝還要緊扣一些,所以音樂和服裝經常都會互相cross reference。音樂要表演,表演的姿勢和表演時裝是有微妙的、相同的地方。

林:以前黃耀明說,舞台上的服裝、整個肢體語言也是音樂的一部分。如果穿了合適的服裝,不僅心理上覺得很配合歌曲,唱得也會更揮灑一些。


音樂與社會的結合由來已久,你們又是如何看待這兩者的關係?

黃:我大部份的教育都來自音樂,我只讀到中學,大部份學的東西都是來自音樂,然後是電影。很小開始就拿我哥哥的唱片,像Bob Dylan等人的唱片,學唱他們的歌,然後看這些歌詞是在講什麼。在這個過程中我學到很多關於價值觀的東西,我大部份學到的東西都是在流行音樂或者與流行音樂相關的雜誌和書籍學到的,所以我絕對認為音樂和社會有很緊扣的關係。

林:音樂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歌詞和音樂如何反映社會,它反映的方法和其他媒體是所有不同的,它可能會有時差。我所說的反映不是「糖又加鹽又加」的表面現狀,而是意識形態的反映。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情歌也反映了社會觀念的轉變,生活上、人生觀的題材不一定是開宗明義叫<六月飛霜>才是社會性的歌。幾年前我寫給謝安琪的一首<你們的幸福>,是情歌也是很社會性的歌,我認為這首歌的社會性也反映香港社會的詳細度和準繩度,它比將個別事件寫成一首歌有意義。<你們的幸福>反映的是香港沉默大多數「離地中產」的甜美生活,對社會發生的事情沒有太有意識去關注,我覺得這已經是社會性的歌。我是這樣看音樂和社會的關係,當然社會也和政治氣壓有關係,當社會政治太高壓時,社會有兩極反應,一種是變相會對政治冷感,一種是過份地狂熱。


明哥你用一種很historical的方法看自己和這個城市的關係,林夕的歌詞又有個人的體驗,你們是如何磨合的?

林:其實並沒有特別需要磨合。黃耀明和其他歌手不同的是,很多歌手會照唱出不同角度的愛情觀,而有時黃耀明不這麼認為一件事時,他不會唱那首歌。當然我也有我自己的見解,在大問題上我們是有一個共識的,是不需要磨合的。如果不是牽涉到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又是很靈活的。靈活不是牆頭草,一首情歌用另一個角度去看也是可以的,對我來說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真實的我,所以不存在說我在遷就他,寫一些不是我的價值觀的東西。

黃:如果只是寫一些很皮毛、很膚淺的東西,例如用飲茶或飲酒,那無所謂,那是不需要磨合的。最重要主題上大家有共識,那就可以了。能夠合作這麼久,是因為我們的價值觀都很相似。


近年明哥你參與多了音樂以外的運動,從文藝復興基金會到大愛同盟,不同的身份有否為你帶來新的想法或衝擊?

黃:一定有。以前我是一個歌手,現在我可以不只是寫一首歌去關心一個議題,我可以個人的身份去關心這件事。我是作為公民的身份去參加大愛同盟的工作,以喜愛藝術、喜愛創作的身份去參與文藝復興的工作,這和黃耀明作為一個歌手是分開的。當然就算我想分開,別人可能也不想我分開(林:當中也有一個協同效應在裡面)。有些事我會以個人身份去做,有人問我會不會因為這個題目寫一個首歌,但我覺得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用歌曲表達,而是要到立法會去講。應該上街時就應以行動去支持,而不是用一首歌去薰陶別人,因為走出來那一步是很重要的。我想這兩年,作為一個香港公民,你需要做多一些或講多一些事情。

延伸閱讀:何桂藍《黃耀明不是我的偶像,是我最愛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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