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世界我已見過滿天星斗

吹哨陳芳明的掉隊。
化驗謝海盟的血統。
訕笑吳明益不靠行。
舉報駱以軍投降通敵。

確切發生的並非只有這些，這只是在社群媒體上我曾經發言過的幾件。而更多的時候，是駱以軍第二篇發文提到，那一大片遠比他弱小的、無力聲言的，發生在草原上的圍獵與活生生的啃殺。

最初覺得這是品格問題，想想那評論黃春明火車上遭攻擊事件的殘虐，或對那不在場者、或被定義的粉的各種網路言語。但品格又如何，最卑劣或最殘酷的言行，都仍可以是文學的表達不是嗎。後來覺得這還是作品問題，別理這些，拿個曼布克國際獎回來就不會有人嘴，但想想又不對，不是說在台灣連LSE博士學位都會被嘴，而是啊，文學不該是由外部的權力來認定，不管那權力是要給予文學榮耀還是要強改文學國籍。

但你無法不認識到這一環，被置入引號的文學始終來自於政治與權力的界定，話語權的爭奪是權力的最前緣，沿著二零一三年後開展的全新文學權力拓樸，媒體、獎掖、位置，各式資源重組調動。輪到駱是必然的，話語權力本來就是不斷的鬥爭、來自一場場的戰役累積，舊媒介生存者本來就注定死去。當人們看著所在的新邊界時，過程中這一切傷害，終會淡化為沒有顏色的背景。被記住的無關文學的好壞，事實上十之八九必然會被忘卻，而越是要以權力置放供奉的，會最先死去，魯迅的文學在中國早就死了。

終究要被讀者遺忘的不是嗎，讀者即便不是追隨戰神導師，也會去追隨更新媒介上的網紅弄潮兒。而轉頭一想，老派文人間的相互吹捧也是屁，敗壞品格或權力競逐，也恆在舊日世界上演，不會比社群新世界遜色多少。只是啊～我自己所讀的總是趨向世紀末，所有的文字都將壞毀，愛與被愛都將化為齏粉，但在我的世界我已經見過滿天星斗，在抵達宇宙盡頭前我已見世界最終捲成畫作。

是的，我讀過，如此而已。

註：

11 月 5 日，朱宥勳在個人臉書公開發表駱以軍新長篇小說《明朝》的書評「投降」是文明的最終形式嗎——讀駱以軍《明朝》，引發台灣文學界爭論，及駱以軍回應，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