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的力量与反抗的艺术，导言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热衷于反抗的人。

我还记得我初中时的物理老师说过，南京大屠杀的那些死难者们都是活该——因为两个日本兵押着几千个人，这几千个人可以很轻易地杀死日本兵，但没有一个人这么做，最后迎来了更大的死亡。我当然反驳了，但至今一想，他说的并非一无是处。

我是一个很怂的人。从我不准确的记忆来说，小时候经常被别人欺负，会觉得自己不够强大或是不够好，才会被别人欺负。以至于我理解一些事情是不对的，但我亦不敢发声，因为怕带来麻烦——而从小就害怕冲突的我，并非很擅长和人起正面冲突。有很多人觉得我在猥琐别人，因为我从来不敢出拳，只能仗着我胖，抱着对方，无论如何都不出拳。

我一直生活在极深的恐惧里。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读者应该会很熟悉，中国大陆具有“军训”体制，而我对集体生活可谓是深恶痛绝——我不想吃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我想几点睡觉就几点睡觉，我想在房间里外放音乐就外放音乐。生性自由的我，并不喜欢和别人混在一起。我并不想领导谁，也不想被谁领导。我就是我。

我母亲常常觉得，她把我管教的过于自由。“当初就是没在你面前立威“，她常常略带遗憾地说。我当然理解这种心理，她确实是为了我好，可是我确实不想做一只猪圈里的猪。尽管至写稿时我依然生活在猪圈中，可我尽我所能做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从小，家里人打我的时候，我就打他们。我认为这没什么不对，甚至从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刑法（那个时候中国法律还不完全是废纸），整天学着什么正当防卫、无限防卫之类的概念。小学一年级买过未成年人保护法，四年级开始读民法通则，五年级是宪法，上了初中终于买了一本《常用法律法规全书》。

小学的时候，我常常发现我要买各种辅导书和保险。每次都有一个怯生生的手举起来，那就是我。我并非一个十分勇敢的人，但是我觉得这并非合理。直到六年级的时候，我终于开始稍微重视学习。那个时候我的班主任说了一句话，“你看，连徐一通都没有反对“……

而我人生的高光，并非是PaxAD，并非是苏新服，并非是我做过的什么事，或是正在做或是将要做的事。我人生的高光是，六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更换了，对我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天升旗的时候，我被照例要求戴红领巾，但我坚决不戴——那时的我，会在作文上写下平反六四，会在升国旗的时候唱中华民国国歌，从《杂文选刊》读到《炎黄春秋》，虽然当时幼稚的我并不能理解很多事情，但有一样东西我可以理解：我不认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价值，亦无法接受诱导加入少先队的行为。

我没有佩戴红领巾。于是那天班主任大发雷霆，说我会被抓入派出所，说我叛国。那天我站在教室外面，屈辱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小腿发抖……我是一个真实的人，亦是一个软弱的人。我并不能在被如此深重地指控的时候，保留超然物外的立场。我害怕班主任，她看起来是那么凶，可以生杀予夺，而我只是一个转学过来的学生……

可是我站定了。我无论如何没有佩戴那条红领巾。不管这种立场是否正确，不管我有多么狼狈……那天一个小小的，颤抖的小学生战胜了这个国家的体制，战胜了那个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胜了班主任，和她代表的那一座可以轻易把孩子压死的山。从那天开始，我开始知道了一样东西：哪怕再卑微、渺小、恐惧，我今生不能把一件我觉得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

或许您会想，比起后面和警察打交道，和更难缠的“领导“打交道，这都是小事。是的，这或许是小事。但对那个孩子来说，他看见了一座山向他压去，他祈祷、恐惧、战栗、流泪，但他没有逃走，亦没有将视线从山上移开。他知道了反抗的样子，他知道了思想的力量。

他战胜了那山。

Walter Cronkite，一位被誉为结束了越战的记者，他说过， “审查是针对民主的犯罪”。这也就是我一直以来厌恶自我审查的原因。如果今天我因为恐惧少写了一个字，最后我就会无法再用被批准的语言描述我自己的恐惧。在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独裁国家，从事反对运动，都要付出可观的代价；有时反对这一行为本身并非十分正确，有时是笨拙的，常常是费力的，不一定能获得夸奖，而常常是被你所守护的那些人嘲笑。

在我读柴静女士的《看见》一书的时候（约莫是初一），我读到郝劲松的一番说话（他现已被囚无音讯），“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一张发票）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这段话，让我变成如今的我。

诚然，您会说，郝劲松先生都因《反恐怖主义法》锒铛入狱，中国的舆论环境年年恶化，我在这种环境中能做些什么？

不要服从。若是服从了，不要唱赞歌。若是唱了赞歌，不要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任何极权国家都出生于恐慌和不适，因为恐慌而不适去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力，然后重复这个恶性循环——直到最后，您会因为感到恐慌而恐慌，因为感到恐慌就离被沉默地清除不远了。难道现在不是吗？人为培养对病毒的恐慌，于是有了健康码；因为对不服从健康码带来的后果的恐慌，于是有了疫苗，加强针，全程接种证明；于是有了吉林，有了上海，有了瑞丽游街示众。

朋友们，现在中国人已经退无可退了。

若是一定要出示健康码，请出示得慢一些；若是可以，请出示截图。若是听到居委会电话，打到第三个再接 ……若是我们有一天要被迫唱赞歌，唱小声些；若是不能唱小声，尽量走调……若是有一天我们被碾为了尘土，请不要忘记我。

我想成为一个记者的大头原因，就是因为记者就是记着 ——记着那些死难者，才能让生者不再变成死难者。不要让别人在沉默中被遗忘，就是让自己不在沉默中灭亡。

我并非一个爱抗争的人，有时候会因为反对而变得不好意思，感觉麻烦了别人。可是，正是因为我对这个国家绵延不绝的，对我身边的人无法除尽的爱 ，我决定站了出来——将我的生命用作忠诚地反抗，作为我送给这个国家最宝贵的礼物，即便我的反抗有时候并非正确，而反抗也并非一味有结果。

不要因为仇恨扭曲了灵魂，大胆去爱，怀着对邻人的爱，一切公义和希望自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