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斯維爾斯克號”事件

蘇中兩國關係破裂期間，中國方面經常採取挑釁行動阻撓蘇聯船隻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國（“ДРВ”）或從北越返回蘇聯，往往引起重大國際醜聞。

1967年7月20~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艦和武裝民船在黃海中立水域對蘇聯一艘“水文測量船”實施威脅動作。同年8月10日~12日，停泊大連港的蘇聯“斯維爾斯克號”內燃機船遭地方當局扣留。中國邊防部隊的一支武裝分隊登上船隻，該船二副拒絶接受毛主席胸章，遂被指責“侵犯中國主權”。邊防軍人要求將二副押送中國政府，“斯維爾斯克號”船長В.А.科爾若夫拒不同意。結果，次日船長和二副被逮捕並遭侮辱性審訊。

以下引用蘇聯外交官、中國問題專家阿列克謝·阿爾卡季耶維奇·勃列日涅夫的回憶錄：

自中國開始“文化大革命”後，外國代表、尤其蘇聯人士在北京的工作生活環境迅速惡化。1966年8月12日發佈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公報無疑表明，外交政策方面正開展旨在嚴重激化蘇中關係的行動，侵蝕同北方鄰居友誼的思想在中國社會生根發芽。中方以一種放肆的態度聲明拒絶接受蘇聯新領導層，並證實中國拒絶參與援助越南的聯合行動。

由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持續進行，我們在大使館預計，1967年夏季中國將採取新舉動進一步加劇同蘇聯的緊張關係。不幸果然言中，挑釁目標越來越多針對蘇聯運輸工具，尤以非武裝民船為甚。

在北京之外，最大的挑釁舉動8月10日發生在停靠中國大連港的蘇聯“斯維爾斯克號”輪船上。中國當局強行登船，抓捕帶走船長科爾若夫。同時一群中國公民企圖傷害全體船員，船身也被塗寫了侮辱我國的標語口號。

“斯維爾斯克號”船長往使館打電話找我，詳細描述了發生的事情，著重強調全體船員並未出現中國當局和公民所指控的那種行為。我儘力鼓勵他和他的下屬，保證蘇聯政府不會任由海員陷入困境，將採取一切措施還他們自由。

這種情況也使我警覺起來：中國政府居然在羞辱科爾若夫和船員的同時仍然保障他們與使館的聯繫（科爾若夫多次打來電話）。這就令人不由地想起一個問題：他們是否打算以某種形式把大使館也拖入這次挑釁，從而為進一步行動製造藉口？當然，我們不可能有書面證據，但仍然討論了這一猜測，認為有必要考慮此種可能性。

正在我們議論的時候，收到莫斯科的指令，要求派遣領事人員赴大連解決“斯維爾斯克號”事件。我和同事們心裡十分清楚，這趟差事無功而返就是最好的結果，甚至可能有助於挑釁者攪混水，最終把事件責任推到使館頭上。只要中國當局繼續針對“斯維爾斯克號”船員，那麼誰會受攻擊、誰來背黑鍋都是顯而易見的。

不論願意不願意，中國遲早要釋放“斯維爾斯克號”。因為他們冒犯的不僅是蘇聯船員，而且是全世界的遠洋水手。一旦大使館介入，外界本就瞭解不多的真相將更加模糊不清，挑釁者也有了長期扣押船隻和對我們提出各種誣告的口實。

我當然明白不執行斯摩棱斯克廣場（譯註：蘇聯外交部所在地）指令的性質。即便如此，考慮到可能的後果，我認為必須彙報大使館發現的情況，並請求同意不向大連派遣我方領事人員。最後莫斯科認可了我的觀點。

在А.Н.柯西金親自向周恩來提出抗議後，“斯維爾斯克號”及船員被釋放。

與此同時，使館周邊局勢繼續白熱化，我們努力做到準確記錄針對蘇聯機構及其職員的每一項敵對行動。為提高效率，我有時會在未取得蘇聯外交部具體指示的情況下，主動向中國外交部據實提出抗議。大使館也會迅速向莫斯科報告發生的事態和提出的抗議。

8月12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А.Н.柯西金致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嚴詞譴責扣押蘇聯船隻的行為。8月13日“斯維爾斯克號”離開大連港。此後很長時間蘇聯艦船不再進入中國港口。

本文最初發表於我的個人博客，有修改。更多內容請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