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地下党刊物的思想交流之六《我真心投降了无产阶级》

录入者按：本文讲述了作者从学生时代到重新入党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作者在学生年代受到革命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感召，从中看到曙光，想为革命做点事情。他自称当时还在受英雄史观的影响，「群氓只有接受知识分子的领导才能推翻旧社会，否则一事无成」。他只经过了两个月候补期就转正，很可能是被突击发展的党员。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也就是这样迅速成为正式党员。

他在陕北公学读书期间，最初积极参加学习，后来却懈怠，是因为不满于学校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进而想脱离组织，然后自己一个人去干革命。他把这种想法都归结为自身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我们可以看到，从延安开始，他开始不自觉地受到党体制的驯化——比如学校负责人指责他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他心灰意冷，脱党，离开延安，回到广东，想成为鲁迅那样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他在广东当学校校长期间，亲手杀了那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土豪，也的确是参加了阶级斗争。他当时的心态就是想凭个人本事在革命里「大干一场」。他反思说，自己像唐吉诃德式人物，夸大了个人行动对革命的作用，应该回归党组织。这样的反思有一定道理，因为无产者必须集中力量打击有产者，个体行动对有产者的打击效果很有限。于是，他加入了抗日游击队，直到重新入党前一直渴望回归党的怀抱。

他在游击队期间，党组织对他的驯化速度大大加快了。他先前宁可冒着重重危险穿过日占区回到广东，也不愿意留在那个充满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的组织，到了游击队以后却反复向组织写材料希望重新入党。无论是延安还是抗日游击队，都存在等级特权问题，但他为什么彻底转变了对组织的心态呢？除了上述的等级特权问题以外，我认为还有一点原因：当时主流革命青年眼中的共产党，就是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化身，要真正参加革命就得入党，挤破脑袋也要挤进党组织，「党组织再差，也比个人单打独斗搞革命要好」。凭着这样的心态，他在小队级战战兢兢地工作，不敢当面批评上级的问题，生怕上级又说他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不让他重新入党，不断地批判、反省自己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问题。终于，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了革命机器中的螺丝钉，重新回归了党组织的怀抱。文章标题是「我真心投降了无产阶级」，其实作者是彻底被驯化了，真心向党组织的等级体制投降。

我不知道作者的真实姓名，无从得知他在解放后担任过什么职务。但我可以推测，他是青年党员的一个缩影。这些青年党员曾经对革命抱着浪漫主义的想法，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后来又屈服于那一套体制，成为了兢兢业业的普通基层党员。其中有些可能「沉不住气」，不会全身心屈服于那一套体制，在1957年的某个时候向官僚主义开火，然后可能就是我们熟知的起起落落的人生经历了。

李星按：本文相当少见，详细而坦率地揭示了一个30年代的民国大学生历经上学时的探索、去延安入党、脱党回老家就业、亲手杀汉奸地主、再入游击队、参与组建基层政权、生病休养、重新入党的复杂过程。这位青年的经历，也是当时许多寻求社会出路的青年的缩影。

本文可探讨之处太多，反而一时无从说起。暂且指出一点：这篇文章能刊登在地下党的机关刊物上，本身也反映了地下党的“道路自信”。

一、个人英雄主义与「援助革命」的思想

我出身于一个地主及小官僚的家庭。小时候我读书有一点小聪明，从小学到大学都很出风头。初中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文艺团体，在这个团体的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初中毕了业我只在高中读过两个月，便到北平做了假文凭，投考大学。后来教育部在北平举行未立案大学生甄别考试，我又做了假证件，作为大学三年级学生参加考试，结果又考到了，因此在大学只读了一年便跳做了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这时是一九三五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我回到广州进中山大学。在我的主观头脑中，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进步的，是少有的革命青年。不用说，对国民党的官僚们我是非常憎恨的，就算对于比我年老的，我父亲的那一辈，我也很看不起。我父亲自己是一个大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我早年的思想很受了他的影响，后来他做了国民党的小官，我觉得他那一辈人都已经落后了。对我自己同辈，我也大都看不起，因为觉得他们大都是跟不上自己这么进步。对一般老百姓呢？虽然从书本上我看过了「要向群众学习」，「老百姓是聪明的」，诸如此类的话，但我觉得那不过是书本上的陈套，老百姓有什么聪明呢，有什么值得向他们学习呢？我觉得革命只是一些英雄人物（而且必然是知识份子）的事，我想，毛泽东不是知识份子吗？朱德不是知识份子吗？还有更远一些的，马克斯、恩格斯、列宁、史太林，这些人不都是些知识份子吗？工人、农民，他们晓得什么呢？如果没有知识份子的领导，他们什么也做不出来。我想，书上说的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工农是革命的主力，不过是为了利用那一群无知的工人农民去打仗，去拼命，去流血，只此而已；说到叫他们领导，他们哪里能够领导呢？的确，我也觉得工农大众是可怜的，他们受着重重的压迫与剥削，然而革命的事业却只是一些英雄人物，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份子们，为了可怜那一班愚蠢落后的人们，去号召他们起来推翻统治阶级，推翻压迫者与剥削者，然后改变社会的经济制度，这样使人民的生活改善，使他们从被压迫被剥削下解放出来，这样便是革命；实质上这只是个别英雄人物舍己救人的事业，而不是什么工农群众自己会发生的行动。因此我的革命观点只是基督教式的悲天悯人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救世观点，而不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群众革命的观点。还在初中二读书的那年，共产党的军队打到了赣湘粤边，广州风声鹤唳，那时候我很兴奋，只想共产党早点到来，一到来我就可以参加到里面革命去。可是当时及以后，我所要求的参加只是为了「帮助」革命，就是说，在革命中，我的地位还是自由的，我可以去帮助，也可以不去帮助，因为我自己不是无产阶级的一员，我自己是用不着解放的，解放只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因此既然我舍弃了许多东西去为人民，人民当然也应该对我另眼相待，给予我相当的报酬，这报酬不是别的，便是一个英雄或领袖的地位。这便是我的「帮助革命论」的革命观点。这种观点像一条红线地或隐或现的相当长期地贯串于我后来的思想及行动中，这阻止了我以后的顺利发展和进步。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重新合作，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便毅然抛弃了大学文凭的引诱（那时我在大学四年级，将近毕业），同了我的爱人，经历了许多艰苦到达陕北。一到那边，我就要求入党，组织上也竟然批准了，我的候补期只得两个月，就成为正式的党员。

二、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未入党

当时我进了陕北公学学习，初时我很努力，学习很积极，后来我就渐渐松懈了下来，常常故意规避不去开会，在学习上怠工。原因是我不满意当时我那学习班里一些人事上的及领导作风上的现象。当然，这一些现象仅仅是从我那主观片面的狭隘的角度上看出来的现象，那仅仅是个别人物及个别事件上表现出来的东西。譬如说，我们班里当时发动了一些竞赛，如关于学习竞赛，领导上就号召大家看谁的笔记记得完整而且美观，这就使一些同学一天到晚借别人笔记抄誊，小心翼翼地讲求形式；其次看谁在讨论的时候发言热烈，而所谓热烈，就是看谁发言的次数多，这就使一些同学从书本上一条一条的摘记下一些句子，到了开讨论会的时候就依样葫芦地背了出来。又譬如说，提倡生活集体化，就有人主张看书的时候一齐看，写字的时候一齐写，自由活动的时间也不能一个人自由走开；又如发动内务竞赛，同学们都一早起来把被叠成一个正四方形，拿了两块木板去把被的四角及边缘夹得整整齐齐……诸如此类。这一些形式主义的现象，我心里觉得十分讨厌，加上了我觉得有些旧人看不起新人，领导上似乎只是重视积极份子，不理会一些平庸之辈，而所谓积极份子，又大都是我眼里认为是追求形式的人，我心里很看不起的；这样，我心里便大大不服，觉得这是一种官僚主义。以前我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读了许多年书，看了许多形式主义及官僚主义现象，跑到陕北为的就是厌弃了这一套，总以为共产党地区什么都是好的，事先拟想着一个人间的乐园，却不料大失所望：好的，我不愿去发现；而不好的，不如意的，则随处可见；加上了我那爱人吃不惯苦，吃了小米常常生病，我和她在闲谈中都大发噜苏﹝录入者注：「噜苏」即啰嗦﹞，越谈就越觉得生气，认为我们抛弃了那么好的家庭生活跑到了这边来做什么呢？有什么好处呢？说生活、是苦，说前途、是渺茫，说受气、就同样受气，那么我们何必留下来呢？总而言之，当时我觉得许多事情看不过眼，以为这是妨碍了自己，这和我那英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脾胃大大不合。『革命还是不革命呢？还是要革命的，但我不能忍受下去，我要自己自由自在地干革命！因为革命的路是广泛的，多方面的，我离开陕北，甚至退出了党也可以革命！』这是当时我的想法。后来毕业的时候，我的鉴定表上写着我有自由主义倾向，那是经过小组讨论及全班讨论之后评定的，有些同学替我辩白，我自己却欣然承认了，因为我想：「自由主义就自由主义吧！如果像你们这样的『不自由』主义，又有什么好处呢？」到了分配工作的时候，学校当局因见我的表现不好，叫我重新学习一个时期，于是我提出反对，我说：「我已经非常讨厌学习了，要就派我去工作，要就我要回去广东！」当时我向支部书记交涉，要求回广东。我说：「不过因为我入了党所以才受你们的限制，如果我退出了党，你们就不能限制我了！」那书记叫我有意见写一个报告给他，我想，反正我退出了党，还写什么意见呢，于是我不写。后来学校一位负责人和我谈话，他打击我的自尊心，说我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他说：「你读的××大学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但你却只接受了不好的那一面！」我说：「你的陕公也不好！」他叫我写意见来，我也不写。我想我已经决意要回去了，还写什么呢，于是我同了我的爱人回来广东。

现在想来，当时陕公里面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形式主义及官僚主义现象确实是有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许多干部都上了前线，留后方工作的许多都是新干部，对这工作可能是由于不大熟练，容易流于数字或形式上的追求；另一方面，学校制度规定了每一届的时间都很短，一般都是三个月，而我那一个班据说是水准较高的，只有两个月就要毕业，那么在两个月的短时间中为着要了解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及能力，然后根据这一了解去分配工作，这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也就难免过于讲求形式，重视一时一事的表现，重视了数字或事情的表面现象而不能寻求事情的实质。加上了当时同学里成份的复杂，这些份子大都来自蒋管区，从思想意识上反映了许多旧的落后的东西，这一些也就加甚了当时形式主义及官僚主义的现象。这一些现象就成为当时我不满意的客观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我自己主观上确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我自己的阶级立场还是模糊的，我对革命对党的了解根本上还是错误的，在我心目中，那所谓「帮助革命论」的个人英雄的观点还占着统治地位，我不会想到党还是从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社会中产生，而不是从空中掉下来，从旧社会带来的不好的现象，自然不可避免，然而这种现象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这只是暂时部份的个别的现象，而在总的方向则是好的；作为一个成员的个人就应该与一切不好的一面作斗争，展开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但我却不从这一观点着眼，只觉得一时的现象妨碍了自己，不是从团体的及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从自己个人的利益出发，于是我由彷徨动摇终于退出了革命队伍，这就是我那个人英雄的思想意识应有的结局。当然，形成了我这种个人思想的，和我的阶级出身有绝大关系，我那不愁衣食的家庭后路对我作了不断的诱惑，加上了爱人问题的解决不来，这就促进了我的思想的动摇。总之一句话，虽然组织上我是入了党，但思想上我却没有入党，而且离开真正无产阶级的思想真是不止十万八千里。于是这样，我便从延安回来了。

三、要走鲁迅路线

回到广东以后，跟着广州也沦陷了，我当时有病不能随着工作队去，只跟着家庭一起逃难，于是我和所有的朋友都断绝关系了。当时我很苦闷，很有些后悔自己贸然回来，然而我却有了一种新的幻想，我还觉得自己是有本事的，以为自己可以写文章，像鲁迅一样，要成为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的理解是：革命的路是广泛的，在党内可以工作，在党外也可以工作；总要我自己有才干，有决心，总要我决心做好事，做好人，这样也就算是革命了。我想：如果我本来是有能力的，我自然就会出名；如果我本来是没能力的，那么就算入了党，我也还是无所建树的，我也还是不会成名的。这个思想，一方面可说是好的，那是我想做好人做好事那一面，然而另一面确实要不得的，那便是我之所以要做好人做好事，要走鲁迅路线，还是为了要自己成名。这种想法的根源还是我那一贯来从个人主义出发的，纯粹自由主义及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然而当时我自己真的很努力写文章，我在一些中小学校里当教员也很尽心尽力去启发学生。不久以后，我在家乡又和一个土豪起了冲突。这个土豪是全乡最著名的大地主，他的兄弟是广州伪省府的秘书，他自己做过乡长，常常仗势霸占乡民的田产。当时他耕了祖尝﹝录入者注：「祖尝」的意思是旧时大家族为筹集祭祀祖先所需费用而留出的公田﹞的田，而他自己又是祖尝的司理人，所交的田租很低不在话下，他常常又借口做社戏，「打大斋」，诸如此类，说公家欠了他的钱，初时不肯交租，后来就说尝田要出卖了还债。于是他便把尝田都霸占了。这时我做了乡下的小学校长，这个小学全靠尝田的租作经费的，他霸占了田，学校就要停办了，当时我便和他理论，我发传单攻击他，但结果自然是他胜利了，学校关了门。我心里很气忿，我有着这样的理想，我想：倘若杀死了他，我便可以把公家的田要回来公耕，这样学校就可以再办了，同时还有许多谷，可以在荒年的时候拿来施赈济饥，这就使许多人得到好处。当时我自以为这件事是很革命的了，于是我下了暗杀这个土豪的决心。但等了许久都没有机会，因为这家伙晏出早回，村里又驻有日本鬼，很难下手，后来我就决意白天杀他。我估计我们的家庭在乡间很有地位，而这土豪是全村都很愤恨的人物，杀死他是每个人都欢喜的，即使有人看见也断不会说出来，这样真的在一个早晨那土豪从我家附近经过，我拿出手枪追了出去，这家伙还和我打招呼，因为他万万想不到我会亲自动手杀他的。于是我打了四枪，每枪都中了要害，眼看着这土豪倒下来死了。我便走了回家，告诉了父亲，我的父亲吓得面如土色，连忙叫我快走，我便走了出来。这时这土豪的家人带了日本兵来了，幸好他们没有看见我，路上的人也真如我料想的一样，都不肯说是我杀他的，但有一个小孩子，他是我家的亲人，他自言自语地叫道：「我知道是谁，我知道是谁。」汉奸们便捉住了这小孩，这小孩便什么都招了出来。日本鬼便到我父亲家里捉我和父亲，父亲也逃开了，伪政府便通缉我，封了我父亲全部家产，这件事使我父亲恨了我很久，后来我也和父亲起了冲突。这时我自己也有了些后悔，虽然觉得土豪还是要杀的，但杀的方法不对，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杀了一个土豪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土豪，杀之不尽，这断断不是个人力量可做的事；而我却想以一个人去消灭一个社会制度，这简直是一个笑话，极其量这不过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个人的勇敢罢了。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于是我的思想略略有了些变化。

家庭生活过不下去了，我的妻也不原谅我这样做，因为父亲恨我，转而仇恨了我的妻。一家人因为了我，成日嘈嘈吵吵，靠了一些亲戚的关系出外做了一个时期教员，后来因为敌人打到来，学校又停办了，我便跟着亲戚做生意，后来生意蚀本也做不成了，我不能不又回来家里倚靠我的父亲。从前我觉得很有自信，以为世界无处不可以安身，这时觉得很灰心，感到世界无处立足。有几次我想自杀，但每一次拿起手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又忽然惊觉了，自己对自己说：「我没有做过坏事，我为什么要死呢？难道我不是比许多人都更应该有生存的权利吗？」于是我又把手枪放下来了。然而这时候我内心的苦闷实在非言语可以形容：旧的生活我已经鄙弃了，新的生活自己又跟不上；眼看着从前比自己落后的人，一些同学、兄弟、亲戚、朋友、甚至学生、弟弟妹妹一辈人、侄子一辈人，他们许多都走在自己的前面去了，可是这时候自己甚么事都不懂，却常常要从这些人的口中去探听消息了；对于许多新的理论也要去听别人的解释了。这时游击队的活动已在周围发展，自己身边的人许多都和游击队发生了关系，只觉得他们蓬勃而有生气，而自己却在忧郁与孤独中凋零而趋于萎谢！于是当敌人又打到了来的时候，我的父亲要带着家人迁入大后方去，我就说自己决意不跟他们去，我要参加游击队。于是在一九四三年春天我在××乡加入了队伍。

四、思想意识改造的艰苦，丢下了包袱又拾起来

参加部队以后，初时我在一个队报上负责副刊的编辑工作，而我对于工作也很积极，因为觉得自己已经落后了，非加紧赶上去不可。在生活上虽然不习惯，也努力克服自己的自由散漫；当知道自己不过是属于小队级时，心里也有过一会斗争，终于也克服了，拿着作革命机器中一只螺丝钉的论点去勉励自己。然而渐渐看到了部队里面一些现象，旧日的思想感情又渐渐复活了：那是因为（一）部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下级见了上级要敬礼，到领导机关要高叫「报告」；这使我渐渐起了地位观念。每次听人说上级心里都觉得不自在，觉得这些形式是不必要的；（二）某些上级同志存在官僚主义，待下级的口气和态度不好；这使我起了强烈反感，这使我下意识地产生了极端民主化地思想，甚至认为至好就取消一切等级；（三）等级制上物质待遇的不平，生活费各级都不一样，有些上级同志利用地位大饮大食，出入带着一群传令小鬼，威风凛凛，而小队级的则既没有传令也没有小鬼，所有洗衣服，背行李都要自己来。加上了环境中广大小资产阶级份子的影响，旧日的思想意识渐渐抬头，要地位，爱面子，渐渐地对于小队级的地位忍受不住。于是有一天我找政委问他我究竟是什么级，政委说：「本来你是中队级，不过因为你初参队，对你不了解，就暂发小队级生活费。」于是我的气也平了。虽然自己工作能力并不增加甚么，但总觉得心里好过了。这件事说明了还是个人英雄的意识表现，无产阶级的集体观念在我是薄弱的，不管口头上我说得怎样，在时间上我还是不甘心作革命机器中的一只螺丝钉。

后来我被派出到某区征收抗日公粮，那一带乡村在敌伪的几面包围中，还没建立抗日政权，我的工作便是一面征收公粮，一面协导当地民众建立政权。当时我做得很积极，也有了一些成绩，然而我的思想意识也还是不对的，因为这时候我成了这个地区里的负责人，那很适合我那英雄主义的口味；政治上我的坚定性虽然有了进步，但我的思想内容还是从个人出发的而不是从群众或集体出发的，还是与无产阶级思想对立的东西。当时我要求重新入党，未被批准，我就常常为了这件事而苦恼。后来我在工作中我吐了血，直至昏迷，但我没有害怕，因为觉得死了倒是一种休息，免得苦恼，于是只是略略休息了一下，还继续工作，一直到把我的任务完成为止。其后我转回了宣教部门工作，不久又吐血，休息了一两个月，我又去工作，又吐血，这样翻覆了好几次，这种拼命主义或自暴自弃的态度完全不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这又说明了我那小资产阶级的冲动性，这种冲动性的根源便是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不从大局出发，只从自己感情出发，这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思想意识恰好相反。当时在工作中我因为怕人批评，总不敢提出意见：本来我和别一位同志共有一个勤务员，那同志常常叫那勤务员跟着他，我心里不平，也不说什么，因为我怕别人说我有地位观念，说我有平均主义观点；我就自己背行李，后来背不起来便将行李寄在民众家里，晚上又冷得睡不着，只好躲进民众家里睡；有一天忽然发生了战斗，我才从民众家里跑出来，几乎失了联络。在开群众大会的时候，我因为怕别人说我想出风头，是英雄主义，于是心里有了话也不敢讲。对工作虽然是战战兢兢的负责，但我持着报销态度，自己没有打开脑筋，力求提高与改进，只是得过且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在生活小节上虽然我为了怕别人批评自己有自由主义，一切都遵守部队纪律，如早操，勤务，列队，背行李等等都做到了，但这一切的遵守都不是从思想上建立起来的，因而我后来行动上却真发生了自由主义，如军队经过我老婆的村庄时，我私自回去看她，在家住了两晚。又如我在民众家里吃了饭，回来还开了部队的帐，得来的钱自己却拿来买鸡蛋吃。对上级同志本来我有一些意见，但又不敢当面批评他，怕他的反映不好，自己取不到党籍。以上这一些都说明了我的自我批评，自我斗争不够澈底；坏的思想意识不断地此起彼落，时常以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在这一处丢弃了的包袱，到了别一处又不经不觉拾了回来。如果不是由于在延安那一次的经验教训，有几次我几乎灰心得要离开部队回来了，幸而我没有这样做，然而在我的心里常常就有了两种思想在斗争：一种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及英雄主义的个人思想，一种是无产阶级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的革命集体主义思想。这个两种思想互相压迫，互相斗争，常常在某场合，某一事件上，我克服了自己，然而到别一场合，别一事件上，由于自己那种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私欲未能克服，便妨碍了自己对于正确思想的把我因而产生了错误。北撤之前我因肺病复发才从部队复员回来。

五、丢弃了沉重的包袱而我是更生了

一个长时期内我的内心彷徨苦闷着，我的病因为得到较长时间的休息与调查倒渐渐好了，然而我的组织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写过两次报告要求入党却总没有得到批准。这时旧的生活我已经整个的鄙弃了，但新的生活却又无从建立起来：我是铸成大错，而另一方面我又在替自己辩解，认为自己不是已从实践的行动中得到证明了么？在病中、在生与死挣扎的关键中，我不是已证明了自己的坚决了么？而党竟不理我，对我冷淡，拒绝我入党，这不是党的关门主义么？我于是从自怨自艾，转成了对党埋怨，觉得党虽然是好的，但对我确实不公道的。我对党的路线的认识虽然比过去已提高了一步，而且也已下了决心投降无产阶级，要成为无产阶级进步队伍中的一员，甘心乐意为扩大人民的利益奋斗到底，然而在思想上我还保留着自己个人小圈子里面的东西，甚至珍贵着这些东西，不肯从集体利益的观点上去研究、发觉自己个人，澈底深入地进行自我检讨批评，而只是从自己个人利益出发，把自己的秘密掩盖着，对于自己的毛病与缺点讳莫如深，恐怕别人知道更加看不起自己，党也更加不要自己。对于不能入党的事，根本上我就不从自己的原因去解释，甚至了解为这是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后来经过了自己对于一些整风文件地细心阅读及听了一些朋友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听到了许多具体动人的例子，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并不因为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也不是党有了关门主义，而是自己还不甘愿放下个人的包袱，自己还没有真正投降无产阶级，真正接受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为革命、为人民去批评自己、提高自己，一句话，自己还在拖着一条非无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尾巴！于是我反复再三地做了反省，原来自己思想上实在存在着这许多龌龊腌脏的东西的！后来我在几个朋友面前×尽淋漓地倾吐了一切，在这当中我自己也滴下了几滴混合着甜酸苦辣的眼泪。于是我再详细写了一个报告给党，我自己想道：「党要我参加也罢，不要我参加也罢，总之这是我自己真正的面目，为了革命利益，为了自己进步，我非这样全部说出来不可！」然而写了这个报告以后，我真是如释重负，心里的不安与彷徨都消除了，而事实也证明党并不是关门的，对于一切真心真意追求进步的人，党的门户是大大开放的，于是这样我就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我的政治生命得到了更生。

六、结论

从我自己的经验说明了阶级改造的不容易，但一个知识份子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营垒，必须完全割弃本阶级的劣根，真心投降无产阶级，做一个澈底换脑筋的大工程。就由于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旧式生活中形成起来的习惯与个性带着一定的顽抗性，另方面由于周围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不歇给予自己的影响，所以这种自我斗争和改造的过程是相当的长期而且残酷的。这就证明了俗语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话确实含有真理，唯有接受毛泽东同志「天天洗面」的明确的指示，在思想上必须不断检讨自己，扬弃自己，另一方面要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和工农大众在一起奋斗，使生活的工农化达到了思想的工农化，处处和无产阶级血肉相连，最后才会达到阶级思想意识的完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