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年纪事 | 大选之年

1. 原来我从来没有投过票

大选日前一天，我听到一个美国朋友说准备第二天早上六点去投票，立刻表示想陪他一起去，但是早起确实太困难，而且我上午还要上课。一番商量后，我们决定中午的时候一起去投票站，即便可能会大排长龙，但我们也可以打包一些外卖，边吃边排。

第二天上午，我其实根本没心思听课，上了一半就跑掉了。走在纽约的接头，发现沿途很多商店的店面又钉上了木板，就像夏天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时一样，如临大敌的气氛非比寻常，听说这是为了防止大选后可能发生的骚乱。大选之前，虽然民间流行着各种危言耸听，什么“政变”、“内战”的说法已经满天飞，但纽约身处深蓝地带，民调又显示拜登大幅度领先，我也没觉得会有多大的危险。

现在看来，在2020年经历了如此多的荒诞后，还要迎来最后一场压轴大戏，而我再次身在现场，不禁感到又overwhelming又幸运。

朋友住在Washindon square park附近，他家附近的投票站设置在一栋NYU教学楼的一楼，所有场外和场内的指示牌上都有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三种语言。我们买好吃的过去，意外的是没有一个人在排队，我们直接就进去了。

想投票的公民需要提前在网上注册，然后会收到一张Approval notice，这是有投票资格的证明，上面也会指定投票地点。投票所的reception有中文志愿者，可以用中文指导投票。

投票现场的工作人员比来投票的人还多，也有警察在现场值勤，可惜不准照相。工作人员把选票和一只特制的纪念笔拿给朋友。选票很大，像一张菜单，拿到以后朋友走去填选票的地方，把头埋进一个三面围合的private booth里写。我站在旁边等，朋友写完之后就拿给我看了选票的内容，选择的方式是把候选人旁边的小圆点涂满，就像我们以前考试填机读卡一样。

然后我们拿着选票去另一边的扫描区域，把选票塞进读卡机器，就记票成功了。

投票完成后我们从另一个门离开，门口的工作人员发给了我们几张“I voted！”的贴纸，她还问我为什么不投票。

原来我从来没有投过票。

后来在大选开始后，看到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其中，却又互相嘲讽（或是自嘲）自己在吃代餐的时候，我想，不知道这辈子是否有机会在我的家乡投票。

2. 一滴滴水在妄图改变潮水的流向

四年前的2016年，我刚离开中国到纽约两个月后，就碰上了美国大选，希拉里对阵川普。在那之前我对美国政治基本一无所知，也并无想象我的人生巨变赶上了某种历史和社会的巨变。那是一次启蒙，从此以后，个人通往公共空间的任督二脉会被打通，这个世界的每一次波动都可能和我产生深入的情感勾连。

临近大选之前，班上的同学们便开始蠢蠢欲动，我还记得有一次下课的时候，一位学姐在现场组织大家周末的时候租车去临近的宾州为希拉里拉票，很多人踊跃地响应。当时我只觉得新奇有趣，不止是因为他们对政治如此上心，而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看得如此理所当然。这对于长期过着去政治化生活的中国人来说，不太理所当然。

我在国内习惯的设定是，普通个体没有能力或者资格介入国家大事（他们甚至不需要关心），民主需要的条件是无穷无尽的且永远不可能满足，经济基础、教育程度、法治建设、道德与素质……但人只被看做它们的产品，也就是这些条件具备后的结果，从来不被看做促成这些条件的原因。

但是，在真正实践过，或者仅仅是围观过投票过程之后，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他们会对于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具有几乎直觉上的实感。在今年年初的台湾大选上，我亲眼看到了权力如何一点一滴从最平凡的人们手里，用最朴素的方式诞生，这比我之前任何对民主的想象都更震撼，因为它塑造了一个人的政治影响力的实感。当权力不再神秘和抽象，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反客为主。

2016年大选当天，我们在下课后聚在一起观看直播，美国同学开始现场科普美国的两党分野，选举制度。我当时才知道，原来美国的选举并不是一人一票的普选制，而是“赢者通吃”的选举人制。

那次的大选直播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学校关门以后我们又移动到了一间酒吧，酒吧里全是在看大选的人，就跟看足球赛一样热闹。每一次希拉里拿下一个州，酒吧里的人就会欢呼起来，但是随着川普越来越占上风，大家也慢慢地从兴奋变得沉默，直到空气凝结。

16年时川普也拿下了佛罗里达州，坐在我旁边一个祖籍佛罗里达的女同学因此严重怀疑人生，一直在咒骂她的父老乡亲。这成了我们班上的梗：是什么让一个高知女性在公共场所大分贝咆哮着fuck和asshole，不惜把迄今为止的修养都葬送在那个晚上？

（今年大选之前，这位佛罗里达女同学告诉我们，她已经提前打了电话给每个亲戚和朋友确保没人敢乱来。然后她就再也没说过话了。）

川普确认当选后第二天，天气很冷还下着小雨，我们小组去了一个服务LGBTQ群体的慈善组织调研。这个组织位于曼哈顿上城，他们运营着一个shelter，专门为无家可归的性少数群体提供服务，包括完全免费的住宿、热水澡、洗衣、食物、电脑和网络，以及各种社群活动，这在生活成本昂贵的曼哈顿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他们做到了。

工作人员很热心的帮我们安排了一间临时办公室，我们第一个采访的是个黑人穆斯林双性恋男青年，才23岁，可想而知在这样的交叉身份下，它会在社会上处于多么边缘的位置。他一进门，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张口就问：“川普是总统了？假的吧？告诉我一定是假的！他们会重新计票吧？！”然后就面无表情地瘫在了椅子上，导致后面整个采访都笼罩着愁云惨雾。

那几天，好像整个纽约的人都陷入了集体政治抑郁，大家在尝试process这个现实，身边的同学们无心上课，每个老师都在课堂上讨论大选相关的议题。周三我们的Global Guest Lecture一般都会请来优秀的企业家或社会工作者做演讲，不知是否有意安排，那天来的是一个女同性恋政治家，短发西装的帅气打扮，她已经连续几届为总统麾下的联邦政府工作了。

她说：“我还记得911那天的景象，当时我在纽约曼哈顿，正怀着孕。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会遇到我的妻子，她是一名优秀的律师，更没想到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当我听到双子塔被袭击的消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强烈地想要保护肚子里的孩子，所以我立刻驱车往家里赶，正好路过同样遭到攻击的五角大楼，看到升腾起来的黑色烟尘铺天盖地笼罩而来。

昨天的大选让我突然又想起了那天的景象，那种被黑色烟尘笼罩的感觉无比清晰。”

听完她的讲话之后我就哭了。当时冲击我的是强烈的情绪，我很惊讶的是政治居然会那么强烈地裹挟每一个人的情绪，造成一种深刻的创伤体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身在其中，我无法将大选看做一场show，一场游戏。这影响了我对一切公共事务的态度，有人会因此受伤，有人的命运会被永久改变。即便我们竭尽全力，我们也有太多爱莫能助、力不可及的人和事，我们也很难将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点，但是我们却可以轻轻松松搞砸一切。

美国的社会从未这样剧烈地撕裂了，且从来没有愈合，而是一直持续到四年后的再次大选。在此期间，我有幸在纽约目睹了自由派公民社会的强烈反弹，人们在街头举牌、在地铁站里创作连侬墙，互相表达关心、认可和鼓励；人们重新组织起来，发起游行、集会和各种社会活动；女权运动再次崛起，2017年始发于华盛顿、席卷全世界的女性大游行是美国自1964年的反越战游行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如果有人觉得这次川普败选体现了民主制度的某种“纠错能力”的话，别忘了这背后是一滴滴水在妄图改变潮水的流向。

3.不知道台湾人是怎么度过这一年的

2016年的大选也是我第一次和国内朋友圈子撕裂，当时国内大多数朋友都支持川普，我们在微信上隔空互怼。但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有一个独特的位置观察中美两国，或者至少是中美两国的中文圈。我特别能体会那些处于夹缝中的人的困境，还有多方力量博弈的复杂性，所以后来我写香港运动，写台湾大选，对国内自由派、台湾陆生、海外离散群体的身份危机和矛盾状态有很多的共情。

听说这次台湾还有香港地区主流民意都更支持川普，我没有求证过，但想说我能理解，我也理解那些身处大陆的部分川普支持者。我一个群友有次说：“国内自由派粉川的，一般两类人。一类是不知道他是疯子，以为他是不走寻常路，勇于反抗建制派的英雄。另外一类知道他是疯子，但是认为只要能对赵强硬，不妨以毒攻毒。”

以我所知恐怕没法否认这个概括。但是，我理解那些深受极权之苦，把川普当做唯一可以制衡并对抗中共的力量的人。大多数普通人只能在现有的权力体系里面趋利避害、借力打力地实践自己的反抗。“川粉”是个一概而论的标签，但我不想脱离这个语境去苛责这部分人，我甚至为他们捏一把汗。

记得年初在台湾观察大选的时候，有个长辈很好奇地问我：台湾人怎么看待川普呢？特别是小英的年轻支持者们，从两岸对峙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应该很感谢川普对待中国的强硬态度，但是他们真的认同川普所代表的价值观吗？比如说反智、威权主义、性别歧视、反对同婚，这显然不符合他们的理念，这不是很尴尬吗？

这让我很感慨，为台湾人始终身处两个强大国家对抗的夹缝里，饱受威胁和掣肘，难以践行自己道路。可是，我又相信他们是有主体性的，就跟香港的抗争者一样，在积极拓展着国际支持。

从台湾回来后，我也和那里的社会脱离了连接，不知道人们都是怎么度过这一年的？

在年初小英当选之后，已预示了台湾将与中共的统一大业背道而驰，两岸长期积累的矛盾再次凸显，到年底美国大选前夕，中国对台湾的施压层层加码，外交孤立、军事威胁、网络攻击、经济施压齐上阵。新华社在蔡英文当选当天即发文抨击她“倚美反中”，称：“这次台湾选举受到了外部暗黑力量的操控。”并称大陆在遏制台独分裂、造福台湾同胞上“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

新冠疫情期间，尽管台湾在控制疫情方面表现良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却因为中国施压被世界卫生组织拒之门外。国台办发文批评“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企图利用疫情趁火打劫，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并重申台湾参与世卫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解决，绝不允许“以疫谋独”。

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地区的军演越演越烈。环球时报虽然表面呼吁双方克制，“不开第一枪”，却又强调“中国大陆军事力量一定会依法适用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制止分裂国家的企图，以期台湾方面的服软。

央视焦点访谈连续三天播出“台谍案”，在李孟居、郑宇钦之后，台湾学者蔡金树、台湾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施正屏被指打着两岸学术交流旗号收集情报，他们身穿囚衣，以电视认罪方式亮相。之后，人民日报发文《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告台湾情治部门书》，措辞严厉地放话“勿谓言之不预也”，引起各方猜测是否为宣战信号。

台海危机似乎一触即发，德国媒体《法兰克福报》的记者甚至在9月初撰文《如果台湾陷落》，大胆分析了美国政治真空期期间，中国面对“千载难逢”的机会攻占台湾的可能性："假设，特朗普以非常小的差距输掉了总统选举。他不承认计票结果。……在世界的另外一边，中国，这可能也会引起一连串慌乱的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幅度提高一场战争爆发的风险。’北京可能会从中看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做出这番表态的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长曾鋭生。他说的这个机会是——占领台湾。"

文章也承认这样的假设并没有可能发生的迹象，但这已经足以想见台海的和平已变得何等脆弱。虽然我不认为美国两党或者是川普和拜登的对华政策会有明显差别，但是，拜登对于中国威胁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论述，这也许会加重台湾人的顾虑。

其实我一直有点后悔，为什么我当时在那篇写台湾大选的文章《原来总统的选票是死亡芭比粉色的 | 2020台湾大选观选记》里，会自我审查掉一个细节：在小英的胜选集会上，那些在民进党总部外面挤满了整条街道的台湾人，山呼海啸地反复高喊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国安法出台后，香港的前景越发黯淡，我就越发对这个未被记录的细节耿耿于怀。

4. 我不想离开

这次大选的过程，真是一场渡劫。四年多和纽约的交情，让我的情感卷入只增不减。这一周的时间我基本都废掉了，晚上追看到两三点，躺在床上难以入睡，早上一睁眼就先刷手机上的最新票数，苦苦等待几个关键州翻蓝，然后整个白天都无心工作和学习，只能勉强划水。

身边一些在美国的朋友，都是类似的状态。大选当天深夜，川普选情越来越好的时候，那种焦灼和积郁，就像钝刀子割肉一样。当意识到他很有可能连任的时候，我们的PTSD都爆发了，仿佛眼睁睁看着四年前的情节重演。最恐慌的是，我开始询问自己，我对这个世界，对于人的理解是不是出现了根本的错误？

（这种打击即使在拜登后来居上后也没有消除。令人后怕的是，我们都认为如果新冠没有发生的话，川普不会输。）

北美的女权小伙伴组织了一个女权观战群，我也在里面旁听，只是没有心情讲话。吕频问到：大家有没有想过川普再上台之后的打算？我回答：我准备跑路加拿大。然后几个群友也表示同意。

实不相瞒，刚好在大选前一天，我突然拿到了八个月前申请的加拿大签证，当时还开玩笑说，加拿大这是在加班抢救难民吗？

但吕频回答：说是这么说，但你们真的会去吗？那真的是一个选择吗？我不觉得。

我便想起上次秋游时她对我说：“米米，这世界上没有自由的地方。”

我把这句话写到了文章里，一个朋友给我留言，做出了进一步诠释：“……自由不是土财主床底下的金元宝，父辈可以事先存好了后人放心大胆拿现成的。若只想拿现成的自由，那这世上就真的没有自由之地。所谓自由之地是一代代人在秉持信念的基础上不断做出选择而塑造出的一条道路。往身后看的时候是有这么一条道路，但往身前看的时候，往往是什么都没有，人不踩过去就是什么都没有。”

川普提前出来宣布胜利的时候，我的崩溃感达到了顶点，整个人都不知道作何反应，木然地盯着屏幕无法动弹。

心中突然升起了强烈的不甘：我不想离开。我不想撤退，把我存在的地方，我认识的人们拱手相让。我无可救药地想要挣扎到底，必须挣扎到底，不管是作为中国的少数派，还是作为美国的少数派，还是作为这个世界上一小撮没有答案，无法停止不安、愤怒和疑问的，走到哪里都无法被解决的人，唯一的觉悟只能是put my values and my life at stake，而不是还有hold back的余地，试图在这个崩坏的世界里率先上岸。

人是很神奇的生物，会在意识到自己的脆弱的同时，也发现自己的力量。不知道自己多么脆弱的人，不可能发现这种力量，无论他表现得多么斩钉截铁，坚不可摧。事到如今，不可相信不痛苦的人，不可相信近在眼前的解脱之道。

从未有这样强烈的意愿想要stay，哪怕stay再一个四年。

后来的反转，反而更像是梦。四天后的星期六中午，我是在刚准备出门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得知拜登胜选的消息的。当时窗外传来一片欢呼，隔壁邻居在扯着嗓子尖叫。我急忙出了门，附近的人们也涌到了街上，他们欣喜若狂、振臂欢呼、载歌载舞，过路的汽车都在疯狂鸣笛。

天气出奇地好，万里无云，风和日丽，暖和得根本不像11月初的温度，人们都穿着夏装。我骑着自行车赶往聚会的公园，沿路拍摄着这个沸腾起来的城市。四年了，从大选开始，又要以大选结束，好像是一段有始有终的旅程，心里释然之中，又有些落寞。

What's next?

微醺的空气里，竟然酝酿出一点熟悉的气味，我深深吸了口气，又想起了那个回不去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