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自我放逐：讀馬建《非法流浪》

高行健為馬建作序。

他說，1986年的一個冬夜，馬建剛從西藏回北京不久，於高的住處交給他一篇稿，叫《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他回房一看，大吃一驚。原本馬建還要再修改，他說不用，隔天就交給「人民文學」主編劉心武。

1987年「人民文學」第一、二期合刊號即刊登馬建這篇小說，引起巨大轟動。但裡面描寫藏人風俗的片段被視作離經叛道，引起當時刻意營造少數民族團結的黨內高層不滿。在其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此合刊號被收回銷毀。劉心武承擔了大部分的政治責任，從主編的位置上拔除，從此以後，只能去研究紅樓夢。

此時，馬建已移居香港。

馬建的這趟自我放逐，從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始，終於1986年交稿於高行健前。從西北至南疆，從沿海到西藏，前後三年多，本書就是講述他這段流亡的過程。但此書成書卻在二十多年後的2002年，此時他已出走香港，在德國教過兩年中文，又離開德國前往英國，定居於此。在這個浪漫主義盛行、流浪成風的國度裡，他將這三年的經歷寫成了《非法流浪》，它的英譯本《Red Dust》獲得了旅行文學的最高榮譽：Thomas Cook Travel Book Award，成為首次獲得此獎的華人。

我初看本書，認為黨對馬建還是不錯。身為全國總工會的攝影師，還配給他一間小屋，在南小街五十三號，北京城裡，朝陽門內。

80年代初雖然政治氣氛已稍微鬆動，但公安仍然可以隨便找個由頭就把人抓進去。亂搞男女關係，隨意開家庭舞會，或是私藏物資，都可能被朝陽群眾舉發。馬建住處因人來人往，交往複雜，已經常常被鄰居舉報，進派出所多次了。另外，在工作上，他放蕩不羈成為單位焦點，政治運動一來即成為第一個被整肅的對象：

馬建，你知道自己幹了些什麼？你的自由化傾向已經背離了一個社會主義青年起碼的健康標準！看看你設計的封面，再看看你拍攝的照片，沒有領導的幫助和把關，會造成多麼可怕的後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受資產階級的精神汙染有多嚴重嗎？

你的那些所謂蠅營狗苟的朋友，留著長髮，穿著牛仔褲，戴著蛤蟆鏡，在工作時間來找你。保衛處早就掌握了情況，帶給你的是一桶汽油。

馬建回：

操你媽，老張，再說我把你從六樓扔下去！

政治運動一來，被清洗的人數往往是定額或是定比例，並不依你的工作表現或能力，平時交好的同事冷眼旁觀就還算不錯，許多人恨不得跟著領導踢你一腳。「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成為壓垮馬建的最後一根稻草。原本家庭破裂且已經苦悶至極、妄想從佛法尋找出路、已出家受戒的他在此事後立即不告而別，開始他的西北流浪計畫。帶著全國糧票，180塊人民幣，惠特曼的《草葉集》，還偷了單位的一堆介紹信。

我無意做本書完整的介紹，只說說我印象深刻的幾個點。

文明與野蠻

「去年冬天皈依了佛門，給鄙人受戒的是正果法師，本人法名弘剛居士。現在已棄絕紅塵，隨緣化緣了。」他笑了笑。

80年代是文革後的文化復興時期，各式思想勃發，藝文活動突破壁壘。鄧麗君、蘇芮，法國娜娜的歌透過地下電台、香港等地下管道偷渡進中國大陸。但文明只在城市，文化更只在少數城市，野蠻則遍地。野蠻也不是當今中國常用的野蠻生長、狼性等同義詞，而是指對生命的蔑視。以下是幾個段落：

馬建在路上遇到一農民在找人：

「找誰？」
「我妹妹叫人給賣過來了。」
「就這一個妹妹。她信上說，白天男人下地幹活，怕她逃跑，就把她栓在門上，還不如隻狗。」

城牆上關於計畫生育的標語：

一胎帶環、二胎結紮、超計畫刮。

在草海哈薩克人家裡：

草原上沒有時間，羊慢慢起來出去吃草，女人慢慢地在中午就準備著晚餐。帳篷裡躺著她慢慢等死的奶奶，她已經躺下兩年了，眼珠子依然很亮。

作者回憶就學時集體看他人死刑：

每年國慶前，全國的城市都開審判大會，都要槍斃十幾個人。我是看著這種布告長大，也經常去刑場看槍斃人，但許多時候是學校組織的。記得有一次囚車停後，兩個解放軍壓下一個綁著雙手、叫盧中健的青年人。他邊走邊喊叫著，但嘴很快被一個鐵絲從後面勒緊，嘴就撕開。踢開他以後打了三槍，他的腿還抽動，一雙鞋都蹬掉了。後來我和他的女朋友結了婚。

作者去醫院看病：

門口太陽下躺著好幾個沒錢進不了醫院的病人，蒼蠅在垂死的人臉上和旁邊的水果攤之間亂飛。

作者得知精神污染運動結束了：

逮捕了一百零二萬，判死刑的二萬四千。

作者到了廣西：

「別在貴陽找砸，」她這樣說。
「這兒的人都拿著刀亂捅。昨天在火車站，為了搶手表捅死個外地人。」

作者寫信給友人，回憶文革：

這兒使我聯想到十多年前的廣西的人吃人情景。記得一些學生為了向黨表忠心，把老師也打死，用臉盆煮了吃掉。……平均每個縣能吃掉三百多名出身不好的男人或女人和孩子，好在不是這個縣。

人命不值錢，人命只是他人娛樂的工具，人就是那麼喜歡看別人倒楣。人群就是狼群，隨時會吃了你。

這就是80年代，文化璀璨的80年代，查建英寫《八十年代訪談錄》的80年代，北島阿城多多海子顧城莫言活躍的80年代，也是李澤厚一場講演可以擠破會場玻璃的80年代。但你的80年代和他的80年代並無相關：你在看展，他在餓死；你浪漫流浪，他在打胎。

自由與流浪

我們從旅行中獲得什麼？亙古的話題，不變的爭論。

馬建可以帶著全國糧票和180塊人民幣從北京流浪，這可能已是北京周遭農村裡一個人一整年才能賺到的金額。這些錢不夠他流浪三年，但夠他出發。

他能從全國各處獲得友人支持，沒錢時朋友幫他找工作弄錢，給他地方住，拿著介紹信假冒成記者，去西南少數民族部落採訪，各村落長老不得不招待他，期望北京來的貴客能幫忙反應地方的貧窮。但他哪能呢？他的記者身分只是假冒，他來這鬼地方只是為了自己，為了尋找人生的意義。

西南大山裡有個吉諾族，寨子裡有個巫師，從前在村落裡能呼風喚雨，掌人生死。馬建這樣問他：

後來，你就問他，為什麼他要說那個村里的教師放鬼？他聽了低著頭沒說話。那個男人是因為他算了掛，指他是放鬼的人，被村民追著打死了。他老婆也被趕到山上，過著野人的日子，最後自己在樹上吊死。

文革前巫師能隨意定人生死，但文革一來巫師就被捕入獄，一坐數十年。如今歲月雖然頂頭有黨，但黨和巫師一比，…也不知誰高誰低。

自我的追尋是否奢侈？很多人生存都顧不上，你如何流浪？

但你不得不出門，已顧不得大學裡社會學經濟學教你的薩伊德還有凱因斯，對自我的疑問已經膨脹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屋子裡繼續待下去恐怕要發瘋。不斷踱步，只能帶著手頭僅剩的幾塊錢踏上旅程，其後會遇上什麼困難，會不會就此無法回頭，會不會丟了性命，這些都管不著了。

快出發吧，心裡有個聲音隱隱約約誘惑你。

自我追尋的邊界到底在哪？在什麼時候人可以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成為完整的人是自我認定就行？人真能獨自生長？要他人的認同？如果沒他人的認同，要如何自我察覺？要怎麼做到？死亡的大限來臨之前？死亡真的能不帶著悔恨？成為完整的人是否意味著自我的停滯和裹足不前？停滯又如何？

無解，看看馬建怎麼說。

馬建給了個無聊的答案：

……流浪了三年，他終於來到了西藏，希望能在佛土尋找他自己也無法說清的問題的根源。現在他明白一切事物都沒有答案的。他不想在漂流了，想抓住點穩定的東西，哪怕是個茶杯。他根本不是大自然的產物，它的生命是無限的，他是有限的。他只能腳踏實地活在有醫院、有書店、還有女人的大城市裡。現在，朋友們都睡在自己的床上，只有你在奔走。你明白了沒有一條路是獨自的，你只能重複走在別人的起點或終點上。好了，不是珠峰擋住了你，是心理的路走到了頭。

也沒啥，你走過的別人都走過，走下去就是了。

流浪與流亡

馬建最終到了英國。他是自願的，沒人逼他。相比六四後一堆人被迫流亡，他還算是幸運，查了些資料，之後他還曾經回北京幾趟。

他從北京到香港辦出版社，再從香港到德國教中文，又從德國到了英國，寫了這本《非法流浪》，還得了獎。

馬建的朋友高行健靠賣畫籌足了第一桶金，到了法國，寫了《靈山》。哈爾濱出身的哈金到了美國之後，堅持以英文寫作，他的著作《等待》也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

但這些流亡者的作品在中國都不能發表（哈金的書之前不行在中國上市，近年可以，但現在又不行），他們雖然可以和全世界對話，卻獨獨不能對最想要的中國讀者訴說心裡話。

中國審查制度排除了中國最有才華的一批作家。閻連科大部分小說只能在香港或台灣上市；高行健被中國嚴厲封殺，很多中國人甚至連高行健是誰都不知道；北島在中國的出版物永遠都是閹割本，完整本只能在香港看到。更不用提野夫、廖亦武、王力雄等，這些人只能在某些文學愛好者論壇裡，以縮寫或是隱語存在其中。

這些作家或居住於中國或在國外，共同點卻是文字及思想被祖國拋棄。但中國的不幸卻是台灣的幸運，這些人的作品可以在台灣無審查的發表。之前曾聽蘇曉康說過，台灣可算是他的文學祖國。無論我們是否把這句話當成恭維，都訴說著中國出版業的悲哀。

許多大陸不能出版的出版物也在香港出版，但香港的出版情況也不樂觀，不知道未來前景如何？許多華文出版基地是否將轉移至台灣？不知道。短期而言，香港許多人才近年都到了台灣，出版業不知是否有同樣狀況？香港的不幸也可能是台灣的幸運，不僅吸納了人才，而且港書太貴了，來台灣出版可能賣便宜一點。

文明真無聊

西元2000年馬建輾轉到了英國，將他的80年代流浪記憶書寫成冊。在遠離故土多年後，在這個近代西方最發達的社會中，他在本書序中寫到：「文明真無聊。」

嗯，真無聊。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