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节日

哲学家对于节日的态度是：“在真正洞悉节日的真实意义及其所承载的背景前，勿过节。”作为一个有其属国与操一门特别语言的人，哲学家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一定置身于不同节日，以及源自不同文化的节日之间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是执着于原则与一致性的哲学家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将这句话作为人们在“节日生活”中的第一原则。哲学家讥笑那些圣诞节里在门前竖起一棵树的人，或者那些在万圣节一定要易容出门的人，*“仿佛一棵树，一台播放着节日歌曲的机器以及某种特定的面容——一种被塑造的纯粹自我臆造与自我陶醉的氛围——就等于某个节日全部一样”*。这样的氛围不仅遮蔽了节日的源初意蕴，更是使得某些属于一个民族的本己的节日变得微不足道。而节日本是凝聚了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对自己的全部理解之所在，我们如今已经很难判断究竟是语言还是节日构成了进入某种民族/文化的捷径。“遗忘节日，便是民族的自我背叛”，哲学家为此感到有必要采用一些手段来规制人们的节日生活，即使他对现行的一些由更大的权威主导的措施并不那么认同，但“拯救节日”在他看来显然是一个必须予以避免的更大的恶。

那么，如今我们真的已经遗忘且丧失了节日的源初意义吗？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依赖于对另一个先行问题的回答，即：何为节日的源初意义？但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历史的把握，即便不是缺乏具体经验的指引，至少也因此而变得可疑。唯一能够提供线索的乃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虽然语言的变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在开端处用以描述某物的词在如今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但我们仍然可以着眼于我们如今所使用的语言来确定在我们当下的历程中对于该物的全新或者完全无所变动的理解（因此，我在这里完全无意于去追溯汉字的最初字形及其造字，因为它很可能会令我们过于专注于此而偏离对我们而言更根本的问题）。当我们使用“节日”指称一年里不止一天的某些日子时，我们显然是将它们理解为某些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的东西。当我们说出并领会“节”这个汉字时，我们想到的一定是某种联结性的并且极具重要性的突出的结构，尤其是某些向上生长的植物的细长而坚硬的茎干，或者联结人体两块骨骼的部位（有趣的是，这个字的演化的确取了这两种形象）。而当我们说出并领会“节日”时，我们想到的首先是那在我们的日历上用显眼的颜色标记出来的“重要的日子”，它们承担着联结其它日子的节点的角色，并因此串联起我们的一整年。我们当然知道年份的设立仅仅只是用以描述某种天体的循环运动而并非一种时间与历史的循环观念，但太阳历的循环对于节日的重要性远比它的表面意义来得更重要。如果说在一年四季的往复中“时间的长河”仍旧一往无前地流逝的话，节日伴随历法的循环却恰恰是在这条河里打下的稳固的锚点。按照文化学者惯常的说法，“它们给动荡的自然提供了某些稳定的东西”。

如此，我们难道就达至节日的本真含义——节日就是一个稳固的节点——了吗？任何人恐怕都不能满意这一回答，因为它仿佛除了同义反复之外别无他物。我们因此完全有必要进入下一个问题：这些稳固的节点究竟想要从变化之中固定住什么？史料与神话告诉我们，节日可能在最初伴随着游猎与巫术，鉴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日子里演化出形式多变但却固定的仪式与庆典（“节庆”），而它们之中有一部分甚至流传至今，成为不同节日的特定的“标志”。但这显然不能构成对节日意义的真正答案，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如今的节日里人们不再感念自然对劳作的奖赏，或者人们不再将巫术看作是与自然交流的有效方式。它同时也不能解释，缘何承载着不同内容的节点都被视作是“节日”。事实上，针对哲学家在本文开头的那句劝诫，我们完全可以问“人类真的是在洞悉了节日的本真意义之后才开始过节的吗”？

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也许我们将视线从遥远的过去转回我们的当下生活会领会到一些更为关键的东西，它穿越了数千年的历史，从开端处直击我们的生存情态。多年以前，本文的作者也曾犯过哲学家的傲慢病，认为那些在万圣夜易容并大摇大摆走在街上的人根本就不懂得这一节日的哪怕一丁点的意义。当他对此表达他的不满与不解的时候，这些在他看来丝毫不具备智识之士的其中一位，一个由平凡人所生的平凡人对他说道：“就是图个好玩”。当多年以后的今天，他再次思索这一节日问题的时候，这一在当时的他看来肤浅至极的回答却突然间闯入了他的思维之中。“图个好玩”或者“图个热闹”显然不是某种庸人的自娱自乐，它包含了某些洞悉节日意义的关键。至此，我们重新打量最初的开端，我们便会猛然发现：节日从开端处便不是私人性的。这并非某种令人生厌的、强调私人性与公共性之分的陈腔滥调。在人类使用这对概念将自己的全部生活搞得混乱不堪以前，他们早已通过行动“围坐在一起”。“大家围坐在一起”的现代事实在此瞬间恢复了一切节日在古代的源初意义。节日提供了暂时放下劳作，与其他人共同享受闲暇的契机。它显然不同于“平日的休憩”，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自己一个人度过平日的休憩，但只有当我选择与大家围坐在一起时，我才能说这时我是在“过节”，节日对于我而言也不再等同于又一个百无聊赖的“周日的一天”。在此，节日显然不同于假日，虽然的确我们如今有所谓“法定的节假日”，但设立节假日的目的正是顺应其源初的意义：为大家提供放下劳作而围坐在一起的契机。当“中国的传统节日”里“万家团圆，走亲访友”的时候，当“西方的宗教节日”里信徒举家前往教堂或围坐在桌前祈祷甚或拜访邻人的时候，首先切中我们与他们的难道不是“大家围坐在一起”的这一体验，却是什么对节日的源初文化与意义的直观的在场吗？

自此，我们显然也或多或少把握到了某些舶来的宗教节日受到了如此欢迎的原因。舶来的节日从一开始便提供了“大家围坐在一起”的新的契机与场所——情人节的餐厅，万圣节的舞会，圣诞节的商场（甚至戏剧节的剧场，电影节的电影院，艺术节的艺术馆，音乐节的露天场地等）。也许会有人质疑将情人节这一“两个人的节日”放在这一解释模式中是否是合理的，但我们显然不能忘记一个事实：情人节提供给了恋人们一个在公共场所表达情意的契机，所有在场者都同时介入原本私人性的行动之中。也许也有人会质疑类似艺术节、音乐节这类似乎只是表面上强行把人聚拢在一块儿的日子是否真的令大家“围坐在一起”，但就大家是否真的相互熟识并愿意结伴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所有人在此主题性地介入到所有人之中。据此，我们也完全可以问：在传统的节日、舶来的节日与新兴的甚至纯然网络的节日纠缠在一起的今日，却只出于某些“自我认同的自尊”而要求禁绝舶来的节日，这真的合理且真正切中了本民族的生存情态了吗？这也显明了节日与“纪念日”的本质的区别。只有那些需要被记住且反复提起的东西才需要纪念，这些东西也许是某个意义非凡的人物、某个需要所有人加以反思的重大事件、某个具有特别意义的私人事件、某个需要人们时刻予以注意的弱势群体等。“纪念”的源初行动便是将事件“结绳记之”或“刻于石上”，纪念日的意义首先在于对抗遗忘，而不是提供某种真正自由的共同生活——纪念只有在每个参与的个人真正记住它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

以上是一个并不具有过人智识，但却热衷于反思自身生活世界的仅拥有惯常知性的人，在历经思考的艰难之后的一篇不设防之作。较之任何严肃的反思而言，它都显得过于粗糙且有如儿戏，它也的确在应当避免模糊的地方却显得相当模糊甚至独断。但作者本人认为，为某些在哲学家看来似乎只有庸人才会去追求的东西辩护，如今已经显得极为重要。“为平常人保存下他们最后的生活”，即便这句话在此时显得危言耸听且为时过早，他也将之认作一条指引过去与未来之思考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