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力再說Marios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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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有老朋友嗎?從王毅兩會呼喚新時代的斯諾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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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大家好,我是玛力。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的是在3月7日举行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王国委在在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说到,希望外国记者客观公正的报道中国,他说,中国希望并欢迎更多外国媒体记者成为“新时代的斯诺”。

那么,什么是新时代的斯诺,斯诺又是何许人也。可能除了中国大陆,很多其他华人社会的并不太清楚斯诺这个人,包括中国的年轻一代。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通过斯诺现象来八一八为什么中国如此渴望“新时代的斯诺”这个话题。我们就首先来了解这位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斯诺同志。

埃德加.帕克.斯诺(Edgar Parks Snow),美国记者、作家,1905年生于美国堪萨斯城,1972年2月在病逝于瑞士日内瓦,享年66岁。

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他先任职于上海的报社,后兼任欧美报社的驻华记者和通讯员,并在中国各地旅行采访,曾任教于燕京大学新闻系。

斯诺因报导中共的革命而声名鹊起。1936年,他突破国民党封锁,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也是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西方记者,成为当时的独家新闻。以此写成了他的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后来又译做《西行漫记》,引起了海内外极大的轰动。

《红星照耀中国》讲述了中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以及红军的2万5000里长征。西方世界透过斯诺的第一手资料,首度得知中共及其领导人早期的面貌。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取得政权前的情况,向西方世界做了最具影响力的报导,被认为是无可取代的历史经典。

甚至影响了影响了部分中文词汇的英文官方翻译,比如英文中的Long March(长征)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注脚就是引用的《红星照耀中国》。

斯诺在中国期间,积极参与中国的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和宋庆龄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并为中国的抗战筹集资金和物资。

1941年1月,斯诺在香港得知皖南事变,遂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此事,指责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突袭。同年2月初,国民党政府取缔斯诺的采访权,斯诺被迫离华。

之后斯诺又作为战地记者辗转中印苏多个国际战场,整体来说,斯诺的报道和著作很多都是以共产主义为视角来进行叙事。对于中共,斯诺强调其角色主要是反法西斯阵营,并认为是推动中国民主的进步力量。所以他被一些学者认为有明显的宣传色彩,并不符合新闻中立原则。或者是认为他只是把共产主义浪漫化了,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存在。

战后由于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加之和共产党的关系,斯诺在1959年被迫移居到瑞士直到去世。

好了,关于斯诺的生平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斯诺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客观上来讲,他努力为中西搭桥,让西方了解中国,认识崛起中的中共。还影响了英语,丰富了词汇,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从这一点来看,斯诺做出的贡献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他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点也不为过。

虽然通过现有的资料我们很难给斯诺同志的政治倾向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倾向于某一种主义或者他更认可哪一种价值观,作为一个出身在民主和自由社会的人,完全是他个人的权利。自然而然,并不能代表他所认同就是都是正确的,他反对的就是邪恶的。而他描述的是否公正客观,自然而然也要经得起历史的考证和质疑的声音。

关于斯诺的还有几个小故事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第一个故事就是,1970年代斯诺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曾经再次访问中国。

在此期间呢,斯诺夫妇得到了不亚于国家首脑的待遇。周恩来和他们一起观看乒乓球赛,和宋庆龄共进晚餐,在国庆游行时,他们与毛泽东并肩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并将这种待遇表示为和美国重启关系的重要信号。那时候离尼克松访华还有整整两年时间。毛泽东曾经对他直言不讳的对他说,当年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入侵,共产党也不会发展壮大并夺取政权。(〈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根据1971年5月31日印发之谈话纪要个别文字删节刊印本)

第二个小故事,斯诺访华后回到瑞士之后,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毛泽东和周恩来曾专门派出一只由三名医生、四名护士和一名翻译组成的医疗团队前往瑞士帮斯诺进行治疗。即使在1972年斯诺去世后,斯诺的夫人惠勒也与中国领导人保持着良好关系,频频访问中国,直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

斯诺的夫人惠勒在2000年接受《时代》亚洲版(Time Asia)采访时说。「我当时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出行坐的是有花边窗帘的红旗豪华轿车,」「我能见到这么多人,就只是因为我是埃德加·斯诺夫人。」

第三个小故事,六四之后,惠勒斯诺开始重新审视那个她和他丈夫的曾经热爱和崇敬的政权。她曾经发誓再也不会重回中国。多年来,她都会给邓小平、朱镕基等中国高层领导人写信,希望借助她丈夫在中国的声望,呼吁人们去关注被天安门镇压影响的家庭的困境。惠勒觉得,秉承埃德加·斯诺之名,她有责任在中国利用这个名字做一些事情。

2000年,时年79岁的惠勒斯诺最后一次回到北京,希望能把一笔捐款转交给「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起人丁子霖,她的儿子在六四事件中丧生。但是那一次到访,惠勒斯诺和儿子前往葬着丈夫一半骨灰的北京大学墓园,全过程处在监控之下。当他们试图与丁子霖见面时,至少有二十多名便衣警察将他们包围,秘密拍摄,并禁止他们进入。丁子霖对阻止她们见面的警察说:「你们怎么能这么残忍?她是中国的老朋友。」所以,这次的到访自然是嘎然而止了。

直到2018年,97岁高龄的惠勒斯诺在瑞士逝世,之前再也没有重返过中国。

好,关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先生和他的夫人的故事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吧。如果斯诺先生能活的更长的时间,他是否也会像他的夫人一样重新审视那个他曾经追随一生和为之奋斗的国家,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学者,斯诺先生一定会跟她的夫人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王国委呼吁外国媒体能成为“新时代的斯诺”,不免有点贻笑大方了,到底是希望外国记者们成为那个会写赞美文章的斯诺,还是那个热衷文化传播,关心人权的斯诺夫人呢。我相信斯诺夫人如果还在世,听到中国的领导人再次用她丈夫的名义和威望呼吁的时候,心理也是五味杂陈吧。

那我们不妨以斯诺的故事为延展,继续谈一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话题。

我记得从小时候开始,我们经常能听到新闻报纸上对某些国际友人这样称呼,比较出名的有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金太祖日成同志、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等。据媒体统计,《人民日报》上先后有六百余人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呼出现的频率,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初期、六四天安门事件结束后、邓小平逝世后分别达到了高峰。不过,从胡温时期起,这一称号在《人民日报》上使用的频次已从每年50次左右降低至20次左右,到现在几乎已经没有这样的称呼了。

我们不难发现早年反帝、反殖、反侵略是辨识“老朋友”的依据,而随着中国外交不断走向务实,‘老朋友’称呼的意义也逐渐淡化。

中国人民的第一批老朋友,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到过延安。因为抗日战争,一起扛过枪的战友与“中国人民”结缘除了人尽皆知的加拿大大夫白求恩,印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根廷、美国、英国等国均有医生来到中国的战场救死扶伤,并结下友情。

还有一个老朋友群体就是以斯诺为代表外国记者,他们向外界报道神秘的中国,让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为世人知晓。外国记者中最有名的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被并称为“3S”,1984年,中国专门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邓颖超任名誉会长,原外交部长黄华任会长。后来,这一机构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

革命年代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老朋友多是这段时间结下。

不过,如果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或是能在国际社会正面宣传中国的建设成果,那么即使是拥有“不友好国家”国籍的人,也能被视为老友。1957年出版了《中国经济》一书的美国人爱得乐即是一例。

在1970年代的建交和恢复邦交浪潮中,几乎所有为外交正常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政要和民间人士被悉数列入老友群体。像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这样坚决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领导人,则更被视为亲密朋友。

从1987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增添了一个新群体——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比如曾任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主任的拉斐尔·萨拉斯。《人民日报》报道说,萨拉斯“生前一贯坚定支持中国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当国外少数人恶毒攻击中国‘推行强制堕胎和强迫绝育’政策时,他挺身而出,发表声明,予以驳斥”。前不久声名远扬的WTO总干事谭书记也是近些年为数不多的国际组织老朋友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端,经贸领域的老朋友也开始出现,尤其是在本国反对声强烈时与中国开展贸易关系的商人更受推崇。比如以日本友人为代表的政商届大佬,从1972年开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首相田中角荣开始,到冈崎嘉平太等企业家,前后有10多位日本友人都获的老朋友殊荣。

说白了就是谁对我有利,谁就是老朋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说,“中国人处理外交关系往往从感情、关系出发,羞于谈利益,而是代之以朋友的称谓。”对于这一点,我们之前的视频中也谈到过跨文化语境的问题,作为高语境文化代表,中国非常喜欢老朋友这种说法。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政府不吝给予高度礼遇。

高级领导人的会见和宴请是一种常见的款待方式。只要认为与中国人民的友情足够深厚,即使是像斯诺夫妇,荷兰导演伊文思、英国作家韩素音这样不具行政级别的文化界好友,也能够与中国领导人聊天吃饭。除了宴请,国家领导人还会亲自拜访老朋友,王震就曾以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的名义到日为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祝寿,还转交了邓颖超向其赠送的“寿”字盘。

当然,中国政府款待好友,也期待着他们能“讲义气”给予中国回报。在中国看来,朋友就意味着不应该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如果危害中国最核心利益的事情,自然也不会是老朋友。非常讽刺的是,大多数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都是中国人民恨之入骨的反面教材。

跟斯诺形成鲜明对比就是,前美国驻华大使,燕京大学校长,对中国的教育业产生巨大影响,在抗战中给予中国人民巨大帮助的中国通司徒雷登先生,却没有得此殊荣。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一整段谈司徒雷登,这段话如下:“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的了解,是来自于毛泽东的那篇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文中借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和美国当局极尽讽刺。而司徒雷登被长期当作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代表人物。自然也不会是官方口中的老朋友了。

说了这么多关于老朋友的话题,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实不过是政治宣传的口号而已。至于是不是双标,大家自己去判断。我们反观目前的中国的国际形势,无论从川普政府的贸易战开始,到CGTV和BBC的落地之争,还是华人导演赵婷的「无依之地」的舆论风波。

我们回到本次的主题,王国委这番话,言下之意已经明确的表示出,对于外媒记者,中国政府只能接受的是对于中国正面的报道。换句话就是说,对于负面报道的零容忍。我们设想如果是一个人,直接表示热烈欢迎大家来赞美我,但不接受反驳和质疑。你会跟他做朋友吗?

随着冷战结束到苏联解体到中美摩擦,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似乎越来越少,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每个人心中自然有自己答案。当战狼粉红们打着鸡血列出那些反华辱华的清单的时候,我们的老朋友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

最后,我想说的是,真正珍惜的朋友,除了那些热衷于锦上添花和卖力吆喝的酒肉朋友,更要记住的是那些曾经雪中送炭但也批评过你的最佳损友。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我是玛力,这是玛力说的新频道玛力再说,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麻烦帮忙转发,分享,订阅支持一下,我们下次见,88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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