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妇女节是社会主义的节日│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Is a Socialist Holiday

﹝英国﹞安妮·麦克沙恩（Anne Mcshane）

星箭 译、日土兀  校

2023 年 3 月 8 日

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国际妇女节已经成为了一个平淡无奇、几乎与政治无关的节日。但事实上，它起源于工人妇女的斗争，包括那些引发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斗争。本文是迈克尔·塔伯（Michael Taber）和达里亚·迪亚科诺娃（Daria Dyakonova）编辑的文献集《1920-22 年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会议记录、决议和报告》（The Communist Women’s Movement, 1920–22: Proceedings, Resolutions, and Reports , Brill 出版社 2023 年版）的书评。

我们很难从 2023 年的国际妇女节中辨认出它的起源——1910 年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Socialist Women’s Conference）发起的节日——的痕迹。它的起源被埋葬在雪崩式的广告之中，这些广告意图让女性相信资本主义是她们个人幸福的关键。

事实上，资产阶级版本的妇女节矢口否认它的共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发端，以及它是世界各地工人阶级妇女走上城镇街头，呼吁推翻资本主义的那天留下的遗产。如果我们要重新审视和建构这段历史，我们首先需要熟悉它。迈克尔·塔伯和达里亚·迪亚科诺娃在他们的《1920-22 年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会议记录、决议和报告》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熟悉这段历史的机会，他们将这场非凡运动的历史描摹得栩栩如生。

事实上，这是一系列记录早期共产国际（Comintern）的书籍的第九本。该系列由约翰·里德尔（John Riddell）于 1983 年发起，用塔伯的话来说就是，他着手“用自己的话依次记载这一活跃的革命事业的发展历程，并展现这场运动的蓬勃生机。”塔伯和迪亚科诺娃用一项宏大的项目重申了这一承诺，该项目详细描述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Communist Women’s Movement, CWM）——共产国际建立的最重要的组织之一——的早期情况。他们汇集了 1920 和 1921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会议的全部会议记录、报告和决议，并结合了 1921 年 12 月在提弗利斯（Tiflis，今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举行的近东地区妇女会议的类似文件，以及妇女通讯员会议和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组成部分的报告。

大部分材料都是此前未曾出版的档案材料，80% 以上是首次译成英语。1920 和 1921 年会议的文字稿展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讨论，不仅有关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方向，而且有关共产国际本身的方向。它们还展示了代表们如何发展方法手段，以确保对妇女解放的纲领性承诺在共产国际及其组成政党的各个方面得到真正的体现。

高潮

正如塔伯和迪亚科诺娃在简介中指出的那样，本书中的文献反映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高潮。到 1923 年，它已经在共产国际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妇女加入共产党、所谓“红色”工会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这之后，也是作为共产国际内部普遍打压政治自主权的体现，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作用被降级，其领导层指示称其唯一任务是招募妇女加入共产国际。

在缩减其自主行事的职能的过程中，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失去了大部分劲头（élan）和目标感；它本是妇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自我解放的组织。1924 年，其领导层从柏林迁至莫斯科。1925 年，它的国际性刊物《共产主义妇女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Fraueninternationale）停刊。1926 年，所有剩余的行动自由都被取消，其领导层被直接置于共产国际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其地位变为了该机构的下辖部门。

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历程尽管短暂，但十分有吸引力。这本书让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它为融合妇女解放斗争与共产主义事业而讨论和发展的思想。与俄罗斯共产党妇女部（Women’s Department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Zhenotdel）一样，它试图在实践中制定社会化家务劳动和儿童保育的方案，这一社会化的建议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首次提出。

其领导人将实践性和灵活性视为变革的关键，这些变革将为平等主义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共产主义妇女运动认为革命远不是最终目标，而不过将其视为有意识的激进变革进程的第一步，并认为如果没有妇女平等充分的参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们会上表达和辩论的分歧，正是关于如何最好地取得这一努力的成功。

发起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决议由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提出，1919 年 3 月，共产国际成立大会通过了该决议。其第一次会议于 1920 年 7 月 30 日在莫斯科开幕，当时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审议仍在进行中。由于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和柯伦泰无法出席，印涅萨·阿尔曼德（Inessa Armand）就《世界劳动妇女宣言》草稿展开了第一场辩论。这份文件因其对东方妇女的负面态度受到一些代表的批判，当时作为墨西哥共产党代表的伊芙琳·罗伊（Evelyn Roy）——一位有影响力的印度共产主义者——认为，“如果要提醒东方妇女注意她们的落后，那么也应该阐明这种落后的原因。残暴的西方帝国主义剥削她们，同时阻碍了她们的发展。”她的参与不仅对于挑战沙文主义态度意义重大，还确保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最终宣言将反帝与反对殖民地国家妇女受到的镇压联系起来。

这次会议的代表报告展示了大部分工人阶级妇女的激进主义和战斗情绪，以及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仍乐观的情绪。保加利亚党似乎是俄罗斯以外发展最好的政党，其代表尼古拉·马克西莫夫（Nikolai Maksimov）解释说，这是因为该党比其他政党更早开始组织妇女。1914 年，他们在一次社会主义妇女会议上成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它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拥有一家上万订户的报纸《平等》（Ravenstvo）。据了解，它的创建促进了“源源不断的女性工人加入工会和政治组织”。

德国代表罗西·沃尔夫斯坦（Rosi Wolfstein）描述了在 1918-19 年的革命运动与持续的工人潮中，勇敢的女性是如何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而党内女性比例也增加至 10%（党内总共 10 万党员）。德意志奥地利的代表安娜·斯特罗默（Anna Ströhmer）报告称，虽然女性也占该党的 10%，但由于 1919 年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垮台引发了党内危机，因此还未开展具体的教育和组织妇女的工作。

匈牙利代表伊洛娜·科瓦茨（Ilona Kovács）描述了她们的情况。在短暂的革命政府执政时期，工人阶级妇女和她们的男同志一样，受到政治幼稚、经验缺乏的困扰。现在，她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白色恐怖正在肆虐，已然给工人阶级带来了骇人的蹂躏。”本书的编辑们告诉我们，在 1919 年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被推翻后，“估计有 5000 人被处决，7.5 万人入狱，10 万人被迫逃离该国”。其他代表报告了类似的情况，大部分工人妇女渴望被组织起来，但政党领导人尚未意识到这项工作的必要性。

阿尔芒（Armand）报告了俄罗斯成立妇女部的情况，这是该党的一个负责在妇女中开展具体工作的部门，组织妇女并代表她们的利益。她解释了它是如何设立办公场所和地区代表会以聚集妇女，进而促进她们参与苏维埃社区，提升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决策中的影响力的。妇女部还首创性地开设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以使家务劳动和儿童保育社会化。

然后，她代表俄罗斯代表团提交了一篇论文，论文以俄罗斯妇女会为范本，提出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一种组织形式。这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普遍认可，论文中称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以俄罗斯共产党为榜样，组织妇女工作机构（女工部门）。女工部门应在党委直接领导和负责下掌管自己的工作。”

随后的讨论围绕论文中认为第二国际反对工人阶级妇女解放的描述开展，讨论认为这无助于推进普选运动。沃尔夫斯坦（Wolfstein）认为，这种描述“否定了克拉拉·蔡特金的工作，事实上她团结了左翼，并领导了整个组织。”蔡特金于 1907 和 1910 年发起了第二国际妇女大会，说服了妇女们为普选而斗争，并发起了国际妇女节。

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俄罗斯代表顽固地否认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任何成就。直到决定就该问题成立起草最终论文的委员会，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事实上，该委员会将由蔡特金领导，最终文件《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指引》（Guidelines of the CWM）将为妇女工作提供框架，指导各共产党成立开展妇女工作的部门，并创办一本专门的期刊来协助这项任务。它还纠正了阿尔芒对第二国际的立场，指出第二国际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只是由于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增长，大会无法将其想法付诸实践。

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第二次会议的意义远比第一次会议重大。最重要的是，与会的国际政党代表多达八十二名，是第一次会议的三倍多。国际妇女秘书处已经于 1920 年 11 月成立，蔡特金担任秘书长，柯伦泰担任助理秘书长。

柯伦泰在向会议报告国际妇女秘书处的工作时批评了这样一种状况，即尽管做出了正式承诺，但“并非所有共产党都设立了妇女部门”，这意味着秘书处“因此仍然无法发挥作用”，无法“将各部门团结起来并指导其活动”。她抱怨说，会前几乎没有哪国向国际妇女秘书处递交报告，以致组织者只能在代表们抵达时拼命向他们索取报告。尽管如此，还是取得了一定进展。国际妇女秘书处设立了一个组织局，并建议进一步加强该局，以促成更广泛的一致，并协助设立妇女部门。

该局翻译并分发了各种小册子，并在妇女部门成立时向其提供了支持。在柯伦泰报告后的讨论中，德国代表伯莎·布劳恩塔尔（Bertha Braunthal）批评了国际妇女秘书处总部设在俄罗斯的问题，她声称这使其对欧洲斗争的情况认识不足。俄罗斯代表之间也存在分歧，柯伦泰的前支持者康科迪亚·尼古拉耶娃（Konkordiia Nikolaeva）因其报告缺乏具体性而受到严厉批评。

另一位俄罗斯代表兹拉塔·利琳娜（Zlata Lilina）执意将缺乏进展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国际行政部门，“六个月来，我们没有看到或感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支持。尽管共产国际接受了共同开展工作的原则，但这只是口头上的，事实上他们根本没为我们做任何事。”法国代表露西·科里亚德（Lucie Colliard）也抱怨说，她的同志们发现极度难以取得进展，“在这项任务中她们没有获得（共产国际）男同志的多少鼓励。他们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帮助。他们不妨碍我们执行任务，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德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特别是 1921 年的“三月行动”，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共产党试图在条件极度不利的情况下组织起义。蔡特金谴责了这次起义尝试，认为这是一次鲁莽的行动。但她反对在会议上讨论这个话题，坚称这不在议程上，是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会议后的共产国际大会的事情。然而，尽管蔡特金提出了抗议，关于这一备受争议的问题的辩论仍在继续，蔡特金的立场受到了德国和一些俄罗斯代表的强烈批评。

另一场有意思的辩论涉及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当时许多国家尚未通过允许全部妇女投票的法律，大量代表认为，争取这一权力毫无意义。他们认为，俄罗斯革命表明议会是一个骗局，因此任何对选举权的呼吁都只会制造议会能解决妇女问题的幻觉。

还有人担心，许多妇女会给右翼政党投票，破坏革命事业。蔡特金提交了关于政治平等的报告，她再次发现自己受到了代表们的抨击，她们完全反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为这些权利进行任何斗争，并指责她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她坚决否认这一点，坚称自己“完全确信，争取妇女平等权利，利用妇女政治选举权，利用民主和议会，永远不是我们的目标，而只是实现我们目标的一种手段。”

争论虽激烈，行动却一致

我希望这篇对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前两次会议材料做出的简要回顾能让读者体会到辩论的深度和范围。我的印象是，有政治经验的共产主义女性齐聚一堂，自由尖锐地表达分歧，对即便是当时运动领袖的蔡特金亦或看上去无懈可击的俄罗斯代表也一视同仁。而让我感到特别鼓舞的是，在这些漫长而激烈的争论之后，代表们仍能围绕决议和行动方针团结起来。

1921 年会议的结果是，各方就各国妇女通讯员应共同努力，使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更加高效的问题达成了一致。1922 年举行了两次通讯员会议，其报告和决议表明其工作聚焦在共产国际 1921 年采取的统一战线策略上。1921年12 月在提弗利斯举行的会议表明，与苏东妇女会十分相近的工作方法得到了采用；主要的组织形式是纯妇女俱乐部，它将作为一个社区中心，妇女可以在此工作，进行教育文化活动，并获得儿童保育和其他服务。

全书的最后一节包含了来自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法国、荷属东印度群岛和俄罗斯的会议报告和决议。这十分有助于我们了解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如何影响各国政党，各国面临哪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如何在国际层面影响论辩。

在书的前言和简介中，编辑们指出了文献中揭示的重要问题，其中一些我已在前文中提到。然而，在本书核心的辩论中，还有很多值得注意和分析的地方。本书不仅对所有想理解共产主义运动普遍本质的人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对我们这些处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中的人来说也有重要意义——它提供了接触我们妇女运动材料的途径。

2023年3月8日

作者安妮·麦克沙恩是一名驻爱尔兰的人权律师，也是一名苏联妇女运动的历史学家。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com/2023/03/international-womens-day-socialist-holiday-comintern-communist-womens-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