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么做？环保运动的战略│What Is To Be Done? Strategies for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英国﹞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 Molyneux）

Mila 翻译

今年（2021年）夏天极端天气事件的急剧积累，从美国西部的高温穹顶到德国洪水、希腊和土耳其火灾，以及发布带有鲜明“人类红色代码”警告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Report ）报告，给在气候变化和环境运动中的每个人提出了一个紧迫的战略问题：应该怎么做？

在气候正义运动（climate justice movement）中，有四个主要的战略立场：

1.制度变革是一种幻想；除了与资本主义合作，与现有政府和企业合作，没有其他现实的选择。

2.政府和企业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现在是自我牺牲的个人采取戏剧性和激进的直接行动的时候了。

3.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大规模运动——大规模的街头示威、职场行动、罢工等——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进来。

4.资本主义不能“绿化”；阻止气候变化需要社会主义革命。

在依次考虑这些战略选择时，我们应该记住，在实践中，许多个人和组织将处于中间和模糊的位置。此外，战略清晰并不意味着宗派教条主义，也不意味着错误地反对并非相互排斥的立场。

在这里，我想考虑每一种选择，并提出我认为是全球气候正义运动需要采取的战略取向，生态社会主义者应该为之辩解。

选项1：体制內运作

当然，这是主导地位，最符合主导意识形态——换句话说，这听起来像是“常识”。

它得到了大多数政府和主流政党（极右翼气候变化否认者（far right climate change deniers）除外）、许多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压力团体的支持，至少在语言上是如此。在爱尔兰，这是RTÉ以及重要的绿党和地球之友所遵循的方法。

不幸的是，它有很大的缺点。首先，它行不通；资本主义对利润和积累的绝对承诺，以及对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的绝对承诺，使得它不可能真正“走向绿色”。

此外，各国还深深沉迷于化石燃料，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作为一种制度，它本质上无法采取所需的紧急激进行动。

其次，它不仅是一种不恰当的策略，还将环境运动牵扯到一个途径中，这种途径将结合政府和公司大规模不诚实的“漂绿”行为，以及对普通人作为个人应该做什么的无情和误导性的关注，比如他们的生活方式选择和消费模式。

提出的“解决方案”，如碳税，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负担转移到了应对气候变化责任最小、负担能力最低的工人阶级身上。

对于环保运动来说，这一选择是双重灾难性的：它完全不够，它将疏远广大普通民众，使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个想法失去信誉。

选项2：戏剧性的自我牺牲式的直接行动

这种策略在环保运动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和80年代壮观的摩天大楼规模、绿色和平组织反对对彩虹勇士号进行核试验的海军行动等。最近，“灭绝叛乱”气候运动组织（XR,Extinction Rebellion）内部和周围的一些人以及有影响力的作家安德里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在《如何炸毁管道》（How to Blow Up a Pipeline）中提倡这种做法。

然而，支持这种做法的人之间存在分歧。“灭绝叛乱”的创始人坚持将绝对的非暴力承诺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而安德里亚斯·马尔姆等其他人则愿意在某些情况下支持蓄意破坏或有限的战术暴力。

乍一看，这个选项似乎与温和的选项1截然相反，支持运作该体制的人有时可能会谴责他们认为极端或暴力的行为。

然而，对于许多支持这一策略的人来说，它实际上是对主流方法的补充，因为戏剧性的行动旨在影响现有的权力，让它们“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消除或推翻它们。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这正是安德里亚斯·马尔姆的实际立场。尽管他在理论上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在修辞上援引生态列宁主义（eco-Leninism），但他拒绝推翻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可能性，相反，他认为：

“必须有民众的压力（通过武装分子的直接行动、破坏等–引者）施加在它身上，改变集中在其中的力量平衡，迫使设备切断（通往首都的）纽带并开始移动。”[1]

安德里亚斯·马尔姆的观点明确指出了这一战略的一个主要问题：任何数量的戏剧性行动，无论多么引人注目或激进，是否足以让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割断其与资本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几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并且深深植根于其所有的结构中。甚至炸毁10条管道或堵塞50座大桥都足以实现这一目标吗？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不”。

这类行动的另外两个困难是，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往往只涉及很小的少数群体——受过特殊训练、愿意承担巨大风险的人等——他们代表群众行动，他们的壮观事迹看起来像是替代品或替代大规模动员。其次，当“灭绝叛乱”创始人罗杰·哈勒姆（Roger Hallam）试图在希思罗机场上空驾驶无人机时，他们很容易引发相当严重的政府镇压。

选项3：人民力量动员

2019年，学校罢工运动和灭绝叛乱的伟大功绩在于这两项运动都能动员大量民众。

同年3月15日，德国约30万名学生罢工，意大利约20万，加拿大约15万，爱尔兰约1.6万。一个月后，即4月15日，XR占领了伦敦市中心的四个关键地点——牛津马戏团、大理石拱门、议会广场和滑铁卢桥——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尽管有1,100人被捕，但XR仍设法将罢工运动持续了10天。

这些大规模行动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鼓舞人心的，前所未有地将采取气候行动的要求提上了台面。

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进一步证明了大规模行动的有效性，该活动比美国历史上任何其它抗议活动都让更多人走上街头。这种巨大的动员不仅导致了对杀害乔治·佛洛伊德的德里克·萧文（Derek Chauvin）的成功起诉，而且还导致了国际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氛围发生转变。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大叛乱之前，英格兰足球队定期单膝着地表达抗议或拒绝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出席招待会都是不可想象的。在爱尔兰，这只是加强了由水费起义和废除运动提供的关于人民权力的教训。

人民的大量权力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它对更广泛的公众舆论和参与其中的人产生了变革性影响，让他们对自己的权力有了一种感觉，也因为它让那些既害怕失去选票，又正确地在大规模示威中看到更可怕的叛乱和革命幽灵的政客和政府感到害怕。

但人民力量也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战略。大规模动员和大规模运动不能随意召集或按固定时间表计划。你可以要求进行大规模演示，但这并不能保证大众会出现。

此外，在这个完全是全球性的问题上，这个问题涉及到资本主义的优先事项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的核心，无法保证，即使是规模比“黑人的命也是命”更大的示威活动，也会迫使政府和该体制采取所需的行动。

相反，这种大规模动员很可能会产生让步和“漂绿”行为，但只要国家和经济权力仍掌握在资本手中，就不足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将大规模示威活动和大规模罢工结合起来，人民力量的效力将大大提高。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大规模示威活动和大规模罢工正是工人革命第一阶段的样子，这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既能赢得要求，又能赢得革命吗？

选项4：革命

许多人认为，将社会主义，即工人阶级大众革命作为环境危机的必要解决方案，是完全不现实的——这一可能性太小，不可能被视为该运动的战略。选项1所依据的“常识”将把革命视为一种幻想。

与此相反，可以说革命的必要性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完全现实的分析之上的。

认识到资本主义是由积累资本和增长的冲动驱动的，这是完全现实的——这种冲动是由于其固有的竞争性质，而不仅仅是偏好。同样现实的是，认识到现有的国家——国家机器和机构，而不仅仅是政府——在结构上与捍卫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公司还是国家都不会被说服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必须从他们手中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这意味着革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革命确实发生了。它们在现代历史上绝非罕见。从1905年和1917年的俄罗斯，到1919年的德国、意大利和爱尔兰，再到1936年的西班牙，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法国，再到2011年的埃及，革命爆发确实发生过很多次。

而且，气候危机的加剧——这是肯定的——特别有可能引发革命浪潮。真正的问题不是让革命开始，而是赢得革命，而不是以反革命失败告终。但要赢得革命，需要提前做好政治准备。

再次，必须承认存在一些问题。革命不能像群众示威那样随意召集。没有广大工人阶级的参与，革命是不可能的，但目前，无论是广大工人阶级，还是广大气候活动份子，都不是革命者。

因此，鉴于所有这些实际问题——而且没有任何政治战略是没有问题的——在这种具体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进行？

必须做什么？

我们应该认识到工人阶级革命作为一项战略目标的必要性，并公开倡导它，但由于这是目前的少数立场，我们既不应该从那里开始，也不应该从那里结束，我们最肯定的是，我们不应该将革命与赢得改良和在此时此地动员起来相對立。

我们应该与所有想要对抗和抵制当前走向灾难的人接触，我们应该让他们参与动员人民力量，这是同时向政府施压、赢得公众舆论和为革命奠定基础的最佳方法。

我们应该向政府和制度提出要求，但这些要求应该是面向大量走上街头的人，并且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有关。我们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将气候问题与工人阶级社区和工会联系起来，并培养职场行动的理念。

现在，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这意味着在11月的头两周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缔约方会议第26次会议（ United Nations COP 26 Conference）周围建立尽可能大的动员。这并不是说第26届缔约方会议将会带来所需的巨大改变，而是要对聚集在格拉斯哥的知名人士施加最大的压力，并利用这些动员作为未来运动的垫脚石。

对于我们爱尔兰人来说，优先考虑的不是把人们送到格拉斯哥，而是我们能建设什么，我们能把人们安置在街上，在都柏林，贝尔法斯特，等等。这同样适用于里约热内卢、约翰内斯堡或悉尼的活动人士。

总部位于格拉斯哥的第26届缔约方会议联盟（COP 26 Coalition）是联合阵线组织动员活动的主要机构，该联盟已将11月6日星期六指定为全球示威日，11月5日星期五指定为职场行动日，希望能与未来的星期五和学校学生罢工团结一致。

生态社会主义活动家和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是与运动中的所有其他人合作，以在那些日子里实现最大可能的行动。

2021年9月16日

注：

[1] Andreas Malm, Corona, Climate, Chronic Emergency, Verso, 2020, p.151

原文链接：http://www.rebelnews.ie/2021/09/16/strategies-environmental-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