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导致了7月11日古巴抗议？ 这是否是结束古巴内部恐惧的开端？(Why Cubans Protested on July 11 Is th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fear in Cuba?)

﹝美国﹞萨缪尔·法布尔（Samuel Farber）

2021年7月27日

志愿者A 译、志愿者B 校

（2021年）7月11日以来古巴爆发了大范围的街头示威，这是古巴革命胜利6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示威。 本次示威为何爆发？？本文基于相关历史、经济、政治因素，分析古巴“711”事件成因，探讨了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展望了古巴的未来。

7月11日，周日，古巴爆发了街头示威。1994年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街头示威活动，但那次的范围局限于哈瓦那海滨大道（西语：Malecon），即一条面向墨西哥湾的多车道道路。但7月11日的示威不同，它是全国性的。许多城镇都爆发了抗议活动，包括古巴东部的圣地亚哥、中部的特立尼达以及西部的哈瓦那。社媒在古巴日渐普及，在抗议活动的迅速蔓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当政府立即暂停了某些社交媒体网站的访问，并截断了所有来自国外的电话时，我们不应感到奇怪。

黑人女性与男性在各个地方都广泛的参与了街头示威。这并不奇怪，因为尽管古巴约有超过50%的人口在不同程度上会收到国外的经济援助，但古巴黑人从这一渠道获得现金资助的可能性要少的多。这些资助已经成为他们在古巴生存的关键，尤其是当以比索计价的补贴配给中所能获取的物资数量逐渐减少时。同时在欣欣向荣的旅游业中，古巴黑人同时也是传统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因为大部分的“一线”工作都给了传统上更有吸引力的白人以及浅肤色男女。

示威者没有签署任何政治计划，并未支持任何意识形态，他们只笼统地要求政治自由。古巴官方媒体声称示威活动由海外右翼古巴团体组织。但是示威者中并未出现那些常与古巴右翼关联的政治诉求，比如在南佛罗里达和一些古巴不同政见者圈子中经常出现的支持特朗普的声音。也没有人呼吁实施普拉特主义者(Plattistas）所主张的“人道主义干预”（普拉特修正案，即Platt Amendment，1901年由国会批注，1934年废除，授权美国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比如生物学家Ariel Ruiz Urquiola就是普拉特主义者，他本人因为其独立生态运动受到了政府的压迫。示威者呼吁了食品、药品和必需品的匮乏问题，他们用“singao”一词谴责迪亚斯·卡内尔总统，该词在古巴语中译为"失败的"，邪恶的人。示威者们还齐声高呼“patria y vida”，即“祖国和生命”。“Patria y Vida "是古巴黑人说唱歌手创作的一首非常流行的、高度精炼的说唱歌曲（可在YouTube上找到）。我已听过十几次，十分欣赏它，并试图寻找那些包含在它的静默与含混之处的时隐时现的深意。

“Patria y Vida "与古巴政府的旧口号 "Patria o Muerte"（"祖国或死亡"）相对立。虽然这个口号在20世纪60年代古巴面临实际入侵时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当第二代官僚说出这个口号时，就近乎于无耻了。当然，是时候挑战这个政权对暴力和死亡的狂热崇拜了，这首歌做得很好。

但这首歌隐含着对1959年，即革命成功的第一年的否定，这意味着什么呢？当时古巴尚未建立苏维埃制度，1959年也不等同于卡斯特罗兄弟执政时期。许多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曾经为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革命而战斗并牺牲。这首歌确实表达了许多反对目前古巴独裁统治的重要民主情绪，但不幸的是，它没有给出理想的替代方案，这为那些南佛罗里达州的极右翼、亲特朗普分子留下了空间，使他们团结在这首歌后面，仿佛这首歌是为他们而做的。

按照惯例，迪亚斯·卡内尔（Díaz-Canel）总统号召 "革命者 "做好战斗准备，从示威者手中夺回街道。事实上，穿制服的警察、秘密警察（Seguridad del Estado）和黑色贝雷帽（Boinas Negras，特种部队）们施放催泪瓦斯、殴打示威者，并抓捕了数百计人，包括几个批评政府的左派。根据路透社7月21日的报道，当局证实他们已经开始审判被指控有各种罪名的示威者，但根据7月25日的另一份新闻报道，当局又否认了这一点。这些是没有辩护律师的简易审判，常在古巴用于处理轻微的违法行为，但在现在这些案件中，被判有罪的人刑期可达数年。

大多数示威活动是愤怒的，但通常是和平的，只有在少数情况下，示威者才有暴力行为，比如出现了一些抢劫活动，以及一辆警车被掀翻了。这与纪律部队经常出现的暴力行为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值得注意的是，迪亚斯·卡内尔在号召他的追随者上街与示威者战斗时，引用了60多年前的提法，即 "街道属于革命者"。正如政府一直以 "大学属于革命者"的口号去驱逐那些不服从政府命令的学生和教授，比如被东方大学开除的法律教授雷内·菲德尔·冈萨雷斯·加西亚（René Fidel González García）。他是政府政策的强烈批评者，但他非但没有放弃他的革命理想，还多次重申了这些理想。

但为什么是现在？

古巴正处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当时由于苏联集团的解体，古巴人因严重缺乏石油而遭受了无数次长时间的停电、地方性营养不良和随之而来的健康问题。

目前的经济危机源于新冠疫情导致的旅游业衰退，此外，由于政府长期的去资本化，以及维持生产方面的无能，古巴产能甚至达到了近五年中的低点。古巴的GDP（国民生产总值）在2020年下降了11%，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只上升了0.5%。截至今年春季的年糖产量甚至没有达到100万吨，低于近几年的平均水平140万吨，也远远低于1989年的800万吨。政府最近试图统一在古巴流通的各种货币--主要是CUC（一种美元的代理）和比索--结果适得其反，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古巴著名经济学家卡梅罗·梅萨·拉戈（Carmelo Mesa-Lago）等人就曾预测过这种情况。虽然CUC确实正在消失，但随着比索的不断贬值，古巴经济实际上已经美元化。虽然官方汇率是24比索兑1美元，但普遍的黑市汇率是60比索兑1美元，而且由于游客带来的美元减少，情况会越来越糟。鉴于政府最近转向欧元作为其首选的硬通货，越来越贵的美元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最糟糕的是，即使是那些拥有硬通货（Divisas）的人，食物短缺也是普遍情况。过去几年旨在增加国内生产的农业改革没有奏效，因为这些改革是不充分的、低效的，使个体农业者和从政府租赁土地的农民（Usufructuarios，从政府租赁土地的农民，租期为20年，可再延长20年）无法养活国家。例如，政府在向农民提供银行信贷时很随意，某些项目能获得贷款，但某些项目就不能，比如清除马拉布（marabú），这是一种入侵性杂草，清除起来成本很高，但如果要种植庄稼，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古巴国家采购与分配局（Acopio）负责按照一定的收购价集中收购农民作物，以低效和浪费出名，因为Acopio的卡车无法及时到达收取农民的作物，也因为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充斥着系统性的不负责任和粗心。这造成了巨大的变质和浪费，降低了消费者可获得的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古巴需要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国家进口它所消费的70%的食品（2001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进行了部分豁免，允许向古巴无限制地出口食品和药品，但有一个严重的限制，即古巴必须在货物运往该岛之前支付现金）。

古巴经济学家佩德罗·蒙雷亚尔（Pedro Monreal）呼吁大家注意，政府投入了数百万比索用于建造旅游酒店（大部分是与外国资本的合资企业），即使在新冠大流行之前，这些酒店的入住率也远远低于其容量，而农业则缺乏政府的投资。这种一党制国家单方面决定事物优先级的状况，极度不民主，也带来了相应的后果。但就像无情地追求利润不是美国资本主义的 "缺陷 "一样，这也不是古巴制度的 "缺陷"。古巴的官僚主义和缺乏民主，以及美国对利润的无情追求，都不是两国制度的“缺陷”，而是其构成要素。

类似的，由于古巴以医疗服务交换得来的，从委内瑞拉运来的石油日益减少，古巴国内的石油也变得越来越稀缺。毫无疑问，特朗普经手强化的对古巴犯罪式的封锁，不仅仅扭转了奥巴马在白宫的第二个任期的自由化，还严重伤害了古巴岛，它使古巴政府更难向外国银行谋求资金，无论是否是美国银行。因为美国政府会惩罚那些与古巴做生意的企业，禁止它们与美国做生意。在7月11日的事件之前， 拜登政府几乎沿袭了特朗普的所有制裁。此后，拜登政府承诺允许更大数额的汇款，并为美国驻哈瓦那领事馆提供工作人员。

尽管这罪恶的封锁是真实的，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它造成的经济破坏不是最大的。古巴政府对经济的官僚主义、低效和不合理的控制和管理在古巴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这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破坏。古巴政府及其在全球北方的 "左派 "盟友，而不是古巴人民，一如前几十年间，只抨击美国封锁，对本国政府的恶行只字不提。

同时，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工人阶级既没有经济动力，也没有对工作场所和社会进行民主控制的政治动力，也就不能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投资，从而降低了生产的数量和质量。

古巴的卫生健康状况

2020年初春新冠疫情爆发后，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古巴在第一年情况相对良好。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Delta变异毒株进入该岛，同时可能还存在某些尚不清楚的原因，形势急转直下，严重加剧了该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至此，正如杰西卡·多明格斯·德尔加多（Jessica Domínguez Delgado）在古巴博客El Toque（Cuban blog El Toque）（7月13日）中指出的那样，直到4月12日，即新冠大流行开始后一年多的时间，在87385个新冠患者中，有467人死亡。但是仅仅三个月后，即7月12日，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579人，确诊人数达224914例（是之前更长时期的2.5倍）。

位于哈瓦那以东100公里的马坦萨斯省（Matanzas）及其同名首府，成为新冠在古巴急速爆发的中心。根据省长的说法，马坦萨斯省缺了3000张病床。7月6日，一位住在马坦萨斯市的私人朋友写信给我，说该市的健康状况很糟糕，缺乏医生、检测和氧气，医疗体系正在崩溃。我的朋友写道，政府已无力控制局势，直到某一天，政府终于为该市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政府最后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增派大量医务人员，但在写这篇文章时，要知道结果如何还为时尚早。

古巴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开发了几种新冠疫苗，功不可没。然而，政府应对国民免疫接种的过度和不必要的拖延负责。政府决定不从国外采购或捐赠疫苗，也不加入由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内的几个国际组织发起的，包含190多个国家的新冠疫苗全球获取（COVAX Covid-19 Vaccines Global Access）组织，尽管古巴政府与WHO有着良好的关系。目前，只有16%的人口完全接种一秒，30%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马坦萨斯省和省会城市的医疗危机体现在医疗资源短缺和放弃治疗，这是更为普遍的模式，其原因是古巴政府加速向海外输出医疗人员，以加强一段时间以来古巴的头号出口。。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推出的宝贵的“家庭医生计划”严重恶化的原因。虽然古巴政府在向外国政府客户收费时采用了浮动比例（包括一些无偿工作），但但古巴医生平均只得到外国客户支付给古巴政府费用的10％-25％。毋庸置疑，古巴的医务人员不能组织独立的工会，与政府就其就业条款进行谈判。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古巴医生来说，出国是一项理想的任务，因为他们可以赚取大量的硬通货，并可以购买外国商品。然而，如果他们在任务结束后没有返回古巴，他们将受到行政（并非司法）处罚，被强制流放8年。

政治背景

今年（2021）年初，与巴蒂斯塔政权斗争过的、90岁上下的领导层们从政府职位上退休，让位于新领导层，由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生于1960年）任总统，曼努埃尔·马雷罗·克鲁斯（生于1963年）任总理。这个新的领导层正在继续执行劳尔·卡斯特罗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化政策，但没有进行民主化。例如，2013年，政府放宽了控制人员流动的规定，使大多数古巴人更容易出国旅行。然而，与此同时，政府限制持不同政见者出国，例如，延迟他们的行程，使他们不能按时参加在国外举行的会议。政府还制定了一份大约200名 "regulados"（受控人员）名单，不允许他们离开古巴。必须指出的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古巴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一样，这些行动延续了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的政策，即在政权本身的司法系统之外做出政治和行政决定。这也适用于劳尔·卡斯特罗政府每年实施的数百次相对短暂的拘留，特别是为了试图阻碍不受政府控制的公众示威（这种警察方法只对提前计划的政治抗议活动有效，与7月11日发生的抗议活动不同）。

一党制国家

古巴仍然继续像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统治时期那样运作，是一个一党制国家。然而事实上，古巴共产党（PCC，其西班牙语缩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那将意味着还有其他政党的存在。PCC也不是一个主要的选举党，尽管它确实从高层牢牢控制着定期的所谓选举，而这些选举的结果总是一致赞同当局所遵循的政治路线。

有时，对拉丁美洲甚至美国本身现有的腐败政党感到失望的人，对古巴的一党制国家无动于衷，甚至赞同，因为他们认为选举是对腐败制度的强化。因此，这些人认为，一个发挥作用的诚实的政党比一个不发挥作用的腐败的多党体制要好。这种想法的问题在于，除了会彻底镇压任何反对意见之外，一党制官僚体系根本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此外，正如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一党制或早或晚会腐化。就古巴而言，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在2005年11月17日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警告说，普遍性的腐败使革命灭亡的危险比反革命分子的行动更大。

由古巴宪法明确规定的PCC的政治垄断，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选举上。它通过所谓的群众组织，以高度专制的方式扩展其权力，控制古巴社会，使这些群众组织为PCC政治局的决定充当纽带。例如，CTC（官方工会）是古巴国家维持其对古巴工人组织的垄断的纽带。除了执行禁止罢工的规定外，工会并不是一个由工人自己做主的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相反，它的作用是为了推进执政的PCC领导层所认为的工人的最佳利益。

同样的控制机制存在于其它的 "群众组织"，如古巴妇女联合会（FMC：Federation of Cuban Women）以及编辑部、大学、其它教育机构。大众媒体（广播、电视和报纸）继续受到政府的控制，其报道以PCC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的 "方向 "为指导。国家对媒体机构的控制有两个重要的例外：一个是天主教会的内部出版物。尽管如此，古巴天主教系统还是非常谨慎，其出版物在任何情况下都只限于在其教区和其他天主教机构内部流动。另一个更重要的例外是互联网，政府还无法将其置于绝对控制之下，它仍然是批评和异见声音的主要载体。正是由于政府无法完全控制互联网， 7月11日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爆炸性事件才得以发生。

前路在何方？

离开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也缺乏长期执政经历带来的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迪亚斯·卡内尔和其他新政府领导人在政治上受到了7月11日事件的沉重打击，尽管他们得到了大多数广泛的国际左派的可耻支持。人们似乎不再害怕，这可能是7月11日事件给政府带来的最大威胁。尽管受到了这一打击，新的领导层仍在继续劳尔·卡斯特罗的方向，即发展古巴版的中越模式，将高度的政治专制与对私人特别是对外国资本的让步相结合。

同时，古巴政府领导人将继续遵循不一致甚至矛盾的经济改革政策，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对古巴私人资本的控制。政府最近授权创建私营PYMES（中小型私营企业），但如果许多新创建的PYMES最终落入由政府高官转变而成的私人资本家手中，也不足为奇。由商业经理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政府阶层，在旅游，尤其是军工等行业有丰富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61岁的阿尔贝托里·格斯·洛佩斯·卡列哈将军，劳尔-卡斯特罗的前女婿，也是巨型军工企业集团GAESA的主管，集团包括岛上的主要旅游企业加维塔（Gaviota）。重要的是，他最近也成为了PCC政治局的成员。

也许这一代年轻的商业军人和文职官僚可能会努力克服30年来在古巴领导层中形成的食利者心态。在1990年结束的那些相对繁荣的岁月里，古巴没有实现糖业的现代化和多样化（就像巴西那样），是这一心态的见证。毫无疑问，美国的经济封锁助长了食利者心态，它鼓励人们在经济上采取一种得过且过的态度，而不是提高古巴经济的生产力，使其有一个更繁荣的未来。

最后，美国该怎么办？拜登不太可能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大量改变美国对古巴的帝国主义政策，这些政策被特朗普大大加强了。从2025年开始，华盛顿可能出现的第二届民主党政府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动，目前尚不明朗。

美国政府在对古巴政策上存在一个悖论。当前美国政策主要是从选举考量出发，而不是由统治阶级利益驱动，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佛罗里达州。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政策就会缓和，更令人担忧的是，它或许更为持久。美国商会可能是美国政治里最活跃的商业机构，多年来一直主张恢复与古巴的正常商业关系。美国商会可能是美国政治上最活跃的商业机构，其多年来一直主张与古巴恢复正常的商业关系。今年早些时候退休的托马斯·多诺霍（Thomas J. Donohue），长期担任美国商会的主管，曾多次访问古巴并与当地政府领导人会面。大型农业综合企业也对与古巴做生意感兴趣，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政治家所代表的南部、西南部和山区各州的农业和其他商业组织也是如此。然而，他们是否倾向于花费大量的政治资本来实现这一目标，仍然令人怀疑。

这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额外负担。要打破这种明显有利于无限期继续封锁的僵局，就必须开展一种新型的运动，既要关注对古巴人民的严重侵犯和不公正，同时又不能成为古巴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辩护人。

基于现状，美国的左翼人士有两个关键任务。首先，他们应该坚决反对对古巴的罪恶的经济封锁。其次，他们应该维护古巴人民的民主权利，而非维护一个僵化的警察国家，就像他们曾支持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和智利，以及亚洲的缅甸等地争取人权、民主和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斗争一样。

2021年7月27日

萨缪尔·法布尔（Samuel Farber）在古巴的马里亚诺出生和长大。他发表了许多关于古巴的文章和书籍，以及关于俄罗斯革命和其它主题。他是纽约市立大学（CUNY）的退休教授，住在纽约市。他最近一本书是《切·格瓦拉政治学：理论与实践》（The Politics of Che Guevara, Theory and Practice），由美国Haymarket Books出版。译文略有删节

原文链接：https://inthesetimes.com/article/cuban-revolution-protest-july-united-st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