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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夜的黑暗保持清醒,对日的温暖时刻珍惜

《锵锵三人行》唤醒中国人的电视节目 | 我是出生在1989年的中国人03【我的N个中国】

六四的恐惧虽然刻在心里,90年代后的逐渐富裕人们也看在眼里。在改革的狂潮中,有人下岗,有人下海,有人成功,有人失败。然后经历稍微自由年代的一些人又开始拥抱集体主义的安定美好,就这样,从装满油水的体制的口袋里分一杯羹,成了社会的一股主流。

那时我还不明白这些。与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小孩一样,我是个顺从的小孩,遵从了家庭与社会的主流,走了家人满意的“从政”之路。不喜欢这份工作也只能忍耐。文山会海之下的察言观色,疲惫而空洞,我对周围的人和事既无法认同又无法回避,内心充满了矛盾。

午休时间看《锵锵三人行》便成了我工作日中最轻松自由的时刻。听陶杰和马家辉讲讲香港,听竹幼婷和林玮婕聊聊台湾,听梁文道剖析人性,听窦文涛调侃时事。

有时会听出法制与民主。窦文涛经常说,作为大陆人,很崇拜香港法制,也喜欢看台湾新闻。有一期节目主题是”从台北奇葩市长柯文哲聊聊台湾人的小确幸“,从柯文哲”香港就是一个小岛“这个新闻开始,聊起了陆港台的不同生活状态。

有时会听出社会弊病和国人劣根。有一期节目主题是”心理学书籍《巨婴国》被禁引发热议“。周轶君与马家辉讨论了书中”将自我嵌入集体“的”共生关系“,从生物学、语言学等角度聊了”国民性“的问题。周轶君说”对于威权的记忆,基因里就有“,这让我也不禁思考自己。

有时甚至听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有一期节目讨论了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以及文艺影片排片难的现状,让我对中国电影的分级一度充满了希望,也经常推荐好电影给身边的朋友。还有一期节目讨论了如何面对身边的不文明,窦文涛坦言对插队者没有制止很后悔。一句话语竟让我有了行动,上下班在地铁上不再“袖手旁观”,遇到不带耳机开大音量看视频的人忍不住出声提醒。

每天30分钟的聊天好像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我不再附和身边的主流,对催促我买房子生小孩的人说NO。内心的自我不知何时被唤醒了。我开始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生活方式。

《锵锵三人行》作为体制内节目有其局限,经常要守底线和打擦边球,谨慎的讨论、温和的批评中还要时不时来点歌颂,窦文涛被网友戏称为”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情色小主播“。不过在中国的大环境之下它依旧是可贵的。虽然观众中鲜有香港台湾人,却讨论“金马奖”、“林奕含”事件和香港“占中”,让大陆人和海外华人有机会了解两岸三地的事。虽然一些嘉宾无法令人同意和喜欢,但节目意在呈现多种角度和观点。

2017年9月8日,节目讨论了诺兰的电影《敦刻尔克》。第二天,《锵锵三人行》也无预警无告别地撤退了,连节目名称都一夜之间变成了禁词。看到微博上的消息,我感到愤怒、失落和绝望,好像多年的老友被”暗杀“了。

停播后的一段时间,工作中理论学习的会议变多了,个人出国境的管控更严了,我的忍耐也更难了。当知道这份做人而非做事的工作毫无意义,当发现自己缺乏为权力付出的动力和魄力,当认识到所谓的主流不过是利用与被利用,所幸我没有太多的羁绊,于是辞职离开了。

一个节目的开办代表了一条道路的继续,停播则暗示了一个时代的危机。始于1998年,《锵锵三人行》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它曾是中国不断进步的希望之路。终于2017年,《锵锵三人行》成为当年十九大的殉葬品,中国的发展也调转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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