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晶晶：悠悠琴声（1、2）

悠悠琴声（一）

—— 想起姜伯伯兼怀童年时光

汪晶晶

几天没到7902上来玩，竟险些错过了白鹿寨主那美不胜收的好文章。我看了两遍，仍爱不释手，下网良久，耳边还回荡着《胡琴声声》……。

回到自己的CD架边，我趴在地上，几乎亲吻着地毯，才把几张久违的国乐翻找出来。要说起来，我真是有点数典忘祖！在我积攒的近千张CD中，国乐不足百！而在这不足百的国乐中，竟没有任何一张是专为胡琴制作的！即使能在那些混合的国乐中找到一两段胡琴，也早已被别的乐器衬托得面目全非。

我听着赵寒阳的《葡萄熟了》，王蕙的《秦腔主题随想曲》，还有《江南春色》，《二泉映月》，《江河水》，《赛马》……

但最后，心头还是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惆怅。

这，大概就是飞卿当年感慨的“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吧！

是的，我想寻觅的那悠悠琴声……怎么可能出现在我的CD架上呢！

我和白鹿寨主一样，也有一个离着琴声很近，很近的童年。童年时代，我们家楼下住的是中国京剧舞台上青史有名的名琴师姜鸿奎先生，我们照父亲的吩咐，称他姜伯伯。回想起来也真令人惭愧，和姜伯伯鸡犬之声相闻，为邻三十三载，除了悠悠琴声之外，我对姜伯伯竟一无所知！

甚至，姜伯伯是哪一年出生的，我都只能模模糊糊地猜想。

印象中，姜伯伯和母亲的岁数差不多大，那就应该是一九二零或者一九二一年间出生的。父亲比姜伯伯年纪大，而且大的不是一点半点，要大七八岁。父亲那个时代的人老派，为人处事有着十分明确的，各自恪守的规则。比如孩子们对上辈人的称呼吧，都是严格依照父亲的年龄而定的。比父亲年长的称伯；比父亲年幼的称叔。究竟该称伯，还是称叔，最后当然只能由父亲决定。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姜伯伯是唯一一个比父亲年幼这么多，却被我们称为伯伯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那只能归结于父亲对京剧的那份深深热爱，并由此爱屋及乌，对所有献身京剧艺术的老艺人都愿给与比常人更多的那一份尊重。

说起来，我的童年离着琴师很近，但细细回想，那琴声却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能听到。琴声飘荡多是夏末秋初的傍晚，而且非年非节，也非周末。因为周末和年节，姜伯伯通常都会有演出。熟悉武汉气候的老市民都知道，武汉是一个基本上没有春天的城市。那恐怕也是当地市民们性格极端的一个外在因素。但武汉的夏末秋初，却有一段漫长且极富诗意的时光。我们家住的那栋楼，楼上楼下，家家户户，都敞开着大门，清风徐来，从前阳台吹到后阳台。不管姜伯伯是在客厅，还是在离后阳台近的房间练琴，在我们家的任何地方都能听到。琴声悠悠，四处飘荡，自由自在，让人心驰神往。姜伯伯的琴声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也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衬托，只有楼前的法国梧桐沙沙作响，随心所欲地衬托着姜伯伯指下那奇妙的音符，凭添了一份大自然难得的天籁之声……。

除了胡琴，姜伯伯似乎会中国民族音乐中除打击乐之外所有的乐器：笛子，管子，箫，唢呐，月琴，三弦等等。但姜伯伯拉得最多的仍然是胡琴……。

后来，长大了，离开了家；再后来，离开了家乡；甚至，离开了祖国，我却一直对秋天，对傍晚，对法国梧桐情有独钟。只有秋天，只有傍晚，只有法国梧桐的沙沙声能让我回想起家乡些许的可爱，而那其中，就包含着姜伯伯那令人难忘的琴声……。

姜伯伯的大女儿是我童年时代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女孩子。五官美，皮肤美，脸形美，身段美，声音美，连每一个动作都美。大家管她叫琳姐，但那并不仅仅是因为她比后来不幸沦落成老三届的那拨孩子们略大。我们那栋楼张伯伯的女儿岁数比琳姐大，却似乎并无人称她为姐。可见，除了年龄之外，想要让人叫你姐还是需要一些和年龄有时无关的大姐姐的风度的！张伯伯跟前的那个女儿在家是最小的孩子，而最小的孩子通常是不容易培养起大姐姐风度的。（我自己也一样！同窗网友们尊称我为姐，很显然是因为隔着“网”。要是跟我的人打几天交道，保证称姐一类的兴趣会荡然无存！）琳姐虽然美丽，却既没有学戏，也没有学琴。换句话说，那份难得的超群美丽，完完全全地浪费了！

我和大部分舞台圈子之外的孩子一样，童年时，把舞台生涯想象得十分浪漫，十分诗情画意，至少，比父母那枯燥的行医生涯要有趣得多。

父亲的专业和人的皮肤有关。爱护皮肤对常人是锦上添花，对演员则是雪中送炭了！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家乡许许多多的名演员都曾经是父亲的病人。父亲也就比常人能更清楚地知道观众通常看不见的舞台生涯的艰辛。

我为美丽的琳姐竟没学戏，没学琴，而遗憾。父亲说，学戏苦，而学琴尤苦，指尖和指关节内侧的皮肤要和坚硬的固体做经年累月的摩擦，指关节，腕关节，肘关节都要负重，要协调。皮肤末梢感觉神经的感应性是有限度的，摩擦多了，那感应性就会减弱。而恰恰练到了一定程度，你的悟性就源于那感应性，因为你得保证最后创造出来的乐声能给人美感……。父亲还说，京剧中，场面中的人比台上的人苦，因为付出了同等的艰辛却通常无缘享受掌声和鲜花。而场面中琴师又比鼓师苦。台下人跟琴，那是琴在教人，带人。一旦上了台，琴就得老老实实地跟人。而鼓师却履行着远比西洋乐队中指挥大得多的权利，任何时候演员都得自己听板找眼，板和眼是不会像琴那样自动去找你的……。

我那时年幼，只对父亲的话有一点点模模糊糊的认识。

很多很多年之后，我在7902网上看到正福兄弟和白鹿寨主先后推荐过的那个京剧网站，便常去那儿散步。在那个网站上我读到中国京剧院著名女琴师张索英英年早逝之后，她丈夫写的那篇悼念文章，真是字字血，声声泪，看得人鼻子发酸，眼眶潮湿，我这才真正认识到父亲当年所说的学琴尤苦那四个字的分量……。

（生命最后的那十多年，张索英曾是李维康的琴师，我们7902 网上还有正福兄弟传上来的《宝莲灯》，是不是张索英操琴的我就不知道了。几分钟之前我跑到原来7902 上放着《宝莲灯》的地方看了看，《宝莲灯》不知哪儿去了，却意外发现了于魁智的《清官册》，真是塞翁失马！）

还是回过头来回忆美丽的往事吧！

琳姐高中毕业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琳姐的美丽在京剧院，在学校，在邻里，在她待过的所有地方都是惊鸿一瞥。我们楼前的法国梧桐下常常出没着那个年代的阳光男孩，为的只是偷窥芳踪，一睹芳容。那些阳光男孩中有没有能使琳姐怦然心动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我们那一代人成长的那一整段岁月都充斥着以摧残美丽，蹂躏对美丽的向往为宗旨的革命激情，美丽和一切对美丽的向往从一开始就带着谁也不理解但谁都得接受的原罪……。那些阳光男孩中据说有一个，就是因为窈窕淑女，求之不得而精神失常的……。

琳姐亭亭玉立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那栋楼所有的男性户主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唯独姜伯伯例外！

提起姜伯伯竟有幸不是牛鬼蛇神，我想起了一些和姜伯伯并无直接关系的往事，虽然有些离题，但既是想起，就姑且写在下面。

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大姐，两人从小就都属于坏孩子。假如一个好孩子碰巧想知道，哪些坏人坏事通常不应该做，根本不用专门去问老师，看看我哥哥和大姐就够了 —— 他俩每天做的事基本都是老师和家长不让做的，以坏事为主的事！

因为有这样一对无恶不作的兄姊在上，我和二姐从小就被教导说要做好孩子，不要向哥哥和大姐学习。我和二姐一直努力地争做好孩子，但收效极小，因为老师根本就不相信我和二姐……竟能改邪归正！ 我和二姐小学时代的一部分时光因而就过得十分悲惨（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到处都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口号。我不像一般老百姓那么吃惊和愤怒，就是因为我从很小就有过那种“株连”方面的体验，我知道，那东西，根本就是中国的“国粹”！）。

哥哥小学毕业后原任他的班主任的那位C老师奉命调往二姐所在的班任班主任。二姐和我一样，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该算是好孩子。但那C老师因为不喜欢哥哥，为了一点二姐根本没有过错的小事无缘无故地训了二姐一顿，二姐哭了一场。

我和二姐都属于爱哭的孩子。童年时代，我几乎就没见过哥哥或大姐什么时候哭过，父亲一生气就打他们，但他们似乎是挨打挨骂都不哭。我和二姐常哭，但哭法有些不一样。二姐遇到家中的小事从不哭，而且还颇有主见。她哭，通常是在外面受欺侮才哭。我正好相反，我哭都是在家中，都是为小事。真正在外面受人欺侮时，我倒不哭了。

大姐小学毕业之后原来管大姐的那位班主任W老师调到我所在的班管我。小学时代除了体育和美术这两门课，我敢保证我没有任何一门其他的课不是优秀，其中特别无懈可击的是语文。那W老师正好是教语文的。假如W老师稍微看一下我以往的成绩，应该偏爱我才对。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她头一天上课，还根本不认识我，只不过点了点名就说，啊！你就是汪晶晶啊！我知道你大姐汪冰冰很坏，你可不要学她！你要是敢学她……我是不会怕的！

W老师站在讲台上，同学们都看着我。要是是二姐，肯定当时就哭了。但我没有哭，只是在心中暗想，等着吧！等着语文考试吧！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语文考了好几次，那位W老师却又在另一个半公开的场合把上述关于我大姐的话重复了一遍，而在斯时，她其实已经有足够的时间知道，我和我大姐不一样，我完全是一个好孩子。想到反正是没什么救了，我便用很不礼貌的口气回答她，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大姐，我大姐也不喜欢你！她告诉过我，你是一个坏老师！让我小心！

同学们很吃惊，W老师很生气，谁也没有再说话。

自那以后直至小学毕业，那W老师没有再在任何其他公开场合无缘无故地教训我，但她也没理过我，我当然也没理过她。

那时我在心头发下的誓愿是，将来长大了，无论学什么专业也绝不学文科！文科是个没有绝对真理的地方，你学得再好，老师不喜欢你就能让你不好！（没想到命运还是跟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一九八二年，按教育部的规定，出国研究生必须上交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毕业证书去公证。而我，假如没有那份大学毕业证书，完完全全是一个文盲！我既没有小学，也没有中学毕业证书，只能挨个去补。

于是我在小学毕业十六年之后回了一次母校，那也是我至今唯一的一次“返校”！

我回母校那天运气极好，碰到了夏鄂生校长，从我哥哥上小学时她就是校长。

夏校长的记忆力真是好得让我惊叹。我刚开口说我是六六届一班的，还没说我的名字，夏校长就认出了我，一口气说出了哥哥，大姐，二姐和我的名字，随后就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中。夏校长让我看她满墙挂的历届毕业生的纪念照，然后说，可惜你们那一届……连张毕业照都没留下……

我这才遗憾地想起来，我们那一届，不仅没发毕业证书，连一张同学六年的毕业合影都没有，那场革命的余威……真是无处不在啊！

夏校长提起哥哥，我事先就惭愧地低下头。

但夏校长说得却是，你哥哥……是个极聪明的孩子，教他数学的车老师……一直到今天还记着他……

夏校长提起大姐，我再次惭愧地低下头。

但夏校长说得却是，你大姐……体育极好，会跑，会跳，只可惜那时时兴的却是乒乓球……

最后轮到二姐和我，夏校长不细说了，她只说，你二姐和你这几届中……能自学成材，考上大学，为母校争光者……真是凤毛麟角呀！

夏校长的话语温暖着我的心，我的眼眶几乎立即就潮湿了。我几次想对夏校长说，您真该把您的工作方法教给那位W老师，但我终于没说。我抬起头，默默无语地看着夏校长小心翼翼地在小学毕业证上贴上我十六年前戴着红领巾的照片，签上名，盖上钢印，交给我……。

最后，夏校长提出带我去看望原来教过我的老师。我决定绕过W老师。

我说，我的语文老师是……彭光清老师，算术老师是……吴慧中老师。夏校长说，彭光清老师已经调到医学院别的部门，并告诉我怎么去找他。吴慧中老师已经是副校长，正好出外开会……。（为弥补那一次没见到吴老师和彭老师的深深遗憾，我后来在读完博士学位后曾把我头戴博士帽，身着黄袍，手持鲜花的照片寄给他们）

也就在这个时刻，夏校长那极佳的记忆力开始发挥作用了，她说，我记得，你们班……五，六年级的班主任不是W老师吗？她在！我带你去看看她吧！啊！不！我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我告诉夏校长我还得赶到中学去补另一份毕业证书……。

一晃，又过去了十八年。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回家乡，小学时代的同学会邀请我去参加一次聚会，我很高兴地一口答应了。

但很快有消息传来，那次聚会还邀请了许多老师，其中当然包括W老师。我只好给组织聚会的同学打一个电话，我说，要是W老师去，我就不去，并请他带我向所有我小学时代的其他老师和同学们问好。

过了两天，同学告诉我，让我还是去参加，部分因为我的缘故，他们决定这次……不邀请老师了！

就这样，我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再见过W老师。

母亲后来不知怎麽知道了这件事。母亲说，你也太记仇了！这么多年都过去了，都是同一个医学院校园的人，大姐在食堂碰到W老师都有说有笑的，怎么你还害怕！我对母亲说，记仇不一定是坏事；不记仇也不一定是好事！至于害怕，三四十年前我都没害怕，现在害怕什么！我不见她……说到底是为她好！见到她……我很坦然，难堪的应该是她！

（我在这里写下这件我偶然想起的，题外的往事，是想提醒所有正有幸当老师的网友，千万不要无缘无故地伤害学生！特别是那些幼小而无助的学生！假如你碰巧伤害的那个学生正好是像我这样爱“记仇”的，那真的是会记一辈子的！）

好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还是回过头来讲姜伯伯不是牛鬼蛇神的事吧！

我之所以在回忆姜伯伯时想起哥哥和大姐小时候是坏孩子，是因为我想起他俩在做那若干坏人坏事之时还做过一次难得的好人好事，那就是，哥哥和大姐少年时代曾采访过一次姜伯伯，并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作文。

哥哥执笔的那篇作文我读过，很感人。哥哥的语文老师曾在作文本上用朱批写了洋洋万言的赞扬，然后把作文寄给过父亲……。照中国通常的做法，“采访”之后应该写“报告文学”才对，但当时我的感觉却是……，哥哥是在“体验生活”之后……写了一篇“小说”，因为其中很多情节很像是哥哥杜撰的。比如，哥哥写姜伯伯小的时候和一个地主的儿子一起学琴，地主的儿子很笨，学不会，便毒打姜伯伯，把姜伯伯的琴砸碎……。哥哥还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给那地主的儿子起了一个名，叫马屁股……

现在回想起来，哥哥写的所有那一切都很可疑（姜伯伯应该是在戏班子里长大的，那儿怎么会有地主呢？而且自己学琴学不会，毒打别人好像也不太合逻辑！），唯一有一点可信，那就是姜伯伯确确实实出身穷苦，是京剧院那种地方难能可贵的苦大仇深的老艺人！也正因为这样，姜伯伯才从一解放起就被党看中，和母亲一样，是五十年代初期的老党员，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没受过一丝一毫的所谓“冲击”！

有一阵，姜伯伯很荣幸地被选进样板戏剧组。根据“旗手”当时的指示，凡样板团成员一律属军事编制，姜伯伯便穿起了绿军装。那身军装，在我们那栋楼，非常非常显眼！姜伯伯和除他之外所有其他沦落为牛鬼蛇神的老邻居们之间的差距一时真如天上地下！但姜伯伯那人却是个荣辱不惊的人，那段他空前绝后最红的时候，他似乎从来没说过和任何一位牛鬼蛇神邻居有关的任何一句坏话，也没有刻意地“划清界限”，总之，和以往，几乎没有两样！

而美丽的琳姐，却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外，竟是一个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在那荒唐的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实际上不足一年，至少在武汉是这样。很快，保皇派就全面彻底地复辟了！而对造反派的批判却持续了许多许多年，琳姐为此吃了不少苦头。等到伟大领袖终于逝世，革命终于结束，琳姐已经告别了花样年华。法国梧桐树下那些阳光男孩们也都“儿女忽成行”了！

琳姐后来匆匆结婚，生子，我一直没搞清琳姐究竟和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成家了，也没什么兴趣去搞清 —— 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男人都不大可能配得上依然美丽的琳姐！

汉语中有一个词汇叫做如火如荼，现在我写下来已经有几分陌生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个词汇却绝对属于常用汉语！

且说就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里，一位据说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级别甚高的人民勤务员突然看中了我们那栋楼，在牛鬼蛇神中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该人民勤务员据说是一九五五年的中将，彼时任某重要工业城市警备区司令员。

要说起来，我们那栋楼可能风水真的是很好，以前就被“贵人”看中过一次。那位贵人的名字我还依稀记得叫吕文远，岁数比我们楼中最年长的孙伯伯和张伯伯都大，级别也高得惊人，据说五十年代初期曾是行政六级 （斯时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似乎是行政八级，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似乎是行政七级）。那位吕氏的儿子据说已经是某省省委组织部部长了，就是说，连他的儿子都是高级干部！但吕氏本人却非常非常有风度，且极有礼貌，和各界知名人士们相处甚安。大约是革命开始的那段时光，吕氏被他家乡，某著名老苏区的一群人接走保护，留下一片祥和的云彩。

但在革命中看中我们那栋楼的另一位人民勤务员却比以前的那位贵人差多了，特别是那勤务员夫人，态度恶劣，给全楼牛鬼蛇神们留下极坏印象。勤务员夫人一进来就先要求各家各户的牛鬼蛇神们日夜站岗放哨，保护首长的安全。（说实话，我那时就因此很有些为这位司令员担心，让牛鬼蛇神们为司令员站岗放哨，那不是明摆着“引狼入室”吗？牛鬼蛇神们倒是谁也不吱声，一幅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模样。）

过了一段，传来消息，首长看中的是姜伯伯家的房子。于是姜伯伯全家奉命立即腾出地方，搬至我们楼的另一侧。那事让我们全家老小三代牛鬼蛇神们大大松了一口气 —— 要是那位人民勤务员不幸看中的竟是我们家的房子，那可麻烦了！我们家五世同堂，每个角落都挂满了封资修的尘埃……。

过了很久，等到姜伯伯家在我们楼西侧终于重新安居乐业了，我们才算搞明白，首长自己，根本不住我们楼。打算住在这里的不过是首长的一位千金而已……

也就是从那个鸠占鹊巢的悲伤时候起，我远离了姜伯伯的悠悠琴声，虽然那时候，那琴声除了样板戏外已经只剩下大红枣儿，万泉河水和长江滚滚向东方了……

后来的日子一下过得快起来，我自己开始紧张，忙碌 —— 考大学，上大学；考研究生，出国……。几十年工夫，弹指一挥间！

一九九七年夏天，母亲让我回国一趟。母亲说，台湾某爱国巨富，在党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思想感召之下，决定回国投资两亿美元，修建黄金商城。地点选在武汉，中心就是我们家住的这栋楼……

武汉市的党和人民……一时激动得喘不上气！

此时，父亲和楼里除姜伯伯之外所有的男性户主都已辞世，母亲和其他的老邻居奉命立即迁走。母亲让我回国是想让我自己清理一下自己的东西。母亲和我都有爱保存东西的习惯，那种习惯使生活沉重，对人的身心健康有极大负面影响，但那习惯，我和母亲却一直到今天都没改掉。

那段日子，对母亲……十分十分凄凉 —— 父亲的晚年是在那一片我们曾经视为家，也曾经拥有过家的地方度过的，虽然早已风光不再，却融入了母亲对父亲深深，永恒的思念。去给父亲扫墓时，我曾无奈地在父亲的遗像前为母亲做过祈祷：

父逝六载已匆匆，

四壁皆书少音容。

但得黄泉青鸟在，

佑母平安离万松！

（我们那栋楼有一个古朴的名字，叫做“万松村”！）

我把我自己的和母亲不要的杂物装在两个大木箱中，用海运集装箱运到了德国。后来，我萌生写长篇小说《松园旧事》的念头……就是因为发现我运到德国的那些杂物中有几本我青年，甚至少年时代的日记本……

有一天，母亲清东西清累了，便带着我在楼下散步。远远地，我看着姜伯伯正背着手走过来。我正想上前，母亲却拦住了我。母亲说，姜伯伯……眼神弱；母亲还说，你离家……算起来快十六年了，姜伯伯……会想不起你是谁的……

关于姜伯伯眼神弱，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过。父亲说，姜伯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近视或散光，而是因为其他器官的疾患造成的视神经损害。幸好老一辈的琴师们不需要识谱，天才的乐感能让他们把入耳的音直接化作指下的乐……

还在很多年前，看电影《二泉映月》的时候，我就曾胡思乱想过，是不是……胡琴那东西真的不能拉得太好？胡琴拉得过于完美是不是真的会引起老天爷的妒嫉……而失去一部分自己的光明？要不然，人世间天才的胡琴手……何以多是盲人？

因为母亲的阻拦，我没有上前问候姜伯伯，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姜伯伯……

回德国之后过了好几个月，我收到母亲的信。我们那栋楼，连同楼前的法国梧桐，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被夷为平地了。然而，党和人民翘首盼望良久，那位台湾巨富却失踪了！很快，消息传来，那位台湾巨富……不过是一位破了产的房地产经纪人而已，他非但没有两亿美元，连两百美元都没有……

党和人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把那块地租给武警当作越野吉普的驾驶学校……

一直到今天，我那曾经的家园仍然是闹市中一片狰狞的废墟，远远望去，烽烟滚滚，真的有几分像是战场了……

二零零零年年底，我回家乡时正逢省京剧团成立三十周年。母亲看我拿着报纸不放，手都翻黑了，就决定陪我去看，并选了其中最好的两场。哥哥花了四百元钱，买了最贵的票，然后找车把我和母亲从汉口同济医科大学的校园送到武昌的街道口……

当年和姜伯伯同时来武汉的有名须生周信芳先生的两位高足高百岁和陈鹤峰，高来汉后任市京剧院的院长。那时省里并无京剧团，陈是省戏校的校长。后来成立的省京剧团是陈任戏校校长时在五十年代末期招收的那批京剧科的学生组成的。

文艺舞台和政治舞台有时一模一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昔日颇负盛名的市京剧院在文化革命后一蹶不振，再无当年雄风。而省团那些当年的初生牛犊们却成了气候，一个接一个地捧回梅花奖。团长朱世慧极能干（虽然老戏迷们因为他频频做广告多有微词），为庆贺这难得的三十年，把京剧舞台上的名角请了个遍，光是我这个离京剧已有万里之遥的观众还知道的就有李崇善，孟广禄，赵葆秀……，特别难得的是居然还有李慧芳（李是京剧舞台上出了名的多面手，反串什么角都绝像！那天晚上反串的是叶派小生的《白门楼》。李的年纪比我母亲小不了多少，那晚登台该是快八十的人了！）但观众们还是不满意，在台下大声质问朱世慧，为什么于魁智和李胜素没来。台后有人答道，于老板和素素到台湾去了。观众更不高兴，七嘴八舌地说，为什么不错开，凭什么重台湾轻武汉，个把马的台湾……不就是有钱嘛，还有麽斯？

眼看着九头鸟们群情激奋，要演变成“动乱”，朱世慧急忙鸣锣开幕……

那个晚上，姜伯伯的儿子伟奇哥在台上弹大阮，朝台下瞟了一眼，居然认出了观众席上的母亲和我。中间休息时，伟奇哥下来看望母亲。母亲询问伟奇哥姜妈妈，姜伯伯可安好。伟奇哥说姜妈妈身体差，已明显是风前烛，瓦上霜的模样。倒是姜伯伯自己十分硬朗，谁也看不出他是八十开外的人……

姜妈妈一辈子相夫教子，没有工作，医疗保险当然只能作为家属依附在姜伯伯之上。我和母亲便都暗自为姜伯伯的身体竟比姜妈妈硬朗而深感欣慰。伟奇哥告诉我，他曾随团去维也纳访问演出，并和我相约，只要到德国去，就一定去找我。

散场之后，伟奇哥一直把母亲和我送到街旁，看着我们上车……。

伟奇哥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就却远不及父亲。但那却并不是姜家一家的悲哀！我们那栋楼有一个偶然而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家家都有若干个女儿，却都只有一个独子。如今，当年的孩子们自己都进入了人生的暮年，只要对往事稍加回顾，大家就都不得不承认，儿子们没有一个能在事业上超过父亲的 —— 孙伯伯的儿子没有超过孙伯伯；黄伯伯的儿子早已埋没于芸芸众生；张伯伯的儿子无功无名，甚至无声无息！我们家也一样，父母亲的成就一览无余地耸立在我们面前，后代子孙们只能高山仰止，却无人能望其项背……。

孟子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那“五世”，显然指的只是太平盛世！假如有幸先遇上一个史无前例的疯狂之世，文化被彻底地从根上斩断；然后再悠忽一下进入资本的原始积累之世，“一部分人”莫名其妙地“先富起来”……，君子们能保自己的一世平安就该非常非常知足了！

想起来，还是毛泽东厉害，他从一开始就偏爱陈胜，吴广那类流氓。“将相王侯，宁有种乎“八个大字，让君子们哑口无言！而如今，中国的土地上，平民百姓，布衣庶人们，唯一的一条有可能通往将相王侯的“学而优则仕”道路，已经被金钱和权势，被教育的全面产业化堵塞得差不多不通了。执政者如不明察，历史真是有可能会重蹈覆辙的！

而说到底，君子一族……真是不足惧 —— 他们的血，他们的泪，至多能化作往事如烟罢了！社会真正的隐患是平民百姓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之后的愚昧和道德沦丧，以及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权利之后的铤而走险。

君不闻，“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一分钟前我停下笔，和母亲通了通电话。我问母亲下午吃什麽，母亲答道不知道，家中有鲜嫩欲滴的小白菜，但有毒，要用清水泡三天，此外，酱油和大米……哥哥告诉她，是假的……。

我惊诧得无言以对 —— 这就是我昔日富甲一方，令南来北往的过客们垂涎欲滴的家乡武汉！

提到平民百姓们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我又想起几句题外之话。

不久前，我和朋友聊天，朋友谈起我也认识的另一个朋友的孩子。那孩子极优秀，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班上最好的。那个班有两个“保送”（即不用参加高考就能直接进大学）的名额。一名给了教育局长的公子；一名给了本校副校长的千金，两人成绩都在朋友的孩子之下……。

我这才知道，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开创的“保送”居然到今天还阴魂不散！由此，我又想起本来完全可以享受“保送”的，我的大学时代同窗H君。

上大学时，H君在班上极红，是班上，学校，省市的三好学生，是新长征突击手，还是……，总之，学校评什么，她就当之无愧地是什么！最后一年，H君提前修完学分，提前毕业……。那时我们学校各个系都有一批像H君那样的学生，那批人不用像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那样去考试，就能直接当研究生。

我起先以为H君也一样，直接留校，直接当研究生。后来却发现她竟和我们一起报了名。我问她，她说，是她自己想考的！她觉得……考一下……踏实！

我和H君，性格相去甚远。大学四年，素无特殊交往。在成绩学得好的这拨人中，论随和，她不似老王；论谦恭，她不及阿蕾；论机巧，她不如雯芳；因为她的某些超乎寻常的律己和韧性，我甚至在一段漫长的时间中有几分怕她。但每每想到她不去享受那自动的“保送”，却要和“平民们”一起参加考试，我就不由得对她深深折服 —— 曹雪芹说“是真名士自风流”，诚哉斯言！

还是回过头说姜伯伯吧！

又过了漫长的一年，到了二零零二年，我回家，和哥哥聊起京剧。哥哥说，姜妈妈还在，和琳姐住在一起。但姜伯伯……却突然逝世！

姜伯伯是在家中倒下的，一倒下就安详地离去了。

姜伯伯晚年淡泊宁静，不收弟子，不会票友，不见媒体，当然也更不会像赶上了好时光的新时期的新琴师们那样，能开京胡音乐会，广纳五洲四海的洋弟子，同国际接轨。姜伯伯一辈子恪守着京剧鼎盛时期文武场面上的老规矩，默默无闻地站在演员的身后，衬托出台上的万紫千红……

哥哥说罢沉默，我亦无语。

好在姜伯伯在演员心目中树起的丰碑无人忘记。还健在的正字辈名老生关正明先生在和票友们交谈时曾深情地回忆过姜伯伯。他说，他这辈子在台上发挥得最自如，最淋漓尽致的年代是有幸让姜伯伯为他操琴的年代（网上有关正明先生六十年代的《浔阳楼》即宋江题诗，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姜伯伯伴的）！

关先生在中国京剧舞台上诸多名老生中不是用本钱，而是用脑子成名的，他咬字，行腔都十分讲究，和自己自身的特点珠联璧合。为他操琴要让他自己满意，甚至难忘，不是一件易事！

没想到票友中竟有人问，姜……是谁？关先生感慨万千，欲语无言……

啊！姜伯伯！您那悠悠琴声……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二至三十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WANG-Jingjing/kd090717-1.gb.html

悠悠琴声（二）

——想起文革岁月兼怀H君

汪晶晶

其实在读白鹿寨主《胡琴声声》的时候，我最先想起的，本是H君。后来提笔写文章却阴错阳差地先写了姜伯伯。可见人的潜意识中是存有虚荣心的，总会不知不觉地忽略自己身边更熟悉的芸芸众生而去攀附名人。

而父亲，他要是知道我眼下正坐在桌边怀念H君，肯定会生气地瞪我一眼，说一句，“你……疯了！”说真的，父亲以为我……疯了！那完全是他老人家自己一个人的意见！我却暗自觉得，在听到胡琴声声的时候想起H君，于我而言，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要是听到琴声竟没想起他，那我才是真的……疯了！

只不过，要想写H君，就得从头说起。而那样的话，离着胡琴声声这个题目就稍微远了一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差不多从一九六六年的五，六月间起，我就没做过什麽正经事。假如遇上太平盛世，我们这拨后来被人称为“六九届初中生”的孩子们本来是应该在一九六六年六月间参加小学考中学的升学考试的。不想正好在那个对我们无比重要的六月间，学校却进了工作组（通常小学并没有那麽惊人的重要，但我上的那所小学却不幸是大学的职工子弟小学，那时大学校园中的每一寸土地据说都是一块“阵地”，都冒着浓浓“硝烟”，附属小学当然也不能例外！）。很快传来消息，说是高中毕业生们升大学的高考已经停止。于是，小学毕业生没法参加升中学的考试就变成了一件完完全全无关紧要的小事了。

我在心头憋了好几个月的一个小小的心愿 —— 好好地参加升学考试，考上一所好中学，不是为了党和毛主席；不是为祖国和人民；也不是为了父亲和母亲；甚至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仅仅只是为了向那位因为不喜欢大姐而无缘无故地迁怒我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W老师证明，我其实……无论从那方面看……都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好孩子！—— 终于还是没能实现（而且眼见着，这一辈子都没法实现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间，我和我的同学们根据我们的家庭出身被分进了不同的中学。出身最好的是革命干部子弟，印象中我们那个班上并不多，除了党委书记和大约是党委组织部长的孩子之外只有两个附近机场飞行员的孩子，被分到我们所在的那座城市中按阿拉伯数字排列的中学，比如第十七女中或第十一男中等等。大部分介乎于黑五类和红五类之间的“灰”五类，其中包括我，被分进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没有高中，只有初中，因此简简单单以路名命名的学校。

那学校就在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门诊部的正对过，最初本叫崇仁路中学。崇仁在古汉语中本是相当雅致的两个字，但那个年代，众所周知，越是雅致的字眼离着封资修就越近，于是很快殃及池鱼。学校被改为红卫中学，却又不幸因为一所原名双洞门的中学已经捷足先登地使用了红卫那两个炙手可热的字，我的母校便只能屈尊叫红卫二中。很多很多年之后，那所我无论怎麽不热爱也仍然是我母校的中学和武汉的许多其它二流以下的中学一样，终于熬到也能以阿拉伯数字来命名了，但因为一下被排在第六十多位数之后，还是没能引起人们更多的敬意。

在那所中学，我大约上过两堂课，现在还能依稀记得。

一堂是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支温度表，指着零度告诉大家，在小学，大家学过的数属于正数的范畴，从现在起，要引入负数的概念。因为老师领着大家高声朗读的那段无比重要的毛主席语录说的似乎是温度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但却能使鸡蛋变成小鸡， 我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看着温度表时，脑海中浮现的都是石头，鸡蛋和小鸡，而不是如老师所期望的那样竟想起负数的概念。（那事说到底，当然不能怪老师！毛泽东那时那样惊人地忙，又要打到刘少奇，又要防着林彪，还对上初中的孩子们学代数也不放心！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想要如此面面俱到，这个不幸的国家怎麽能不乱套呢！）后来过了十多年，高考恢复了。哥哥警告我即使是报文科也得考数学。在学习有理数加法的时候我终于重新见到了那只久违了的温度计，我脑海中立即浮现的，仍然是石头，鸡蛋和小鸡。

另一堂课是英语。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段长长的句子，领着大家读了几遍，然后根据那句子教大家认识二十六个字母。那个长长的句子是The people of the all world love our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现在写下这句话我都忍不住地心惊肉跳，要是德国孩子听说中国孩子竟会上这样的课文……那不是赤裸裸地强奸“世界人民”麽！回想起来，那时咱们中国人不但感觉良好，那胆子也真够大的！

再后来……就开始革命大串联了！

革命大串联持续了大约七个月，我在那场革命大串联中有幸见到过两次伟大领袖（在官方的革命正史中，那两次事件被庄严地称为“毛主席第七次和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而我在那场革命大串联中曾有幸去过的地方，就是现在看着中国地图一个个地数也数不过来。

大串联开始的时候，我和我所在的那所中学的同学们一起出发。我们从武汉经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杭州，然后再回上海；然后从上海到株洲，从株洲到南宁；然后从南宁到北京，从北京到大连，最后经徐州又重新回到上海。

在这些城市中，我先后去过四次，因而留下印象最深的城市是上海。

在上海，红卫兵接待站的人一看我们来自武汉市的红卫二中，便有意把我们分到上海市的红卫二中。这个上海市的红卫二中原来叫什麽名我忘了，但肯定是一所和我在武汉的母校极为相似的，以工人子弟为主，因而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学。学校在什麽路我也忘了，只记得所在的区叫普陀区。

还在我很年幼的时候，外祖母就曾告诉过我，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而缘分那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感觉的。现在在将近半个世纪后回首往事，我仍然常常忍不住想起缘分这两个字。

我在我的学校不过是一个完完全全可有可无的新初一学生，而且还不是红五类子弟。但上海市的那所红卫二中文革小组（千万不要小看小组这两个字，那是那个时代中学最高的权力机构）中唯一的学生副组长，学生中级别最高的干部，名叫徐建平，却对我极好。她越过我们的总领队和各个年级的分队领导直接找我，让我帮她通知各类重要事项。我受宠若惊地干了一大批份外的事，最后竟把自己搞得有几分像干部了。

徐建平是老初一的，也就是六八届初中的，仅仅只比我大一岁，但是认识她几乎当天，我就开始管她叫建平姐。这固然和我与生俱有的“恋姐情结”有关，但也和这位建平姐所显示出的极强的，和她的年龄完完全全不相称的工作能力分不开（要知道，建平姐此时不过十四岁。看看如今十四岁的孩子，简直还要父母帮着擦鼻涕！）。建平姐的手中，当时掌握着极大的权利，可以说直接关系到我们这支队伍在上海的生死存亡。因为她对我好并爱屋及乌，我们这支队伍占了很多便宜。我们比别处来的学生吃得好睡得好还不说，许多参观的事项我们都是被提前安排的。她亲自安排我们的分队参观（似乎是放在上海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参观（是复旦大学还是同济大学校内的）一个名叫蔡祖泉的， 据说根本没上过大学的工人，设计的所谓人造小太阳；参观帝国主义在南京路上留下的据说是罪恶累累的东西。我们分队中间到杭州去了一段，她把我们的大统铺为我们保留着。那时由学校组织的串联是真的“革命”大串联，是不允许游山玩水的。但我私下还是告诉建平姐，我到杭州后想去西湖看岳坟。建平姐便偷偷地对我说，如果在西湖不见了就买一把折扇，折扇上有很详细的地图 （后来我和我的几个同年级的小伙伴真的去西湖翻墙看了岳坟，真的不见了，真的去买了一把折扇，上面还真的有地图）。

离开上海，和建平姐分手，我很难过，曾趴在红卫兵接待站发的大棉被上哭过。建平姐比我坚强，她安慰我说我们可以写信。临别时建平姐提议我们交换一个东西以做纪念，比如《毛主席语录》。我提议我们交换校徽，她同意了。我在武汉的那所中学母校虽在诸多方面平庸，但校徽却极别致。那是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左上角是毛泽东戴军帽的浮雕像（其实仔细看，毛的脸那时就明显臃肿，但没人敢说。那之前不久他在武汉七一六渡江，大家还争先恐后地强调他的神采奕奕），下面印着武汉市红卫二中几个字。

回武汉后，我和建平姐通信通了整整两年。我们互寄过照片和毛的像章，说过很多即使是在革命时期女孩子们仍然有的知心话语。二姐作为家中尽职尽责的会计曾为我频繁地挪用母亲抽屉中的邮票而警告过我。一九六八年底，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在父亲的警告下我停止了和一切一切人的书信来往。建平姐恰巧在那个重要时刻离开上海，去了东北。我们从此便被生活的汪洋大海隔开，只留下无尽的思念和祝福。

（十多年后的一九八二年，我在同济大学学德语。有一天到我大学时代的好友老王家玩。老王家住的区正好就是普陀区，我告诉老王，十六年前我曾打着红旗背着背包在这个区断断续续加起来住过差不多四个星期。老王自己并非上海人，她是在杭州长大后嫁到上海的媳妇。所以她也不知道何处曾有过一所红卫二中，而那个普陀区据说又十分惊人地大。）

离开上海，离开建平姐之后，按计划，我们应该从上海去徐州，然后从徐州去新疆。也就是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是我们学校高年级去新疆的那支分队因为没带足棉衣，而当地红卫兵接待站竟没有足够的被子和棉衣，有两个革命小将不幸冻死了！这个消息让我十分十分紧张，我本是一名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患者，由于末梢循环的供氧不足，我一年四季都手足冰凉。只要我所在的这支革命队伍里有一个人冻死，几乎就非我莫属！想到“生命诚可贵”的美好诗句，想到自己在那架庞大的革命机器上趋向于零的渺小，我就在那前后脱离了“革命队伍”，

（现在提笔写下这革命大串联，连我自己都觉得像是“神话”！就别提后世的孩子们读了！）

大约是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间吧，伟大领袖劳累过度，不想折腾了，便发出了伟大指示，说是革命大串联要停止。这个时候我正和我的大姐呆在一起。

我在前面怀念姜伯伯时说到过，我大姐小的时候基本算坏孩子。坏孩子总会有些坏主意。伟大领袖已经说了，让大家停止大串联，返校闹革命。但我大姐却在外面玩得正兴起，不愿回武汉。她想出来的坏主意是和外地的学生交换返程票。记得她先是和吉林大学的学生换了去长春的票，因为担心我会在长春冻死 —— 长春那地方无论怎麽说也不会比新疆热 —— 大姐接着又把去长春的返程票和中山大学的学生交换了。这样，我就和大姐一起去了广州。

除了难懂的方言外，广州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真是个好地方！

北方那样天寒地冻，那地方居然毛衣都不用穿！大姐带着我，先去中山大学找一个她们学校毕业的学姊。那学姊正好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考入了中山大学化学系。（那时有谁能想到啊！仅仅是那幸运的一年，竟会使那学姊在日后的生活道路上和后来那些悲惨的老三届的学弟学妹们拉开了天长地久的距离！）学姊和大姐在校队打过几年篮球，对大姐很好，专门找人把我和大姐，还有那学姊自己的两个妹妹，安排在老百姓的家里住（学姊两个妹妹中身材高挑且十分美丽的一个在若干年后嫁给了我的小表哥，陪读于大洋彼岸，那是后话）。

老百姓说的话我和大姐都不懂，连猜带混听明白了一点，老百姓觉得我们是北方人，脏，不愿收我们。我和大姐，那学姊的两个妹妹，都是在武汉长大的。武汉那地方的人说起北方人并嫌其脏的时候，指的通常都是河南人。我们四人举着地图，向那老百姓解释了老半天，说我们绝不是北方人！我们来自一个叫武汉的地方，武汉绝不属于河南……。

最后那老百姓总算收下了我们。

接下来，我和大姐在广州花着红卫兵接待站发的钱和粮票舒舒服服地住了一个月，现在还依稀记得的事只有两件，一件事是大姐带我参观一个叫做三元里人民英勇抗英事件的某地址，那地方在乡下，很难找。好容易找到了，却并没有发现纪念馆。老百姓对我和大姐的爱国热情并不感动，领着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能游泳的温泉！另一件事则是我和大姐有一天在红卫兵接待站领粮票，喇叭中反复喊着，请汪阳同学上前！请汪阳同学上前！却久久无人上前。大姐依稀想起，汪阳……是我二姐因为名字被同学批判之后新改的名（那个年代，红太阳的威力无比，二姐当然也肃然起敬。只不过叫红的已经过多。叫太的又似乎闻所未闻。二姐才选了个阳字，原以为多多少少可以因此和红太阳发生点近距离的关系），不免四下寻找，最后不仅找到了我二姐还找到了我哥哥。我二姐若无其事地站在那儿，不但听而不闻，还帮着别人指责这个不知跑到何处去了的汪阳，根本忘了那竟是她自己（这事后来在“革命队伍”中传为笑谈，二姐回武汉后只得悻悻地改回封资修的老名）！

我们四兄妹居然在广州碰到一起，要说这革命大串联……不好，说实话，我们都不忍心！

在邂逅我和大姐之前，哥哥已经带着二姐上一个名叫羊城宾馆的地方去过，照了一张以五羊为背景的照片。哥哥提议我们兄妹四人再去一趟。可惜那宾馆那时生意凋零，我们四人去的那天没有照相的。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便终于没能留下纪念照。不过，在那之后许多年中，我一直保存着一只硬塑料做的，带有一只可爱的黑鼻子的小狗。那是在广州正逢我十三周岁生日，大姐给我买的。

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蓬头垢面地回到武汉之后，大姐居然还贼心不死，又想法混到西安某大学的返程票。这一次她不想带着我去了，她说我的身体太坏，带着我十分限制她的行动。于是她一个人去了西安。

到了西安，有人告诉大姐，说某条名叫宝鸡的铁路是那时中国唯一的一条电气化铁路，谁都知道，列宁说过，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已经有幸离共产主义十分近了，不去体验一下，当然可惜。大姐于是决定要设法坐坐宝鸡线。不幸那条宝鸡线天天塌方，大姐很快和一群乘客一起在一个无名山洞中被堵。一堵数周，一直堵到大家对共产主义最后的一点兴趣荡然无存！

我们全家人以为大姐已经为革命捐躯，正努力化悲痛为力量，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得到消息，大姐还健在，还在继续革命。到那一年春节前后，大姐由铁路警察从四川某地陪送回家（那时的警察真是比今天的警察态度好多了！），父亲被迫支付十多元警察费用，在当时是一笔惊天动地的巨款！

假如在那场革命大串联中我还有一些小小的遗憾的话，那就是，我这辈子一直到今天也没去过新疆，长春和西安。

朋友们一定看得不耐烦了！会问，你写了这麽多，究竟和胡琴声声有何关系？

我实在是万分抱歉，只能稍微解释几句。我之所以这样啰里啰嗦地写一九六六年，是因为我一直在仔细地回想，我到底是在什麽时候认识H君，什麽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现在一九六六年已写完，我不大可能是在一九六六年认识H君的。我想，我第一次见到他……只能是一九六七年之后的事……。

一九六七年是在一个崭新的汉语动词的伴随之下开始的，那个新动词叫做“夺权”！最开始夺权是在上海，新成立的权力机构似乎是叫上海公社 —— 为了向当年的巴黎公社学习。后来中央文革大约是害怕老百姓低估了这个“公社”的权利，把这个新“公社”和五十年代把中国农村搞得遍地凋零的那个“人民公社”混同起来，才决定把新的权力机构更名为革命委员会。被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利机构便从一九六七年起在普天之下一直存在到一九七五年前后。

这些重要的国家大事和我本人并无直接关系。我上的那所中学离家很近，我无事就上学校转悠，看什麽时候会上课。

眼见得一时半会儿无课可上，几个小学时代成绩学得好的同学发起，在我们小学的母校成立了一支《六六届红卫兵返校战斗队》（六六届那几个字很容易让人想到后来老三届中的一九四七年前后问世的老高三。而我们却不过是六六届的小学毕业生而已）。大家希望的是，能参加一次升学考试从而被分到更好一点的中学去。但这一点小小希望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却没有一丁点可能能实现。特别是，即使真能通过考试而被分到更好的中学也同样无课可上呀！于是那支战斗队很快在刚成立的阶段就夭折了。

那之后，一九六七年的初春，我和几位要好的小学时代也同时是中学时代的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个造反派组织，名叫红司新华工中学总部。

我们的《在险峰》兵团《小麻雀》战斗队由六个人组成（整个“兵团”其实只有我们这一个“战斗队”，之所以把自己的“战斗队”对外另取一名，改称为“兵团”，完全是虚张声势，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中国一大批学院纷改头换面自称大学以及一大批系改为学院一样！）。我们六人同届，来自同一所小学，全部是女生，全部是医学院子弟，也一般大，刚过十三岁。我们六个人中一个是“勤务员”；两个是“联络员”；两个是“观察员”；最后剩下我是“战报编辑”。

（1967年1月摄于华工南一楼前，前排中为周前，后排左起邵琳，武华，我）

（我们这六个“战友”中只有一个“观察员”不知去向。剩下五个一直到今天都知道彼此下落，二零零零年年底我们中的好几个还在一次小学同学的校友会上见过面。当然，这和我们的父母同属一个医学院校园有关。就在我提笔写这篇回忆时，当年“联络员”之一的Y的可爱的女儿燕子给我来信，将从英国来看望我！）

且说这个红司新华工当时是武汉非常著名的造反派组织，总部就在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恰巧我们渡过整个童年时代的那所同济医科大学今天也被荣幸地划入了那所华中科技大学）。负责管我们这个“兵团”的是新华工下面机械一系六二级的三个大学生，那时住在华工校园中的南一楼。现在我还能依稀记得，其中一位姓林，是从广东考到武汉的。另外还有一位来自江西九江，本来名叫周全生，为了和革命与时俱进改名为周前。周前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 戴一幅黑框的眼镜，对我们这六个中学生极好，我们六个人几乎都最喜欢周前。我们在华工用大学生们的饭菜票吃饭，用得最多的也是周前的。

从位于汉口的同济医科大学（那时叫武汉医学院）到华工所在的喻家山，正好横跨武汉这个城市的西北到东南，来回一趟需要三个小时。但我们还是常常热血沸腾地去朝圣。

六二级的大学生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恶果已初见端倪之后，中央不得不发出所谓“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之后入学的。假如不遇上那场革命，那批学生本是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最注重教学质量的一批学生。就是四十多年后回首往事我都得承认，那三个六二级的大学生在少年时代我的脑海里留下的是十分出色且理智的印象，让我无法联想起他们竟也算是官方正史中统称的“红卫兵”。

在我们那个《在险峰》“兵团”存在的日子里，红司新华工中主管中学总部的“勤务员”似乎是一个名叫郭保安的学生。那人是那一系，那一级的我们不清楚。我们在某一次“红代会”曾荣幸地瞻仰过那位郭司令，但我们六个人都不喜欢那人。那人长得老相，有点佝偻。总之，给人一幅无趣的样子。

红司新华工中风头最健的笔杆子是六五级刚入校的鲁礼安（好像是船泊工程系的）。我的那五个小“战友”都不大喜欢看大字报，但我例外。我每次去华工朝圣都要仔仔细细地看鲁礼安的文章，有时甚至忍不住地抄下来，大声朗读，乃至背诵。有一次读到鲁礼安套用阿基米德的名言所写的一篇分析武汉地区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如何结合的长文，名字似乎叫《给我一个支点》，我激动得心潮澎湃，久久不愿离开大字报栏，强迫自己把那文章背下来再走（作为一名优秀的文科学生，我得承认，我一直到今天都固执地认为，学文科的不一定写文章就真比学理工科的写得好。文章的骨骼本是逻辑，所谓文采，不过是充塞性的软组织罢了。古希腊的人都知道，在学雄辩术的时候一定要先学逻辑学。而逻辑学，那恰恰是中国古今真假圣贤们最最缺少的东西）。

鲁礼安是我哥哥和大姐中学的高班同学。那人本是一名十分优秀且全面发展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无可挑剔，在体育上简直有特异功能！我哥哥在校队打羽毛球；我大姐在校队打排球和篮球。那鲁礼安本是全省中学生运动会百米短跑的纪录保持者，换句话说应该是田径队的，但他却好像既认识我哥哥又认识我大姐。

比较起来，大姐的体育比哥哥更好，所以鲁和大姐比和哥哥熟。

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因为政治舞台上的柳暗花明，芸芸众生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时而让人欣喜若狂，时而又让人啼笑皆非的变化 —— 哥哥，二姐，乃至我这个没上过中学的半文盲，虽蹉跎岁月，最后都上了大学，而少年时代令我无比崇拜的大姐却因为高考恢复时那一步之差沦落成社会的弱势人群，父亲去世之后竟需要我们的帮助！每每念及于此，我便深感造化弄人之甚！

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可以说一直延续到青年时代，大姐一直都是我最最崇拜的对象，我是大姐最最忠实的跟屁虫！那个时代我生活中一切一切有趣的人和事都是和大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大姐喜欢体育，也具有从事体育运动的身体素质和才能。也因为体育，有许许多多男孩子都喜欢大姐。我那时最最盼望的是，我自己也能像大姐那般勇敢，那般矫健；这样，喜欢大姐的那些男孩子也能多多少少地喜欢一下我。只可惜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始终没有一丁点可能性去实现！

那个我曾无限崇拜无限敬仰的鲁礼安，我只是远远地见过，没说过话。而大姐，她只具有欣赏鲁礼安体育方面价值的能力，却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并不读鲁的文章。

后来，仅仅只有不到一年的功夫，造反派竟从根本上土崩瓦解了。鲁礼安变成北决杨份子。北指的是鲁建立的一个以学习马列主义，思考中国问题为宗旨的《北斗星学会》；决是指鲁和他的追随者自称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杨是鲁办的理论刊物《扬子江评论》。我和哥哥都爱读鲁的文章，对鲁的陨落暗自深深惋惜和感伤。大姐听说鲁出事，更多的却只是惊讶！

记得最开始，是哥哥说起鲁被官方通缉，以后又说鲁不见了！我们暗暗希望他能永远不见，这样重新得势的保皇派就抓不到他！

武汉那地方的老百姓生性自由散漫，不喜欢政府管太多的闲事；也不喜欢按着政府制定的条条框框，规矩而呆板地生活。就我少年时代的观察，武汉市民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心理上都是支持造反派的。和百万雄师，三字兵那类保皇派同心同德的不足百分之二十。但是老百姓的心愿和国家机器相比却微不足道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马上就是顺着昌，逆者亡！

有一天，哥哥偶然从他住的那间小屋朝西的那扇窗子里往外看了一眼，竟看到和我们家那栋楼平行而立的另一栋楼（市建工局宿舍）和我们家处在同一高度上的一扇窗边正坐着鲁礼安！哥哥忙叫我也过去看。我这人天生是一个不健全的生命，所有我那个家族能具有的全部生理缺陷我不幸都具有 —— 哥哥和大姐都有着三点零的好眼睛，我却除了哮喘病还是先天的近视加弱视。而年轻的时候，因为深知自己不够美，我又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忍心让自己竟戴眼镜。这样的后果便是，我跟在哥哥身后根本无法看清鲁礼安那令我无限崇拜的音容笑貌。

好在这事并不需要我的任何确认，有哥哥，特别是大姐的确认就足够了！

那人是鲁礼安无疑！

每天吃过晚饭，我们兄妹都会抽一点不甚宝贵的时间，瞻仰一下鲁礼安窗前的灯光。终于有一天，鲁和那灯光一起不见了！他就是从我们家屋后那栋楼里出走之后被逮捕的！

那究竟是天网恢恢，还是告密者的出卖，我们兄妹就不得而知了！

三十七年后，那位在监狱中呆了十一年后才平反的才子完成了他洋洋万言的大作《仰天长啸》，为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史留下难能可贵的全方位回忆录，震惊海外， 但那只不过是后话。

鲁的陨落和造反时代的终结为上山下乡前夕的我们留下一段无所事事的空挡。很显然，H就是在那段时间，大约是一九六七年的下半年或者一九六八年的上半年，走进大姐的生活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纳闷，H是怎麽认识大姐的呢？

H和大姐只是同校而已，既不同年级更不同班。H的年龄在我和大姐之间，他比大姐小两岁半，比我大一岁半。这是其一。H既不会打球也不会跑步，远远地看上去，H似乎是上身的躯干部分比两腿长，这显然不是适合体育运动的好身材，这是其二。整个革命的初期和中期，H什麽组织也没参加，既不是三字兵，也不是三钢三新中的任何一个，毛的伟大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H似乎从一开始就置若罔闻，这是其三。

但我的纳闷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H反正已经认识了大姐！

好了！现在总算和胡琴琴声离得比较近了！

怎麽打发那段无所事事的日子呢？童年时代，父母曾为我请过一位家庭教师教我学小提琴。小提琴在学习的过程中得随着孩子的身高变化而不断更换。革命开始的那段时间正是我身高变化明显的时候。老师离开我时就把反正得更换的小提琴带走了。而老师反正走了，父母也就没有必要再为我寻找新琴。小提琴是个复杂的乐器，没有老师指点，自己乱拉，是肯定会走入旁门邪道的。我便央求父亲给我买一把二胡，我并没有敢想竟去向姜伯伯学琴，只是凭直觉认为胡琴不复杂，想自己琢磨着拉着玩。

父亲起初没同意，那倒不是父亲崇洋媚外，把胡琴的地位放在小提琴之下。父亲的审美趣味一辈子都坚定不移地停留在国粹领域，而且从不附庸风雅。交响乐一类的东西，父亲根本不听！父亲主要是怀疑我在那个岁数还能学得会二胡。我那时差不多十四岁，老一辈的京剧艺人，在我那个岁数已经搭班子闯荡江湖了。

但经不住我死磨活磨，父亲最后还是给了我两块钱。

因为写下了两块钱，我想先说几句题外的话。

前几天读到和宝堂回忆汪本贞的文章，读得我感慨万千！

汪本贞和姜伯伯一样，也是中国京剧史上青史有名的名琴师，曾为著名铜锤花脸裘盛戎操过琴。（裘在京剧净行中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天辟地，顶天立地的名角。旦行中少说点也有“四大名旦”；生行就有些不计其数了！唯独净行，这半个世纪以降，俨然是裘盛戎“一手遮天”！今天我们能听到的所有铜锤段子，要说是十净九裘都不够；毫不夸张地说，是无净不裘！即使根本不听京剧的网友恐怕怎麽也得知道《铡美案》吧！被铡者就是秦香莲那个忘恩负义的丈夫陈世美；而铡美者则是裘盛戎留下的那位能和正史相映生辉的包龙图！）但那汪本贞却不是靠“傍大腕”仗着裘盛戎成名的。正好相反！倒是裘盛戎有时不得不“伺候”这位高贵的，从法语专业的高材生下海的琴师（汪下海前据说和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是法语专业同学）！那在京剧史中听上去真的有几分像是神话！

文化革命中，汪本贞的儿子要到内蒙插队，央求父亲给买一只胡琴带去玩。（汪和裘盛戎同庚，生于１９１７年。他的儿子无疑是我们的广义同龄人）于是汪本贞便带着儿子到前门大栅栏的乐器行去了一趟。

文化革命那十年，大部分读书人家的孩子只能蹉跎岁月。唯一兴旺发达的行当只有两个，那就是文艺和体育。乐器行中人山人海，买胡琴的人都聚集在高价位的胡琴柜上。只有汪本贞在最低价位的那些无人光顾的胡琴跟前徘徊。良久，汪终于拿起了其中的一把，试了试音。这一试不打紧，那琴竟发出刚脆洪亮，大珠小珠落玉盘般悦耳动听的乐声，简直有点石破惊天！乐器行中，嘈杂声嘎然终止，立马鸦雀无声。汪顺势拉了一段最普通的过门，乐器行中竟像剧场一样响起一阵阵喝彩！随后汪问了问营业员，这把琴多少钱。

那时的中国人老实，还没学会囤积居奇。营业员如实答道，一元五角八分！

汪的儿子后来回忆说，他就是那天在乐器行中才真正认识到父亲的艺术价值和造诣的。许多年后，汪的儿子被调到中央乐团，参加排练交响音乐《沙家浜》。那把琴竟以穿云裂帛之势压到庞大的交响乐队。交响乐队的西洋乐器同行听说那把琴竟只花了一元五角八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啰里啰唆地写这一段题外的话，是想让网友们知道，父亲给我两块钱买胡琴，要和汪本贞先生所支出的相比，几乎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而我却远远没有胡琴大师的儿子那麽幸运，竟有那样能点石成金的父亲！

我拿着父亲给我的两块钱，在我们家对过的武汉商场卖乐器的柜台转了转。营业员根本没正眼看我，我当然也就没敢贸然买。

二姐看我一幅无计可施的模样，安慰我说，她能找到人帮我买琴。二姐说，她的好友幼幼的姐夫会拉胡琴！

且说那幼幼本是二姐的中学同学。二姐上的中学，最初本是我日后大学母校的附中。六十年代初期的什麽时候，教育部发了某个通知，综合性大学一律不设附中。那中学便被迫和珞珈山切断关系，混入芸芸众生，变成了武汉市第十四中学。

文化革命开始时，二姐所在的班级按党和人民的安排也抓了一个竟敢只走白专道路的小“三家村”，由语文科代表幼幼，数学科代表小平和英语科代表二姐三人组成。

（二姐长大之后，对数理化产生强烈兴趣，英语却变得极差！多少年后某一次考正高职称时竟考过两次！母亲为此悲痛欲绝，曾后悔过幼年没把二姐送进外语学校。当年武汉建外语学校时，校长本是母亲小学时代同学，曾试着说服母亲让二姐到外语学校去住读，母亲没同意。母亲的想法十分简单：英语本该是工具，把工具当做对象去学习似乎是喧宾夺主了。）

且说这“三家村”中的三位小阶级敌人都是女孩子。幼幼和二姐在武汉长大。那位竟和我们熟知的铁腕人物同名的小平却是从北方转来的铁四院子弟。幼幼和二姐彼时肩负的重任之一是教小平说武汉话。农作物中小麦的麦字的武汉方言，小平始终发音不正确，不是读成小卖，就是读成小磨。而蔬菜，小平干脆自以为得计地说是需菜！

最后，幼幼和二姐只好放弃努力，让小平继续说普通话。这一点小小的麻烦丝毫也没妨碍三人落难时结下的不渝友情。

小平和二姐都来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幼幼也是知识分子的孩子，但她的家庭却有几分不同寻常，那就是幼幼的家庭是由清一色的女性组成的，外祖母，母亲，姐姐和幼幼。

刚进中学二姐头一次上又又家玩就问过幼幼，说你爸爸呢？幼幼说我没有爸爸。二姐问是不是去世了或者和你妈妈分开了。幼幼却明白无误地重复说，不是去世，也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有爸爸！

后来的事实证明，幼幼的回答当然是荒谬的。这世上怎麽会有人没有爸爸呢！

大约是一九七九年，我和二姐都放暑假的什麽时候，二姐才头一次见到刚从监狱中释放的幼幼的爸爸。二姐告诉我，幼幼的爸爸是国民党军队中知识分子出身的某位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那些日子里，幼幼的爸爸随着部队撤到大约是西南边境一带，因思妻心切，便脱离部队返乡（要是晚几年没准能算弃暗投明，但那时不幸还太早，多麽可惜呀！）。没想到幼幼的爸爸返乡刚播下幼幼这颗优良的种子竟遇上镇反的高潮。

还好，幼幼的爸爸大约是外出时偶然被捕的，在狱中又守口如瓶，没供出自己还有家小。自己受了将近三十年竟无家人探狱的凄凉煎熬却总算保全了妻女的这个小小的单亲之家。而幼幼那个年轻时长得端庄秀丽的妈妈，也算是投桃报李，一直等到丈夫出狱，全家团圆，从没动过哪怕一次再嫁的念头！

幼幼的家家（即外祖母）是个识文断字，通情达理，贤良慷慨且能干勤奋的老人（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她老人家泡的带点辣味的酸豆角曾是父亲的最爱）。幼幼的母亲是级别很高的小学语文老师。幼幼的姐姐是级别中等的小学语文老师。由此大家该知道，幼幼的语文学得几乎比教她的老师还好就不足为奇了！

且说革命开始没多久，幼幼那个纯洁如水的单亲之家悠忽一下变得生气勃勃起来，原来，幼幼的姐姐竟结婚了，姐夫住进了幼幼家！幼幼的姐夫是文化革命前进大学，文化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上的是中文系，分到中学仍然教语文。这样一来，幼幼家的语文程度就更是突飞猛进，势不可挡了！

幼幼的姐夫是个才子，琴棋书画据说无所不通。因为年纪比我们稍大，又比我们多上了一个大学，幼幼的姐夫带着我们去买胡琴时很有些鹤立鸡群的模样。

不料已经走到了乐器柜台，幼幼的姐夫才算听明白，父亲竟只给了我两块钱！

两块钱买麽琴呀？幼幼的姐夫大声且很生气地询问幼幼，把在营业员面前的难堪全部转移到幼幼身上。

幼幼胆怯地询问二姐，是不是真的只有两块钱。

二姐只好明知故问地又询问了我一遍。

我低着头，捏着父亲给我的两块钱，泪水已经涌入了眼眶，心中又难过，又后悔。难过的是，央求了父亲老半天，平时对我几乎慈爱无限的父亲竟会那样小气，只给了我两块钱；后悔的是，没有带上我的梦葫芦（武汉方言指一种让孩子存钱的容器）。梦葫芦中怎麽也得有一块钱，那我就有三块钱了！

但现在，说什麽也没用了！

乐器柜台上最贵的胡琴都带着高贵的琴盒。中档的胡琴也带着美丽的套子。而两块钱，那只能买最便宜的那种胡琴，它们赤裸裸地躺着，上面布满了灰尘，整个一幅饥寒交迫，任人宰割的模样。幼幼的姐夫随便挑了一把稍微干净一点的，根本没试音，交完钱就把琴递给了幼幼。那显然是想向营业员表示，他本人其实和这把竟只值两块钱的耻辱的琴毫无关系！

（那时谁能想得到，十年之后，我竟和幼幼那个高贵的姐夫在同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里一同走上了珞珈山上那片美丽的校园！虽然幼幼的姐夫是研究生，是我们班何老师的丈夫白老师和后来红得发紫的那个易中天的同学；而我只是普通学生，我和二姐还是压抑不住地在强烈的今昔对比之下感到由衷的欣慰！）

还是回到买琴的那个倒霉的日子吧！幼幼把琴递给二姐，二姐递给我。我怀着深深的，连累了二姐和幼幼的愧疚，灰溜溜地拿着琴，一个人回家了。

文化革命前我们家的墙上挂满了堪称一流的摄影作品。那都是父亲的好友，著名摄影家黄翔先生送给父母亲的。多亏父亲灵敏的嗅觉，在革命到来之前，及时地把那些摄影作品收了起来，那些作品才没有被毁于一旦。因为那些美丽的摄影作品被取走了，墙上便空出了若干钉子。我泱泱回家，不提买琴之事，只随手把那琴挂在一颗稍长的钉子上。全家老小无人对那把琴多看一眼，我自己也一样。原来还想学琴的那一点小小心愿荡然无存！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琴依然挂在墙上，却并没有走进我的生活。

有一天，我回家，刚走进我们家那栋楼，耳边响起一阵琴声。那琴声自如，流畅，清新，可人，如泣如诉，似云似烟……。我站着听了一会儿，那琴声相当娴熟，

我一边上楼，一边辨别着琴声从何处而来。

走到家门口，我才万分惊异地发现，那琴声竟源于我自己家！

走进家门，我看到大姐和几个同学在家。一个男孩子正拿着我的那把琴。很显然，那悠悠琴声……就是从那男孩子的指下传出的！因为我的回家，那男孩子停止了拉琴，把弓竖起来，然后把琴挂回墙上的钉子上。

大姐一向朋友多，某日有某新朋自某方来并不值得她不亦乐乎！汉语习惯用语中有物以希为贵的说法，就是说，什麽东西一多人就没法珍惜了，大姐对H就是那样！我进屋，大姐继续和别的什麽人说着话，并没有向我介绍说这是H君，也没有向H君介绍说，这是我的小妹妹。

因为那把琴的缘故，H看着我，对我笑了笑。我和H点了点头，然后我们开始说话。

H说，你姐姐说这琴是你的，我轻轻地嗯了一声。音质挺好的！H说。

要是以我刚听到的琴声而论，那音质真的是无可挑剔！我没说话，心中为自己庆幸并涌起对幼幼的姐夫深深的感激。

不料H接着说……这琴是新的，是谁帮你买的？我说是二姐好朋友……幼幼的姐夫。H说那人……耳力还可以，但眼力太差！我惊异地看着H，H笑着指着已经被他重新挂到墙上的琴，用手沿着琴杆划了一条线，让我看。我这才仔细地看了看那琴。原来那琴杆竟是歪的！连我这个近视加弱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可见其歪之显！很明显，幼幼的姐夫那一天不过是随便拿了一把琴，不仅没试音，根本就没细看！

这一下，我难过起来。联想起买琴的那个倒霉的日子，我渐渐地开始义愤填膺，暗暗决定，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得告诉二姐和幼幼！

但很快，我想起了那无比重要的两块钱！心中的怒火慢慢熄灭。

我告诉H，我爸爸竟只给了我……两块钱！两块钱，能买什麽琴呀！当然只能买一把歪的……。

两块钱？H不笑了，睁大眼看着我，两块钱……很多了！过早（武汉方言指买或吃早点）可以过一个多月呀！难怪别人都说……你们家有钱！要是我爸爸能……给我一块钱买琴玩，我就高兴死了！

啊！我这才开始对H验明正身。原来H根本就不是我们院子里的，也不是那个剧团的，更不是姜伯伯的学生，而只不过是大姐的一个同学而已！

我也就是在那一个瞬间中才头一次知道，这世上竟会有琴拉得如此之好，却连一把价值一块钱的琴都没有的人！

那之后， H很快和大姐熟悉起来，有一段，几乎天天上我们家来。

因为H，我开始对那把歪脖子琴发生兴趣。自然，H就成了我的老师！

一直到四十多年后回首往事我都得承认，虽然我就住在名琴师的身边，但关于二胡这一乐器的几乎全部知识，我却都是从H那里学到的！

那个年代，书店里卖的全都是毛泽东著作（毛的稿费后来达上亿，竟能把孙子养得像一头良种约克并不奇怪）。您就甭指望能在那里找到二胡教程一类微不足道的书！二胡的书买不到，曲目当然也没有。我所知道的那些二胡的名曲目，《光明行》，《病中吟》，《赛马》，《良宵》，《江河水》……，都是H拉的时候，我自己用一支铅笔在纸上乱记的。后来，终于有曲目卖了 —— 那是八个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的简谱形式的总谱！我便在H的指导下，陆陆续续买了若干样板戏的简谱。那些简谱售价低廉，我不用央求父亲，自己攒下的零钱就够了。

能买到的那几个样板戏拉完了，我的琴艺始终平平，毫无长进，完全彻底地停留在滥竽充数的状态。我从小对自己要求不严，极易满足。那时祖母，外祖母都健在，都和我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加上保姆和照顾祖母的亲戚，我那个庞大的家庭每日的流动人口都在十余口以上。但我却从来没有觉察到任何人对我的琴声有过最微不足道的厌烦。

真的，没人讨厌就是对我最大的夸奖！你怎麽敢奢望被名琴师惯坏了耳朵的听众们竟会被你指下的那把只值两块钱的歪脖子琴感动呢！

然而H，他的琴声，即使是用我那把歪脖子琴；即使是在大师的跟前班门弄斧；只要你不带任何偏见，你也得承认，那绝绝对对是一流的琴声！

有一次，北京的大表姐出差到武汉，住在哥哥的房间。H并不知道大表姐来了，在另一间屋旁若无人地拉《赛马》，歪脖子琴上那两根弦被H拨得如金属般铿锵脆落。大表姐立马从床上起来，甚至忍不住推开门看了看，心中竟以为是楼下的大师上楼来了！

朋友们一定以为，至少我那位酷爱京剧，熟知民乐乐声的父亲会常常夸奖H君吧！啊！不！正好相反！父亲从来没有正眼看过H君拉琴，更不用说听了！

那也是少年时代的我最最为H君难过的一件事！

我和H渐渐熟悉起来！我知道，H是在一个名叫汉正街的地方长大的。

许多年后，那条汉正街悠忽一下出了名，变得比航空路，解放大道或者武珞路，街道口一类平庸的地方出名多了！但倒退四十年，在那个革命年代，孤陋寡闻者如我，假如不是偶然认识了H，根本就不会知道汉正街的存在！我这人一向爱屋及乌。因为认识了H，欣赏了他的琴艺，开始崇拜H，也就开始暗自想象那条神秘的汉正街。特别是，H学琴，据他自己说，根本没拜过师，就是从小在街坊邻居跟前边听边瞟学的！那样的话，汉正街当然一定是一条充满了浪漫音符且魅力无穷的地方。

没想到我满怀敬意地向父亲提起汉正街父亲竟毫无表情。那之后我才算搞明白，那汉正街几乎比我们视为故乡的城市武汉还古老。而父亲工作的那家医院根本就坐落在离汉正街仅一箭之遥的地方。

父亲当然早就知道汉正街，只不过一直没有产生什麽特殊的敬意而已！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兴致勃勃地跟在大姐身后去了一趟H的家！

那条无比漫长的汉正街在那个年代竟会不通公共汽车。健步如飞者如我大姐都得步行三十分钟以上。可想而知，对我而言，那是一段多麽艰难的历程！H的家住在汉正街的一条十分苗条的小巷中。那小巷，稍微胖一点的人，两人并排都有被卡住的危险。H家住的是木头房子，上楼的时候楼梯会呻吟，发出比较惊险的那一类电影中才会有的响声。我的另一个印象是那一整片房屋的黑暗，似乎大白天都无法不开灯。究其原因是小巷中的房屋盖得过于密集，无论是阳光还是月光都无法带入些许光明。

想到H的琴拉得那麽好，他爸爸竟舍不得给他一块钱买琴，我便以为H家在汉正街一定得算穷人了！没想到我大大地错了！H家不但不穷，还是方圆数巷间最高雅，最洋气，也最富有的家庭！

H的父亲是远洋船长，常年在外；母亲相夫教子，呆在家中。H和我一样，在家最小。H最大的哥哥比H大十八岁，正好在H出生时参军，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朝鲜战场回来后，H的那个大哥被党和人民调到南方边境，负责香港某保密事务。于是H的父亲和哥哥竟能常常在香港见面，在那个年代，听起来真的像是一个冬天的童话！

H的其他兄姊都没有上大学，但照他母亲的话说，也都干着绝对属于体面的事（H的母亲似乎完全没受革命的影响而竟承认工农兵们在社会地位上的优越！）。H的父母原打算培养H作为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H也特别争气，在他上的那所XX巷小学，他一直是少先队的大队长。那所XX巷小学据说多少年才出了H那麽一位优秀学生，竟考进了实验中学！

我万分遗憾地对H的母亲提起H的琴拉得那麽好竟没有自己的琴。H的母亲却对H的琴艺并不感动，认为那东西既不能吃又不能喝，街坊有的是会做琴的，那本是个玩的东西，没有必要花钱买！

到了H家，我和大姐同时发现了H母子俩以及H的街坊邻居们所具有的极惊人的能干。H母子俩都会给人理发，男女皆通，老幼咸宜。H的母亲和姐姐都会裁剪，还会缝纫。H和H的街坊邻居们还会自己做木工活，家中大大小小的家具居然都是自己做的！至于烹调和饮食，那就更不用单独提出来说了。H，H的母亲，H的姐姐，都做得一手色，香，味俱全的好菜，就是放在专业饭馆里出售也毫不逊色！那之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内，我们姊妹三人几乎全部衣服都是H的母亲和姐姐自裁自做的。我们家待客的米酒是H的母亲酿的。H则和他的街坊邻居们一起帮我们家做了一大批小巧玲珑的家具……。

很多年后，每当在报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到汉正街是怎样以小商品的零售竟一举走入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当代史的时候，我总会忍不住地想，汉正街的成名绝不会是偶然的！那片土壤中一定深深地埋藏着汉口老一辈市民们，特别是手工业者们的勤奋，智慧，机敏，务实和狡黠……。

由此，你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之后那些一场接着一场的红色革命风暴中屡次重复的，人还在，心不死那六字真言，真的是入木三分！

终于，大姐的朋友和同学圈子里传出了消息，说是大姐和H……好上了！那时大姐十八岁半；而H，才只有十六岁！

父母起初没引起注意。后来发现大姐确确实实有单独和H出外一类值得人们高度重视的行为，父亲便郑重其事地找大姐谈了一次话。父亲说话一向带着学习自然科学的人都有的那种简单明了。父亲说，医学生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男性生理的成熟期，更年期和老年期的到来，平均比女性晚五至十年。因此夫妻之间和睦的一个无比重要的生理基础是男性应比女性年长五至十岁。换句话说，老百姓们常说的，宁可男大一倍，不可女长一岁，竟是有科学道理的！

父亲当然完全没有必要为此举例，因为全家人都知道我们自己家的无比和睦以及父亲比母亲年长八岁的事实。

大姐是我们兄妹四人中最受父亲宠爱的孩子（我很荣幸地名忝第二）！父亲宽容大姐学习上的不够优秀，却珍惜也欣赏着大姐的健康，单纯，善良，大度和豪爽。

多少年后回首往事，我常常忍不住惊叹父亲的慧眼 —— 难道父亲那时就知道，他的晚年几乎全赖这个对他一往情深的大女儿对他无微不至的孝道！假如父亲的孩子们个个都像我这样，父母在，竟远游；父亲将会有一个多麽凄凉的晚年呀！

大姐一口答应了父亲……不会跟H好，并主动把H送给她的照片交给了父亲。

但我却很怀疑大姐是不是明确地告诉了H同样的话。因为就我的观察，H的举止一丝一毫也没受父亲那次谈话的影响。H和以往一样频繁地出没于我们家中，甚至和父亲都混熟了！父亲的卧室兼书房在我们家的那四室一厅中离大门最远。H每次来却都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地先去问候父亲……。

只是那段好景并不长，很快，我们的生活终于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而发生了质的变化！

最开始，是学校进驻了工宣队。随后，上山下乡就开始了！

哥哥，大姐和二姐都是第一批报名下乡的。其时，毛泽东那段后来无处不在的伟大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还没有发表。

（我们这六个“战友”中只有一个“观察员”不知去向。剩下五个一直到今天都知道彼此下落，二零零零年年底我们中的好几个还在一次小学同学的校友会上见过面。当然，这和我们的父母同属一个医学院校园有关。就在我提笔写这篇回忆时，当年“联络员”之一的Y的可爱的女儿燕子给我来信，将从英国来看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