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宜园主：我所经历的文革

我 所 经 历 的 文 革

静宜园主

今年是文革四十年纪念，1966年我正读小学五年级，没有赶上参加红卫兵，没有参加大串联，没有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是，我经历了那场运动，我看到了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特别是武汉的一些事，我觉得回忆起来还是很有趣的。

在我的记忆中中国那些时候单位里总是搞政治运动，搞政治学习，凡运动就有搞运动的工作组，工作组的权利比单位的领导权利要大，文革的紧挨着“四清”后的一个运动，从“四清”运动起我就知道了中国有一种有别于体育运动的运动，它叫政治运动，怎么知道的呢？65年我在北京钢铁学院任助教的大舅舅谈了个格格做我的舅妈，舅妈是舅舅的学生，舅妈当年毕业时就作为工作组派到包头钢铁公司去搞“四清”工作组，我的舅舅为了爱也就和她一起去了，哪知道文革爆发后，那个工作组不能走了，留在那里扎了根。我的舅舅.舅妈是工作组派到包头去的，使我知道了中国有政治运动，有政治运动上级必然派工作组这个慨念。

也是从65年后我才知道中国凡有政治运动就有政治学习，那时我的父母每天晚上要开会学习，516通知公布后,运动开始爆发，开始深入，我们小学的宣传栏上有了“三家村”，彭罗陆杨被揪出的宣传报道，当时武汉大学也揪出了李达，何定华，还有个姓朱三家村，我们小学就组织我们高年级的学生坐12路公共汽车到骆珈山去参加批斗李达的大会，当然我那时是非常的蒙懂,还是个糊的。真正觉得有意思的是中学生们一下子都不上学了，我的几个表哥表姐们一哈子都跑到北京去玩去了，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去了，我羡慕得很觉得文革好玩，特别是听他们说出去坐车吃饭睡觉都不要一分钱，我真是觉得他们太美了,后悔我的父母没有早点把我生出来，不然也可以不要钱走遍祖国大地.

大中学生从北京串联回来后就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章，那时候街上也就有了抢像章的小流氓了，最主要是带来了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而且红卫兵都穿绿军装，扎武装带，红卫兵可以挥舞武装带,用武装带的铜扣子刷牛鬼蛇神的脑壳，把他们打的头破血流，还不敢反抗。因为都喜欢带军帽，街上也就有了抢军帽的小流氓了。

一天的早晨，我刚起床就听到外面有许多的叫骂声和哭声，我出去一看一群38中和22中的红卫兵在我们别墅1号3号抄家，把1号的女主人的头发剃了个阴阳头，大热的天让3号女主人穿几件旗袍站在一个方凳子上，其状是非常的狼狈，我那时是非常的不懂事笑呵呵地站在旁边看热闹，1号的男主人挂的牌子是历史反革命，3号的男主人是反动军官，1号的男人过去是武汉既济水电公司做事的，3号的男人是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官。通过抄家运动我知道了中国有成分出身这一说法，小学毕业了要填表了才知道这是必须填的。他们那两家像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后来我们那前边的一个木匠铺的老板家被抄反而抄出了许多的现洋，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现洋。那个木匠铺的老板应该属于个体劳动者，他自己带两个徒弟做家俱卖为生，文革把他算成了资本家，我以为资产阶级应该是有文化的人，可有一回我看见他在中华路邮局，请代写书信的人替他写信。我们街坊里有个武汉师范学院的大学生跑到我家来吓我爸爸，说下次可能要抄我们家，吓得我爸爸妈妈夜晚阴到把我家收藏的一些名人字画都烧了，我的祖父是国立兰州大学的首任教务长秘书长总务长，三长集一生，兰州大学黄河南岸的新校舍就是我祖父负责规划建设的，48年受沈刚伯之邀到台北大学任中文系主任。那些字画烧了好多天才烧完，可惜抄家的队伍一直没有到我们家来，后来我父亲到干校区委书记告诉我父亲，说文革初期的抄家运动是有组织的行为，抄哪一家都是经过区委会议讨论决定的，红卫兵是不能随便到哪家去抄的，我们家是属于受保护的对象。抄家运动害得我们损失了一大笔不可估量的财富，后来那个大学生毕业分配在江陵中学教数学，说是在那里是呱呱叫的老师，不过现在也退休了，我的父亲一直都在怪他报水荒害了我们。

抄家运动的同时，开展了热闹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艺宣传活动，我记得那时候街上到处都是唱歌跳舞的，各个单位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走到大街上锣鼓家私一响，群众就围了一个圈圈，一个身穿军装的男子翻个斤头出来手中的红旗一挥，几个拿着木枪的演员跟着跑了出来，几声杀字非常的响亮，枪杆诗表演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所有的文艺演出都是“枪杆诗”开头炮，然后就是一男一女的表演唱“老两口学毛选”，再是什么舞蹈“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那时我天天晚上就到司门口一带去看这些演出，也就是受他们的启蒙我爱上了文艺，爱上了唱歌，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报考武汉音乐学院也像现在的青歌赛一样的从初试复试到最后录音，我还觉得是稳操胜卷的，哪知道还是被刷了，我的小外公说我要早是告诉他我报考了武汉音乐学院，他去找吴雁泽那是帮得上忙的，他说他和吴雁泽的岳父都是武汉大学土木系的同班同学，两人关系非常要好，我说我要是知道你和吴认识的话，那我早点去拜他为师我肯定会考取的，那中国的歌坛上肯定有我静宜园主的大名。我差就差在音乐理论上，那时对什么和弦和声是一窍不通。

随着运动的深入，我们家也把保姆辞退了，这个保姆是半个保姆，她每天上午到我们家来买菜洗衣烧饭，饭菜烧完后就赶到一个过去开药铺的名中医家里去再做半个保姆。保姆没有了我们就自己学到烧火，反正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上学了，就在家里学到生炉子做饭择菜洗菜，母亲下班后就只炒哈菜我们就可以吃饭了。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们被逼把自己的私房交给公家，还要自己写申请书，说是自己愿意交给公家，做一个完全彻底的无产阶级分子，那时石英先生的房子（后面一栋，前面一栋解放初期就交给公家了，政府在文革前每月给他家五十元的定息）也要交公，我们家和他家是世交，他的媳妇柯老师就动员我们搬到他们那里去免得和一些粗人住到一起烦人，这样我有幸在优秀历史建筑里居住了十二.三年，文革结束后我们的私房又都归还了我们，我才搬回我的静宜园。

抄家运动结束后，运动的对像从牛鬼蛇神转到了领导们的头上，当时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也分化为保守派和造反派，红卫兵这三个字的叫三字兵，现在的黑龙江书记那时就是武汉市三字兵的总头头，还有一个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是造反派又叫第二司令部，后来又有个组织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总队的，又叫第三司令部，后来又随着派系斗争的发展第二司令部叫钢二司，三司叫新三司。后来工人也成立了组织保守派也叫保皇派叫百万雄师，造反派叫钢工总，钢九一三（武钢的组织），居民中也成立了组织叫红城公社，因为都是些婆婆拉不皴人们又叫它为横扯公社，老师的组织叫红教工，文艺界的组织叫狂妄师，这些五花八门的组织都从过去的揪斗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为揪斗领导干部，北京的大学生也组织了南下兵团到武汉来指导揪斗走资派的运动，武汉揪斗了王任重，武钢游斗了沈因洛，单位的领导都不管事了，这些造反组织都把单位的公章一抢表示夺了权。我那时最感兴趣的是，那个时候各个组织都出报纸，许多报纸都登了领导干部玩花姑娘的事，我的性启蒙教育可以说就是从看这些小报开始的，我总是专门找登有这些花边故事的报纸看，反正这些报纸就在街上可以随便领得到，我总是在武昌司门口大桥底下去拿那些造反组织的报纸回家看，对街上那些大字报莫不关心，只是对那些大字报的刊头画感兴趣，那把钢二司几个字画成一把匕首，那把新华工几个字画成一把火炬，那些丑化国家领导人的漫画，成了我的美术启蒙，我后来在单位里办黑板报刊头画画得非常漂亮很受一些美眉的喜欢，和那个时候看了许多这样的画有很大的关系。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中学校后，也闹出了一场用煨汤的沙吊子煮人脑壳的大案，68年底武汉震寰纱厂，后来叫武汉市第五棉纺厂派了一些根红苗壮的工人到武汉市33中学去做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中一个姓杨的女工在宣传队里和一个男队员搞上了，后来厂里发现了这个情况就把他们调回厂里去上班，意思是不让他们在轻松的环境里打皮闹袢，用三班倒累死他们，哪知道那个男的不愿意和那个姓杨的女工相好下去了，那个女的把那个男的喊到她屋里去，用药把他麻倒然后用刀分尸，把个脑壳放到沙吊子里煮，准备煮化了好毁尸灭迹的，这个事情轰动了武汉三镇，给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脸上狠狠地抹了一脸黑，后来那个女人被军管会游街示众后枪毙了。在我的印象中枪毙人都要游街示众就是从68年严打开始的。

68年底我们这些在社会上无人管的小学毕业生开始就近进入中学读书，我们在外面游荡了一年的时间也计入学习时间，我们正式进中学学习的时间是69年，在学校读了两年70年就毕了业，作为知识青年在71年2月下放到湖北荆门李市区大文公社。

69年进入中学后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到了顶峰，我们每天早晨上学第一件事就是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早请示的第一项就是全体肃立高唱“东方红”，然后在班长的领读下读毛主席的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手拿毛主席语录，人称红宝书的对着毛主席像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他的英明助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早请示结束后，老师上课的第一件事也是要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第多少多少面，读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后，再讲课。反正那个时候读书主要是读毛主席的书，熟读背诵了老三篇，后来又发展到老五篇，再是每天晚上八点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后，大家都要赶往学校敲锣打鼓举着红旗在长街上去转一圈才回家睡觉。那时还有最要命的是三几天就来个忆苦思甜，老工人到学校讲家史，听完了忆苦家史学校就发糠锯末子做的窝窝头，我几时吃过那个东西的，不吃又不行，那是阶级觉梧的大问题，我只有硬着头皮吞进去，我班有个同学假积极吃了好几个，我班还有个同学的家长被老师动员到学校来讲家史，她一讲说旧社会她屋里爸爸喜欢赌博，赌输了把她卖到了窑子里了，后来解放了她才到了纱厂当了工人，后来班上的伢们和他闹了意见骂他是婊子养的他气得要命又没有办法。

那时候还经常搞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用大会，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要急用先学，要学以致用，要立杆见影，要斗私批修，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这都是我上中学学习来的毛主席著作学习方法，我上中学别的课没有学习好，也不是我没有学习好而是根本就没有学习，因为老师根本就没有教，只有毛主席著作是读熟背会了的。

进中学后全国开展了迎接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运动，我因为长得帅被选进学校的舞蹈队，每天下午就到舞蹈队学习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舞蹈，好在庆祝九大的游行中边行进边舞蹈，再就是跳满怀激情迎九大的歌舞，那首歌是这样的“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来歌唱，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哪知道这个歌舞跳到蛮热闹的时候，上级来了通知说敬爱的江青同志说这个歌的曲子是什么糜糜之音，是毒草，不准唱了，我好后悔啊，那个舞蹈最后结尾的个造型是个很漂亮的高干的丫头站在我的大腿上亮相，我把她的腰抱到让她站在我弓起马步的大腿上，几美，那个腰刚刚抱热乎又不让抱了，真气人。

1969年4月1日，全国人民期盼以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在雄壮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胜利召开，北京喜讯随着红色电波传遍祖国大地，解放军军乐团根据全国人民喜迎九大的盛况写出了“北京喜讯到边寨”的管乐曲，这个曲目一直演到现在还经久不衰。红色电波传到武汉后，武汉沸腾了，大家涌上长街通宵达旦的庆祝，九大最直得武汉人高兴的是，武汉一棉的纺织女工陈爱蛾被选为九大的主席团成员，钢工总的三号头头，汉阳扎钢厂的夏帮银当选为中央委员。他们回来作的报告，说和毛主席握了手的人许多天都舍不得洗手。造反派又得势了，武汉市的造反派不甘于寂寞，不想让天下太平，又掀起了反复旧运动，那个时候运动一搞文艺宣传活动就要先行，我又被稀里糊涂的拉进了反复旧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个宣传队不亚于专业文艺团体，有几十人的舞蹈队，有几十人的乐队，有几十人的合唱队，演出形式就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个样，第一场也是葵花向阳的舞蹈，然后是我们的党从南湖船到井冈山到延安到解放的光辉历史，充分证明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再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生死紧要关头，武汉的造反派发扬毛主席的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在武汉的代理人作了殊死的斗争，造反派在遭到镇压的时候在黑暗中望着天上的北斗星唱着想念毛泽东的歌，让远飞的大雁到北京去告诉毛主席，武汉的造反派在受难，毛主席派人来解放了武汉的造反派这些事情编成一幕一幕的歌舞，很是好看，我们那时候演遍了全武汉，各大剧场都演高了。

九大结束的时候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天空中响彻了“东方红”的乐曲声，对毛主席的崇拜搞到天上去了，创了人间奇迹。那时候哪个稍有对毛主席不尊敬的行为马上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把你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我们学校有个姓万的同学不小心把个毛主席的石膏像打碎了，打到地下时顺口说了句“完了涅，乖乖龙里龙”，这一哈子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其实他平时是最假积极的，他就因为假积极看到毛主席像身上有许多的灰他去打扫的，一下子不小心就打破了，打破了就莫怪那就是现行反革命，他被判了刑坐了牢。还有一个人过年打洋尘，换了个新的毛主席标准像，把旧的像取下来时不小心弄破了，最后又不敢把他老人家丢到垃圾堆里去，就阴到在屋里把它烧了被他的邻居发现报告了居委会，他也被抓了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坐了牢。像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在我身边是经常发生，搞得大家再不敢去擦毛主席像上的灰尘了，让他去脏去，免得不小心犯了罪。

说到居委会，在那个时候完全是和苏联克格勃一样的个特务组织，他告密使坏各种坏事做尽，是毛泽东统治镇压人民群众的鹰爪帮凶，这些人也都是当时社会上最穷最无赖的一些人，文化大革命使这些过去被人瞧不起的人有了用武之地，他们从过去最自卑的人变为最凶残的人，且他们这些人对那些比他们生活富裕的人往往带有一股刻骨的仇恨，巴不得大家都和他一样受穷喝稀饭淹腐乳，那个时候的政府就是依靠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在那个时候可以任意闯到你家里，有时甚至是半夜三更到你屋里来查户口，看到你吃好的穿好的就说还在享受中产阶级生活，有的就直接到那些被管制的黑五类家中去强吃恶要，那时候黑五类是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他们的胸前要订个黑布做的牌子，上面用白线绣上牛鬼蛇神四个字，绣上姓名，成分，是地主就绣地主，资本家就绣资本家，还要唱我是牛鬼蛇神的歌，那街上的地和厕所的卫生都是他们打扫，我现在想起来亏得他们熬的，我们那街上第一个被抄家的两夫妻，文革后都平了反，落实了政策，男的在武汉市供电局办了退休手续其小姑娘被安排在武汉市供电局上班，其妻子是小学老师退的休，现在都是九十五岁的人了，还健康地活着在。我们那里的居民委员最想整我们家，因为我的母亲最不爱理这些无赖，但是，她们把我们家又半点没有办法，我们家中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组织，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历次运动都没有挨整，她们想整我们就是认为我们家太傲了，不巴结她们，日子过得太滋润了眼红我们，对我们那真叫狗咬刺猬无处下口。

九大结束后全国又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外调人员满天飞把在职干部的历史查个底朝天，阶级敌人的队伍里又增加了不少的漏网右派和逃亡地主，特务分子，我们学校的许多老师昨天还在上课今天就被派去拖板车拖垃圾，真不知道还有多少阶级敌人隐藏在人民群众中。那时候还有一种人，挡案中没有受处分的记载，但是他也确实被批斗了，还一直受到革命群众的打击管制，他这种人叫坏分子帽子捏在革命群众的手里在，你要是不听话可以随时随地给你戴上，这样的人在七十年代末搞平反时不属于平反的对象，他过去挨的整算是白挨了，我单位就有这样的一个同志就因为这不明不白的原因挨了好多年的整，工资几次没有调，后来搞平反时他说他是右派，我到处查他的档案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他是因为在反右结束后的拔白旗的运动中被单位领导公报私仇整为右派，那时划右事情已经结束上面没有批新的右派，那个领导也不做声硬把他当右派整，他就被整得糊里糊涂的当了几十年的假右派。

文化大革命闹得国民经济一团糟，从69年开始武汉市的肉，鱼，蛋，糖，豆腐干子，烟都要票了，记得那时候有个笑话，说张体学省长到北京去开会，吃饭的时候他刚把筷子伸到个肉碗里，周总理把他的筷子拦住了说，你张体学带了肉票没有？张体学再不好意思去夹肉吃了。那时候湖南的供应就比湖北好，我们家就去湖南搞过几回湖南的腊肉回来吃。

时间在毛主席的糊涂引导下一晃就过去了，我的中学阶段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我们家不是红五类，学那个我们中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长说的话，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你们这些有文化人的命，就是要让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的后代没有文化。这段话是我的母亲到学校去找她，说我刚满16岁，学校有升高中的，有些年纪比我大得多的人都读高中了，是不是也让我读哈子高中等我大点再下农村？这个指挥长的爹是个个体泥巴匠，我们家房子漏雨修整，我们总是喊他来，他这个人也还蛮厚道哪知他的姑娘是及其的心毒。

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早已有了定论，是“十年浩劫”。我看文化大革命是分水岭，是试金石，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种人物都粉墨登了场，不论是中央的大人物还是我们寻常百姓都在这场运动中作了充分的表演，好人坏人都在这场运动中试出来了，我就在这场运动中看清了许多人的本来面目，虽然这些人并没有害我，但是，我不看朋友怎么样对待我，而是要看朋友怎么样去对待他人，对待他人好，不害人的人这样的人才能交，那些背后告密的人落井下石的人是万万不可交的。

文化大革命还使我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些道理，凡无产阶级就要实行专政，专政也就是专制。凡资产阶级就是要实行民主，只要是民主都要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凡无产阶级就要实行铁的纪律，铁的纪律就是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法律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的检察院，法院都彻底地砸烂了。凡资产阶级就是要崇尚自由，自由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是绝对不允许的。

文化大革命中也有许多的趣事，67年在两派群众为谁是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贫下中农还是一如即往地为国家努力生产粮食，那时候许多的农民都跑到武汉来拖粪，他们用木做的粪车把粪拖到长江边再用船运到乡下去，刚开始农民还是公共厕所里去拖粪，后来他们发现武汉市那时的居民都是清晨八早的拎个围桶或者痰盂跑到公共厕所去倒，农民收粪积肥心切，他们后来干脆挑到个粪桶走街串巷到居民家中去喊：“下河，下河！”武汉人把早晨去公共厕所倒晚上在家里窝的屎尿为下河。那个时候两派群众组织都喜欢用高音喇叭喊要对方的群众不要受蒙蔽，站错了队再站过来之类的鬼话，不知是哪个人把下河之事编了个童谣，让一些小伢们在街上唱，这歌谣我记得一点点，“一个伢的爸爸受蒙蔽，参加了下河战斗队，一天到晚下河下河喊不累”。

说起下河之事，我们附近有个女的被个下河战斗队的队员给奸污了，那个时候的夏天武汉人都哈在外面睡觉，那天睡到夜里起了点风，有些人半夜里都回屋里去睡觉去了，一个胖女人睡死了就没有回屋里去，快天亮的时候，下河战斗队的一个队员挑到一担粪桶往那小街里走，看见那个女人白白嫩嫩的肥腿，一哈子就起了邪念，把粪桶一放就坐到那竹床边用手去摸那女人，摸了一哈见那个女人没有反映，他就得寸进尺把手伸到那个女人的裤档里去摸，那个女人一哈子动了一哈把战斗队员差点黑死，战斗队员正准备撤退的时候，哪晓得那个女人闭到眼睛说了一句“热死，还要搞？要搞就快点”边说边把自己的短裤褪了下来，这哈子把个战斗队员喜得个要死，他马上把自己的一二三的撇撇裤子一脱，说到一（幺）二三撇撇裤，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是不知道，那时的一些老人和乡里人热天穿的裤子都是七分长刚刚到克漆头下一点，腰是个接的一错腰，非常的宽松的，穿上它就把那宽松的腰在前面折两折再拿个布做的带子一系，我们小伢们就笑话这种裤子为幺二三的撇撇裤。闲话莫说了，还是回到刚才那个故事上去。再说那个战斗队员就汤下面把那个胖女人搞了后，看到那个女人闭到眼睛嘴里哼哼露出满意的笑容，他一哈子以为那个女人真的喜欢上了他，再是这城里的白净白嫩的胖女人确实是比自己乡下的黄脸婆要强多了，他心里想我何不跟她做个情况呢，就扑下脸蛋去亲了那个女人来，这一亲不打紧，就亲出了火花，亲出了我们那里的特大花边新闻，那个战斗队是一脸的闹腮胡子扎得哪个女人当时就惊醒了，睁开双眼一看是个不认识的战斗队员就扯起喉咙猛喊，“强奸啊，强奸！”这一哈就把屋里的人哈喊起来了，战斗队员慌不择路跑到一个死巷子里去了，被逮到打了个半死，最后被革命群众扭送到军管会判了徒刑。

这个新闻比红色电波传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还要快，我们哈跑到那个事发地去参观现场，听大人讲速事情的经过，原来那个女人睡得迷迷糊糊的错把下河战斗队员当成了她的骚男将了，蒙蒙懂懂地和那个下河战斗队员发生了性关系，是那个下河战斗队员的闹腮胡子把她扎醒，因为她的老公是没有胡子的，这一扎她就晓得拐了遭了拐人的暗算，来不及思考就马上高喊了强奸。我想她要晓得是下河战斗队员把自己搞了可能她把这颗黄连吞了算了的，这一喊她也在那里住不长了，没有多久就搬走了。也可能就是因为发生了下河战斗队员扰民的事情，下河战斗队都撤离了武汉，现在武汉的住宅里都有卫生间，大多数武汉人再不需要下河了，下河已经成为了历史。

说到下河，我要学学余秋雨先生点评青年歌手大奖赛样，也再来多讲两句，以前武汉市的住房里是没有厕所的，解决拉屎拉尿的事到要跑到附近的公共厕所里去，再不就是在屋里窝到痰盂里和马桶里，武汉人叫围桶，那时候一些人的屋里靠床尾的腰子角落里都放有围桶，讲究的人家还把围桶放到一个木制方柜子里，武汉人把这个装围桶的柜子叫金柜。那时候姑娘出嫁娘屋里除了要跟自己的姑娘准备八铺八盖外，还要准备金柜围桶和洗屁股的腰子脚盆，这个腰子脚盆是有腿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油漆漆得金光亮甲的，结婚时是大大方方地抬到男方家里去的，一些站在旁边看的小嫂子对新姑娘评头评脚都还要评到金柜和腰子脚盆高头去的，“哟，她屋里的金柜亮闪了的，照得见人影子。”

幺二三的撇撇裤又叫巴扎嘿的裤子，巴扎嘿是藏族话，那个时候有许多用各民族的语言歌颂毛主席的歌舞，那个藏族歌颂毛主席的舞蹈最后都有一句巴扎嘿的歌词，在跳这段舞的时候两个手先要在胸前转两个圈最后弯腰把两手摊开，一个手朝下一个手朝上，脚一个脚朝前，一个脚在后弓成马步，口里唱着“哎，巴扎嘿。”雪山升起红太阳这个歌舞就完了。这几个动作又像老人家穿那个幺二三撇撇裤的动作一样，所以大家又把这种裤子又叫为巴扎嘿。

文化大革命时期，凡讲话写文章必须在前面加上一段最高指示，每天的报纸的左上角也都有一个红框框的最高指示，再印上毛主席戴军帽的半边脸的木刻头像。

大家写文章时除了在最前面写上最高指示外，在文章的内容上也要大量引用毛主席的语录或者毛主席的诗词。下面我来学写一段那个时代的流行文章的写法：

最 高 指 示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革命的网友们：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革命形式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在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我们迎来了个崭新的时代，我们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们要艰苦朴素地努力工作，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不要想享乐，要前赴后继地踏着革命烈士的鲜血去努力奋斗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看伟大领袖给我们描绘了多么美丽的前景啊！我们要团结起来，团结在以胡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奋斗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最后让我们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PK无罪，灌水有理！

那个时候的文章都是这样的写法，写检讨呢那就要加上“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的毛主席语录，再加上犯错误都是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的毒害之类的鬼话，你要是不像这样写，那你的检讨就不深刻，就过不了关，要重新写。

现在想来毛主席是个大文人，他写的文章都非常的精彩，为什么要人民群众都写这样的千篇一律的屁文章？其目的就是一个，愚民。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让中国人民都没有文化，他好永远地进行封建专制统治。

文革期间不光有早请示，还有晚汇报，晚上还要手拿毛主席语录本对着毛主席像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再念一段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语录把自己今天的所思所想反省一哈，看那些做得不够好，哪些地方需要改正都要向毛主席说出来。我们学生是每堂课都要手捧红宝书对着挂在教室中央的毛主席像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就连上体育课也要把红宝书带上，站在操场上对着那火辣的太阳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喊毛主席的前面还必须加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这四个伟大的形容词，四个伟大的形容词念完了后还要加上“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句超级赞美话，再才是毛主席。

每次开会都要唱“东方红”这只歌，会议结束时都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只歌。每次开会前都要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会议结束的时候都要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要是开斗争会和忆苦思甜的大会，中间还要由漂亮的学校广播员站在舞台边领呼打倒某某某的口号，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之类的口号。这样的疯狂状态值到林彪死了才结束，人们才再不一天到晚口袋里装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书，再不搞早请示晚汇报了。

那个时候的人们以穿绿军装为荣，包括姑娘伢也是不爱红装爱武装。我读书的中学有许多的高干子女，他们那个时候和老百姓的伢们不一样，老百姓的伢们从参加过解放军的亲戚手中讨来一件军装，大部分还是只有上面有两个口袋的士兵服装，他们都是把自己老子的旧呢子肩上有个袢子的有军衔时候的旧军装穿在身上，鞋子的灯芯绒的北京布鞋，剃一小平头，这就是那个时候最有形有款的酷打扮了。那时候人们背的包都是二块多钱一个的有搭盖的绿书包，把书包买回去后还要用红丝线在书包的搭盖上绣上一个毛主席戴军帽的半边脸的像，像的下面还要绣上毛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那时候人人基本都垮这样的书包。

70年的时候，虽然在那样的单调的无产阶级朴素的政治环境里，资产阶级爱美的思想还是时不时的冒出来，我们学生中有人开始用火夹把头发卷成卷发，卷出刘海，穿起紧腿的考板裤了，学校的领导和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人发现了惊呼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侵蚀我们的青少年，这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必须坚决制止，学校的这些人和那些学生干部每天就堵在学校大门口用剪子剪学生的头发和裤子，许多漂亮女学生的刘海被剪而放声大哭，这些爱美的学生中有些也是我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那个工厂里的子女，对这些工宣队员的情况也了解一些，胆子大的就破口大骂掀这些工宣队员的丑，当然也无非就是男女关系这方面的事情，还说这许多工宣队员在车间里都是做不到什么事情的苕货，派工宣队员工厂的车间主任都是赶那最不会做事的人派，好工人都要留到车间里搞事，他们这些伢们在学校里一闹，工宣队员完全在我们学生心中没有威信了，再加上我们都到他们工厂里去参加学工劳动，在跟班劳动中发现这些工人都非常的邪货，那些女工经常把那男工人的裤子脱了疯啊邪的，我们那时觉得当个工人好好玩啊，一点都不觉得丑。

那时候我们开始需要填各种各样的表，这个表要填上家庭出身，成分，要填家庭主要成员，家庭主要成员中还有一小拦要填主要成员的政治面貌，政治面貌里还要填政治历史是清白还是清楚，还要填主要社会关系，主要社会关系这些人的工作地址单位，政治面貌，政治历史都要一一填清楚。这对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来说每填一次这样的表就是一次精神折磨。我那个时候填表在家庭出身成分这一拦的都是填的职员，历史都是清白，我的父母在文革前都是行政18级干部，那时候中央文件刚开始传达就是传达到18级，过好多天再才传达到一般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黑五类是不能听中央文件的。我在招工的时候厂里的领导蛮喜欢我，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听说我的父母都是行政18级干部说我填职员的成分填错了，说我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国家干部就是革命干部，我的家庭出身应该填革命干部，填革干才是对的，这样我的成分才改了过来。我当时真的是怎么这么苕啊？我们家的人想机关干部不就是职员吗，革命干部以为是扛过枪打过仗的老干部才称革干，如果我早点填革干的话我就可能读了高中。

文化大革命中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经常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报告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多还是过去的那些保守派，百万雄师中的一些骨干，也就是说都是文革前的一些先进.劳模，湖北省在文革中评选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就有文革初期被揪斗的杂技演员夏菊花，夏菊花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认识了一个踩三轮车的工人，也就是踩麻木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余宏济，他的儿子是解放军的干部也是蛮大年纪还没有成家，最后夏菊花和麻木的儿子结了婚，这段佳话被武汉市民嚼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母亲单位的有几个未婚的大学生总是说，要晓得夏菊花是这么个条件的话，我们该担子大点的去找她，把她找到几好！她那时候是全国有名的杂技皇后，许多杂志的封面都有她的像，那些像都是很美的。

学习毛主席著作中也有些笑话，那时候到商店去买东西也要一问一答地背诵毛主席语录，比如说我们小伢们到商店去买东西，营业员看到我们年轻就说：“世界是你们的，”我们就马上接：“也是我们的，”营业员接着说“但是归根接底是你们的，”把这段毛主席语录背完了才进行购买东西的交易。背诵这些语录的时候大家都赶简单的短句子说，毛主席那个时候经常说句把话发表最新的最高指示，这些新的最高指示基本都是短句，什么“斗私，批修”，“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要团结，不要分裂，等话，有次一个老太婆到商店去买东西，营业员看她像冒得个么文化的样子就赶了句最简单的毛主席语录背了上句，“要斗私，”老太婆应该接“批修”两个字，哪知道老太婆心里只想到自己要买的米粉去了就顺口答了句“我不要豆丝，我要米粉”。乖乖龙里龙，那些假积极的马上围了过来“啊？篡改毛主席的语录，罪该万死！”现场批斗会就开了起来。好在那个老太婆几代人都是苦出身，确实又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屋里儿女都是响当当硬帮帮的工人阶级造反派，才没有深究下去，要是别的出身有点不好的，那肯定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到牢里去。在那个年代许多人都是沉墨寡言，尽量少说话，怕言多必失。那个年代一个人犯了错是要牵动一大串子人的，比如我的父亲要是犯了错误被关进去了，那我就是“杀，关，管”分子的子女，这些人的子女招工，招干，升学，参军，入党，入团是绝对的不行的，这些人的侄儿侄女，弟弟妹妹也是同样的不行的。那时候招工，参军，都要政审都要外调。所以许多人是不敢反抗的，怕牵连了那些无辜的亲戚们，亲戚们之间都是互相关心其政治生命超过身体健康。我的父母他们都是和我家的其他长辈经常联系，互相商量当前的政治形势，再来作出正确的选择，那时候凡有运动都要表态的，也是说要宣布自己站在哪个群众组织那一边的，毛主席说的，“不是左派，就是右派，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这个态作为我们这个有许多的海外关系，有许多的所谓臭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的人是必须慎重的，我的父母和家中的其他长辈基本上都是装糊涂，大都是消谣派。那个时候流行一句歌谣“消遥派，消遥派，中央表态，我表态，运动后期是左派。”我们在武汉的亲戚们除了一个叔叔是保守派百万雄师外，其他的都是消遥派，但是内心还是倾向于造反派的观点，我的叔叔是保守派文革后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获利，后来造反派被政府是恶奢地整，朱鸿霞他们这些造反派的头头文革还没有结束就关到牢里去了，现在想来毛主席当初支持造反派的那个搞法就是和57年反右一样搞的是引蛇出洞那一套，等你表演够了我再来个秋后算帐。我的叔叔是文革前湖北大学毕业的，文化大革命又站对了队，这成了他的政治资本，后来连提直提很快就是正厅级干部了。我在长沙有个老干部的姨爹，解放就是湖北省的厅长，后来又调到湖南当厅长，文革时候两派群众非要他表态支持哪一派，被逼得没有办法表了个支持湖南的“湘江风雷”造反组织，三结合初期被结合进了领导班子，运动后期造反派垮了，他也就凉了后半生，一直在屋里休息了。所以，文革期间的态是不好表的，当然那些工人农民他们有的有些哈里乌的可以瞎表，因为毛主席真正没有把他们这些人放在眼里，他老人家的眼睛哈是罩在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的头上在，只有这些人才是中国社会的精英，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只有夹到尾巴做人，以求自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造反派又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和清洗，全国开展了清理三种人的运动，三种人就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许多造反派头头都被关进了监狱，开除了公职。现在看来这些人在当时也是受毛主席的害，上了他的大洋当，有许多大学生要是文革中不积极参加运动，不去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去关心国家大事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怎么会落到如此可怜的下场？他们现在还不是因为是大学生而受到重用，不当大官起码也是大学教授。

网上有许多年轻人说那个时代好，我看他们这样的人要是赶在那个时代他们肯定会去积极参加造反派的，那就是不在运动中被杀死，也会在运动结束后被整死，那是一个万恶的时代，是毁灭青年人的时代。

70年样板戏出来了，毛主席看了几部革命现代京剧后作出了，“样板戏要普及，要提高”的重要指示，全国各个工厂学校都要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现代京剧的创作模式是三突出原则，哪“三突出”呢？是在所有的戏剧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所有的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典型英雄人物。我们班级也要排样板戏中的片段，学校安排我们班（那个时候叫排）排演沙家浜的“十八颗青松那一段”，老师要我把全班的同学都教会唱这一段，后来排演的时候要个红五类出身的伢演郭建光，但是，那个领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那一句他的嗓子唱不上去，老师就要我唱，为了安慰我让我用纱布把个膀子吊起装伤病员小王，那个郭建光挎到个盒子枪做动作，我吊到个膀子在旁边领唱那句高腔，我现在看武汉电视台的都市茶座里的大兵和赵卫国演的双簧就想起我15岁就在台上演双簧的事。演完了我还喜滋滋地舍不得把那个纱布解了它，回去的路上我的街坊中的一个大姐姐看了以为我的膀子打断了，跑到我妈的单位说我在学校把膀子搭断了，吓得我妈赶紧请假往家里跑，知道是这个事，我妈很很地把我训了一顿，最后我妈看我蛮喜欢文艺就跑到民主路的乐器商店给我买了一把二胡，让我在屋里杀鸡子。我下农村后，我妈妈听不到我的杀鸡子声音了，她总是一个人坐在我经常拉二胡的椅子上落泪。

71年2月春节刚过我就要离开武汉到农村去了，我的户口在春节前就已经下了，这个春节也是我们家过得最冷清的一个春节，因为我的父亲70年就到五.七干校去了，过年不能回来，我们家过年少了一个人，再加上马上又要少一个人那哪来的欢乐呢？再加上过去过年过节都要走动的我的两个姨妈也都到沙洋五.七干校去了，她们还都是全家下去的，听说她们走的时候都是解放军来帮助她们搬的家，搬得非常的溜唰，我的姨妈说“这搬家得亏了解放军，要是自己来清啊，不知道从何下手，那要把人累死。”也就是在这年春节我学会了喝酒，我的叔叔，表叔过年来看我妈都是我作为家中的男子汉来和他们喝酒的。在过年期间我总是看到我的母亲背着我们偷偷地檫眼泪，我也只当没有看到的深怕引起她更大的伤心。母亲给我准备了许多的行装，她在大桥西药房买了五包口服葡萄糖放进我的箱子里，专门嘱咐我，要我干活干累了直接用瓢挖两瓢吃，没有水干服都可以，再把我外公过去穿的一件长风衣和一件短皮风衣让我带到农村去，说这即可以挡雨又可以御寒。八十年代全国到处流行穿风衣我看到就笑了，我早十年就穿了。我的外公是很有名的地质学家是我国地质化学学科的开创人，参加过五四运动参加过火烧赵家楼的活动，他的事迹在湖北省人物志和中国地质志专门立有传记。人物志所登人物有传，有录，有表三种记载方式，对历史上特别有影响的人写传，传在书上有二.三张纸那么长的记载，录就只半张纸的记载，表那就只两句话。

我离开武汉的日子是1971年2月8日，和二八声明样都是2月8号，走的时候我家没有人送我，我的母亲连把我送到门口都没有，而是在屋里巴到窗户上望着我走的。

我们这些学生在武昌火车站被装上两节闷罐子车箱，闷罐子车是没有窗户，没有座位，没有灯，没有水，什么都没有的用来装货装牲口的货车，我们就把我们随身背的被子放在地上，靠着壁子坐在上面，任凭火车哐囔哐囔把我们拖向远方。

我们下放的时候正赶上毛主席发出了“野营拉练好”的最新最高指示，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马上就要活学活用这个指示，火车把我们送到荆门，我们再走两天走到我们下放的公社去。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荆门，在当地响导的带领下就出发了，根本就没有好好的看一眼荆门。我们走啊走啊，到黑了才到了一个叫斗笠的小学歇了下来。没有吃的也没有热水自己吃点随身带的干粮，把被子铺在课桌上倒下就睡着了，因为大家都太累了，我们这些武汉伢几时走过这么远的路？第二天天麻麻亮我们就被喊醒，大家在学校后面的水塘里胡乱洗了个脸背起被包又出发了，我们走到曾集，学校的大队伍就分成了两路，一路到高桥公社，一路到大文公社，我们下午快黑了的时候到达大文公社的所在地贾店，在公社院子里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胡家玉给我们致欢迎词，她把个鼻子蛐到个稿纸上像是在用鼻子闻字样的念纸上的文章，我心里感到奇怪，这么近视的眼睛怎么不戴个眼镜？后来我和她搞熟了才知道在那个时候在农村你戴个眼镜就像个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就和贫下中农有了距离，和贫下中农有了距离那是不行的。简短的欢迎仪式完了后我们就被生产队长接回了小队。

陈队长用一部小黄牛拖的板车把我们的箱子被子装上，我们两个男的两个女的跟着车子走回队里，我们小队在花子湖畔，我们小队有23户农家，再加上我们知识青年一共是24户，72年在全国大旱的那一年花子湖的水位大降，我们小队一哈子多出了二百多亩肥沃的土地，小队全部把它种上水稻，粮食一哈子大丰收，成了全省有名的户卖双万斤粮的生产小队，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饶兴礼还亲自到我们队里来了，省电影制片厂里也来拍了新闻记录片的，直不过那个宣传报道中没有说出我们的增产原因是因为多出了土地，而把这么多的产量全都计算在原来生产队登记在册的500多亩土地上，亩产达到了一千四.五百斤，我们小队一哈子成了全省的十面红旗之一，上级奖了我们小队一部东方红20的拖拉机两部手扶拖拉机，副队长和会计都入了共产党。

拍电影的时候公社和区里的干部看到我们农民戴的草帽哈是像电影里的汉奸戴的那个像礼帽似的小草帽，觉得不好看，要队长专门跑到李市区的商店去买些大沿子的草帽和白毛巾来，让大家都打扮得像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在稻田里的宣传画样，区里公社里派出大马力的拖拉机把我们早已经卖给公社粮食收购站的粮食再拖些回来堆在稻场上，稻场上拖拉机上四周都插满红旗很是红火热闹。

我们小队的24户人家分居在六个湾子里，湾子和湾子之间远的隔四百多米近的隔二.三十米的距离，我们住在牛隔头湾子，这个湾子包括我们知识青年共有5户人家，我们住的是干打垒墙的草屋，一共是三间屋，一个大门进去就是堂屋，两边一边一间房间是我们睡觉的地方，我们男女各睡一间，生产队给我们安排了四个木床，木床上铺的是芦苇做是廉子，廉子上再铺上厚厚的稻草，我们把带的垫絮卧单往床上一铺，躺在上面很是软和，堂屋里摆有一张四方桌子四条长板凳，四把木头弯制的矮靠椅，这些家俱都是没有油漆的。三间正屋的旁边是个偏刷子，那是我们的厨房，厨房里有灶有锅有水缸有碗柜，生产队看来早就准备好了，对我们的到来早有准备。

我们刚刚把床铺好小队的老副队长就来接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饭，菜是十个碗，这是当地待客的最高规格的，我最喜欢吃的是那红的黄的鸡蛋皮裹的肉，他们叫卷切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菜是明朝嘉靖皇帝发明的叫盘龙菜，再是喜欢吃糍巴，副队长的婆婆看到我们喜欢吃糍巴又去煎了一大盘端上来也很快被我们消灭了，那时我们武汉糍巴是要计划的，每户人家供应是非常的少，所以糍巴对我们武汉知识青年来说是个稀罕物很是受我们的欢迎，再是桌子上的其他菜又辣又咸我根本就不敢下筷子，在这次的欢迎宴会上，我第一次喝了正宗的高梁酒，红红的带点点甜味。农民家里的酒都是用坛子装的，就像那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土匪的酒样把酒坛子抱出来给你筛，我们那里的农民把倒酒倒水叫筛酒筛水，把烤火叫向火，后来毛主席发表了“评水浒”的指示后我认真地看了水浒传，才发现我们那里的农民说的话是正宗的老话，“水浒”里面把倒酒叫筛酒，把烤火叫向火。我的运气算是好的，我下放的小队是全县稻谷产区最富有的小队，一个壮劳动力一年有600工分，一个工划一块二毛多钱，每年在农忙来临之前或者是过年过节都要拖高梁和稻谷到槽房去换酒回来分给社员喝，我们知识青年每次都可以分十几斤酒。我们还有的同学分到那一个工只有二毛钱的生产队，弓着屁股做一天累死累活恰够买盒“圆球牌”香烟。吃饱了喝足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陈队长就等在我们门口接我们去他家吃早饭，我们一看桌子上又是摆的十个碗感到很惊伢，怎么一大早就吃饭喝酒的？后来我们才明白了农村人的一日三餐，餐餐都是正餐，我们在农村再不能像在武汉那样早晨吃热干面过早了，早晨也要像中午晚上一样吃饭吃菜了，后来我们武汉的知识青年就把“我爱祖国的蓝天”这只歌改成“我爱武汉的热干面，二两粮票一角钱”的歌到处传唱，聊补思乡之苦。我们把小队干部和住在我们小队的大队干部家里吃遍了我们才自己开火做饭吃，刚开始做饭是妇女队长教我们烧，教了两天后我们开始自己烧。

我们刚下去时发现队里没有几个男人，只有几个女人在那里懒洋洋的把社员门前攒的猪肥挑到田里去，休息的时候一坐坐半天，都从口袋里掏出鞋垫子袜垫子在那里缝着，我们两男知识青年也混在他们妇女里面一起挑肥，休息的时候那些妇女很喜欢和我们开玩笑，她们特别喜欢说我们两个男的和两个女的应该配成两对，一男一女睡一间房，不睡到一起就是不想在农村扎根一辈子。那时候虽然每个知识青年都想着招工回城，口里那是绝对的不敢说的，口里都要按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那样“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问了队长才知道队里的男人除了队长等几个人因为经常要参加开会学习留在家外，其他的都到潜江浩口去挖西荆河去了。过了两天，我们两个男知识青年帮助牵牛，和从前方回来要米要油要菜的男社员一起拉车，送米.油.菜到西荆河工地去。中午走到邓州肚子饿了，我们把车停在餐馆门口，我们两个知青准备掏钱买的时候，社员说不用不用，他把麻袋打开从里面挖出几碗米给餐馆，餐馆里就给我们端来了饭菜，这我才知道用米可以在餐馆里换饭吃。

吃了饭走不了多远，天就下起了大雨，我们在附近农民家里要了一些废塑料薄膜盖在车上，自己在顶在头上，车子在泥地里很艰难的走着，雨越下越大，我们只好在路边的一个草棚里躲雨，这时一个大哥哥走来说：“你们是武汉的吗？”我们一听到是说武汉话的大哥哥，我们连连点头说是的。他就要我们跟他走，他和他的女朋友在他们住的堂屋里，抱来一大捆棉梗点燃，让我们把淋湿的衣服脱下来拿到火上烤，他们说他们是武汉市15中学老三界的高中生，成分好的同学都招走了，剩下他们两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那个女知识青年大姐姐不一会儿又端来糖僵水给我们喝，又端来饭菜给我们吃，晚上我和同学就睡在那个大哥哥的床上，社员就睡在他们厨房里的稻草堆中。救苦救难的大哥哥大姐姐我永远记得你们的恩情，后来我从浩口转回队里的时候专门在浩口街上买了水果罐头去感谢他们，哪知他们不在，听他们队里的农民说他们到潜江去了，我把两瓶水果罐头从窗子里扔了进去。

我们生产小队23户社员大部分是中农，有许多老农过去都念过老书，按过去的说法算是耕读人家，只有一户富农，和一户四类分子，农村里不像城市里有右派黑五类就少了一类就叫四类分子，其实富农就属于四类分子的范畴，我下放的农村把地主富农还是叫地主富农，把那坐过牢的称为四类分子，我们小队的四类分子就住在我们隔壁，他过去是唱花鼓戏的，是演花旦的，过去戏演得好，很受一些女观众的喜爱，搞了一些不能搞的女人而被抓去坐了几年牢，刑满释放后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受贫下中农的管制，真正的富农队里也没有，那个老富农早就死了，他的富农帽子被他的儿子给继承了，他也很聪明的也很会演花鼓戏，改革初期他领头组织的花鼓剧团在当阳演出，我在当阳出差的时候恰好遇见，看了他们的演出确实是不错的。他也很会勾引女人的，我们小队的民兵排长的老婆生的个姑娘就和他长得一摸一样，这个姑娘在改革开放之初出落得很是漂亮，在深圳工作时被一个香港老板看上了嫁给了他，日子过得很是幸福。富农的兄弟也很是聪明的一个小伙子，文革结束后入了党当了生产队长。我们小队的贫协组长都不愿意当，一个姓赵的推另一个姓江的，可能是贫协组长一滴嘎权都没有谁也不愿意当，再加上小队里就只他们两户是贫农，所以他们两家是一年当一回来。我们那里的农民对自己是贫农好像是不怎么光荣的事，许多社员和我们聊天的时候大都喜欢说自己家过去怎么富有，都说自己是上中农。农村的堂屋里家家户户都挂有毛主席像，大门两边都贴有杨子荣或者郭建光拿盒子枪的画像，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代替过去的门神。贫协组长也给我们进行了忆苦思甜的教育，哪知道他哭鼻子拉撒说的是59年饿死了他的娘的事，说他的娘实在是饿得受不了啦在大门栓子上挂个绳子坐在地上吊颈吊死了，我听了是又惊又怕，惊的是上吊可以坐在地上上吊的？怕的是怎么说的是新社会的苦？我们也不敢做声耐着性子听他说完。

我们小队确实是个鱼米之乡，每年春上的夜里花子湖里的鱼就随着上涨的湖水跑到岸边来，我们就拿着手电拎着用竹子编的罩子到田里去捉鱼，把罩子朝鱼动的地方罩去，鱼就被罩住了跑不了了，我们再把手伸进去一摸都是一.两斤一条的野鱼，鱼的品种哈是好品种什么桂花啊唧鱼啊鲤鱼啊，会搞的农民一晚上可以抓两百多斤鱼，我们每次也能抓个四十多斤鱼。我们小队在湖边还打了一条长长的田埂，这些被田埂围起来的田每年春天都要被上涨的花子湖水淹没，等到夏天队里就用抽水机把湖水抽干灌概其他干旱的田地，再把这些被水泡过的土地种上晚稻作为我们的口粮，水抽干的时候田里有好几千斤鱼，这些鱼由队里集体打捞上来分配给社员，我们知识青年每次都要分一百多斤。这些鱼我们把它剖好洗净用盐淹半天就丢在屋顶上晒，晒成鱼干烧火的时候用烧火的叉子叉上伸到灶里去烤，烤熟了撕成条子咽饭。我们大队的其他生产小队的知识青年对我们小队的富裕生活羡慕不得很，我们每次分鱼的时候他们好像闻到腥味似的哈跑来吃，他们来了我们大家就吃炸鱼，油炸完了我们再吃鱼的时候就只能用火烤着吃了，因为用火烤鱼吃不需要用油。，我下放的那年夏天双抢结束后，我妈妈来信说我的爸爸要从干校回来探亲，我马上和队长请了假回武汉去玩一玩看看好久没有见到的爸爸。我们回去必须在沙洋过一夜第二天早晨坐车或者坐船回武汉，我第一次出远门不知道在外面住宿需要证明信，我也没有想到回去时要到大队会计那里去开个证明，我到了沙洋后把沙洋的四个旅社都跑到了，车站旅社，滨江旅社，汉江旅社，沙洋镇招待所，嘴巴都说干了，好话说尽了，他们都不让我住，非要我拿证明信来才能登记住宿，我说我是知识青年，我还不到17岁，你们看我哪点像坏人？他们说我们也不能证明你是一个好人啊？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我们沙洋又是全国有名的劳改农场，我们必须按政策规定的去办，没有证明是不能住宿的，还说我再胡搅蛮缠就把我抓到民兵指挥部去，可怜我第一次出远门就第一次在沙洋船码头的候船室的过了一夜，也是我唯一的一次露宿街头，想想我就心酸。那些旅社都有许多的空房间空着没有人住，那些服务员死叼像为无产阶级的旅社守好门把好关很了不起似的，把毛主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落实到我这个还不满17岁的阳光少年身上，我永远都记得这件事。

回到武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馋，父母带全家过江去四季美吃汤包，那时候的四季美汤包馆的生意是特别的好，他非要食客坐到座位上了服务员才来卖牌子，去迟了的人哈是站在吃汤包的人的后面，看着他吃，等着他吃完了，再把他空出来的凳子抢到坐到，我看到人家慢慢的把个汤包夹到小碟子里，拿个小壶把醋倒进汤包眼里，再夹两根姜丝放在汤包上面，用汤勺送进嘴里，细嚼慢咽的，我恨不得把那个吃客掀到边下去，做到太欠人了，做到太气人了！好不容易等到他吃完，我们终于坐了下来，那天我一个人吃了三笼汤包，一笼14个，3笼42个，我的母亲看到我的吃像这么亡，后来我走的时候又带我们去吃了一回。

四季美的汤包生意是太好了，餐馆里的工人就特别的累，有个新工人看到每天有这么多的人前来吃汤包，做得他累死，他心里烦死了，心里想你们这些人这么好吃，我挑陀巴巴在里面让你们吃！果然他早晨合馅子的时候挑了陀屎进去了，哪知道那么大一盆肉馅一滴嘎巴巴放进去，那些食客们根本就吃不出来臭味，反而觉得味道更加的鲜美，他又逐渐把巴巴的份量加大，哪知道那个时代的人都像饿绿了的，哪个人还能够细细地品出臭味啊？后来是他自己把自己做的这些坏事洋洋得意地告诉了别人，被人举报，这个事情才被揭穿，成了武汉三镇广为流传的特大新闻。

那个时候为什么四季美汤包馆的生意特别好呢？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高级餐馆酒楼哈不准做那些名菜了，说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餐馆酒楼要为工农兵服务，工农兵的收入又低，毛主席在文革期间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又没有给他们涨一分钱的工资？大中华，老会宾这些有名的酒楼沦落到卖盖浇饭的地步，盖浇饭就和现在街上卖的三元钱一盒的盒饭一个样，就只是一个是用盘子装的，一个是用盒子装的。相比而言四季美的汤包要比盖浇饭要好吃多了，所以大家都涌到四季美去吃汤包，也惹出了个汤包里面夹巴巴的特大新闻。

武汉的餐馆酒楼业的振兴是在文革快结束后，全国在北京搞了个厨艺大比赛，大中华的新工人卢永良的菊瓣鱼元获了金奖，广播，报纸作为典型，大肆宣传其事迹，才逐步振兴。后来我们家上餐馆就都是到大中华了。

71年夏天，我回武汉发现武汉的形势比以前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化在服饰和发型上，不再是过去清一色绿军装和灰不拉秋的服装，姑娘们开始汤刘海了，男伢们盘螺丝头，蓄虎爪，大家时兴用一种夹着刀片的塑料梳子削头发，这个东西叫削发器。街坊中的伢们成天在街上去逼溜子，逼溜子是武汉那时流行的“局子话”，意思就是在街上看到漂亮的姑娘伢主动上去和她搭腔，说自己喜欢她，要和她谈朋友。武汉那时候蛮流行类似于过去江湖黑话的“局子”话，把姑娘伢叫“枪”，把逼溜子又叫局枪，把局枪也编了个歌谣，叫“枪啊枪，跟我走，荷包里钞票是大大的有，吃面包，喝啤酒，玩味的日子天天有。”那时候的老警察蛮多都被赶到工厂去当工人去了，新警察蛮多是乡里的转业军人来当的，那时候的警察的衣服臂上有个菱形的臂章，像个撇撇样的，那些鬼伢们又把这些警察喊撇撇。有一天晚上，我的个街坊伢在长街上看到一个漂亮姑娘耍单边一个人走，就凑上去唱“枪啊枪，跟我走，荷包里的钞票大大的有”，那个“有”字还没有说出来就被警察逮到了，那个警察说，什么枪啊枪的？勒个枪是我们用的沙？勒哪能够由你们来玩沙？我的个街坊说，你是撇撇，不敢玩枪。流氓伢的局子话把玩姑娘伢称之为玩枪。那个乡里来的警察还不太懂这些鬼话，说，勒才巧我们经常玩枪从来冒走过火，你还说我不能玩枪？你说我是撇撇？我长得这么好，比你要胖得多，你说我哪点像撇撇？我们在派出所的屋子外头听到那个警察说的话，捂到肚子卯起笑。后来因为这个伢是工人家庭出身，就教育了一番放了。文革中我住的屋子后面就是国棉六厂的职工宿舍，他们的子弟非常的调皮，特喜欢打架闹事，一搞还和积玉桥，四马路，文化宫的伢们邀约到一起打群架，再不就是在街上当“告板”杀皮子，“告板”就是小偷，杀皮子就是偷钱包。那个时候的小偷很有本事的，偷钱全部是凭两个手指的功夫，不像现在的小偷偷钱包用镊子夹。那个积玉桥旁边的38中学，那些年，年年严打总是少不了这个学校的学生，一直到现在这个学校的名声还没有正过来，就是因为这个学校的学生哈是些纱厂工人的伢，那时“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毛主席的观点盛行，他们根本就不读书，他们仗着自己是领导阶级的伢们，成群成伙的闹，老师也不敢得罪他们，家长成年累月的三班倒也没有时间来管伢子，所以，很有几个伢被枪毙了的，也有不少被送到沙洋农场劳改的，我在农村有一次在沙洋街上就碰到我的个街坊伢，被管教干部带到买东西，管教干部为监狱买生活用品，他像“红岩”中的华子良样挑一担箩筐担这些东西，他先喊的我，我递了根烟他抽，他又要我买盒烟送给他，我给他买了一盒“圆球”牌香烟。那年夏天还发生了一个警察在汉阳文化宫把个情妇杀了的特大新闻，这个警察出身一个老干部的家庭，其小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在读武汉外国语学校，那个时候在全国人民不读书的大气候下，我们国家的正宗红五类的孩子还是享受着特殊的教育。这个警察后来被枪毙了，许多人说他可惜，害了自己的伢，不然自己的伢长大肯定是国家的外交官。

我下放的地方和沙洋监狱管理局黄土坡总场挨得很近，我们大队的大队部就紧挨着农场的四中队，附近还有三中队七中队和加工队，这些队里的人都是刑满留场就业人员，他们虽然刑期满了，但还是受政府管教干部的严厉的管制，这里有蛮多的武汉人，年轻的多半是流氓犯罪抓进来的，年纪大的多半是右派等政治问题被抓的，农场里经常放电影，虽然都是些“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片子，我们只要听到哪个中队晚上放电影，就早早地收工吃了晚饭赶几里路去看电影，在看电影时就结识了这些落难的武汉人，他们对我们知识青年是非常的热情，他们食堂的馒头是70粉做的非常的白，比那时武汉的馒头要白得多，很是好吃，我只要去看电影他们就会给我留两个。有个省水利厅的工程师，他是江苏人，高高的个子，戴个眼睛，长得蛮帅，我看他总是扛到个标杆搞测量，再不就是办黑板报画宣传栏，他有一把破小提琴，拉“新疆之春”，“南泥湾变奏曲”很是好听，我那时把二胡带到农村去了，他看我喜欢音乐就教我拉小提琴，后来他和一个就业人员的家属搞男女关系被抓住了，斗了几天后被调到其他农场去了，临走时他把他的这把没有琴盒的用塑料袋装的小提琴用15元钱卖给了我。这些武汉的刑满了还在继续服刑的人，我们每次从武汉探亲回来年轻的就问我们现在武汉流行什么？穿的玩的吃的。年纪大的就问我们武汉的形势，政治形势，政治新闻，因为我是知识分子干部家庭出身听到的小道消息要多一点，所以，我很是受他们的欢迎，他们中队里杀了猪打牙祭也总是喊我去，特别是我们大队小学里的一个老师教学生伢们读大，读成了“大，大，台么大的个大”被赶回小队去种田，大队里就叫我去教书去了，我教书后他们中队指导员的姑娘成了我的学生，指导员是一个中队的太上皇，谁哪个都是不敢马虎的，我教书给那些孩子带去了不少新的东西，我给他们开了美术课，音乐课，给他们讲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办宣传队排文艺节目，指导员的姑娘回去总是说这个知识青年老师教的书教得好，蛮过瘾，指导员的老婆，我喊陈阿姨的总是喊我到她家去吃饭，那些武汉的犯人对我更是好，大热天他们会用小苏打做壶自制的汽水让我提回学校寝室去喝。我在小队里每个月有45斤米的粮食，大队学校自己也种了几亩田，大队部也种了几亩田，我在大队食堂吃饭交不了几斤米，就把多余的粮食背到公社粮站去卖了它，公司粮站除了付给我钱外，还要给我粮票，多半是湖北省的地方粮票，有时也给些全国粮票，我把这些粮票又二毛钱一斤卖给他们这些犯人，他们喜死了。这些犯人每个月的1号和15号要放假休息，他们每个月除了吃饭外还要发十几块钱，他们休息的时候就想到沙洋去玩玩，但是，他们是从来都不发一斤粮票给他们的，他们没有粮票在沙洋去玩就得饿肚子，所以就找我这种粮食吃不完的知识青年买粮票。那时有的人把粮票卖二毛五一斤，我看到都是遭孽人只卖二毛钱一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些犯人都回了武汉，政治犯都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公职

我在农村的第一年“9.13”事件发生了，我们在农村得到这个消息是11月份了，听到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传达，我们知识青年都私下的说，“干部和知识青年下放是变相的劳改和变相的失业”，说的真的是那么回事，我们对他没有搞赢毛主席是十分的惋惜，不然我们就可以回武汉了。当然我们表面都还要说，林彪是个瘦巴精子像，老话说得有脸上无肉做事刮毒，果然他要害毛主席，从此我通过批林批孔运动，知道了一些关于孔子的知识，什么柳下跖怒斥孔老二，什么西门豹治邺，知道了三字经，女儿经，增广贤文，在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纳闷，这些书里面的东西说得很在道理啊？比毛主席的书说得还在道理些。

在农村还传达学习了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一封信，福建省莆田县的一个小学老师，其儿子下农村多年没有招上来，其儿子在农村弓着屁股做累死累活连个剃头的钱都没有，他大着胆子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述说了自己的苦恼，这封信怎样传到毛主席手里去的社会上有许多的版本，反正是毛主席给他回了信，说知识青年的事，容当他以后统筹解决，并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出三百元钱寄给了他，聊补他的无米之炊。毛主席的这封信用中央文件的形式全国传达学习，我们知识青年是奔走相告，我们县的每个知识青年又补发了一笔安家费，我们小队里专门又给我的草屋换了机瓦。我下放的第二年，我们小组的一个男伢和女伢都转回老家投亲靠友去了，队里只剩我和一个女同学，我去大队教书后，大队看她一个人在队里，就把她调到别的队里去和其他的女同学合组了。原来刚下去的草屋早就垮了，后来又跟我修了新草屋，这个屋子我招工走的时候送给了一个平时对我较好的社员了。

72年的春节快到了，我们要回家和亲人团圆了，下农村的第一年第一次回家过年，我心里是非常的高兴，71年年底我的父亲结束了干校的劳动改造，奉调回了武汉重新安排了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不管你是不是坐牢的，还是学生、干部，经常在耳边响起的就是“劳动改造”这句话，用劳动的汗水冲洗你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用劳动来帮助你树立起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那个时候报纸广播里经常说的话，好像那个时候干别的工作就不是劳动似的，好像体力劳动是对人的最大的惩罚似的，表现不好就要你从事体力劳动，这又像瞧不起、轻视长年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似的，毛主席的这些关于劳动的观点，什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话，我是搞不明白的。

我下农村的第一年，队里年终决算，我共做了一百来个工，有130多元钱，扒去粮食钱，油钱，这些全年需要80元钱，扣去在80元，扣去我平时找队里的借支20元，我还分了30多元钱的现金，我很是高兴，因为我一年玩玩打打只做了100来天的活，年底还分了30多元钱，不像有的知识青年下放到穷队，弓到屁股做一年累死累活地年底结算还超支，还要家里寄钱做路费才能回武汉。我们小队是个富裕队，队干部的儿子姑娘都还比我大一点，他们的孩子都在李市区读高中，队干部可怜我们这点小就离开父母到农村来吃苦，对我还比较照顾，只要求我把口粮钱挣回来，平时出不出工就不大么管，我那时候总是到处玩，各个知识青年点都去转到玩。

这年年底，我把分的钱到处托农民花20多元钱买了半个猪屁股，再花5元钱到沙洋买了10斤花生，要农民帮我捶了一木蒸子糯米的糍巴，挑了一大担回了武汉，把人都累死了，后来的几年我再回武汉就再不带这么多的东西了。那时候的农村，猪肉也并不是蛮好买，农民要杀猪必须是卖一头给公家，自己才能杀一头，喂猪要粮食，农民一般每年人平只有480斤谷的定量，有的穷队只有420斤，喂猪多靠自己的小孩放学后在田里挑野菜来喂，猪又长得慢，卖给公家的猪必须是净重120斤以上，我们那个时候一搞在队里的磅称上称，哪个体重过了120斤就会笑话说够了称，可以卖给国家出口亚非拉了。队里的农民自己杀的猪就指望它管一年的荤菜，一般是不卖的，我这半个猪屁股还是队里的农民在他苗集的亲戚那里帮忙买的，那一家因为穷需要钱才把自己杀的猪卖了半边。

我们那时候有许多的知识青年挑着糍巴糯米回武汉，大家还把“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歌改词唱给武汉的小伢们听，这只歌是这样唱的，“我们是乡里的土客西，来到城里看亲戚，肩上挑的是糍巴和糯米啊，手上提的是来母鸡，伢们勒，伢们勒，糍巴和糯米来得不容易，老母鸡是我们半夜偷的，贫下中农慰劳的。”第二段是“我们是乡里的土客西，来到城里看稀奇，为什么汽车长了辩子啊，为什么电灯吹不熄？”客西是把武汉人喜欢说的“稀客”这两个字反过来叫的，又因为知识青年是从农村回来的是属于乡里人，所以自嘲自己是土客西。

这一年的春节回武汉，我把回去的日期先写信告诉了家里，我的父亲亲自到汉口新华路长途汽车站去接的我，我过完春节回去时，也是他清晨八早的过江送我上的车。这一年我们过了个比较丰盛的愉快的春节。

我在农村的头两年，家里经常给我寄钱，一次寄个30元管两个多月的零花，那个年代我的父母非常警慎，把钱寄到生产队里怕影响不好，怕说这是资产阶级的苗子又在贪图享受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反正那个时代吃好的穿好的，都被斥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就是吃苦受穷，怎么办呢？他们就叫我到沙洋过河的湖北省五七干校去找我的姨妈拿钱，我有两个姨妈在省五七干校里，一个在校部，是干校的干部，一个在一团属于干校的学员，我总是去的时候她们总要在我面前念倒头经似的，要我在农村好好的干，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要到处玩，我非常的反感。那年我在一团的姨妈在干校恢复了共产党的组织生活，高兴得像个小姑娘似的，要我赶到沙洋镇上去买两斤卤猪头肉回去好好的庆贺庆贺。沙洋五七干校离沙洋镇很有点远，每次去她们那里从我们队出发要走3个多小时，有一回我从干校返回时，校部有一部华沙牌的小轿车到沙洋农场医院去接一个在那里看病的老干部，我在校部当干部的姨妈就叫司机把我带到沙洋，小轿车开出干校的大门，一个女同志把车子拦停，告诉司机有个军代表到沙洋去，他已经前头走了，要司机在路上看到他，顺便把这个军代表捎一脚，车子开过三团快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时，我看见有个解放军在路边走，司机快速地开了过去，我说你怎么不把他带上？司机说“个婊子养的，他拐得很。”看来那个时候的军代表并不得人心。

71年年底，我在沙洋省五七干校的两个姨妈都奉调回了武汉，我的父亲又把我的零花钱寄到荆门龙泉中学，我父亲的老朋友张世模先生的大儿子张昌德，是武汉大学67届物理系毕业的高才生，文革期间分配到荆门县龙泉中学当教师，我的父母就把钱寄到他那儿，要我再从队里去他那儿拿钱，宁愿让我多花时间，多花路费，弯这么大个圈子，反正是从来不寄一分钱到我的队里，我的父母那个时候是多么的胆小，多么的怕事，怕影响不好，真的是典型的良民。可见毛主席的威信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是多么的高，大家都把他当活菩萨供到，深怕自己的一点细小的言行不慎，而带来灭顶之灾。

那个时候的荆门县城是非常的美，护城河的水是非常的清亮，到荆门去的车都是带帆布棚的武汉生产的嘎斯卡车，下车后是灰头灰脸，我在护城河边洗了个脸，走过木桥，沿着木桥的这条路笔直朝前走就找到了龙泉中学。

龙泉中学是非常的美，在武汉我从来没有看过有比这美丽的中学，学校依着象山而建，都是古式建筑，门前有个湖，旁边有两个泉眼，泉眼里冒出来的水流到校门前的湖里，再穿过底下的函洞流到学校里，一直穿过学校流到护城河里。学校大门进去右拐，穿过一个月亮型的门洞，就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似的建筑群，四合院的中间有两个四四方方的装泉水的池子，叫什么洗心池，往这里经过确实是心情非常的凉快，至于能不能把心中的烦恼洗去呢？在那个年代我看是很难的。从池边的楼梯走上去，就是龙泉中学顶顶有名的建筑“文明楼”了，张昌德老师，我喊昌德大哥的，就住在中间靠左的一间房子里，这间房是用木板我们武汉人叫鼓壁隔的个套间，外面放着一台立式钢琴，后面放着一张床和三屉桌。

张昌德老师的父亲是武汉大学第一届经济系毕业的大学生，其母范亚维老师是教会学校有名的校花，外语，音乐，体育样样都非常的傲，我们家到现在都和他们有来往，每年他们两老都要邀请我们到他家去聚一聚，前些时范老师还寄了一份“八荣八耻”的英语歌单给我父亲。张昌德老师从小就在家学习钢琴，虽然大学是学习的物理，但是其钢琴弹得不亚于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就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文革后期他被华中工学院看中设法把他调到该校任教，改革开放之初他移民去了日本。

他带到荆门去的这架钢琴是东北钢琴厂出的“东方红”牌钢琴，每到夜晚，阅耳的钢琴小夜曲、奏鸣曲从文明楼飘向文明湖，散落在夜空中，此情此景真的是非常的美妙，事隔30多年了，我还是记得在荆门县的龙泉中学，坐在文明楼上倾听昌德大哥弹琴的的情景。

在荆门的第二天早晨，昌德大哥带我到荆门城门外的一条石板铺成的小街上的一个餐馆里去过早，一大碗糯米酒，荆门人叫酒糟，我们武汉人称伏汁酒，武汉人把造酒剩余下来的渣子叫酒糟，这种酒糟是用来喂猪的，几个像我们武汉面窝样的油炸窝窝，它中间没有洞，说是用绿豆和大米磨成的浆炸的，很是好吃，荆门人把它叫“朝阳花”，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不是和文革期间喜欢说社员是个向阳花有关。

荆门城关人的口音和我下放地方人的口音有些不一样，说话细声细气，那些女人都在龙泉中学门前的文明湖里洗衣服，雪白的腿子踩在清澈的湖水里，煞是好看，特别是洗好了衣服的女人，把盛衣服的盆子抵在腰间，身体成S形三道弯状，那翻过来龙桥翘起的紧棚了的屁股充满了性感，白天昌德大哥上课去了，我在城里转了一圈回来，就坐在文明楼上看这些风景。

荆门还有个东光电器厂，是个保密工厂，厂里有许多武汉的高干子女，这些人休息的时候都喜欢到昌德大哥的屋里来玩，有个姑娘伢，听说是当时武汉市委副书记的姑娘，晚上经常跑到昌德大哥的屋里来玩，她来的时候我就跑到隔壁的一个大房间去玩，那个房间住的是华师毕业的老师张良才，他当时在管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宣传队的锣鼓家什，服装道具，乐器都堆在他的房里，所以他住的房间大些，宣传队的男同学在文明湖里捉了些小螃蟹，用张良才老师的煤油炉子炸到吃，我也吃得很高兴。

我总共在昌德大哥那里取过三回父亲寄来的零花钱，我到大队小学去教书后，每个月有六元钱的补助，再是吃不完的粮食可以卖钱，换的粮票可以卖钱，因为教书的工分按小队里的硬劳动力靠，平时就可以大胆地找小队财经队长支钱，经济环境大为改善，我就再没有要父亲给我寄零花钱了。

我在农村教书和我搭班教同一个年级的老师叫金春荣，我们一个年纪两个班，我负责一班，他负责二班，金老师是个50来岁的非常和蔼的老头，学校11个老师中就他和一个年轻的嫂子是公办老师，其余的都是民办老师。金老师年轻时在武汉读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家乡从事小学教育，文革前一直都是荆门新城小学的校长，文革期间被打倒了，贬到离家30多里地的我们大队小学教书，他有个非常爱戴他的学生，在武汉当画家，是荆门籍将军陈仕榘的侄儿，叫陈人钰，这个学生在文革期间还经常给金老师写信，不忘师恩，说是金老师的鼓励帮助促使他走上了艺术的道路，他的妻子在武昌司门口那里的江汉剧场当售票员，金老师要我回武汉时带信给他们，这样我认识了他们，那时候武汉的文化生活非常的贫乏，看电影是最大的文化享受，电影票是紧翘的东西，特别是些非常好看的电影，更是一票难求，我认识他们后买电影票是方便多了，把售票室的门一敲，把钱往里一递要什么场次多少张票，马上搞定。

文革期间除了八个样板戏的电影外，陆续进口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拍的电影，印象深的是朝鲜的“卖花姑娘”，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卖花姑娘”让许多心地善良的观众把眼睛都哭红了，“多瑙河之波”中的亲吻镜头让许多的观众痴迷，很多人是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个风情万种非常漂亮性感的“维拉”小姐，害得许多少男晚上睡觉遗了精，文革期间所有的戏剧电影都是没有情爱的，所有的女主人公的男人不是牺牲了，就是跑单帮不见了，要爱就是爱毛主席，爱毛主席的台词充斥那个时候所有的戏剧电影，“多瑙河之波”犹如一股清泉，给情感久旱的中国青年人带来了爱的甘露，那船长和维拉在约翰.斯特劳斯的多瑙河圆舞曲中亲吻相戏，维拉又是穿着那么的暴露，那么的显得性感，许多人看了是如痴如狂，我们街坊中有个“老杆子”，“老杆子”是指30多岁，年轻时候比较风流喜欢玩的男人，谈起这部电影是眉飞色舞，讲着讲着就搂着我们中的一个姑娘伢跳起了“华尔滋”，后来这件事被居委会的委员报告给他的厂里，说他腐蚀教唆青少年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老杆子”在厂里还受到了批判。那个时候犯罪的人中，有教唆犯这个罪名。

我在农村小学教书的时候，所教的小学虽然是大队办的小学，老师也大都是农民身份的民办教师，政治学习却和城里的单位一样不能少，每天晚上每人一盏煤油灯，在办公室集体学习，学习人民日报、湖北日报的文章，那时候评法批儒搞得很厉害，我们天天学习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编的关于法儒之争的书，学习北京大学冯友兰教授的文章，学习武汉师范学院的老师冯天愈的文章，这些人的文章那个时候我基本上都能够背，冯天愈在毛主席死的时候报纸上还登过他到北京去参加吊言的消息，后来冯天愈在武汉成了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一天一个朋友和我说起他的名字，我不屑地哼了一下说，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个跳得很高的人，说过许多昧良心的话。朋友问我，你认识他？我说我在文革期间，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被逼读过他的许多屁文章，中国有句老话叫“文如其人”，读其文就能识其人。

我们的校长是个从越南战场转业回来的一个军人，狠抓我们的政治学习，一是上面有这个要求，二是他想积极表现争取早日转为公办教师。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刚开始都是严肃认真的，到了学习快结束的时候就开始瞎扯了，扯的都是钱和性的问题，校长总是喜欢讲越南的姑娘多么的风骚，怎么敢当着他们的面脱裤子窝尿，又讲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在为一个生病的姑娘看病的时候说，你的病要治好必须让我打“肉针”，这个姑娘回去跟她的妈说，医生要跟她打“肉针”，她的妈回答，伢子啊，只要病好管它六针七针的。这个姑娘就这样听她妈的话，让这个医生奸污了。再就是拿金春荣老师开心，金春荣老师每个星期六的下午5点多钟放学后，赶30多里地的夜路回去和家人团聚，星期天在家吃了中饭就要往学校赶，晚上六点的政治学习是不能迟一分钟的到的，他们就说你这么大的年纪了赶回去跟婆婆搞一回，身体遭兴吃不消，再就是说他每个月拿50多元钱的工资用得完？每到这时金老师也只有无奈地苦笑了之，我想一个文革前在我们那一方顶顶有名的小学校长，落难到这种地步，真是虎落平阳受犬欺。他们有时也和我开玩笑，说帮我介绍一个漂亮姑娘，长得是瓜子脸，梅花脚，姓朱，叫朱小兰，我当时也不明白这是说的是谁，还傻呼呼地笑，后来一个女老师说他们介绍的是个母猪，我才知道上了当。每次的政治学习的结束都是在这样的虽说低级无聊，但也确实开心的笑闹中结束。

江青同志视察天津小靳庄的新闻传到了我们农村，我们公社也掀起了学习小靳庄的热潮，大队办起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办宣传队是我的拿手好戏，我曾经被借到公社中学帮助公社中学的文艺宣传队排节目，并随队到鲁巷公社参加李市区的中学生文艺调演，在八个代表队中获第二名的好成绩，公社供销社和粮站的营业员都知道我，也就是我为公社中学争了名的原因，所以，我只要把多余的粮食往粮站里去卖，如果有全国粮票，他们会尽力的满足我，别的知识青年想卖粮食换粮票，他们都是要其去开探亲证明才给于办理的，这些我是一慨不要的。

办宣传队，主要是挑演员，在大队管青年的副书记和驻队路线教育工作队的支持下，大队把八个小队的姑娘全部集中让我挑，胖的不要，矮墩墩的不要，择最漂亮的挑了八个女演员，节目就在“战地新歌”中挑些熟悉的歌曲来编舞，在公社举行的文艺汇演中，我专门到沙洋去买来化妆油彩，先用凡士林把这些姑娘的脸上抹光，再把粉往脸上铺，再上油彩，特别是把那个报幕的姑娘，在她的脸上过细地画，画她的眉毛，画她的眼睛，把她的上眼皮涂些褐色的油彩，眼睛睁开后她的双眼皮显得非常的漂亮，本来她也长得很漂亮，在舞台灯光的照耀下更是光彩夺目。那次公社汇演我们大队得了全公社的第一名，我们好就好在演员漂亮，不像其他大队的演员脸上就只搽点胭脂口红的，脸上搽得像猴子屁股似的很难看。这样整个大队哄动了，每个生产小队的队长要求过年的时候到他们小队去演出，我又喜又急，我想回去过年啊？他们又说我回去过年，这些个姑娘就不好看了，公社书记给我做工作要我在农村过个革命化的春节，我只有答应了，但是，我在过年前还是先回去了几天，我母亲说过小年也是过年，那天的团圆饭也是过年的团圆饭，我吃了团圆饭就赶回了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组织给我的奖励就是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农村人的春节也还是热闹，家家户户做酥饼，把麦芽傲成糖，把面粉用油一合，揉成团，挤成一个个的小坨子，再用杆面棍杆薄，把麦芽糖包进去再把它按瘪，放进平锅里炕，炕熟了再用十红色的纸十个一包的包起来，过年的时候就提几包饼子走人家，这个饼子现在在武汉是深受武汉市民的喜爱，叫矮子馅饼，其实在我们农村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跟着农村人走人家也是很头疼的事，农村人拜年是拜跑年，一天要跑五、六家，且每家去了主人马上要端一碗茶来给你吃，什么茶？是用米酒煮的酥饼和四个荷包鸡蛋，你把它吃了下去后马上又上来十碗菜，有的家还是十几碗，酒一筛，你就得喝，吃完了又赶第二家，第二家一落坐，米酒煮酥饼和荷包鸡蛋端上来了，好不容易咽下去，酒菜又端上来了，那天我和平安一起跑了五家，平安是我下放农村时的好朋友。哎哟，我的妈啊，我实在是受不了啦，吃不消了，第二天他们再谁他那个要我和他们一起去走人家，我不去了，我怕。

晚上就在大队集合一起到演出的小队去，我又给这些漂亮的姑娘化妆，这些姑娘画完差不多要个把小时，演出完了小队长又端上丰盛的酒菜，年轻人在一起吃啊闹的，很晚了才依依不舍地分手回去睡觉，宣传队里的男女青年很有几对通过这次宣传活动凑成了美满的婚姻。过去农村的青年一黑了就在家里不出门的，像这样男男女女满大队的闹还是头一回，现在我想起那个时候对我那时候的行为很是奇怪，许多的漂亮姑娘在我的手里摸，这些漂亮姑娘也大都丢过媚眼送过秋波给我，我那时候的小JJ连翘都没有翘哈子，这是为什么？现在想来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威力大，怕图一时之快活，将来脱不了糊，所以那时候我是半点邪念都没有，确实是个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

由于我在农村的出色表现大队也曾经推荐我去读大学，填表，体检都进行了，许多和我一起被推荐的同学都陆续离开了农村去读大学，读中专，我却是杳无音信，因为我有海外关系，我的祖父在台湾大学教书，其孙子在大陆就莫想读书。我们家的几辈人都是靠工资收入吃饭，可以说都是劳动人民，只不过劳动的方式不同，获取的劳动报酬比那些工人农民要高些，我们这些留在大陆的后代，在为党为国工作中都是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在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也是举起拳头扯起喉咙拼命地喊，深怕哪个没有听到。我的父母在共产党的肃反，整干，反右，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安然无漾，在文革前的最后一次涨工资，经过领导群众的层层评比，三榜定案，我的父母是榜榜有名，同时提为18级。我在农村里也是老老实实地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要求进步，积极向党组织靠龙，可怜我的国民学历教育就只个小学六年级，中学完全是鬼混了两年，我中学学校搞校庆，有的同学约我去，我说去他妈的个鬼，我在那个学校没有读个什么书。可我们无论怎样去努力，去表现，都得不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善心善报，在人生的道路上总是走得那么地艰难，总是遭到一次次失望的打击，我的母亲临去世的时候对我没能读上大学还耿耿于怀，说我的外公那个时候当时的政府逼他到台湾去，他受地下党的的安排把湖北省科学馆的财产保全下来，完整地交给了共产党，武汉钢铁公司的选址就是他选的，倒头来他的亲外孙连个高中都不准读，这真是忘恩负义。

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我也报名参加了高考，我的语文，政治，史地，这三门拿了261分，外语和数学没有分，因为没有学过，麻袋绣花底子太差补也是补不起来的。那年是280分的起分线，我落了榜。再加上我当时招工在荆州地区的一个工厂里，厂里根本就不准我回武汉补习功课，每天照样上三班，再加上我那时确实是遵纪守法的好工人，从来就没有想过按个人意愿去做不管厂纪的事。我没有考上大学，第二年却被荆州地区工交战线授于“新长征突击手”的光荣称号，后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为了干部。虽然毛主席，共产党那个时候对我们并不凉快，我们却总是热脸去挨他的冷屁股，拼命地去图表现，拼命地去巴结他，这都是毛主席几十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奴化教育，扭曲了我们的人性，造成的人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