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吐火罗语当然不必先吐火 （下）

发现吐火罗语文本的遗址

吐火罗语B主要发现于新疆库车地区。7世纪前后，吐火罗语B是龟兹王国的官方语言。库车地区最重要的遗址是位于克孜尔附近的明屋（Ming-öy）“千佛洞”，共有约230个佛教洞穴（1000当然是虚指）。很多存在柏林的残片和所有的伦敦残片可能都来自这个遗址。另一个主要的遗址是夏合吐尔（Duldur Aqur），很多存在巴黎的残片都发现于此。较小的遗址包括库车附近的苏巴什（Subeši）、库姆土拉（Qumtura）和克孜尔尕哈（Qizil Qaγa）。

在库尔勒地区舒尔楚克（Šorčuq）村以北、七个星村（Šigšin）以南的一个较小的遗址发现了大量手稿。在吐鲁番地区，大多数手稿都是在胜金口（Siŋgim）遗址发现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一些，如柏孜克里克（Bezäklik = 木头沟 Murtuq）和高昌故城（Xočo）。少数手稿发现于喀什和阿克苏之间的巴楚（Maralbeši）。

吐火罗语的使用年代

现在学界不能确切断定吐火罗语B的使用年代，可以肯定的是在最初的文本产生之前就有人说。与之相反，在最后一个文本之后不久可能就没人说了，因为有明确的回鹘文字记录。有三种为吐火罗B文书定年的方法：

1.  通过古文字学，与使用同样字母的其他文本比较：

 除了吐火罗B手稿，还有发现了记述同样内容，使用同一字母的梵文手稿。这些字母的发展变化的过程非常重要，时间从公元1世纪至9世纪左右。根据梵文字母对照，吐火罗B手稿所用的字母一般被定在6到8世纪。但是实际上最古老的吐火罗B手稿还可以上溯到5世纪，最晚的有可能晚于8世纪。也就是说，最古老的文本有可能比记录它们的最古手稿还早。这个定年方法不够确切，并且在梵文文字学，能将古文字的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对应的基准点也不多。 梵文手稿定年的问题在吐火罗语B手稿的定年上同样存在。

 2. 极少量文本中明确提到了日期：

     一些过所（即古代通过水陆关隘时必须出示的交通证明书）和铭文能准确定年。因为这些过所和铭文上提到库车王苏伐勃鴃与其子苏伐叠（他弟弟是诃黎布失异）在位年份。由于克孜尔尕哈铭文的存在，上述几个王在位的年代可以和中国历法对应起来。

“苏伐叠王十九年六月八日，虎年，…… Komnmaikamkauske 和 Caitika来到了这里。”

         若其记月日方法与中国阴历相同，那么这些铭文就是写于公元624年8月8日。据史料记载，苏伐叠于624到646年在位。

3.  通过对手稿纸张进行碳-14测年。

学者也曾用碳-14法测过部分手稿的年代，但其结果并不精确，有些结果与之前的文字释读相距极远。 碳-14测得最古老的残片B558来自约公元400年，然其背面写有汉文、应为纸张的重复使用，其正面所书吐火罗文似乎并不那么古老。B333和B240两片残片都被定到五世纪，B333有古语特征，但是B240却没有。B178, B352, B367和B601被定到七世纪和八世纪，这些残片或是大多数写本中较具代表性的。B483被定到9世纪，该残片确是寺院行政部门的记录，文字却有晚期特征。所以在考古中较为准确的碳-14在确定这种古老语言的具体使用时间上与文字本身常有冲突之处。

吐火罗语书写文字

      A、B两种吐火罗语都使用一种婆罗米字母。“婆罗米字母”是对北印度字母的通称，而吐火罗语用的是一种变种的“斜体”，仅用于塔里木盆地之北；与南方使用的“直体”相对应。

比如这个词，转写为拉丁字母后是pañäkte，译成汉语便是“佛”。学习吐火罗的乐趣之一便是认这些字母，并且从中发现一些现代汉语中我们熟悉的，却未必清楚来源的词。

汉语中的吐火罗语借词

古代汉藏语和原始印欧语的关系是历史语言学里长期有人感兴趣的研究范围，尽管绝大多数人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同源关系，但非常明确的是它们曾经长期相互影响，尤其是在语词方面。比如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蜜”便与原始印欧语中的medhu-是同源，这个词从原始印欧语传到汉语的“中介”便是吐火罗语ḿət(ə)。

虽然在人类漫长的语言历史中，吐火罗语的使用年代太晚，不足以成为一个很好用的比较标杆，但还是具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现在汉语中除了典型的“蜜”之外，我们能看到的吐火罗语身影主要出现在地名和佛教用语中。可以举几个例子：

1. “龟 兹”ｋu’si与焉耆ien－k’。“龟兹”这一国名最早见于班固《汉书》，在龟兹语（即吐火罗语B）中，发音为ｋu’si，这一词在梵语、古 汉 语、古 突 厥 语、古 回 鹘 语中的发音都很相近。在解放后的正音工作中，把龟兹这两个字定音为qiu ci，当然念成gui zi是不是就不行呢？两个读音与ｋu’si的接近程度各有千秋，如果有人念成后者也不必过分嘲笑人家念白字。相比之下，现在这一地区称为库车倒是与ｋu’si的发音更接近。与此相同，焉耆的地名来自吐火罗语ien－k’，《大唐西域记》中的“阿耆尼”，意为“白色”，与希腊语的áργο’s（闪亮的）、áργυροs（银色）同源，是当时中亚、伊朗地区为绿洲命名的常用词之一。

2. “敦煌”dwǝn－wang，汉代在河西地区，设立了张掖、武威、酒泉和敦煌四郡，其中张掖、武威、敦煌都是吐火罗语的汉字记音。作为地名，“敦 煌”（dwǝn-wang、twǝn-wang）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武帝介绍大月氏时提及的。在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语信札（编号313）里 “敦煌”一名，写作δrw’n。这一地名来源以往多认为是与中古波斯语相关，但近几年有学者认为是来源于佉卢文俗语中的drumga，意为“稳固”，与原始印欧语的Dher同源。

除这几处地名外，祁连山的“祁连”也来自吐火罗语，意为“荣耀、光明”；大月氏也极有可能是吐火罗语，而且以发音来看，“月氏”二字念为yue zhi更接近吐火罗语发音，而不是一直以来很多“懂先生”口中所谓的“肉汁”。

3. 佛教用词：以往一些认为是梵语借用词的经过语言学家的考证，其实是借自吐火罗语，如 “沙门”一词来自ṣamāne ，“须 弥”一词来自suner，“弥勒”一词来自metrak/maitrāk。

由于贸易往来，吐火罗语也从汉语借用了一些词，其中主要是与货币和计量相关的词，如cāk（百斤），tau（斗），cāne（钱）等等。

从学术角度来看，这两种语言间的相关性并不高，但至少表明了它们在一定时期内曾经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另外在解读丝绸之路上各种语言时，它们都可能会成为某种媒介，来帮助语言和历史学家更准确地去了解那一时期所发生的事。

借用一句吐火罗语的韵文来做个小结，以表达对前辈吐火罗语学者的崇敬：śaulanmaṣṣe      pitosa  ce pernerñe  kraupātai （你以生命的价值聚合了这些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