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民族主義：南韓與中國有什麽不同？

原文较长，完整版请查看原文链接（含文献）：東亞民族主義：南韓與中國有什麽不同？

背景：8月24日，日本福島核電站開始排放經過處理和稀釋的核廢水，此舉引起韓中兩國民衆强烈抗議。有報道顯示南韓民衆最遲6月就開始囤鹽，導致該月南韓鹽價上漲27%。與中國民衆搶碘鹽爲“防核輻射”略有不同，嚴重依賴海鹽和海產品的南韓人，既擔心鹽價上漲，又擔心海鹽輻射超標。南韓最遲至7月中旬就開始出現抗議人群。8月24日當天，有16名南韓示威者衝進日本駐韓大使館。中國各地雖然沒有形成較大規模反日游行，但在8月24日前後經中國官媒大張旗鼓報道後，中國各大社交平台上反核廢水排放和反日話題開始占據熱搜，這一熱點也席捲到了推特中文圈。韓中兩國在此次聲討日本的集體行動中，雖然同樣有反日情緒，但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特點。這樣的情況與韓中兩國不同的民族主義特質有關，而不同的民族主義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也不同。

同樣是民族主義，南韓與中國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地方是，同樣由於歷史問題和島嶼紛爭，都對日本抱有怨恨情緒。要説不同的地方就比較多了。

本文將從反日情緒、保守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三個角度，來比照韓中兩國的民族主義。但光有比照是不夠的，透過比照評估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對於重新認識韓中兩國社會也有重要意義。

1. 反日與仇日

今年3月16日，南韓總統尹錫悅開啓日韓關係破冰之旅。這被認爲是 2011 年以來，南韓總統首次在非國際會議的情況下訪問日本。8月19日“美日韓峰會”固然振奮人心，但是日韓兩國罅隙已久且時有摩擦。

有人把日韓關係稱爲“亦敵亦友”，但兩國關係也被認爲像“曡曡樂”積木游戲，任何一方走錯一步，都可能導致兩國關係直接崩盤。

2015年，在日韓兩國共同努力下，兩國外長爲修復兩國關係達成了“慰安婦協議”。時任日本外相的岸田文雄，不但代爲轉達了日本首相對慰安婦問題的道歉聲明，還承諾提供10億日元賠償。慰安婦問題一直是兩國關係的定時炸彈，這項協議原本爲了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三周之後，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卻在日本國會稱，證明慰安婦是被强徵的歷史文件不存在。這番言論再次引發南韓民衆怒火，迫於民意壓力，南韓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希望安倍首相向慰安婦受害者直接去信致歉，但是遭到安倍首相以已經道歉爲由拒絕。兩國關係再次降溫。

2018年南韓最高法院判決日本須爲强徵勞工做出賠償，并向涉事的日本企業求償，訴訟律師團甚至上訴要求凍結這些企業的在韓資產。直到2019年，不斷有其他日本企業遭到類似賠償判決。這一系列事件引起日本强烈不滿，遂成爲“2019年日韓貿易戰”導火索，這場貿易戰也使得兩國關係降到1960年以來歷史最低點。

雖然韓中兩國都有針對日本方面爭議性行爲的應激反應，比如眼下的核廢水排放問題和2012年“釣魚島購島事件”（再早一些還有“中國漁船與日本巡邏船釣魚島相撞事件”），與南韓圍繞具體歷史議題向日本尋求道歉和賠償引發的反日情緒不同，中國的反日情緒主要不是圍繞訴訟和求償，而是主要基於歷史教科書和媒體煽動。

儘管“南京大屠殺”成了日中兩國關係邁不過去的坎，但是日中兩國之間，并沒有出現像韓日之間圍繞“慰安婦”和“强徵勞工”歷史展開的長期訴訟和公開政治鬥爭。“南京大屠殺”更多是作爲一種政治宣傳工具，在中國政府對日本政府某些舉措表達不滿時，中國媒體和自媒體會不斷重複强調“南京大屠殺”和“第二次日中戰爭”（中國稱爲“抗日戰爭”）歷史，來傳播仇日情緒。即便中國媒體和民間不斷有聲音發出來，要求日本道歉認罪，但這種做法與圍繞曠日持久的訴訟和政府公開鬥爭來爭取道歉和賠償，還有很大區別，因爲後者目標更清晰、更具體、也更務實一些。相比之下，中國的仇日情緒比較容易抽象地集中在歷史問題上，并且宣傳層面遠大於兩國政府的公開政治鬥爭。

另外，中國沒有集會自由，也沒有反對黨與執政黨之間的公開黨爭。中國自2012年爆發大規模反日示威以後，很少出現成規模的反日示威。南韓則不同，反日示威經常爆發，而且南韓左翼政黨通常持更强硬反日立場。就在這次核廢水排放問題是，南韓反對黨就公開站出來煽動民意反對日本。相比之下，中國民衆接收更多的是通過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傳播的抽象仇恨。中國頻頻爆出“抗日神劇”也反映了民衆一般社會心理，儘管引來普遍嘲笑和反諷，但是這類神劇仍然擁有較大市場。

中國沒有反對黨，這意味著中國社會仇日情緒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可逆的，而且中國在2010年以後，國家領導人再沒有在非國際會議的情況下訪問日本，兩國也沒有出現關係回暖跡象。

但是南韓不同，南韓的右翼政黨通常是持親日立場的。南韓立國後，受美國政府扶持，原先與日本殖民政府合作的韓國人（不一定是“韓奸”）大量留任於新政府中，與從北韓南逃下來的基督教群體，組成了南韓主要的保守黨勢力。而先前最激烈反對與殖民政府合作的左翼分子則組成了南韓左翼政黨勢力，雖然在冷戰期間長期受到打壓。2021年，有研究者注意到，出於對文在寅左翼政府不滿，南韓年輕族群越來越趨向於保守化，這間接預言了2022年尹錫悅右翼政府的勝利。尹錫悅當選前，有觀察者發現20多嵗年輕族群和60嵗以上中老年族群傾向右翼政黨更多一些。

文在寅政府與同爲美國盟友的日本疏離，卻與中國和北韓走得很近，但這種狀況是可以被反對黨糾正的。但中國的反日傳統很難被糾正。中國政府中嚴格來説不存在親日派，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日中關係時好時歹，與其説是受到親日派影響，不如説是務實派占據主流：因爲跟日本融冰的同一派人，也操縱了2005年、2010年以及2012年三次全國性大規模反日示威，其中中國政府對日本態度是强硬而不是妥協，甚至還有點故意無事生非、大驚小怪。2013年以後，中國再沒有爆發大規模反日示威，并非是中國政府對日立場有所軟化——因爲在長達10年時間裏，中國領導人也不再對日本進行專程國事訪問——而是在此期間中國加强了社會高壓，而日中關係一直處在谷底。由於缺乏反對黨，中國政府的反日傳統很難得到糾正或平衡，尤其在相對更加務實的改革派逐漸銷聲匿跡以後，中國政府也跟著放棄在日中關係上的務實做法，而反日傳統頑固依舊，并不存在一個類似反對黨的機制性平衡力量來牽制反日潮流。

因此，可以説，在面對日本事務時，南韓的民族主義勢力可以受到正常政黨輪替調節，民間的反日情緒通常是有具體目標的，但是不一定同時體現在政府外交工作中，比如“慰安婦”和“强徵勞工”問題體現在政府外交中，但日本核廢水排放卻沒遭到南韓政府强烈外交抗議。中國的情況就不一樣：中國的反日情緒長期以來是失控的，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即便是務實路綫主導的改革派政府，沒有第二股力量牽制或駁回反日潮流；其次，中國的“反日”情緒更接近“仇日”，與南韓根本不同，“仇日”不需要有具體目標，任何的抽象理由都可以用來煽動仇恨。雖然韓中都采取同種抵制日貨、鼓吹國貨策略，甚至韓國人在某些行爲上比較過激（比如斷指、剖腹、自焚），但是“仇日”比“反日”更危險、更不可預測、也更不可逆，在缺乏平衡和牽制的情況下，仇恨還更容易引發國際衝突。

在理想情況下，日韓理論上是可以通過在“慰安婦”和“强徵勞工”等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的，這一目標并非遙不可及，這是日韓關係修好的發展前景。但是日中關係卻沒有一個要達成的目標，兩國既沒有圍繞歷史事件的談判或訴訟，也沒有途徑達成“和平”協議、放下仇恨，所以也看不到日中關係修好的遠景。而且對仇恨來説，報復才是唯一目標（不管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相比之下，汎汎地要求日本認罪、道歉是達不到任何目的的。即便日本政府通過公文和電視講話正式道歉、一再道歉、反復道歉，中國民衆仇日目的就達到了嗎？如果日本政府那樣做，中國方面提出任何有理無理的要求，日本都須無條件滿足，否則日本就是道歉態度不誠懇，就等於是不認罪，然後中國又再要求日本認罪、道歉……如此反復。這種用歷史屈辱來要挾日本的做法，不是一種正常心態：日本歷史上犯了罪，不等於世世代代要做牛做馬來贖罪，這不是平等的國際關係。

所以，事實上韓國采取的策略更可取一些，反而是爲將來修好韓日關係指明目標。但是中國采取的抽象而且模糊的策略是不可取的，也非常不利於日中修好關係。在中國社會流行一種觀念——“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但這種觀念是很扭曲的。事實是：放不下仇恨，也做不了朋友。而且懷抱著功利態度去交朋友的人，交不到任何真朋友。再者，根據民主和平論，英美等民主同盟之間，要再演變成敵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這種功利主義觀念根本就站不住脚，用功利主義態度來交朋友，最終結果只能是鷄飛蛋打。日韓關係反反復復與日中關係反復無常，有本質區別。

2.保守主義

……

3. 文化民族主義

……

4.小結

經過從反日情緒、保守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三個角度考察，韓中兩國各自表現出不同的民族主義特點。本文作者認爲，南韓在反日情緒上采取的清晰化策略是有助於修繕韓日關係的；相比之下，中國基於煽動和灌輸的歷史仇恨沒有指向清晰的目標，非常不利於改善日中關係。南韓保守主義政治在反共產主義與尋求外交自主權之間擺蕩，既保守又開放；相比之下，中國的保守主義政治則基於國情論、文化特殊主義，反對普世價值，導致自身逐漸陷入孤立主義困境。南韓的文化民族主義與南韓成功開放互爲表裏；相比之下，中國固守趨於僵化的狹隘民族主義觀念（即族群民族主義），既是灌輸和煽動的結果，也是全民共謀的結果，還是一種坐井觀天的樂觀主義，不但壓制個人主義和犧牲個體價值，還無助於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因爲當代中國文化不但沒成功實現現代化改造，還一味自言自語。

原文较长，完整版请查看原文链接（含文献）：東亞民族主義：南韓與中國有什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