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sein

一位疑似患有社交恐惧症,确定患有幽闭恐惧症,可能患有人格障碍的病人。

肺炎,一场假谣言引起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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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打算在疫情彻底结束以后为这次的肺炎做一个专门的回忆录和简短的反思,哪怕是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好再刻成光盘专门保管,再转由我的后代收藏也好,这毕竟是一次大的全国性甚至全球的灾难。可是,当我在网上浏览到很多,也越来越多的真实视频,我开始怀疑我可能不会那么幸运,也许我的家庭也不会那样幸运,哪怕我的母亲抱着怀疑的态度,用怀疑的语气说,我们好事做的多,不会这样倒霉的。

我认为,如果疫情迟迟不散去,随之而来的是复工造成的人流增多,也许我会在某一天被这个病毒钻了空子。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根本来不及记录这次事件,最坏的结果是,我甚至没有机会让这个底层家庭收藏好我们全家为躲避这场瘟疫所做的每一件事。


去年的最后一天晚上,我在推特上看到了关于SARS出现在武汉的报道,其中有推主用正规的红头文件作为证据发了出来,告诉我们有幸浏览到推文的每个人,一场大的灾难或许来了,该做好一切防护措施应对这场灾难,保住自己和家人。由于推主所发的内容中有微信对话截图,还有医院里呼吸内科单元里人山人海的图片等等,我毫不怀疑消息的真实性。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给同事,他们不以为意。只有一个同事说了句,如果真来了,国家会采取措施堵住的。我听后也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我也这样认为。


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当作谈资告诉给父母和妻子,他们也没说什么。躺在床上,考虑到我一个朋友的孩子才两三岁,便在微信上告诉给他了,可能考虑到自己是体制内单位的中层干部,他没有回应。

元旦当天,网络和电视上传来关于SARS的新闻,但是以查处8名造谣者这种方式出现的。

因言获罪的例子不在少数。传递这种关系到公众安全的真相会引起公众为应急而引起的恐慌,从而导致看上去的平静被摔得支离破碎,在后期可能会发生不可预测和难以控制的群体事件,因此,我认为我该做的已经做完了,不再扩大知悉范围,如果有人来问我消息的来源,我含糊几句也就算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似乎都不知道此事正在逐渐变得严重,因为信息的闭塞,也因为对强权的畏惧,这件事最终被表面上的岁月静好所遗忘。


事态在一月底变得严重了,准确地说是变得严重得多了,我身边的同事甚至被突如其来的爆炸新闻给搞得莫名其妙,他们难以理解,为什么这次灾难在公开时就变得这么难以控制。

二十二日,在我们即将放春节假期的前一天,公司经理在还没有上班的时候就打电话要求我们立即去会议室开会。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因为就在往年的这一天,我们会在早上一上班就把办公室的门窗给贴上封条,然后静等离开公司的通知开始享受假期。

在会议前,就有同事猜测,会上的主题很可能就是武汉肺炎的事,我告诉他们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临近放假,肯定是再次提醒让我们记住记得关好门窗和水电,虽然我已经知道这次肺炎已经很严重,但我根本不会想到会严重到让我们经理给我们召开一次紧急会议的地步。但确实召开了,从他的发言看来,他好像根本不清楚这次肺炎到底是什么,有多严重。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断定,开这次会,是上级要求的一次任务。


经理强调,如果有人接触了湖北方向的亲戚朋友,或者有疑似、确诊病例的,一定上报。

会议没有起多大效果,至少对我们来说。但公司周边的居民仿佛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尽管没有参加会议,药店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买口罩,我还听说一些老年人仍然把预防肺炎的希望寄托在板蓝根和夏桑菊身上。我感觉到我肯定是买不到口罩了,打电话催促了下在家里的妻子赶快去买口罩,她含糊地答应了下来。

事情几乎就在一个上午的时间里变得严肃了。

我打开手机,再次阅读了武汉肺炎的症状,也浏览了一遍在墙外下载的协和医院关于这次肺炎疫情的会议PPT。我认为这很重要。

午饭后,我按照经理要求召集组员开会。在会上,我把武汉肺炎的症状告诉他们,也转达了经理的要求,特别警告所有组员,为了防止因言获罪,在微信或其他社交软件上千万不要转发小道消息,最好只转发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等已经发布的新闻。


离开公司的时候已接近下午两点,我来到小区外的停车场,因为已经说好了回老家过年,妻子和孩子已经在车上等着了。此时,不少在外散步的人都戴上了口罩,绝大多数都是N95。我盘算着一会儿开车路过药店的时候多少都要买点,但最终还是忘记了。

最糟糕的局面大不了就像十多年前的非典。尽管经历了那次灾难,但我的印象并不深刻。那时,我正在读初中,学校里没有电视,我们没有手机,也不可能在晚上睡觉前听收音机。封闭式管理的学校让我们跟外界隔绝开来,营造一个岁月静好的假象,从而让我们认为哪怕外边发生了一场极有可能危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灾难,学校也会有办法把它拒之门外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学校不止一次又一次地在学校内部化解危机,虽然化解方式显得粗暴,但那些不守规矩的同学确实变得老实了。因此,我认为非典这件事也就是在我们课间十分钟喝一口中药,坐火车的时候戴一戴口罩,测一测体温,不会发生比这更麻烦的事,因为政府比我们更清楚事态会朝哪方面发展,也更有经验处理这些麻烦。

在高速服务区,我还把两岁多一点的儿子从车里抱出来透气,虽然离人群很远。

回到家已是晚上八点,在楼下吃了晚饭后就上楼。开了几个小时的汽车不曾浏览新闻,我拿起手机,快速地翻阅浏览推特,能看到都是关于肺炎的信息。这场已经被官媒公开的灾难在初期遮遮掩掩,希望能通过外松内紧的处理方式化解,可是,当地政府发现自己已经无法阻止疫情扩散,进而不得不公之于众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死神在到处屠杀,局面近乎失控。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因为我们所做的好像都已经晚了。

妻子收拾好儿子,我躺在床上告诉她:事情可能变得糟糕了。


二十三日的火车站没有太多的人流,因为二十四日就过年,大多数外出工作的人都在二十日左右回到了老家,岳父是个例外。早上七点二十分,岳父拖着一个行李箱走出车站,他周围的人群都没有佩戴口罩。离湖北一千多公里的小县城只能在电视上或其他有限的信息渠道获得关于疫情的消息,他们认为,这个病毒不会飘到这座贫困县城的上空,换句话说,侥幸心理不会让他们认为,自己离死神仅有一步之遥,更不会认为,死神此时正在将手臂伸向他。

在车上,岳父告诉我火车在武汉停靠过,但没有上客,在宜昌东停靠过,但他所在的车厢没有上客。岳父是不大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但他还是非常诧异地说,不知道这次肺炎为什么会这么严重,为什么在起初阶段都没有报道。我告诉岳父,本来可以报道的,但调查这件事的记者都在后来被噤声(实际上就是那8名医生,我当时记错了),否则,事情不会变得这么严重。

岳父可能还隐隐地觉得哪里不大对劲,他是对SARS有着深刻印象的,他说,当年“非典”都没有听说过"封城"的,但这次武汉已经严重到要"封城"了。其实,我也没有听说过"封城",有点记忆的也仅仅局限于网络上曾经搜索过的“长春之围”。当我想起这个历史事件时,我到抽了一口凉气,现在,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副省级城市被封闭,一种不详的预感随之而来。

县城十分热闹,超市的音响大声地播放着贺岁歌曲。超市的门大开着,里边摆满了红色包装袋的年货。我寻思着,哪怕武汉肺炎真正地笼罩在这座县城的上空,像幽灵一样随机夺取每个人的性命,人们也许依然能够从容地在街上闲逛着。

临近春节的前几天,餐饮和其他娱乐行业往往是最繁忙也就是最赚钱的行业,今年也是如此。晚上七点过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受到妻子大姑的邀请来到了一家餐馆,天黑了下来,餐馆里边挤满了聚餐的人,我们只能够坐在街边。大姑也许认为我们受了委屈,便解释说,其他地方的餐馆根本没有位置,无法订座,能够成功订餐已经不错了。在席间,不知该怎么称呼的亲戚细说着各自外出务工的经历,他们有的仿佛从福建、江西等等地方回来,坐的火车穿越了半个中国。

到了晚上九点多,人群开始散去,门市的灯光和告别声为这条街道添了生气。坐在家里的人们静静地等待除夕的到来。


过年那天下了一场小雨,湿漉漉的街道显得冷清,除了茶馆还是像以往那样热闹以外,街道的屋檐下还坐着几个老年人在发呆。

过年的气氛比去年淡得多了,也许是因为天气,也许是人们确实有种不祥的预感。在去年除夕午饭时候,我们还能听见鞭炮声从这里或那里传来,今年却不是如此,稀稀拉拉的声音没精打采地点缀着这场死寂。死神攻入了整个湖北,其他省份也在告急。我们不希望战争,然而,这次灾难却比战争恐怖百倍,我们看不见敌人,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我们无法逃生。

噩梦其实早已开始,只是我们习惯了岁月静好并不想或者是害怕从这种幻象当中走出来。直到终于那个制造幻象的机器掐着我们的脖子,在我们耳边大声呼喊:死人了,你再不醒来也要死了,你死了不要紧,如果家人因此受害,你就是罪人了!要喊醒我们,就要用最极端的方式,最严重的假设后果。

于是,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醒了过来。我们开始关注那些自相矛盾的数据和说法,开始在一团团乱哄哄的信息洪流中筛选出最有用的,用来保住我们的生命和家庭。双黄连在一夜之间取代了板蓝根和夏桑菊,洗手液也一时成为抢手货,酒精跟消毒液销量直线攀升。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逐渐明白蝙蝠和其他野味是不能吃的,开始咒骂那些爱吃野味的人。

宠物身上可能携带冠状病毒,网络中开始流传活埋宠物的视频。

也有不少细心的网友把这次“抗疫”描述成国家壮举,因为没有其他国家会一纸文件封锁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让上亿人口呆在家里。

晚上,儿子睡了,远处传来电视里春晚的笑声,我难以想象感染了武汉肺炎的家庭是怎样面对即将到来的永别,这种撕裂的场景在我内心里不停地翻腾。我打开推特,刷新着关于武汉肺炎的信息。

让我更加心碎的是,每一条信息都仿佛一条人命,没一段视频都是一个被撕得粉碎的家庭。

然而,又怎样,他们只不过是第二天被公布出来的冷冰冰的数字而已。

“还好封城了,不然会有更多的人出来。”妻子看了视频说。

道理十分简单,如果我们小区有一例感染者,政府把我们小区封死不让我们外出,与可能存在的感染者一同生活,同乘一部电梯,共用健身器材,我们会放心吗?

要不让疫情扩散,又要平息疫情,还不能封城,这其实不是无法解决的。但在灾难面前,我们能够想到的往往是最直接最粗暴的古老方式,而不是沉下心来思索怎么花最小的代价,最人性化的方法来化解这次危机。


正月初二,父亲通过微信发来一个视频,一名医生对着镜头说,感染人数已经有九万人了。这个视频终于流入了墙内。

虽然我相信我的组员不会傻到完全听从我建议的地步,但我还是在微信上告诉他们,疫情比媒体公布的要严重得多,如果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家人,不要耽误,人命关天。

岳父母让我们吃了午饭就走,以免封城后回不去。

在服务区,已经有不少人戴上了口罩,除了我和妻子。此时,妻子已经因为患有感冒在咳嗽了,为不引起误会,我叮嘱她在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咳出声来。在其中一个服务区,我们看见两辆“鄂A”牌照的车子,乘客都下了车,戴着口罩站在车旁。我估计不少人会认为他们是罪人,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场肺炎。

正常人都会生病的,武汉人没有做错。


后面几天,我们天天呆在家里,除了必须的购物以外,我们都不会想到出门。以前总念着出去的儿子也变得不爱出门了,只要电视里放着他喜欢的动画片。

父母等着我们回家也让我开车送他们去他们家,因为母亲的牙疼需要治疗。他们家也在人口众多的县城,但当我到了那里,平日里的热闹显得一片死寂,几百米内几乎只看得见一两个戴着红袖箍的工作人员拿着播放器循环播放抗击疫情的宣传语。

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场面仿佛已经在前几日准备好,就等着一纸文件通知上台演出。每个参与抗击疫情的人都有事情做,而且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毫不紊乱。与之相反的却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断定其是真的无误后的第二天,另一个新闻却告诉我们,你们前一天看的,是假的。

隐隐之中,我觉得上面可能也显得慌乱,至少在我们平常百姓看来,有能力在台上讲话的哪怕几个人,他们的口径和获取可靠信息的方式都不是那么统一。不仅如此,我们甚至还见到过一个政府扣留另一个政府物资的新闻,后来,为了保证救援物资不被扣留,只能出动武警押运。

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街上的门市除了超市和药店以外全部关闭,其实,它们在白天就没有打开过。这些老板依然在交房租,依然在支付员工工资,据说,有不少老板只能如此坚持一个月,全国都是如此。疫情过后,等待的也许是经济的萧条,尽管已有专家表示疫情对经济影响不大。

就在这几天里,好消息基本没有,就连专家所说的拐点也在每日增长的数字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老百姓关心的确实是多久结束,多久复工,多久能出门,而这些实质问题,可能连专家也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敢说得太确实,因为这个责任实在太大。


李文亮是谁?岁月静好的那一派也许并不知道,直到现在也许还有很多人不知道。那张训诫书成为了埋葬他的坟墓,那三个他亲手写下的字成为他的墓志铭。在他的死讯淹没微博的时候,不少愤怒的群众掀起要求言论自由的惊天骇浪,甚至连国歌的第一句也成为敏感词,星星之火颇有燎原之势。终于,国家知道任何话语都在这场灾难面前难以平息人们的怒火,不得不在第一时间公布将派出国家级的调查小组调查李文亮的有关问题。但是有关问题到底有哪些问题并未说清楚,因为他的死甚至被网友说成了谋杀,是调查这个问题吗?或是调查李文亮到底为什么成为造谣者。

我们以前爱调侃时常聒噪的人:你不说话要死呀?一语成谶,不让说话,真的会死人的。



任何可能都应该被严肃对待,这是对真理的负责,而不应该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处理提出这些可能的人,除非真理和真相在他们面前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目前已经洪水滔天,再提这些都已经晚了。

我们往往会在法律的边缘试探底线,因此,从网络出现以来,我们面对愈加严苛的审查制度想出了一切办法来擦着红线实现我们说话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而当缠绕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越来越收紧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在未来某天自然而然地会觉得,除了讨论天气,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说,否则就是罪过。因此,当李文亮挺着胆子在微信上告诉亲友“非典”可能再次爆发并提醒他们注意的时候,他也许已经猜测到被训诫的可能,哪怕他提醒他们不要扩大知悉范围。

这不仅是无情的讽刺,也是对良知的鞭挞,如果我们认真下去追问,李文亮所说的已经被事实证明了,那么,所谓的辟谣实际上是在造谣吗?可是,没有人会去承认错误,哪怕李文亮已经离开人世,新闻频道给他的依然是迟到得失去意义的光环,我们没有听到道歉,因为他们明白,一旦道歉,就意味着他们应该为这场灾难负上责任,而这责任,几乎没有人能够负担得起。

只要最初的谣言数次被证明是真的,辟谣只会起到反作用。如果以防止社会恐慌的理由去掩盖真相,在话语权被垄断的社会,只会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也会导致大多数人因为恐惧而对可能发生的灾难保持沉默,带来的是未来更大程度的恐慌,而参与掩盖真相的人也许会在那时成为受害者,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有句话颇有道理,在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某些人认为这句话说得有点过了,其实不然。当我们对真相和不公平保持沉默的时候,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再一次为谎言和邪恶打开了一扇大门,而当威胁、恐吓、压迫等等来到我们对我们伸出魔爪,保持沉默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因此付出代价,可能还是生命的代价,而这一切,都是我们曾经默许和为之喝彩换取而来的,我们就是那些雪花。

疫情并未过去,“钻石公主”号游轮甚至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国内,疫情表面上有了被遏制的趋势,而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新闻报道中,依然是空洞的辞藻和语句来修饰歌颂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普通工作者,我们也在一旁一边喊着“武汉加油”的口号,一边检举揭发武汉人。这个社会仿佛在面临着又一次撕裂。站在道德的至高点去谴责别人,我们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做到,然而,如果我们成为了被谴责的对象,我们才能够体会他们的无奈和辛酸;我们曾经明白爱的可贵,但我们发现,在有些人都努力去爱的时候,他们反而会被认为是被谴责的人的帮凶。因此,麻木、冷漠、无奈在被赋予权力的时候就变成了无情、冷酷、残忍。一场疫情再次把这个曾经看上去非常美好的社会推向人道灾难的边缘,我们进而发现自己已经被不少人孤立,因为我们都是潜在的可能被感染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能是一场新的“疫情”。

反思和忏悔还没到来,但应该到来了,可在每次灾难过后,我们都会陶醉和自豪在新闻媒体轰炸式的丧事喜办的节奏中,从而忘记了他人的伤痛,比如我们在武汉被封城的时候拍手叫好并引以为荣,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做到,而如果我们是武汉人呢?或者按照我前边所说,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小区出现一例被感染者,我们希望自己的小区被封禁吗?

如果不封禁,还有什么办法呢?要做的很多很多,比如建立起对每个人,对医疗制度和保险的信任,对被感染者应该给予的最起码的同情和关爱,放开整个国家的医疗资源让感染者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等等。实际上,这真的需要发动一场全民自救和国家级救治的行动。

而当我们说如果这场灾难没有发生呢?换句话说,如果这场疫情被早日公开呢?是的,这种程度上的如果也许会再一次揭开不少人的伤疤,但我们应该勇敢去检讨反思,我们在最初做了什么?

我们没有去求证他所说的是否真实,而是为李文亮的训诫书点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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