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星教授《对“牛顿的超级女粉丝”一文批评的反批评》的反批评

背景见《知识分子》上的几篇讨论：

原文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depth/8429.html

批评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depth/8454.html

反批评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depth/8463.html

这篇文章是反反批评。

1.南星教授指出刘钝教授的文章不仅没有矮化传主的形象，而且强调了“不能将她看作伏尔泰的附庸，而是他的知己与明灯”，批评者却似乎没有看到这些内容。但我想批评者文章中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作为一个不仅在科学传播上，而且在那个年代的科学上有一席之地的女性，传主的传记应以更有个人独立性的视角，而非以与男性知识分子的关系为线索写成。

我在这里并非主张“科学史以及人物传记就不应包含这些部分，这些人物关系只能出现在三流小报上而难登大雅之堂“——若真是如此，那就不是真实的历史而只是理想的图像了。我只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在传统的书写中，女性往往是以这样的方式被示人的，而这种性别书写上的不对等很难说没有历史性的偏见在里面。我想批评者也是想表述这一点而已。

2.南星教授还强调，评价与质疑都应建立在学术基础上，否则有威胁学术自由之嫌。这里他就是在混淆概念了，我在此进行简单的分析。

谈到学术自由，有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层是他提到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了高度社会化的活动……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在科研活动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也就是说对科学活动本身及其建制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反对身份政治对科研活动“外行指导内行”式的干涉我想是没有多少人会反对的。事实上我根本不相信存在什么“女性主义的科学”——正如不存在李森科的“无产阶级的科学”，也不存在菲利普·莱纳德（他甚至是诺贝尔奖金得主）的“雅利安人的科学”一样。

可是围绕这篇文章的讨论真的涉及到上述这一层的“学术自由”了吗。我想并非如此，而是南星教授偷偷将另一个问题与之混淆起来了而已。这里涉及到的第二层的“学术自由”，也就是科学编史学问题。历史学的工作至少包含两部分，一是对实证性史料的搜集、检验与核查，而是对这些史料进行选择并且根据某种线索组织起来。在第二个过程中，史料以怎样的面目示人，是由编撰者选择的叙事方式决定的。比如面对同样的Database，宏大叙事的《大国战疫》会写下医务人员的牺牲与荣光，个人叙事则可能写下他们家庭的破碎与不安。正如我在（1）中已经论述过的那样，科学史与哲学史的传统书写中，女性的学术贡献往往没能被得到应有的重视，代表女性身份的情史压倒了代表科学家的身份的学术史。因此批评者不仅不会伤害到这种学术自由，反而是促进了学术讨论以及多元化的编史学。

3.南星教授进一步担忧批评者要求《知识分子》编辑部致歉，可能会伤害到自由表达的权利，也就是言论自由。我想这又是他杞人忧天了。《知识分子》编辑部当然有表达的自由，批评者也有质疑的自由，也有公开表达自己受侵犯的感情自由，即使那只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单纯的表达与批评是无法侵害言论自由的，除非其与某种权力相结合，或者是直接的公权力，或者某种舆论场中的言论暴力与无形的压力（或许西方社会后者较为严重）。我们都听过电视台播出的某些节目因为守旧的人几个电话而撤播的事情，但我们痛恨的是什么呢？是他们不应该去表达自己对节目的反感吗？还是说其实是因为他们“老红军”的身份使得电视台不得不迁就他们的想法而不是更多观众呢？

在今天中国的舆论场中，一种女权主义的呼吁，一种对自己受侵犯的感情的表述与抗议，是否有侵犯言论自由的现实危险，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判断。南星教授在这里空谈“自由表达的权利与边界这一难题”我想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为这种难题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自己想出来的难题。

4.最后谈点关系不大的事情。关于中国科学史学界，乃至广义的Science Studies中有多少原创内容，有多少研究者有把握第一手材料、独立组织科学史料（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的能力，而不是只是翻译、引述别人的三手研究，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新语丝上这方面的内容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

作为一名公开宣称的女权主义者，甚至偶尔自称的田园女权主义者，有些话可能说得过重，还望南星老师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