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与实施过程中的城乡差别

有关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话题，一直是国际人权界反复提及的问题。在中国内部，它也是一个事关国计民生的大话题。在某门户网站的网友票选中，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这一事件的得票数，甚至高于邓小平宣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被列为1982年发生的“建国60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注]，足可见这一政策对于中国人影响之大。

国际上不乏对于这一政策的血腥描绘，“一孩政策”“强制上环、人流、引产”等等成为提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关键词。不过，这些关键词只是突出了在官僚国家政权管制下，人们基本生育权利被践踏；以及地方权力滥用下，一些普通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所经历的血腥压制。这些说法，一方面片面强调管控方式的简单粗暴，而缺乏分析人口应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性，忽视官僚集权的国家实施全国性政策中表现出的特点，掩盖了这两者所相作用后产生的正面、负面效果的复杂性；一方面抽象强调人权，而不分析探讨施行有计划地生育所具备的基础和要素。不在明确这两点的前提下去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会陷入不断重复表面现象的口水战里。

作为掌握了自然力量，打破了一般生物链规律的人类，如果不控制自身数量和质量，对于资源环境的耗损将是可怕的，人类与自然的发展不可持续。从这一点来说计划生育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现实中，对于人口数量、质量的控制是由国家的统治者根据本国的人文、经济状况进行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本国统治者的长远统治稳定，并非真正符合人类与自然整体的利益。因此可以看到，国家在实施对于人口数量控制的政策过程中，会有很多变化反复。而各国因为统治方式和手段的不同，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结果。比如，印度、墨西哥都试图实施过“计划生育“，却未能像中国这样“成功”。

另外，国家可以强制人们少生，却很难用强制人们多生的方法去“有计划地“增加人口数量。因此，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便有各种措施鼓励人们生育，仍会存在低生育率、“少子化”问题，说明个体家庭在不断增加的社会压力、生存压力下，会做出与国家推动方向相反的“计划生育”。

中国推行的计划生育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以1970年代作为分界点，之前20年在鼓励多生、控制数量间不断徘徊，这之后逐渐确认了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主要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到198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与经济发展间的不平衡，国家出于稳定统治的需要，对于人口数量的限制越来越强烈，逐渐形成了在城市中主要针对汉族群体的一孩政策。而在2015年后，由于对劳动力的需要，又开始放开二胎、鼓励生育。

作为“基本国策”，1980年代中国推行“提倡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并非只是依靠强制流产、上环等直接作用在妇女肉体上的手段，而是结合了行政命令、法制监管、教育宣传各种方式在一起。比如从户籍制度入手把控，符合生育条件的取得准生证的婴儿才可以上户口，有了户口才可以上学；另外，政府机关、各企业（主要是国企），符合计生规定是录取职员、升职的必须条件。将子女的数量与家庭成员的生存直接挂钩，迫使人们做出少生的选择。

所有这些行政手段在城市和农村是一并推行的。只不过，在城市，违反计划生育会给个人工作、家庭收入、子女前途带来巨大后果，更容易迫使人们压制个人愿望而去遵守。而在农村，对于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种行政手段就不是那么有效。基层干部们为了完成指标，会采取比城市粗暴得多的手段，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流传较广的血腥故事通常大都发生在1980年代的农村的原因。

同时需要看到的是，推行以一胎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时，中国也在努力推广“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这也体现在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变化中。这是因为国家推行计划生育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阻力是人们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观念，产生这些观念的根源是私有制基础的封建农耕社会里，男性作为主要的体力劳动者和财产继承者，社会地位远高于女性。

在城市中，因为女性参与工作、获得独立收入的几率会比农村相对来说高得多，和男性一样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支柱，比农村妇女更易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因此人们相对更容易接受一胎政策。

由此产生的正面效果是，借着推行计划生育，妇女也从不停的生育中解放出来，更有机会参与工作，获得经济独立，从而加强自身的社会地位。

当然，这并不是说用这样一种手段实现增进妇女权利是正确的途径。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中推行依靠的是对个人在社会中生存发展权利的粗暴限制；而在农村发生的种种暴政，也是在无视女性身体健康、生育权利的基础上进行的。

最后，做一个很泛泛的结论，只有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以公平合理分配、使用，人们能够在自由平等的前提下，消除国界、性别差异带来的利益分歧，从整体上认识人类社会与自然相互协调发展的关系时，才能实现合理计划生育。

[注] https://news.qq.com/zt/2009/statestep/19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