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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的一点思考——读曼德尔<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有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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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


在今天,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概是被污名化最多的名词,也是被标签化最严重的词汇,而列宁主义又由于其强大的实践性特征更是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资产阶级敌视它,改良左翼恐惧它,都视之为洪水猛兽,斯毛分子挂着列宁主义的羊头自产自销着自己的狗肉。对于很多渴望理解列宁主义的人来说,往往被这些纷繁复杂的说辞搞得头晕眼花,在实践中被各种自称列宁主义的派别塑造出自己版本的列宁主义。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对列宁主义进行追本溯源。而在这方面工作中,以曼德尔的《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1]最为精彩。

一、革命核心、先进工人与群众

区分出这三个部分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在自由派观点中,群众是被统治和被压迫的,而党就是统治和压迫群众的。斯毛派(当然不仅仅是斯毛派)们含糊其辞,一方面说着党群一致,另一方面又承认党对于群众具有天然的领导权。两种观点表面上看水火不容,实际上认同的都是高度抽象化的党与群众,重复着一二三的教条公式,对于党与群众的辩证关系一概不知,也不说明白什么是党,什么是群众。而我们在阶级斗争过程中,需要对这些概念精确把握。

革命核心,这源于思想本身的运动规律。关于思想与环境的关系,这一问题有很多的争论。不错,马克思主义是对阶级解放事业的科学总结,它的内容与现实的阶级斗争息息相关,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但思想一旦形成,便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需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人类历史上的相关学科进行系统研究与总结,来对现实情况进行理论梳理和探讨。这一过程是思想本身的过程,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还是发展,最终都是科学的理论产物,而这只能是个人思考的结果,而不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选择相信马克思主义也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一个人并不必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愿意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即使是被剥削和被压迫者。这种个人选择被周围思想环境与物质环境,自身品格与智力水平和理论的科学性与彻底性所决定,也即是一种“认同政治”[2]。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并非无产阶级所特有,甚至在某些时期,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远远赶不上知识分子和学生[3]。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并非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就是革命核心,而只有能持久地从事政治活动,具有献身精神和纪律意识(也就是具有党性)的优秀分子才能成为革命核心,否则最多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和同路人,甚至只是消遣者。这就是革命核心的起源,以思想的途径联系起来的团体。所以发展革命核心的工作主要是通过理论宣传来进行。当然这并不是先锋党,曼德尔用了“先锋组织”这个词。在成为真正的先锋党之前,一切革命核心都最多只是先锋组织。之所以用“最多”这个词,是因为在各种各样自封的先锋组织中,也存在着很多区别。这里存在着一个双重检验的过程:第一重检验是对组织最初级的检验,包括其政治理论与实践水平,行为做事风格和人员素质等情况,一些组织的理论和实践水平低下,成员多是玩票心态,缺乏革命者的品质,组织内部基本上是少数人决定事务,缺乏民主氛围,这种组织甚至都很难被称为先锋组织,后面我们会提到,只能把这算成是左翼亚文化团体;而一个组织通过第一重检验后,才谈得上通过实践的第二重检验成为先锋党。

有人说党与群众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党并非外来的产物,不应该提我们左翼如何如何,而应该提我们工人如何如何。然而很遗憾的是,某种意义上而言,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无产阶级而言的确是外来的产物,在未与无产阶级运动结合之前,革命核心则一直是一个外在的团体,即一个先锋组织。这并不是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而是一个先锋党的正常发展过程,中国和俄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4]

在十月革命之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直是最为进步意识形态的代名词,象征着反抗与自由。当时全世界最进步的理想主义者很多都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虽然是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之后,虽然阶级斗争的残酷吓坏了一批人,导致其走向了反对革命,但苏俄仍然是全世界进步分子的灯塔。除了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无法与共产主义竞争[5]。随着斯大林大清洗,苏共二十大报告的披露,文革的结束,共产主义已经渐渐失去了对进步分子的吸引力,自由主义开始赢得了各国理想主义者的支持。这一过程在苏联解体后达到了顶点,左翼政党出现了世界性的退党潮,与苏东有关的很多政党也纷纷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一时间共产主义成了人人喊打的代名词,自由主义思想统一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巨大危机,而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走出这一危机。

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尤为严重,社会主义在文革时期就名声扫地[6]。转型的官僚资产阶级一方面仍然挂着社会主义的羊头,强制进行着所谓马列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又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思潮毫无招架之力,只会用行政命令压制各种不同的声音。在这种环境下,一方面是普遍的政治冷漠与犬儒主义,夹杂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感与嘲讽,消费主义狂欢和娱乐至死的浪潮拍打着每个人;另一方面又是盛行的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左翼思想只能在夹缝中生存。而左翼思想又以毛主义为主,再加上托派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几十年,组织传统被割断,根基极其缺乏。这使得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非常困难,革命者的培养与先锋组织的建设更是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林祥谦烈士陵园


先进工人,这源于无产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无产阶级内部是不同质的,这是个经常被很多左翼忽略的事实。划分无产阶级内部不同部分可以有不同的标准,而先进分子的概念是根据无产阶级内部阶级意识的发展程度不同来定义。这个阶级意识与我们上面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是不一样的,其更多代表的是自发性,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是一种自觉性,这两者绝不能混淆。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的工人不一定是先进工人,而先进工人也并不一定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7]。先进工人的形成是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工人不可能每天都罢工,更不可能每天都革命,阶级斗争有着周期性的高潮与低潮,这绝不是某些毛派所说的只是表面现象,而是阶级斗争的内在规律,也不是如后马克思主义等流派所说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了革命性,我们面临革命主体性危机,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正常表现。按照列宁的话语,这代表了无产阶级不同程度的自发性。先进工人就是代表了较高程度自发性的一群人,曼德尔说:“工人先锋和群众相区别的地方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工人先锋即使是在斗争暂时停息的时候也不会放弃斗争的第一线,也就是说,他们会‘用其他方式’继续斗争。他们努力巩固在斗争中产生的抵抗经费,并使之变为经常的抵抗经费——即成立工会。先进分子会通过出版工人报纸或是成立工人教育机构来澄清提高在斗争中产生的阶级意识。”[8]在斗争的低潮期,先进工人仍然保持着较强的斗争性,维持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阶级特征,体现出无产阶级特有的阶级意识,组织起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凝聚起上一阶段的斗争经验,将运动延续下去。他们是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领头羊,是运动连续性的表现。换句话说,他们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构建者,以积极的姿态参与进无产阶级阶级文化的建设中,能够带领其他工人进行一次次的斗争。正是因为他们,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阶级,拥有自己独特的意识与文化,否则只是原子化的一盘散沙[9]。先进工人的较高程度自发性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需的基础,也在现实中推动着工人运动,虽然其效果不能与高度自觉的意识相比较。而先进工人这种较高层次阶级意识的获取,更多依靠的是自身在斗争过程中的经验,而不是靠事先就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或者靠自己的理论探索。这也决定了先进工人并不是进行理论宣传就能培养出来,是通过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筛选出来,“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西德等国家的先进工人都是哪些人呢?他们从事的是领导实际的罢工,组织工会中活跃的反对派,为群众的示威和斗争做准备以及与传统的官僚化了的组织保持距离。”[10]

在现实中,先进工人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阶层,历次运动乃至革命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由于经济形势,产业变迁,国家和资方的政策措施,工人运动内部分歧等因素,这些人在不同时期数量有所不同,分布地区有所不同,激进程度也有高有低,但只要还存在,就象征着无产阶级斗争传统并未断绝,随时有可能爆发激烈的斗争[11]。一旦先进工人被摧毁殆尽,无产阶级运动就等于是被打断脊梁,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会被整体打散,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恢复元气。从这个意义来说,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同样罪恶之处在于都将本国的先进工人阶层消灭掉,阻断了本国的无产阶级斗争传统,而这一恶果带来的影响仍未终止。

中国同样如此,上世纪20年代是中国工人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先进工人人才辈出的时期,涌现出林祥谦,徐阿梅,汪寿华等一大批工人领袖。后来虽然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斗争转入低潮,但传统仍未断绝,在抗战胜利后又走向了工人运动的高潮。在中共建政后,建立了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官僚工人国家,对一切有可能威胁官僚特权的自发工人活动进行了残酷打压[12]。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又是采取分批小资化的方法,无产阶级在小资的汪洋大海中成长极为缓慢,直到现在仍未形成为一个阶级[13]。工人流动性大,普遍没有自己的工会;先进工人人数稀少,并且其中大部分觉悟不高,缺乏持续性斗争意识与政治意识。某些人甚至与普通工人有一定隔阂[14]。这使得中国的工人斗争传统也被掐断,目前中国的先进工人阶层极其落后,甚至难以找出自己的代表人物,而当前左翼对这一阶层的重视程度又远远不够。

群众,就是普通工人。一般的无产阶级不可能长久地保持政治上的活跃状态,这是无产阶级本身的经济地位所决定。无产阶级必须不间断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自己及其家庭的生存。休息时间的娱乐活动的目的也在于更好地恢复自己的精力,以便投入下一阶段的工作。这决定了群众只能在运动高涨时期活跃,在运动低潮期又回归自己的生活,也就是群众的自发性程度有高有低。这并非群众不觉悟或者缺乏革命性,而是群众的正常状态。群众是潜在而非现实的革命主体,也是一个矛盾的主体,一方面处于资本主义社会里各种扭曲的关系之中,在这些关系里被异化与物化为一种非自我的存在,以及被整合进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受着各种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会爆发周期性的反抗。一般群众都是需要直接的行动来获取政治经验,进一步取得革命意识(并非所有行动都能取得革命意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能完成的目标就往往不会取得革命意识,但我们不能像无政府主义一样否认其过渡意义,否认其对革命意识的促进作用)。这使得对于群众的工作往往不是理论宣传,而是直接的鼓动。当然落实到每个人上,群众与先进工人、革命核心也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区分,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采取对策。

正是因为群众的这种特征,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错误派别。一种是机会主义者,对群众的一切都顶礼膜拜,群众支持的一切要求就是他们支持的一切要求,群众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丝毫不考虑应该带领群众,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这群人主要是工人官僚或者与工人官僚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只有无条件服从群众,挑群众爱听的话说,才能保住自己的选票,扩大自己的名声。另一种是宗派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革命的群众才是无产阶级,而日常的群众都不具备革命性,他们要不然是小资产阶级,要不然是已经被资产阶级消费文化洗脑而变得无可救药。这些人通常是阶级生活之外社会边缘人或者站在社会运动一旁观察事物的知识分子,运动是好是坏对他们都没什么影响,说话不用负责任,在实践上又往往因为极左路线无法实施而与机会主义者走到一起[15]

当前中国左翼中也经常有一种对工人的教条化理解,要么认为工人都是先进的,片面强调左翼青年要去工厂改造自己,洗掉自己身上的小资习气,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要么认为工人都是落后的,缺乏革命性,要由自己来灌输革命思想给工人。落实到实践中就是要么下工厂,但在见识到真实的无产阶级之后又变得灰心失望离开工厂,甚至就此理想幻灭,政治消沉。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之外对工人指手画脚,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嘲笑着工人自己不反抗,活该被剥削。这都是极其错误的倾向,我们应该尽力克服它,以免未来造成危害。

斯图加特·霍尔


对待群众中不同的思想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使得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对于其他阶级的文化“霸权”[16],无产阶级在平时同样也被主流的资产阶级文化所统治,在目前的表现主要是在无产阶级里盛行的各种心灵鸡汤成功学,消费主义文化以及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等。而很多左翼根据这种情况要么痛心疾首,要么将持这些思想的无产阶级打入反人民或者无知愚蠢之列。这对于消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精神统治,争取文化领导权毫无半点帮助,反而越来越成为自娱自乐的游戏,变成了一种亚文化与其他亚文化团体的竞争。一定要记住,对于群众的工作方法主要是鼓动,而不是用对其大谈自以为是正确的意识形态。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引起注意,那就是群众中存在的左翼亚文化现象。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各种左翼思想通过各路媒体广泛传播到群众之中。但对于群众而言,这只是大众传媒的副产品。大众传媒本身就是工作学习之余的娱乐,以用于放松身心,至于大众传媒里的内容,只是调节身心的不同形式。围绕着这不同的形式,又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亚文化团体,如足球、服装、电影、游戏、流行小说等兴趣圈子。左翼思想在这之中也形成了一种亚文化,成为了群众消遣娱乐的一种方式,根据这种娱乐方式又形成了不少的左翼亚文化团体。诚然,亚文化中也有着不少进步因素,它象征着一种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与魔幻式的矛盾解决方式,各种亚文化间此消彼长也反应了不同的群众情绪,不同的亚文化风格也有着不同的意义。不过亚文化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它不可能取代主流文化,甚至不可能取代其他亚文化。这是一种消极的抵抗,随时有可能被统治阶级与主流文化收编(当然在收编后,它能成为主流文化符号的一部分,比如格瓦拉,但这并不代表取代了主流文化)[17]。左翼亚文化总体来说并没有比其他亚文化太多的进步意义,如果把这作为革命文化更是异想天开,这只是群众的一种娱乐方式而已[18]。而要形成一种真正的革命文化,不能拿这种左翼亚文化去与其他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竞争,而要从各种亚文化仪式中发掘出其抵抗意义,引导其进入现实的社会运动,并把这些抵抗运动进行政治上的集中。关于集中制我们在后面探讨。

曼德尔用了一张图很明确地展示了这三种人不同的行为逻辑:

群众:→行动→经验→意识

先进工人:→经验→意识→行动

革命核心:→意识→行动→经验

在建设列宁主义的先锋党实践上,我们面临的第一步就是区分不同类型的人,对症下药做不同的工作。

二、自发性和自觉性

前面我们讲到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特性,革命核心象征自觉性,先进工人象征持久的较高自发性,群众象征有高有低的自发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将自发性与自觉性相结合,毕竟只有这种结合,才会有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我们详细谈谈自发性和自觉性间的辩证关系。

自发性,顾名思义也就是工人自己起来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罢工的报告,也在这其中看到了很多积极的工人。但是对于这一概念,很多人也存在着教条式的理解,好像时间一到,无产阶级自己就能起来斗争,先锋党的作用就是等无产阶级运动高潮时提出自以为正确的路线来取得无产阶级的支持,获得运动的领导权。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在阶级斗争过程里,从来不会存在天生掉馅饼的好事,就连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也能在其中发现各路政治派别的身影。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就算是最基本的自发斗争,无产阶级也需要基础的权利意识和法律知识,至少斗争的发起人有明确的斗争意识(即使没有革命意识)。而这种意识一开始有极大可能性是外部的政治势力所培养的。这些外部的工作持久而低调,平时看起来效果并不显著,但却带给了一些工人阶级意识的启蒙,促进了先进工人阶层的形成。我们平常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才是需要灌输给无产阶级,但实际上工人自发的阶级意识也是可以从外部灌输进去[19]。另一方面,在工人自发的斗争中,也会有各种各样外部势力的介入。先不论他们对于斗争本身所起的正面还是负面影响,首先要承认的是他们会起作用,也会影响部分工人,绝没有不受影响的纯粹的自发行动[20]

另外也需要指明的是,自发性也不能一概而论,存在着不同的自发性。纵观整个世界工人运动史,从一开始的卢德运动到强大的工联主义政党(如英国工党),工人运动总体来说是往更高级的组织化程度发展。列宁总结过俄国工人运动:“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21]也就是在自发性之中也存在着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自发性与自觉性不能对立起来,截然分开。自发性是自觉性的萌芽,较高级的自发性会为自觉性奠定基础。

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得到很多工人的支持,并不完全在于最终提出了正确的纲领。实际上在1912年至1913年时,布尔什维克就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先锋党了。这在于布尔什维克能在长期的自发性斗争中带领工人,影响工人,推动自发性往更高级发展。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相比,工人活动家的人数要更多,这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强大行动力的基础[22]

自发性的局限在于两点:第一是力量的分散性,也就是不能集中力量来打碎整个国家机器;第二是在自发的群众运动中没有一个彻底的科学的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

自觉性,也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人运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说在运动中,有很多工人或者带头的工人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就行。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区别也不在于是否有政治势力的参与,而在于“在‘自发’行动中,先锋因素的干预是没有组织的,偶然的,断断续续的和没有计划的(偶然间发生于这家工厂,那个地区或城市),而革命组织的存在则使得在‘自发’的群众斗争中先锋的因素有可能与运动协调一致,使之有计划,有意识的保持同步,不断地形成这一影响。”[23]也就是自觉的行动是将自发的行动汇集起来,并赋予其一个革命性的纲领。自觉性的行动本身就是自发性的行动与自觉性的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二月起义的士兵——身扛印有马克思主义口号的旗帜


很多人理解的自觉性,其实是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群众运动没有爆发之前,宗派主义的左翼小团体幻想着仅仅依靠捍卫自以为是正确的纲领就能不断得到群众的支持,这是许多团体分裂的原因。这就提出了问题,什么是正确的纲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纲领?具体的纲领制订并不是一篇文章就能谈明白的,它需要根据具体的环境,这里我们只能谈谈制订纲领的原则。

一个正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首先是一个原则与立场问题。在国际共运史和工人运动史里,出现过很多形形色色的派别,这并不是一个标签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无政府主义、拉萨尔主义、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等派别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分歧有一些是革命策略上的分歧,但最根本的是原则与立场的分歧。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还是背叛这一目标搞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阶级解放的事业之上?这是每个参与运动的人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其次,除了明显的原则立场分歧,这些派别中存在着革命策略的重大分歧。当然,这种分歧实际上是原则性分歧的表现形式,并不能截然分开,它们不仅存在于历史之中,也会永远贯穿于整个运动。一定的策略会导致一定的结果,虽然这个结果是由多种原因共同决定,正确的策略也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错误的策略必然会带来坏的结果。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就否认了唯物主义。这些分歧性策略会带来的结果已经经过科学的分析与总结而理论化,代表着我们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很多原则立场上已经背叛了阶级解放目标的派别有时候口头上仍然讲着共产主义,但其行为必然不会有共产主义的结果。如果不能理解其行为逻辑,那么就会被这些派别的外表所欺骗。

在运动里,我们绝对不可能避免这些分歧,那些幻想消除这些分歧的人要么站在运动之外丝毫不理解运动本身的逻辑,要么别有用心又组织一个属于自己个人的派别或者参加进组织纲领混乱的派别中,而这种派别绝没有可能完成阶级解放的任务。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学习整个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逃避学习的人不会是好的共产主义者。

有人说在争取群众之前,思想的分歧就已经暴露了,这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历史证明了恰恰是毛主义在原则立场上背叛了阶级解放的目标,导致了官僚专政。官僚集团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群众之上,最终又复辟了资本主义。行为策略上背叛了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导致了一次次的失败和残酷的党内斗争,成功建立了工人国家还是因为抛弃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进行了不断革命论的实践[24]

但是,仅仅明白历史上的分歧以及公式不足以制订出正确的面向现实的纲领。现实每天都在产生历史上没有过的新问题,一个好的纲领必须有着对现实全面深刻而系统的分析。没有这个,就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就不能争取最广大群众的支持。能否制订出好的纲领是检验一个组织是否是合格的先锋组织的重要标准。从运动史上来看,绝大多数形形色色的小团体最终都会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其实在这些小团体诞生之初就已经注定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制订出正确的纲领。一个纲领形成后,也会对历史上形成的各派别产生影响,会促进各派别的分化重组。一些在历史上有分歧的派别会因为支持同一个纲领而走到一起,另一些历史上有着共同渊源的派别会因为纲领的分歧而分道扬镳,这是很常见的事。一些当下的策略性分歧甚至会以理论化的形式永远存在,成为新的原则性分歧,历史上不少派别的形成就是如此。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淡化历史性分歧,相反历史性分歧更应该内化在纲领里,体现出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指导现实运动。

一些泛左翼认为我们应该淡化历史性分歧,以现实的纲领和各左翼进行重组,建立联合的左翼政党。但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策略,历史性分歧不仅仅是历史,同样也是现实。有着原则性分歧的政党强行合并在一起的结果只能是纲领混乱不堪,出现机会主义的妥协。

同样,只看重历史性分歧也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如果在现实问题有着共同观点,原则问题和重大策略问题上形成了一致意见,那么不管历史上有着何种分歧,在运动中都应该走到一起[25]。如果仅仅只注重历史标签而忽视实质内容,那么要么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小团体,要么只是个娱乐为主的左翼亚文化团体。

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的意义也在于此。现实不断提出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分歧与实践又形成了新的历史经验教训。列宁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教条,那么列宁主义根本就无法产生。一个新派别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关键在于是否坚持了基本的原则与立场,而不是对前人所说的一切都不假思索的接受。斯大林将列宁主义教条化的窍门就在于用死的列宁话语来取代列宁思考问题的方法,忽视列宁话语的具体历史环境。而在这个过程里,列宁主义的原则却被偷偷替换掉了。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说一个正确的纲领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上共同做到不犯错误,既能确保最终的方向,又能在当前吸引到起先进工人,但现实中有可能会出现某种偏差,这就出现了“广义的先锋党”的概念。一般我们所说的先锋党是指的列宁主义的先锋党,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纲领上的先锋党。它是在共产主义原则指导下,对当前问题有清晰的认识与解决方法,囊括了无产阶级中一部分先锋阶层而形成的党。然而现实往往却不尽人意,这样的党并不多见,无产阶级中的先锋阶层很多时候会聚集在一个非马克思主义或者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这个包含了无产阶级先锋阶层的党就叫“广义的先锋党”,这是先进工人和革命核心未能结合的结果[26]

解决了纲领的产生问题,就需要谈谈如何将纲领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也就是如何才能有一个自觉性的运动。幻想着仅仅依靠纲领就能取得群众支持,领导群众运动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表现,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差不多有两个途径可以进行结合:

一个是针对先进工人进行宣传,让先进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先进工人进入先锋组织。这不代表去向先进工人背诵马克思或者列宁的话语,而是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详细解答。列宁说:“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27]虽然列宁这段话是在讲为准备政治鼓动而进行的全面政治揭露,但通过这种揭露,详细说明资本主义的问题,展示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一种宣传工作。

目前,我们经常在一些工人群里看见各种政治宣传,但绝大多数都和真正的现实问题没有半点关系,更像是精神病人的自说自话。自由派喜欢造谣,老毛派喜欢怀念毛时代,都不对工人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解读。这种宣传只会惹人反感,吸引不到先进工人,更会疏远人。我们的宣传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宣传水平的高低也是检验一个先锋组织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

推翻临时政府——集会抗议人群走上街头


另一个是革命核心的成员自己成为先进工人。很多左翼在谈论着下厂、融工之类的话题(这里仅指想下厂的个体左青,而不是指作为路线的融工和下厂),但是却完全不知道下厂的目的,很多时候沦为一种作秀,好像自己进过工厂就高人一等。一些下厂左青搞事情的想法强烈,以为自己“英雄”般的斗争行为可以唤醒工人,盲目进行罢工等活动。一个左翼青年由于家庭背景,个人性格等因素,一开始对于工人生活很可能格格不入,对于工人思想也一无所知。如果想做先进工人,首先要学会先当一个好的工人,而不是抱着领导工人的想法去工人中镀金。托洛茨基针对学生如何参与工人运动论述道:“这个学生必须要体会到,他之来到工人运动中,是以学生资格,不是以教师资格。他必须学会把自己置于从属地位,必须去干人家要他干的事,不是去干他自己要干的事。至于工人运动方面呢,那一定要用最大的怀疑态度去看待他。一个年青的学生一定要‘循规蹈矩’首先干他三年、四年或者五年,而且要干极简单与极普通的党的工作,然后,当工人们对他有了信任,并且已十分确定他不是一个求职谋差的钻营主义者之后,他才能准许升迁,但是要升得慢,要升得很慢。当他以这样的方式做了工人运动以后,他这个学生身份才会被人忘记,社会性的差别才会消失。”[28]革命是一件清苦的工作,需要付出极大的牺牲。只有通过这种自我牺牲,才能得到工人的信任,才能在工人运动到来之时有资格领导运动,否则只是一种作秀,一种夸夸其谈,一种满足自己领袖欲的表演。

这并不是要求一个先锋组织的成员都应该去努力成为先进工人,事实上对于整个工人运动来说,这种方式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首先是因为一个先锋组织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是工人活动家,适合做工人活动家的人也并不多见。其次是因为这种方式培养出的工人活动家在整个工人先锋阶层中必然是少数,工人中会自发地产生出自己的先进分子,幻想工人阶级中大部分先进工人都是从自己组织中产生是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而不是活在现实世界。

这可以从当年韩国学生下厂的经验里看出来。目前很多左翼在讨论韩国学生下厂的经验教训,认为中国左翼学生应该学习当年的韩国学生,进厂参与工人运动,组织工人小组。但从当年韩国的经验来看,一方面坚持在工厂里长期做工作的人是少数,大部分学生最多干几年就会离开工厂,最后只剩下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工厂。另一方面,在韩国工运最高涨的1987年,全国各地蔓延的工人斗争也并不是在之前学生出身的工人活动家的主导之下,而是工人自发产生[29]。而韩国学生由于其松散性和理论水平的低下,并没有形成一个列宁主义的先锋组织,这也导致了在韩国工运浪潮到来之时未能有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先锋党把握时机促成革命形势。我们要牢记韩国的经验教训。

处理自发性与自觉性的问题是列宁当年提出先锋党理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今天要进行实践,也要正确理解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相互关系。

围攻冬宫——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向冬宫发起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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