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资料与我们的历史传统相结合方面，我非常反对像现在这样提“五帝时代”。“五帝”在历史学上都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就用到考古学上来了？现在社会上有“信古”倾向。祭黄帝，祭炎帝，找这个的陵墓在哪儿，那个的都城在哪儿，尽可能把他们讲成一个个具体、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学术上用“五帝时代”这种术语，危害性很大。

现在有些人不但不愿对自己的观点作修正，而且曲解出土文献，将其当作为自己观点服务的一个工具。最近有篇论文，将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相印证，他在不少地方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使用出土文献的。这跟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风气有关，你也不能完全怪个人。

“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其实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但在那时不是由于民间的土地兼并引起的。那时国家控制很多土地，成年男子如能成家立业，就可以从国家取得土地进行生产。但是贫家子弟没有足够的生活、生产资料，就无法成家立业。

学术界现在存在着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现象，能够不受外界不好的影响，实事求是做研究的人，恐怕比上个世纪30年代要少。就我的立场来看，讲信古的当然不够实事求是；反对的，包括《文史哲》“疑古与释古”专栏上面刊登的某些批评文章，也不一定完全做到实事求是。

我记得很清楚，我念谭其骧先生的古代史课程应该已经是在1953到1954年间，他在课堂上向我们推荐中国通史方面最好的参考书，就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当时还能介绍这样的书，你说后来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