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於淵

自由作者。

被击碎的互联网叙事,和中国年轻人的”新异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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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所有的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一样,罗萨也只是提供充满启发的批判,从未在书中提供解决方案,他只是认为,要么我们找到逃离加速的方式,要么我们会在巨大的生态或政治灾难中,被迫停下来。所以,也许阿多诺确实道出了真相,“在错误的生活中,没有正确的生活可言”。
2013年12月24日,员工于午餐时间在腾讯微信部门午休。摄:In Pictures Ltd./Corbin via Getty Images

(原发表于2021年1月)

拼多多像是接力跑选手一般,顺利地在舆论场上接了阿里巴巴被公众痛斥的一棒。

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所引发的舆论风波、监管惩罚和取消IPO还未完全停息,作为阿里新起劲敌的拼多多,就接连发生了女性员工加班猝死、官方虚假声明几易其词、男性员工跳楼自杀、员工因“极端言论”(在一款名为脉脉的求职软件上批评公司)而被强迫辞退、监控员工隐私、公关声明继续“硬刚”民愤等应接不暇的负面信息。

当然,同样值得注意的,拼多多的股价在员工猝死而短暂下跌后,又迅速上涨,目前是中国股价市值第四高的上市公司(前三位腾讯、阿里、美团),这是拼多多“硬刚”公众的底气所在,也证明在未来,现有处境不会改变。

1 不意外的公众狂怒

接连发生的丑闻,也不由得让人想起10年前的富士康N连跳。然而,拼多多引发众怒其来有自——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端传媒总结的年度中国互联网关键词,也包括了诸如后浪、小镇做题家、打工人、内卷等词汇,来形容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工作与社会心理状态。事实上,这是一组足以让人浮想连篇的矛盾词汇:

“后浪”成长在“一个精神抖擞的时代,一个仓廪足而兴礼仪的时代”,充满希望,无限可能;可是“小镇做题家”,却从三四线城市靠“做题”考入“985”高校,而又无法在大城市立足、生存、买房、成家立业、最后只能落魄回乡;“打工人”本来是指代那些“低人权优势”的中国特色农民工群体,而在2020的互联网自嘲中,迅速成为白领阶层、“预备役中产”年轻人的自我指称;“内卷”现象,则被人类学家项飙重新诠释为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社会竞争机制,退出既是不道德的,对于参与者(后浪、小镇做题家、打工人)来说,也是不甘心、不可能的。

在这样的关键词中,“后浪”是一次成功引爆话题的市场部宣传,却也引发剧烈的社会批评:只有那些家境殷实的中国孩子才可能成为后浪,脱离内卷,并且没有满腹牢骚;而其余的,则是困在系统里,参与白热化内卷的小镇做题家和打工人。

2020年底,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所引发的意外热潮也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这部讲述漂泊的年轻农民工在发型中找寻自由与自我的孤独电影,竟然引发为数甚巨的“白领”观众在其中找到共情。李一凡本人也感到惊讶,我曾问他如何理解这样的文化现象,他直言完全没想到,“都市白领”和他所讲述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压抑如此类似。而恰好,拼多多一系列的恶劣事件,将所有的压抑推向了狂怒。

“都市白领”、“预备役中产”当然不仅仅是科技公司、互联网从业者,但这一群体却被认为中国社会最有可能“跻身”这一序列的人群。而这也是奇怪的现象,在不远的几年前,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从业者,都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完美职业,它意味着高学历、高薪、财务自由、拥抱“新四大发明”、拥抱未来……一旦有幸跻身其中,便提前锁定了冉冉升起的都市白领席位。也是这短短几年间,这个群体的关键词,慢慢变为了996ICU和反讽的“修福报”,进而演变为全面“内卷”的“打工人”。

而拼多多发生的“猝死”、“跳楼死”、监控员工私密言论、不合理开除员工等丑闻,则可能超越了所有自嘲的“打工人”的底线。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叙事,被它们在狂飙突进中出现的巨大公共伦理败坏,突然击碎了。也因此,公众的狂怒并不意外。

2 被击碎的互联网叙事:从“新四大发明”到“垄断资本家”

互联网和科技公司从业者,肯定不是中国猝死最多、加班最多、遭遇不合理用工制度最多的人,我们不用在这一点上为他们抱怨更多。然而恰恰也因为如此,这一“白领”、“预备中产”群体的自我预期与定位,遭遇了现实的无情反讽——即便他们已经是14亿人中的佼佼者,劳工权益同样无法得到保障;与相对高薪相对应的,是健康的过度损耗和高度可替换性;无论是程序员,还是市场营销部门员工,所有工作都成为巨大链条中的几行代码,一次对齐、拉通,和流水线带给产线工人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并无二致。而丧失创造力的工作,也必然造成“意义”的缺失,用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 Hartmut Rosa )的术语,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和世界无法产生共鸣( Resonanz )”,“共鸣”在罗萨的论述中,就是“异化”的反面。

如果借用2020年底公众对“杀马特”的重新理解(而非污名化),那么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很多的可“共情”之处,如《革命的一天:与杀马特同行》一文中所指出的,杀马特所面临的都市工作环境问题包括:“不被关注;工作随时可替代;生活没有创造性;极度孤独,没有归属感;高压下的生活很多情绪无处发泄;努力工作也难以完成阶层的上升……”

而在此前数年,中国语境中的互联网和科技公司是创造力、自由和进步主义的象征。也许从来没人完整地总结过一套权威的中国互联网和科技公司“意识形态”,但主流媒体的叙事中,一系列新型创业家、企业家往往有着相似的、类似希腊罗马神话般的经典“原型故事”:

他们希望改变世界、轮番遭遇失败、随后屡次“XX豹变”、给社会带来了无数的高薪就业机会、继而创造了中国新的“四大发明”——这其中,既包含了和经典美国梦类似的个人奋斗叙事,也蕴含着硅谷最初兴起时所带来的反抗、创造、个性、自由和新世界叙事,同时还配合着“中国智造”(而不再是“山寨大国”)与中国崛起的国家主义叙事,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以之为奋斗模版。

我曾在北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该公司主要投那些早期互联网创业公司。还是在2016年,正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俗称“双创”)的热潮之时,中国自媒体常常戏称“北京任何一家咖啡馆都在谈论天使轮、A轮和互联网思维”,领导在一次部门会议中语出惊人,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说:“十余年前,改变社会的可能是《南方周末》,现在就是创业家,康有为和梁启超到了现在,不会办报,而是会创立互联网公司。”

不难理解这是VC的市场话术,但把“互联网企业家”比作康梁,这种思考“古人到现在会做什么的”的思维方式,一方面反映了该领导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也颇能反应当时的“主流”媒体叙事所创造的社会“共同想象”。而不久后,这位领导因为部门裁撤,也随即离开该公司。

当“双创”浪潮迅速成为泡沫后,进入“大厂”(大型互联网和科技公司)则成为高学历毕业生炙手可热的主流选项(另一主流选项是进入体制内,暂不在本文的谈论范围内)。我曾访谈的一个大型科技公司员工,她曾在政府海外部门、高校等工作五六年,海外双硕士学位,精通三国语言,我好奇她为何选择到中国科技公司从基层市场部职员做起,她直言,“我宁愿做风口上的猪,也不愿做井底的天鹅”(“风口上的猪”也是前些年火遍全网的企业家言论),“就想当一颗螺丝钉”。

另一位在国内Top互联网企业的前员工,回答为何从新闻媒体跳到互联网企业时的言论也令人玩味,“如果能继续做媒体,谁还想来干这个啊?”事实上,他的业务能力相当出色,只是时常觉得,这是一份不能放弃的“狗屎工种”( Bullshit Job ),因为中国媒体环境恶化、互联网公司能带来高薪和阶层跃升的机会、实现有可能在大都市贷款买房的“自由”、也能获得相对体面的社会身份认同。然而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恰恰和“打工人”自嘲的一样,他所“觉得”的,和“现实”的并不一致。当年过三十有余,便必须有所升迁,否则面临边缘化、淘汰、被“优化”,而此前他阴差阳错地失去了一次机会。现在他担心,自己可替换性高,熬夜能力不如年轻人,因此也陷入漫长焦虑。最近他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对未来如何走,则讳莫如深。这也许就是项飙所言的“不允许退出”,退出会让人羞于启齿,因为意味着“失败”,而这一种“原型故事”的叙事下,不允许失败。

上述案例中的几位,仍然对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价值观”有所共情,即便现实情况并不如他们所预期,“财务自由”可能遥遥无期、“创造性”荡然无存,其本人的阶层也未实现可见的跃升。但事实上,他们的心态,代表了信奉并加入这一叙事的大部分高教育水平的中国青年人。

如果客观看待,这一关于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叙事,本身逻辑漏洞百出,并且随着加入的人群越多,其收益边际效应从逻辑上也会加速递减,“内卷”现象因此愈趋严重——导致这一叙事,从“功能性”批判上,就会倾向于加速自我毁灭。然而,因为没有任何个体可以掌握、并理解全局的事实和真相,因此,人们通常只能依靠“叙事”,去理解和参与世界。而“叙事”,则往往同时包含了真相与谎言、自由与操控、主动与裹挟。于是加入其中的人群,便很难真正厘清这到底是自我选择,还是随波逐流。

近年来,随着这一叙事的逐渐幻灭,中国的互联网和科技公司,与美国的“五恶人”(Frightful Five),在“从受公众热捧,到受公众厌恶”,在时间维度上产生了同频共振。只不过,中国特色的特殊性又在此显露无疑。

如果说美国“五恶人”(Apple、Amazon、Google、Facebook、Microsoft)要面对的,是国会听证、欧盟GDPR、干预大选、信息茧房、对民主体制的损害等一系列具体议题,那么,中国的互联网和科技巨头要面临的,则是更加严重的根本性指控:

因为他们不仅是“垄断”的,更是万恶的“资本家”。

3 中国特色的企业难题:企业家精神、不谈政治到阶级斗争的幽灵

另一种叙事在中国年轻一代中的突然出现,可能有多种因素:中国年轻人的上升渠道逐渐被锁死(后浪VS小镇做题家);劳动法在许多互联网和科技公司被视若无物(大小周、996、没有加班费、随时待命、办公软件彻底控制员工生活和侵犯隐私);工作中毫无创造力,而只是成为巨大系统中的一环,“伟大成就”是公司的,个人毫无“共鸣”,丧失意义感;一线城市节节攀升的房价,让相对高薪失去意义……

但这都不能解释“万恶资本家”的重现。在B站上,一则马云的演讲视频,满屏弹幕都在痛斥马云为资本家,而“你工人爷爷来了”,成为了热门微博hashtag。不远的几年前,马云还是全中国人的“马爸爸”,现在则成了当代青年人口嗨的“孙子”。知乎上,大量评论从“人在美国,刚下飞机”、人均年薪百万的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风气,变成了充斥着熟练运用马列毛语录的反资本主义的高赞答案,并且直言,中国的政治和历史教科书不仅没有掩盖真相,其关于阶级、法律、国家本质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才揭示了现实的残酷真相。

知名微博用户@邓艾艾艾也曾发过一条微博,“这几年,知乎从‘自己不努力能怪谁’的社达光明顶都变成反资左人cos大展,感觉是大学生毕业进厂子接受劳动法再教育了”,该条微博被网友们欢乐而心酸地转发了近1300次。

在拼多多的连续劣迹以前,马云和阿里巴巴所面临的麻烦,就已经引发了轩然大波。其性质虽然颇为不同,但公众的怒火,同样指向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让年轻人背负巨额债务,和对其未来的掏空

马云一番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炮轰,不仅让蚂蚁金服的诸多员工丧失了财务自由的机会,自己也神隐数月,自己也神隐数月,一度被外界传言前途未卜,直到上周才在一次与乡村教师的网络会面中现身。针对阿里这类互联网巨头的新反垄断法,也已呼之欲出。中国自媒体更甚,屡屡把他和晚清胡雪岩相提并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调查组(而非中央调查组)进驻阿里,他所创办的湖畔大学面临的“东林党”指控,则再次被翻出舆论场,湖畔大学云南分校区还被自媒体“造谣”暂停建设。东林党、胡雪岩、资本家,每一个关键词,都指向一段残酷的历史,成为中国政经生态下的杀人寒刀。

事实上,据官方介绍,湖畔大学创立的宗旨,是培养中国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而重要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它对个体、社会、市场、国家、政治、经济的理解和想象是什么?马云并没有加以权威的阐释,只是讲了“企业家就是要有企业家的担当”。可这种担当,难道仅仅是给“打工人”提供996的“福报”吗?

但历史地看,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有其脉络,它同样可以和世界有某种结构的同频共振,大致可以归纳为国际共产主义失落、冷战结束后,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从曾经的龙头房企SOHO中国曾经的内部企业刊物《SOHO小报》上,即可看出其“企业家精神”相当重要的价值,秦晖、谢泳、何帆、何怀宏、马立诚、许纪霖、萧瀚、郭于华等重要的中国(保守)自由主义学者(中国政治话语,俗称“右派”)都曾在该刊物上谈论“安全感”、“合法性”、“左右之争”、戈尔巴乔夫、“昂纳克寓言”、“老左派思潮”、“从乡土中国到都市中国”,“中国现代化”……也对中国软实力是什么,中国“两会”应该关注什么,多有讨论,其代表的政治理想不言而喻。2010年,这一内部刊物宣布停刊时,还曾在互联网上引发轩然大波,甚至连文艺作家安妮宝贝都在其谢幕时发表致意,称其为“立意笃定的一本杂志”。

而到2013年,老一辈民营企业家柳传志在正和岛与企业家王瑛的争论,也引发了中国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柳传志)还是应该“谈论政治”(王瑛)的舆论热潮。但这场争论并不意味着开始,而是结束。王功权、任志强等人相继的遭遇已经给出了答案。而移动互联网之下的这十年,被塑造成改变世界的互联网和科技企业家们,几乎没有任何一人,有过公共性的表达(且不说政治性和社会性)。但如果企业家精神,只是柳传志所说的“在商言商”,新一代的互联网和科技巨头们可能并未失职,他们创造了远远胜过前人的商业巨头。

马云可能是其中唯一的异类,他曾是官方宠儿,出席各类国家活动,同时也喜欢发表各类引发争议的言论:比如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对六四的谈论,对2018年宣布退休引发政治猜测的自信回应,以及不久前的炮轰中国金融体系。只是这一次,退休的马云,终于面临了真正的泰山压顶。但是几乎没有企业家和公共媒体,敢于和乐于声援马云,除了官方的惩罚、新反垄断法的如箭在弦,舆论上,则充满了对“资本家”、996福报、以及马云从前各类“嘴炮”言论的讨伐,“阶级斗争”的幽灵,仿佛若隐若现。

但国家的发展方向,是否真的是想回到那个“工农阶级当家作主”的年代?前两年,声援深圳受难工友的大学生的残酷遭遇,或许可以作为现实的参考。因此,中国肯定不会回到那个年代,民间也许有“民营经济退场论”的叫魂阴影,但在各类官方文件和行动中,国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自上而下的主流价值。

但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十年前的多数大学生价值观,也许是SOHO小报的叙事;五年前的价值观,是互联网和科技创业的叙事;现在,则带着浓厚的阶级叙事倾向——在诸种不同叙事的选择与取向背后,有多少是来自“小镇做题家”和“打工人”的亲身心酸、现实绝望和阶层固化;有多少背后站着国家制造的阴影?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又到底是什么,是否沦为一具空壳;其背后站着的,是否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巨大投影?

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原型故事”,还是“企业家精神”,他们或许在最初,真的具有某种价值观的内涵:无论是科技进步主义,还是保守自由主义,有的老一辈企业家也真的向往一个更加自由、法治、公正的社会、并行动和付出过惨痛代价,新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也确实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但发展到如今,这样的叙事充满矛盾,且内核空洞——

财富自由和创造未来的叙事,真相是加入“996 ICU”,巨头们视劳动法如无物,“打工人”做着被异化、无法产生“共鸣”和意义感的工作,成为巨大体系中的螺丝钉;互联网思维下的企业发展模式,全面改变社会生活的同时,也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遭遇“衣食住行”的日常暴雷(“蛋壳租房”即为最近一例),并且加剧未来的风险(互联网金融所鼓吹的:预支未来,“美好生活”)。

而被指控的互联网和科技企业,在面对来自一般员工和民间的问题时,他们并不在乎,蒙眼狂奔,甚至像拼多多一样,屡次“硬刚”众怒,市值不跌反升;而一旦面对国家阴影下的“资本家”指控时,他们又会陡增殷鉴不远的历史恐惧。这也导致事实上,它们无需拥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价值观”,为国家强盛的加速发展服务,或许才是其本质。

而深度参与国家和企业发展的绝大部分“打工人”,无论是白领还是农民工,也事实上无法指望国家的救助,国家或许会惩罚巨头,但无意成为“打工人”的救世主。“打工人”身处不同的工种,拥有不同的消费生活水平,规划不同的、很难实现的人生,或许觉察到诸种叙事的自毁与破产,但又无法选择退出,纷纷困在系统内,没有光明的未来。

4 加速内卷还是退出竞争:在错误的生活中,没有正确的生活可言

我在某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工作时,遇到过一件让我愤愤不平的事。那是一个国内外多家公司的联合工作事务,当在某个周五深夜,我将层层工序下被审订好的文件发给欧洲同事时,欧洲同事颇有怨言,她直接电话过来告知我,“在欧洲,没有人会在周末工作的”。然后可能出于善意,她给我解释了诸多欧洲人的周末生活和游玩习惯——而这更令我愤然不平,周六在家处理工作事务,对中国员工人来说是太正常的事情。凭什么在同一家公司,本国人要低人一等?

所以,当我在阅读哈特穆特·罗萨( Hartmut Rosa )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和《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两书时,对他所论述的“加速社会”、“异化与共鸣”,一面感到所言极是,一面又觉得他身处欧洲——许多中国人眼中的“福利养懒汉”的社会——心理不免太过脆弱,如果他知道中国当下的流行语“打工人”、“内卷”、“小镇做题家”,知道中国互联网和科技公司所发生的惊人丑闻,不知会作何感想,又将如何论述。

罗萨的观点是,在现代社会中,竞争原则支配了现代生活所有领域的分配,社会竞争的逻辑是,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以维持竞争力;而维持竞争力,不是人们自主规划人生的手段而已,而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唯一目的。(《新异化的诞生》第一章第2节)

因此,在这样的剧烈变革中,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就成了“一个只有通过加速才能维持自身稳定的系统”,而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人来说,则是“我们要跑得尽可能的快,才能留在原地”。(同上)不同哲学家/社会学家对“异化”的论述颇有不同,罗萨的论述则是,“异化的概念主要是为了描述一种境况,我们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生活,即使我们能’自由’的选择如何为自己而生活,也没有明显地受到外部力量的压迫。我们感觉到被强迫着跟上现代生活的脚步,尽管这样生活方式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林云柯:“快速”还是“加速”?——“加速批判理论”作为视野》)

而这样“新异化”的高度竞争社会,几乎完全符合四种人们对极权主义的判定标准:对主体的意志与行动施加压力;人们无处可逃,所有主体必然会受其影响;它无所不在,影响力不局限在社会生活单个或几个领域;人们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对抗它。(《新异化的诞生》第三章第12节)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不可能和所身处的世界有“共鸣”可言,“共鸣”是指人和世界彼此相互回应的关系,在共鸣的关系中,人和世界用各自的方式与对方进行呼应,并且两者始终保持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据和支配。共鸣关系让人身处世界,不被世界抛弃,也不用退出世界——而那个全面支配着自己、冷漠地毫不顾忌自己、静默不语地不理会自己的人和世界的关系,则是“异化”的关系。

可是罗萨毕竟不生活在中国,也并不理解中国“打工人”的“内卷”现象,远远超过了他所论述的“加速社会”。毕竟,在他的著作和访谈中,都还在不停用“电子邮件的发明反而让人们更忙碌”来举例说明。如果他是个中国人,应该知道我们拥有无时无刻在线的钉钉、飞书、企业微信等一系列更加速的办公软件,随时宰制着中国“打工人”,而那些绕过苹果App Store隐私审核机制的内部办公软件,则更可以无时无刻窥探员工的私人行为。罗萨还在书中谈论加速社会对民主制度的影响,似乎满足了极权社会的特征,而在中国这无需更多谈论,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随时高悬着巨大的国家投影。

在这样更甚的加速内卷中,中国的“小镇做题家”和“打工人”们,即便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主流叙事被现实不断击碎,仍然会倾向于加入其中,无法逃离,更谈不上任何意义上与公司或世界的“共鸣”。偷偷摸摸、小心紧张地上班“摸鱼”,也许是身处其中唯一的“反抗”,而事实上,这是西西弗斯意义上的“想象自己是快乐的”,远远没有成为加缪所论述的“反抗者”。

那么,一走了之,退出这场竞争,是否可行?从个体的意义上来说,这也许是可行的。然而同时,数量极少的个体退出,没有任何意义,系统是自行加速运转的。项飙为《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力》(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一书所撰写的导读中,最后写道,一部分年轻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要想象新的生活方式,他们要敢于在“在不占有(房产)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扬地过好每一天,也许会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革命。向成长中的勇敢的’我革命’者致敬。”

如果延伸到他关于“内卷”的访谈,那便是,年轻人要敢于在“不内卷”的前提下,过好每一天,也许会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革命。然而问题在于,“我革命”不会对互联网和科技公司造成有意义的影响(连猝死、自杀都不会),国家要高速发展的巨大投影,也不会因为“我革命”者的逃离而消失。那些“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打工人”,也许会在“把自己作为工具”的人生中,将《把自己作为方法》视作加速“内卷”生活中的高级安慰品,但不会把“我革命”当成真正严肃的人生考虑,因为那要付出的现实与心理代价,也许实在太昂贵了。

当然,如同所有的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一样,罗萨也只是提供充满启发的批判,从未在书中提供解决方案,他只是认为,要么我们找到逃离加速的方式,要么我们会在巨大的生态或政治灾难中,被迫停下来。所以,也许阿多诺确实道出了真相,“在错误的生活中,没有正确的生活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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