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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禹妹

禹妹是位男生,安安静静的,脾气又温和,特别好商量事儿,我们就叫他禹妹。禹妹去世已经四年了,那时他29岁。

四年前,我刚刚从北京搬到广州。临近端午,在租住的临江的寓所内能听到龙舟演练的锣鼓声,那天早上我正准备出门带着小朋友去看看热闹,就接到了峰兄的电话,他听上去应该是哭过了,说:“刘禹走了。”之后的三年,每次听到喧天的锣鼓,我就知道禹妹的忌日快到了。直到今年我搬家了。

禹妹是猝死,生前一个人居住在他上海的公寓里。他的职业是一名建筑师,说来也蹊跷,那一年有好几位建筑师猝死,其中有几位还是在工作岗位上。禹妹生前患有抑郁症,我是后来听说的。想起在他去世之前半年,我跟峰兄约饭的时候,他给我展示不久前给禹妹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禹妹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特别特别特别空洞,看了让我有点揪心,峰兄说:“你看看,他太瘦了,特别没有精神。他说自己太累了,想干完这一波出去玩一玩,休息一下。还养了7、8只猫,也不知道是要干嘛。听然姐(然姐曾经跟禹妹合租过一阵子)说,他每天早上不吃饭就先站在阳台上抽一根烟,你说这…”峰兄的口气既是心疼他,也是生气他太糟践自己的身体。但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抑郁症的认识都太浅淡了,根本没往那个方向想。后来我在一条友圈里,有一个朋友提到他每天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抽一根烟,边抽边跟自己说:再活一天,再活一天吧。我看到之后,觉得一下子就懂了禹妹。

我跟禹妹相对长且密切的交往应该是2012年秋天,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在云南调研原始村落,每天要不是颠簸在盘山公里上,要不就是在山坳坳里测绘古村和民居。13年禹妹一个人又去云南翁丁村呆了月余,测绘成果就是他的毕业论文。他做事扎实认真,任劳任怨,寡言重行。我是很钦佩他的。

毕业之后,禹妹听从父母的安排去了上海某民营建筑设计大院。我没有具体了解过禹妹的工作内容,但听峰兄说他主要还是画施工图,工资5000加,因着房子是父母买下的,所以自己养活自己不成问题,倒是他的那些猫花销不少,拮据的时候还跟峰兄借过钱。他跟峰兄还有其他几个同学有一个微信群,大家都是刚毕业没几年,白日被磋磨,晚上在群里发泄抱怨两句,直到有一天禹妹没有出声儿…

跟很多毕业之后在行业一线工作的同学不一样,我没有从事建筑设计,而是选择了建筑类媒体,对其他同学的从业状态,只有一些旁观。禹妹出事儿之后,尽管我知道禹妹有他自身的问题,也还是对建筑设计行业的恶劣生态生出相当多的不忿和厌恶,认为那种对创造力的压抑和对身体力的压榨,以及这些都换不来一份能支撑生活——不仅仅是生存——的薪酬,是夺取他生命的一部分原因。

前两天听了周榕老师和几位建筑师关于行业内代际问题的对谈,其中几位年轻的建筑师很想讨论行业现状的问题,未果。未果不代表不值得被讨论,甚至更加暴露出这场对话中的掌权者“何不食肉糜”式的不能体认。他们还在安兰德80年前的作品《源头》的语境里,讨论建筑师应当以本我中心论为本,来赢得所谓的尊重。这一点看看几位前中浪的嘉宾代表就知道:60代朱小地、70代马岩松、80代王硕,但话说回来,生于某一代就能成为代际代表吗?马岩松生于70年代,那生于70年代的建筑师都挣着马一样多的钱,拿着跟马一样多的项目,活成马一样的样子,赢得了马享有的那种尊重了吗?为什么不去调查一下,60、70、80、90年代建筑师薪酬的中位数,然后看看这些数字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让拿着对应薪酬的建筑师们来聊聊代际问题呢?这场对谈只说明,精英主义已经在建筑行业中行成了结构性歧视,天经地义到不易察觉,但问题是,行业已经恶化到了连新生代精英——93年的李乐,当年浙江省的理科状元——都难以存活的地步。在恶劣的从业环境中独善其身的人,有没有为规范行业出过力?既得利益者的袖手旁观是不是一种过错?又或者这只是一种社会达尔文式的进化,行业在经历自我调节的阵痛,在至暗时刻中排挤掉哪怕优秀且依然势单力薄的个体本就无可厚非?

我不知道,只知道每每想到禹妹,我还是有落泪的冲动。

只盼望,为理想奋斗者终有得偿所愿的一天;为生活所迫者也能实现肉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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