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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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瓜的血脉使然

美国革命的爆发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吗?

2020年的普利策评论奖颁给了《纽约时报》的妮可尔·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她获奖作品的题目相当之长,名为《美国建国时的民主构想不是真正的民主,正是因为非裔美国人的争取才使之成为现实》。这篇文章是纽约时报于2019年8月推出的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这一系列被称为“1619项目”),自称“旨在通过将奴隶制的后果和美国黑人的贡献置于美国国家叙事的中心,重新构建美国的历史”。在文中,汉娜-琼斯毫不客气,直接说道: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理想和谎言之上的国家。我们于1776年7月4日通过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但起草这些文字的白人并不相信这些文字对他们中间成千上万的黑人是正确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并不完全适用于五分之一的国民。”“在我们的建国神话中,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一些殖民者决定宣布脱离英国独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想保护奴隶制制度。(汉娜-琼斯认为当时的英国有了废奴的打算,导致殖民者先下手为强)。”

可想而知,如此言辞直接引发了相当多美国人的愤慨与抨击,时任美国总统的川普更直接下令,凡以1619项目进行教学的学校,均不得获得联邦资助。如果说这样的反应还可以归于党争的话,在2019年12月,四个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如肖恩 · 韦伦茨( Sean Wilentz)和戈登·伍德,写了一封公开信,对这篇文章表达了强烈的保留意见。

肖恩 · 韦伦茨来年1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事关事实》(A Matter of Facts),说道:“我们在信中赞扬了该项目的明确目标,即提高公众对奴隶制在我们历史上的核心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但)任何为促进社会正义而教育公众的努力都不能免除对基本事实的尊重。……教育孩子们,美国革命的部分目的是为了确保奴隶制的安全,这不仅会让他们对美国革命的意义产生根本性的误解,而且会让他们误解美国自建国以来所坚持和坚持的立场。”

一篇历史文章引发如此强烈反应,当然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在讲历史。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1619计划与其批评者之间的冲突,代表了对美国历史/社会轨迹看法的根本分歧——美国是作为奴隶制国家建立的吗? 当前的种族不平等是奴隶制的自然产物吗?美国是一个进步国家吗?汉娜-琼斯的回答无疑要黑暗的多。所以有人指出,她文中最激进的部分并不是其论点——奴隶制的遗产继续影响着美国的制度,而是作者的悲观主义,而这种悲观主义预示着某种压迫与对立的超稳定结构。此外,按照1619项目的说法,自英国人开辟美洲殖民地起,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就是一部压迫史和斗争史——黑人在奴隶制、种族隔离及其他种族压迫下努力求存是美国历史的中心议题。那么,黑人就将是美国历史舞台的主角。这就引出了一个相当有争议性的问题——美国历史属于谁?

这种历史观之争,当然跟现实息息相关。在美国文化战争与认同政治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就成为至理名言。美国黑人及支持者希望能够通过对历史的重新界定凸显其遭受的现实不公,而一部分1619项目的反对者(右翼白人)则认为这是在曲解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他们深深感到自己的文化与历史认同正在遭受主流自由派谢罪史观的侵蚀,感觉自己是“祖国中的异乡人”,自己的土地在被侵占。双方都各含怨恨,在这种怨恨政治中,双方争夺的不仅仅是资源(即绝对获得),也是地位(即相对获得)。而谁能掌握历史的叙述,自然就有较高的地位。但地位竞争通常是无法妥协、交易的,这正是双方如此紧张的缘故。

这个争斗并非新现象,而是“老争斗,新一轮”(old fight, new round)。早在老布什当政期间,共和党人就已经在抨击新的历史教育给人一种“无情又黑暗”的印象。当时,右翼电台节目支持人拉什·林博在节目中疾呼,那些负责制定国家历史标准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在处心积虑的向美国年轻人灌输“我们的国家天生邪恶”的观念,许多议员谴责这是叛国和对西方文明的攻击。2004年,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是如此的焦虑,就此问题写下了一本新书《我们是谁?》。他在书中警告说,那些“解构主义的计划”是以牺牲国家共同历史记忆(从而损害民族团结)为代价,才换来某些群体历史地位的提高。



不管政治上的理由各是什么,是非曲直还是要回到事实层面——“美国革命的爆发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吗?”

在过去,主流的美国革命史研究关注的对象就是冲突双方——北美的革命者与英国。或者如伯纳德·贝林探讨了美国革命思想的起源(《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或者如杰克•格林研究是英帝国的宪法争议(《美国革命的宪法根源》),或者如罗伯特·图克和大卫·汉德瑞克森介绍英帝国统治阶层的北美对策(《大英第一帝国的衰落》),或者如戈登·伍德关注共和主义的由来与发展(《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直到最近,革命中的边缘人物才进入到大家的眼帘——马娅·亚桑诺夫(Maya Jasanoff)写出了《自由的流亡者》一书,探究效忠派(站在英国一方的殖民地人)在革命后的遭遇。西蒙·沙玛写出了《风雨横渡 : 英国、奴隶和美国革命》,讲述跟随英国而战的黑人奴隶的故事。

在这里,我们看看沙玛怎么说。

他首先指出,“将非洲人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更有可能是君主立宪制的英国,而非美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制国家。”这是因为当独立战争打响后,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总督开始执行一条战时政策,宣布给背叛自己的主人投向英方为其效力的黑人奴隶以自由之身。因此,在许多美国黑人奴隶眼中,国王是敌人的敌人,是他们的朋友、解放者和捍卫者。

在革命战争期间,确实有成千上万被奴役的非洲人将英国视为他们的拯救者,甘冒生命危险奔赴前线。1775 年 12 月,隆德·华盛顿(Lund Washington)在给远房堂兄乔治·华盛顿(时任大陆军总司令)写信时就曾说,黑人和契约劳工正在飞速逃离华盛顿家的庄园,“要是他们觉得自己有机会逃跑,就没有一个会不愿意离开我们……自由的滋味太甜了”(第15页)。托马斯·杰斐逊认为,至少有三万奴隶逃离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企图投奔英军。在 十九世纪中期,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估算认为,南卡罗来纳三分之二的奴隶都逃跑了 。总的算下来,独立战争期间逃离种植园的奴隶约有八万到十万人(请考虑到当时的总黑奴人数在五十万人左右)。

沙玛特别提到《爱国者》这部电影,称其只是一个幻想。在这部电影里面,梅尔·吉布森扮演了南卡罗来纳一位组织游击队对抗英军的美国种植园主(这个人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名叫弗朗西斯·马里恩,绰号“沼泽狐狸”)。在电影中,有一位黑人被其主人派入美军游击队服役,并最终为革命理想而与马里恩并肩英勇奋战。在历史上,这大概完全不可能,因为当时的北美南方诸州都坚决反对武装黑人奴隶。事实倒是相反的,史料显示,马里恩的一个黑奴很有可能加入了英军,来攻打自己的前主人。

美国黑人将英国视为解放者的历史认知一直延续下去。在十九世纪中叶,著名的美国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到英国进行巡回演讲,批判美国奴隶制度的邪恶时,就直接称呼英国人为解放者。在 1852 年,他又在独立纪念日的演讲中自问道:“7月 4 日国庆日对奴隶有何意义?”然后自答:“你们崇高无比的独立,仅仅揭示了我们之间无法估量的距离……你们可以欢庆,但我必须哀悼。”(第13页)

除了描述黑人对美国革命的态度,沙玛还提到了革命者自己对奴隶制的看法。已经有一些革命者“意识到了自由的说辞同蓄奴的现实之间那种令人难堪的差异”。约翰·亚当斯(美国独立的领袖,第二任美国总统)的妻子阿尔盖尔反思到:“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极其不公的制度……我们自己正在奋力争取的东西,正是我们日日从别人身上剥夺、掳掠的东西,可这些人同我们一样,完全有权利享受自由”。(第23页)

那怎么应对这种差异呢?有的革命者主张废除奴隶制,但这很显然并不是那个时期的思想主流(因为面对敌人的攻击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人眼中无异于投降,也会引起南北方的内斗),更多的人是想办法为现状辩护。本杰明·富兰克林其实很讨厌奴隶制度,他曾向友人说道,他自己其实很不赞成这种邪恶的人口贩卖,巴不得它赶快终结。但是1770年,他正在伦敦担任宾夕法尼亚诸英国代理人,面对英国人对北美奴隶制的批评,他反唇相讥:英国人也压迫自己的下等阶层,跟北美各殖民地的奴隶制除了名义不同之外,实质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当有人批评到奴隶主对奴隶的非人道待遇时,他辩护道:“或许你会认为,黑人性情温和、易于管教……有些黑人确实是这样。但大部分黑人都诡计多端,内心黑暗、阴沉、恶毒,报复心重,残忍至极。”(第21页)

那么,美国革命是对英国废奴主张的直接反应吗?沙玛认为这样的联系是存在的。“让爱国者最焦虑不安的噩梦是,英国人真去煽动黑人造反,借此来威胁他们。”(第26页)在革命爆发前,英国人确实也想过打“黑鬼”牌,来吓唬一下日渐不逊的殖民地人民。不管英国是否真有这个心思、举措,在奴隶主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充分的证明王国的父爱主义已经转变为粗暴的专制统治”。有些奴隶主开始担心,英国式自由的迷人妄想已经蛊惑了黑奴。当萨默塞特案(英国法庭在此案中做出裁决,释放了被带到英国的奴隶)的消息传到北美,一时间各种阴谋论盛行。在南卡罗莱纳,一位自由黑人因为莫须有的武装暴动指控被送上了绞架。纽约市干脆禁止黑人在晚上集会。

当莱克星顿枪声打响,弗吉尼亚的英国总督邓莫尔下令解放奴隶,以便威慑叛军。沙玛用如下的言语描写了邓莫尔这一举动的后果:

“无数白人,尤其是弗吉尼亚边远地区那些向来忠于王国的白人,之前一直都不太愿意追随那些鲁莽的爱国者领袖,但在得知英国军队要解放他们的奴隶,还要给这些奴隶武器,并且鼓励他们反抗自己的主人后,许多人开始相信,或许激进的爱国者是对的,英国政府能撕毁文明社会的‘契约’(华盛顿语),或许也能干出其他邪恶之事。可以不夸张地说,1775 年夏秋,围绕着这个严重又可怕的问题,南方的革命形势开始明朗起来。不管爱国者演说家和记者所谓的‘权利’和‘自由’有多么振奋人心,对于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的大部分农场主、商人、居民而言(大部分人都拥有一到五个黑奴),一场全面的战争和独立运动,已经从意识形态说辞变成了社会需要。他们的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动员起来保护奴隶制。重要的南卡罗来纳爱国者爱德华·拉特利奇说得很对,‘比起其他任何能想到的权宜措施’,英国这种武装奴隶的策略‘反而实质上导致了大不列颠同殖民地的永久性分裂’。”(第82页)

好,回到那个问题——美国革命的爆发同奴隶制相关吗?沙玛的回答有效吗?

我个人的看法是:是,也不是。

是,是因为沙玛确实说明了两件事,一是确实有一部分北美殖民地人(尤其是南方人)之所以加入革命,寻求独立,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英国对奴隶制的威胁(不管是不是真有这回事);二是革命者本身并不是没有道德污点的。一位英国废奴主义者,托马斯·戴伊(Thomas Day),的如下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自然界有什么东西着实可笑的话,那就非美利坚的爱国者莫属了。他一只手签什么独立宣言,另一只手却挥舞着鞭子驱赶他那些惊恐万状的奴隶。”

不是,是因为沙玛的描述最多只能说明美国革命与奴隶制之间存在一定相关,而不能说明美国革命的爆发就是为了保护奴隶制度,甚至不能证明美国革命的部分目的和原因在于此。

首先是时间上对不上。北美十三殖民地同母国发生龃龉是从1763年开始的,而无论是汉娜-琼斯还是沙玛,都只能将英美之间围绕奴隶问题发生的争吵追溯到1772年左右。根据一般逻辑,在后者不可能是在前者的原因。

其次,如果说北美人自己可能会掩饰自己反抗英国的缘由(保护奴隶制),那么英国人肯定不会。但是从英国人当时的叙事中,也是没有这个痕迹的——无论是英国的历届首相,还是英王乔治三世,在论及北美的反叛缘由时,无一词一字提到了奴隶制。拿乔治三世来说,他首先认为北美跟英国的争执是出于税收和贸易问题,后来则认为是一小撮人藏在事态后面兴风作浪,想要颠覆正当的权威等级与帝国秩序。当时,凡北美发生冲突,王室政府首先望向的地方并不是南方那些蓄奴殖民地,而是马萨诸塞殖民地和波士顿市,认为这是反抗之都(英军总司令盖奇就驻节在波士顿市),而马萨诸塞恰恰位于美国北方,并不以蓄奴闻名。在这里,比较残酷的一件事是,黑人奴隶作为当时社会中的边缘人物,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是没留意的。

到后来,英国人强调北美的奴隶制问题,其实是怒气上头后的意气之争,占口头便宜,并不是真要解放北美奴隶。比如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是当时著名的英国知识分子(顺便说一下,“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庇护所”就是他的名言)。在1775年的《税收并非暴政》(Taxation No Tyranny)一文中,他轻蔑的攻击了英国亲美政治家柏克在议会发表的和解建议(有一阵子他告诉他自己的传记作者兼友人,每次他看到柏克就会气血上涌不能自己)。他认为,在帝国内,北美这种搞法是酿造一种“统治者无权威,臣民无服从”的体制,压根行不通。在文章的最后,他痛斥美洲人的虚伪:“我们何曾听见黑人奴工渴望自由时声彻云霄的哀号。”从前后行文逻辑来看,他很显然是在说,还是要讲秩序,讲等级,否则就是虚伪,而不是反过来论证应该废奴。

美国革命的爆发其实有多种成因。比方说,十八世纪英国正在经历的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凸显了“(英国)革命后遗症”,让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政治逐渐丧失信心。直到1775年,殖民地人士都确定自己在处于一场由政治和社会腐败引发的宪法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心态极大的影响了他们对英国诸项殖民地政策的判断;又比方说,英帝国的政治结构有严重缺陷,这种有缺陷的政治结构在危机期不但无法起到稳定作用,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北美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某种恶性循环。再比方说,英国在诸殖民地的人事政策不当,从而激起了殖民地中层精英的不满。等等。老实说,跟这些诱因比起来,英美在奴隶制问题上起的争端其实只是美国革命快要水到渠成时的伴生问题,在此之前,革命的政治动员早已完成。

所以,我觉得得出如下的判断是比较合理的:美国革命的爆发过程中,奴隶制逐渐成为了一个边缘性的争议焦点,但是奴隶问题本身并不是美国革命的起因。


行文至最后,我还想顺便讲讲中国对美国革命的认知。在过去,官方看美国革命,主要讲它是一次民族解放,有比较正面的描述。原因有二:这符合当时反帝国主义叙事的需要,也受到了辉格传统史学影响。到了现在,多多少少就出现了一些杂音,有人说美国革命其实是法国人在后面操纵,以报复英国。当革命时期奴隶制问题映入我们眼帘时,又有人说这就是一群奴隶主想要保卫奴隶制,所以故意分裂国家。

说老实话,这两种叙事都有问题,前者过分拔高,后者过分庸俗,倒是跟中国在造反问题上的传统智慧非常吻合——一个叫“官逼民反”,另外一个是“刁民作乱”。要为自己“下克上”寻找合法性的时候,选择前者,要指责别人作为的时候,那自然就是后者。所以说,如果说美国的左右两翼是在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选择性的观察历史,其实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

注:本文已发表于《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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