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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行动者年度报告（2020年）》

2021 年 3 月 29 日（编辑过）

2020年对于中国青年行动者来说，可以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在公民行动空间持续缩小的情况下，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会危机，激发了青年行动者自救与救助其他群体的行动。疫情初期混乱状态下管制相对宽松的环境，使青年行动者得到了一定的组织和行动空间。虽然官方很快收紧了民间自主行动的空间，并且对一些行动者进行了骚扰以及治罪，但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青年行动者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这是否会帮助青年行动者更好地成长？

报告简介

2020年对于中国的青年行动者来说，可以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在公民行动空间持续缩小的情况下，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会危机，激发了青年行动者自救与救助其他群体的行动。疫情初期混乱状态下管制相对宽松的环境，使青年行动者得到了一定的组织和行动空间。在不同领域的行动者融合了线上和线下的组织，向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了信息服务、医疗救助、物资援助、心理咨询以及陪伴等支持。虽然官方很快就收紧了民间自主行动的空间，并且对一些行动者进行了骚扰以及治罪，但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青年行动者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这是否会帮助青年行动者更好地成长？他们会如何继续探索新的行动模式和理念？又如何在持续高压的环境下发展？

本报告基于对长期趋势的分析，针对青年行动者在2020年行动的特点进行探讨。报告按照群体的不同分为四个部分：1）青年劳工行动者，2）青年女权行动者，3）青年身心受障行动者，4）青年同志行动者。[1] 这四个群体的行动者，除了有一定代表性外，也属于相对较活跃的青年行动者。每个部分均由经验丰富的行动者撰写，会围绕行动者群体的构成、行动和组织模式、政治管控与压制，以及对运动困境的反思与未来出路等问题进行讨论。此外，我们还特别收录了一篇疫情下青年行动者的概括性分析。基于报告中的描述和分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特征：

行动者群体的构成

青年行动者家庭背景多元，既有来自城市的中产家庭，亦有来自农村的普通家庭。但共同点是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通常在大学期间对社会议题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参与。我们注意到在疫情期间，踊跃出一批年轻的行动者，其中不仅有在校大学生，甚至出现了高中生组织和参与的群组。虽然行动者仍主要处于北京和广州等一线城市，但打压使一些领域的行动者分散在二三线城市，以避免骚扰并且寻找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域的政治文化和运动条件，相应会带来一些理念和方式的不同。对于劳工行动者来说，南方行动者往往通过与劳工NGO等团体的联系，很早便直接介入劳工议题；而北方行动者，较多数是成长在以理论学习为主的校园社团中，相对来说直接参与经验少一些。但不管在哪个领域和地方，行动者普遍指出自我感到的边缘性: 一方面边缘身份来自于性少数认同或者家庭背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关注的议题和行动者社会地位持续被边缘化。稍有不同的是身心受障行动者，虽然仍遭受日常中的种种歧视，但与此同时他们在主流社会的观念中被视为奋发向上的楷模，因此会受到更多的认可。

行动和组织模式

近年来官方的打压导致公民社会组织被迫转型或者解散，但这也使青年行动者不得不依靠网络进行信息传播和组织工作。不过在疫情之下，这反而成为了青年行动者的一个优势，他们熟悉线上行动的方式，很快便开展了线上社群连结和动员。对于青年女权行动者来说，随着主流舆论对于性别议题的兴趣上升，ta们会利用事件或话题的热度，对事件当中的责任方进行问责，进而引入更多人参与到运动中。这样的方式，使行动者很快便将抗疫期间出现的性别权利问题纳入社会讨论中。同样，青年劳工行动者也很快自发形成了线上团体，发起“延迟返工控制疫情”行动，向官方提出“延长休假推迟复工”的诉求，以此减缓病毒在工人中的扩散。高中生、大学生以及白领，组成了志愿团队关注环卫工防护健康；亦有青年行动者团体关注受疫情影响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青年同志行动者对疫情之下社群的问题（例如药物缺乏和家庭矛盾），也进行了紧急动员和回应。此外，身心受障行动者也在过去的一年重点推进了资讯平权和高等教育平权。我们看到，一个长期的趋势是不同领域行动者的议题有了越来越多的重合和合作。例如，许多校园同志小组同时也是校园内女权议题的推动者，以及身心受障行动者开始探索与性别和老年人的议题交叉。

政治管控与压制

青年行动者普遍面临着多层政治和经济上的压力，处境未有明显的好转。2018年佳士事件后的持续高压，对青年行动者所在的组织与网络造成了重大的破坏；同时，对大学学生社团和实践的控制，也使培养未来青年行动者变得更加困难。刚刚获得一些个人自由的行动者，其生活和工作仍处于密切监控之中，因而难以重新投入到运动中。2020年延续了过去两年的趋势，尤其是言论自由更加紧缩，行动者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官方舆论持续进行污名化，运动者彼此之间的连结受到影响，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状况也出现危机。有些领域，此前官方对于活动的支持或默许也被收回，例如已经连续举办十二年的“上海骄傲节”在2020年被迫终止所有活动。相比起其他领域，身心受障还未被化为“敏感”议题，官方比较容忍此议题的讨论，行动者便利用这个空间以温和的方式在线上进行权利意识普及、经验分享、网络声援。但整体来说，机构和个人行动者在过去一年都在夹缝中生存，并且做各种新的尝试。例如青年劳工行动者，开始更多关注服务业以及白领群体，倡导和实践白领群体间的合作社建设，组织关于“社畜”、“打工人”等议题的文化讨论。

对运动困境的反思与未来出路

社会运动持续处在困境之中，迫使青年行动者去寻找对运动的新的想象。青年劳工行动者在反思劳工机构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临时劳资危机的介入，而对于工人在工作场所的日常权力压迫缺乏行动干预，这导致了工人群体长期赋能培育的薄弱，因而应该更多加强对工人群体更直接的实践性认知和日常组织实践。青年女权行动者认为，不管打压多么严重，因为女权议题的关注度在持续提高，关注人群在扩大，这也就意味着针对性地加入行动或者观点的空间也一定存在。对于青年同志行动者与青年身心受障行动者来说，如何将各自社群的议题更好地融入到主流舆论中则尤为重要，例如，将“性教育”和“防治校园欺凌”正式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最后，行动者均提出需要不间断的自我成长，保持彼此和外界的连结，不停的反思与绝不吝惜的分享，学习其他社会运动的经验，开展交叉领域的合作，并且建立广泛联盟，将会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目标。

建议

基于青年行动者的经验和分析，我们能看出疫情下涌现出了一批新的行动者，虽然还不成熟但在慢慢成长，同时此前有经验的行动者，虽然持续被打压和控制，但在急需的时刻也会站出来行动和带动年轻的行动者。虽然目前成立机构和以机构形式去行动的障碍很大，但外部支持者还是可以设法支持不同的网络和青年行动者的个人成长。对此，我们愿意提出两个方面的建议以供参考。

首先，在行动者孤立感和无力感越来越强的状况下，我们需要尽可能创造不同的机会和平台，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议题领域和不同代际的行动者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交流的内容可以是多方面的，例如热点社会议题、行动者的个人生命故事、如何在威权体制下寻找行动空间等等。交流后ta们必定会建立不同形式的日常小组，而这些小组将会起到传递行动经验、提供陪伴支持、深耕议题与社区、建立广泛联盟以及推进社会改革的作用。

其次，在权利型机构越来越少的情况下，需要为那些分散在各地、还没有机构承接的年轻一代行动者提供系统而全面的能力建设培训，帮助ta们提升公民意识和行动技能，并且提供相应的资源支持。几个比较重要而且符合ta们需求的主题可以是这些：风险预防和应对技巧、心理减压和运动创伤疗愈技巧、如何将抗争日常化、如何运营日常小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