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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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是城邦的動物?

發布於

2020-03-23 02:16

步入现代性之后,人类社会拥抱现代国家,自由主义一跃成了主导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高扬的个体价值使共和主义沦为前现代的乡愁。城邦已死,我们还是“城邦”的动物么? 

面临效率存疑的代议制、党争过后的“一地鸡毛”、消费主义的勃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阿伦特、桑德尔等人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复兴呈现势头,并一定程度上重塑着西方社会的政治价值观。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否已是明日黄花?为时尚早。亚里士多德依然为当代的政治哲学讨论履行着“议程设置”——对于亚氏的语境中给出的“共同善”“公共利益”“公民美德”“公民身份”等关键概念,新共和主义者不可避免地要从智识和实践两方面予以回应,换言之,既要重新厘清这些概念在当代的内涵外延,又要给出共和主义在教育、司法等实践领域的诸种可能性。 

作为塑造德性的手段之一,公民教育是亚氏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政治学》中不仅反复强调了公民教育的重要性,还讨论了公民教育的课程安排。城邦至善需要有德性的好的城邦公民,而好的城邦公民恰恰是由公民教育塑造的。亚氏为当代政治哲学讨论设定的“公民教育”议题依然在当代被广泛地讨论和研究,因为在现代国家、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用脚投票”的语境之下该如何保存共同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又该如何避免公民宗教式的无条件的盲目爱国,都要诉诸良好的公民教育。当代共和主义者呼唤的古典共和主义的复兴,正是要通过公民教育塑造整全的公民意识、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感以及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 

古典共和主义主张一种以责任和参与为核心的积极自由,向共同善的追逐成为这种积极自由的推动力。这样一种政治参与是由人的“城邦动物”本性使然,只有在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讨论公共议题、承担公共职务之中人们才能获得作为城邦一员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与柏拉图主义非常不同的“参政哲学”,正是出于此,波考克将亚里士多德视为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泉源。诚然,对于积极自由的批评是显而易见的(贡斯当将其解释成“古代人的自由”),但佩蒂特(Petit)等新共和主义者正从以赛亚·伯林的自由二分的语境中抽离出来,重塑一种新的“无支配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以应用于当代社会。 

“价值多元”乃是现代社会根本特征,政治哲学本身自然也无法超越这一语境。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复杂争论中,思想史资源(尤其是古典哲学)往往是作为“抓手”出现,而绝非某一种当代理论的“锚点”。就本文之例而言,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依赖于城邦政治,依赖于等级秩序,依赖“个人不张”的前现代社会,因此必然在现代性之中面临釜底抽薪式的压力。而自由主义虽然曾历史地与激进革命结盟,一度重塑了现代政治生活的样态,但其至今日已沦为现代性的共谋,亦难说是现代社会多重症候的解药。我们面临着古典共和主义在面对多元社会之下应对乏术、自由主义在今日难以唤醒公民作为共同体一员的政治热情等多重危机,我们的时代不比历史上任何瞬间更亟需政治和它的哲学。 

而对现代政治生活而言,我们恰恰需要的是一种将共同体以现代的、有机的方式团结在一起的思想,这是内生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换言之,尽管古希腊式的城邦已被现代国家取代,但我们依然是“城邦的动物”,依然需要好的公民教育和健康的政治参与。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遗产与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恰恰行驶于时代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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