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1936年生，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後在《蘋果日報》撰寫專欄，筆耕不輟半世紀。著有文集《放逐》、《思緒》、《對應》等十數本。正在Matters連載首部自傳《失敗者回憶錄》：「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失敗者回憶錄167：論政生涯進入下半場，想起倪匡

2022 年 7 月 9 日

正在寫此文時，友人傳來噩耗：老友倪匡走了！

我的論政生涯大約可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

上半場是從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到1998年《九十年代》結束。我和雜誌的關注點主要在海峽兩岸，儘管後十多年關注香港前途，但讀者、作者及影響力以兩岸為主。對中國大陸的報導和認識，經歷了徹底的改變，大陸局勢使我和讀者、作者有了「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並因此成為獨立的媒體。有大陸朋友認為，在四人幫事件後，雜誌對大陸局勢有正面影響，但我認為這影響無法動搖專權體制的絲毫。對台灣，我們雜誌則順應台灣黨外的潮流，發揮了「外轉內」推動民主化、自由化的一些作用。

在香港，作為「反回歸」派的主張，雖據理力爭，卻無力回天。九七主權轉移後開頭一年，發現沒有想像中那麼糟。於是，在傳媒環境改變下，雜誌休刊。上半場劃上了句號。

我放下沉重的編務，移民加拿大，遠距離為《蘋果日報》寫評論專欄。我的關切離不開香港。2003年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後，我又回香港長住了。

這就開始了我下半場的寫作生涯。除了《蘋果》的議政專欄外，我還在《經濟日報》副刊寫不涉政治的專欄，在香港電台開始了每週五天的「一分鐘閱讀」節目。後來在《蘋果》副刊也寫過每週四天的專欄，偶爾還客串寫社論。到2005年，黎智英邀我擔任論壇版主編。這以後，我為《蘋果》固定寫社論，後來寫「世道人生」專欄，深度介入了主流媒體對香港的政治論述中。

這論政生涯的下半場，我廣泛閱讀，挑戰性的思考不斷襲來。對於已屆退休年齡的我來說，並不平靜。我不斷產生思想上的反省和糾結，在耄耋之年受到香港年輕人的精神召喚，對逐漸沉淪的香港越發有難捨難離的感情。

在香港主權轉移二十年的過程中，我目睹承接八九民運思潮的「愛國民主派」的興起與衰落；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膨脹和對香港的侵凌；年輕本土派的崛起，他們與傳統民主派的矛盾以至對立；香港傳媒、政界以至整個社會從文明到「始於作偽，終於無恥」的淪落……。這段變化之速、之惡劣、之深刻，給我的教訓、對我人生的影響，比上半場論政時代更甚。我寫下的文章，留下的政論結集，自認為比上半場有價值，甚至不謙卑地、冒大不韙地說，我的寫作對香港年輕一代思想有一定的影響。

正在寫此文時，友人傳來噩耗：老友倪匡走了！

哀傷之餘，我不禁想到在中英談判期間，倪匡是和我一樣，公開表示反對九七轉移主權的寫作人。我們的想法反映社會上的多數，卻是公開表達這意見的少數。2019年他曾跟我說，如果當年香港有100萬人遊行反對主權轉移，英國一定不會同意讓出香港主權。只可惜當時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沒有這種自主性。前兩天台灣作家顏擇雅問我，英國或會猶豫，但中國呢？也會因為香港有100萬人上街而不「收回主權」嗎？我的回答是，倘若在簽署聯合聲明之前，那真的有這種可能。因為中國那時候確實需要香港去吸收外資、與國際聯繫，做金融轉換和進口高科技產品等等。

中國不是很要面子嗎？我說，對中國來說，實利比面子重要。面子可以用不同說法去掩飾。比如2005年與俄國簽訂條約，承認清朝割讓和俄國後來強佔的144萬平方公里土地，中國可以說這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但台灣、香港、釣魚台等就說「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什麼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什麼是「自古以來的領土」，都視政治實力與現實利益而提出不同說辭。

當然，這是指中英還沒有達成協議之前。簽署了聲明，香港就成了囊中物，不會再交出來了。前幾篇文章引用過邵善波的話是：你要北京不收回香港還容易些，你要它收回後不管香港事務，就根本不可能。

100萬人遊行也許可以使北京重新考慮要不要收回，但收回後則不管你多少萬人上街，北京都會認為這是挑戰它的權力，不僅不會退讓，而且還會視為敵對勢力而加碼嚴控。

之前又提過我們的作者朋友王正方，在1987年他提出關於中國的「王氏定律」，就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加政治自由等於一個常數。即如果經濟出問題了，政治上就會讓人民多講點話，也就是自由多一些；若經濟強了，就會壓抑人民的自由。二者相加，永遠是一個常數。這說法，與西方一些人認為經濟發展可以促進政治民主的想法相反。

香港九七後無論是法輪功「天滅中共」的街頭宣傳、媒體對中共暴政的揭發、2003年五十萬人的大遊行，中共都啞忍。二十三條立法被迫收回，除了香港的親中人士或大陸的所謂法律專家，中共真正掌大權的如江澤民、曾慶紅等都沒有表示意見，甚至還釋出對「不同意見」者的善意。這就是「王氏定律」在中共經濟亟需香港時的運用。

但對表達自由的容忍不表示可以在體制上削弱中共管控香港的權力。也就是說，即使出於經濟的需要，也絕對不會在政治體制上向人民放權。魏京生被捕時，北京西單的民主牆貼滿了批評中共的大字報，但魏京生要求的是政治民主化，要中共向人民讓出權力，這就要抓起來了。董建華不是因為政績和大遊行而下台，是因為他要推政制改革而下台。

中英聯合聲明後，香港抗共運動基本上由「愛國民主派」主導。但在中共眼中，愛國必須愛黨，而民主派則不論爭取中國民主還是香港民主都是「反黨」。我和倪匡在這方面有共識，但香港民主派大都沒有這種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