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与统治焦虑：防疫干涉如何引发“交互式恐慌”？

最近读一本书叫《恐慌帝国：传染病与统治焦虑》，启发不少。

这书的中文书名翻译取了个巧。英文原书名是Empires of Panic——Epidemics and Colonial Anxieties，副标题直译是“传染病与殖民焦虑”，或者补全意思可以理解成“传染病与殖民统治焦虑”。

中文译名巧在去掉了“殖民”。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是个意译。这本书是讨论传染病与恐慌现象的论文集，论题涉及到的“帝国”，既有大英殖民帝国、奥斯曼帝国，也有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一个在“帝国主义”语义下的帝国，研究的历史事件也不仅限于殖民地，还有单个城市和美国联邦政府，因此将重心放在“统治焦虑”似乎是合理的。

之所以买来看这本书，正是被中文书名吸引。这恰恰是一种我个人恐慌的体现。人在恐慌状态——准确说是轻微恐慌状态下，难免迫不及待地寻求对自身处境的解释。闭门读书的日子，阅读既是寻求解释，也是一种表达。

我希望更多地理解一些事情背后的可能原因。或者历史曾经发生过的情况是怎么回事。虽然恐慌之时谈论恐慌可能加剧恐慌，但了解多些总比未知要来得好。

01

月初有朋友所在小区划入封控，我急着打听情况，聊到最担心的一种情况：一旦住的楼不准进出，马桶堵了怎么办？

我的意思是，马桶堵到自己解决不了的程度，专业疏通服务又进不了门。到那时，我也不被允许出去找公厕。该如何是好？除了用猫砂解决，我想不到更好的法子。反正除了吃的，我囤得最多的就是猫砂。

是我杞人忧粪了吗？我觉得不是。

在最低生存线上，吃最重要。但在人类文明线上，我认为拉和吃同等重要。后来听说有人被关在超市，没法用厕所，只得就地解决，尊严尽失。基于这种恐慌心理，我会继续联想，比马桶堵再糟一点，是整栋楼下水道大范围堵塞，再糟一点，是小区化粪池满溢，继续糟的话，就是一座城市的排污系统严重故障，那就是灾难。

我尚未见这种事情未发生，若真的发生了可能反而不再恐慌，而是彻底崩溃，不惧屎尿，一团混乱，有如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描述的世界，秩序消失，人渐渐兽化。当突如其来的灾难席卷速度过快，波及范围过广，卫生系统、通讯系统和警察、军队都难于幸免，世界将陷入瘫痪，恐慌是来不及的。

《恐慌帝国》中提到一些经典的恐慌理论，其中一种就认为，恐慌心理主要源自于不确定感，危险即将发生而尚未发生，甚至是根本不会发生——但你感觉到其威胁，是一种虚拟焦虑。

或者可以说，这是源自于对历史经验的戏剧想象。比如我怕马桶堵，是因为我确确实实陷入过马桶堵很久的窘境。比如布什政府怕恐怖袭击，是因为911确实发生了。

这种理论把恐慌看作生物对外部威胁的本能反应，尤其是一种群体行为，引起谣言传播、狂热行动，激发战斗或逃跑本能。常有人以焦虑激发斗志来讲成功鸡汤，那是片面套用这种理论。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恐慌开始被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群体心理，是焦虑情绪的传染。法国社会学家勒庞认为，观念、情绪和信念，这些充斥人类头脑的东西本身就像微生物，传染性极强。恐慌就是一种疾病，犯病的人凑在一起，就成了他所谓“乌合之众”（这个通行的中文翻译似乎也有偏颇）。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恐慌是当代社会人的必然焦虑，因为科技、社会组织和沟通方式都在削弱人的自主性。人离不了社交和科技工具，个体能力遭到严重的侵蚀，就更容易慌。比如习惯即时通讯的我们，与他人失联几天都可能成为大事件。这在从前不大会发生。

02

那么，可以如何解释我所经历的恐慌？

我更倾向于从社会秩序和个人心理感受层面理解。

对于生活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和平年代的个人而言，恐慌发生的直接诱因是失去“掌控感”。比如对自己人身安危的基本掌控，吃喝拉撒睡，再多一些，是行动能自主，亲朋、财产和隐私不会遭受侵犯。

而这一切，依赖于对基本社会秩序——尤其是经济、法律和社会道德状况的信任，相信自己的钱存银行能取出来，取了能买得到东西，相信回家的路上的车不会突然撞你，也不会当街遭抢劫。不说一切事物，至少周遭大部分事物在按照自己惯常理解的逻辑在运转。

对于企业、机构和各级行政组织而言，则有双重含义，一是上述社会秩序和人们心理感受的稳定，二是对于可能破坏这种稳定的外来威胁有应对把握——比如传染病和外敌入侵。

以《恐慌帝国》中提到的英属印度举例，按照传统的种姓阶层，印度本地的精英阶层是有特权的，特权是他们习惯的掌控感。于是当殖民当局为应对鼠疫要求火车站人人接受搜查，他们的特权就消失了，而按照习俗隔离的妇女隐私也受到侵犯。

总结一下，恐慌发生于个体而言就是失去“掌控感”，可能实际危险并非真的发生，但你忽然发现自己不能确信明天依然正常到来了。于组织管理者而言，是“稳定”不再和“可控感”消失。

这时候，恐慌就成为“一种应该立即采取行动的心理感受”，这种心理感受就会激发行动。至于行动是否真的符合自身利益，是否真的能够解除危机，那是另一回事。

如前所述，有时候危机是想象和建构出来的，恐慌可以感受到，但“威胁”是无影无迹的。

《恐慌帝国》引言中提到一部1950年的黑色电影，伊利亚-卡赞导演的《围歼街头》（Panic in the Streets），故事讲了公共防疫的恐慌：新奥尔良发生一起命案，死者被检出感染了肺鼠疫，这意味着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可能被感染，必须在疫病爆发之前，秘密找出接触者。限于当时的技术能力，防疫工作的困境在于，病毒是看不见的，等到有人出现症状又为时已晚。

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有两种恐慌存在，一种是看不见的威胁引发的恐慌，一种是因这种威胁“被释放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

这句话有点抽象。

用书里的另一句话来翻译一下，就是：应对一个危机的措施，引发了另一个危机，是一种“交互式恐慌事件”。

好像还不够通俗。看来只能用一个段子来解释，非常贴切的——

你的电脑里可能有病毒，但你不确定到底有没有，于是装杀毒软件（或者系统自带杀毒软件），但众所周知，有些杀毒软件会不断运行，不断升级，不断增加功能，占用的内存越来越大，扫描的范围越来越广，甚至在不告诉你的情况下就把一些程序给清理了。于是，你的系统崩溃了。

这款软件以解决潜在危机的干预行动，影响了其他程序运行效率，引发了电脑的真正危机。

另一方面，由于自身运行权限大、系统预装和频繁曝光等原因，它的流量很高，可能还从你身上挣到了钱。记得从前用Windows系统的时候，大家经常吐槽，某国产杀毒软件自己就是个大病毒。

《恐慌帝国》的几篇论文中，最有价值的讨论，说的就是这个杀毒软件的问题。书中分析了英属印度十九世纪末爆发鼠疫时的社会状况，以及美国两次瘟疫恐慌和冷战时的核弹恐慌。

研究发现了两个类似“杀毒软件悖论”的问题：第一，为控制恐慌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可能制造出恐慌；第二，一旦恐慌发生，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加以利用，可能合理，也可能滥用。

03

先说英属印度的故事。

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引起大英帝国警觉，担心会迅速蔓延至印度各大港口，继而发展到中东和欧洲。

这唤起了人们五个多世纪以前黑色历史记忆。

恐慌首先发生在帝国当局层面，于是立即展开行动。按照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他们希望通过“足够严厉的措施”来控制局面。在这一逻辑下，孟买市当局被授予了“额外权力”。1897年，政府颁布了《传染病法案》，该法案具有“广泛的简决权限”，适用于整个英属印度。

按照法案，卫生当局有了以下权力：

可以没收或摧毁他们认为有鼠疫病毒的任何财产，包括房子；可以禁止举办可能危害公共健康的活动；强制鼠疫患者住院、隔离；可以快速处置死者尸体；可以对交通关卡展开系统检查，搜寻并拘留疑似感染者。

为了执行彻底，孟买成立了鼠疫紧急委员会，由一名陆军将军领导。参与执行的防疫人有些是香港医生，来自香港皇家陆军医疗团。这是延续了大英帝国在香港鼠疫防治时采取的军事化和强干涉措施。

执行情况如何呢？

据1896年-1897年孟买市政专员的行政报告统计，两年里孟买有数千所房子被宣布不适合居住，执法者用石灰重刷墙面，或在墙上喷洒消毒剂，屋内泥土地面被挖掉，屋顶被砸开，墙上还凿了很多洞，目的是通风和日照。

显然这些措施不会受欢迎。

不说拆除房屋，诸如强制搜身之类的强制措施，就以实际操作抹平了印度传统文化中的种姓阶层和性别差异，是对社会规范和宗教习俗的冲击。这动摇了原本相对稳固的大众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在殖民当局和印度民众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文化偏见，前者往往认为后者是落后的，充满“无知”、“偏见”和“敌意”。而印度民众则越来越觉得：自己遭到的不仅仅是来自疾病的攻击。

这与当时印度民族主义崛起有关，当时的殖民当局正困扰于人口膨胀、拥挤、贫困的城市问题，感受到了工人阶级崛起的威胁。也就是说，对立和不满本就存在，紧张感早就有了，而传染病对双方来说既是恐慌，也是某种“表达”的契机。

对于英国政府来说，鼠疫是个机会，可以借此打击他们“认为”威胁其权威的任何人。对于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而言，卫生措施引发大众恐慌显然是他们煽动抗议的好时机。在这其中，普通民众的恐慌正是借口和武器。

恐慌是一种社会力量，但没人敢说自己有能力合理控制。（于个人而言亦然，因为恐慌囤的菜确实保障了我一些日常生活便利，但也确实有些烂掉了）

结果，强烈的、疯狂的、不理智的恐慌和抗议浪潮兴起，直指国家干预，而非鼠疫。浪潮从孟买蔓延到印度西部和北部。成千上万的人开始逃离居住地。据统计，那两年里孟买的人口流失近一半。

这种情况下，谣言必然四起。

有一则古老的孟买谣言，说医院到处抓印度人，抓住了就提取体液，用来保护欧洲人的命。这是外来者恐惧和盗器官的经典传言模式，恐慌时期再度复活，且由于报纸的反复报道（很多时候是辟谣）显得更可信。与之相关的是疫苗谣言。有报告称，在荒诞的谣言版本里，打疫苗的针头差不多一米长，打完针当场死掉，或者是男人将不再阳刚，女人将不能生育。

谣言是恐慌的放大想象，也是诉求的变形表达。传染病引发的社会反应之强度并不简单由死亡人数来体现，更多的时候是以谣言传播和恐慌程度来衡量。

谣言也可能引发行动。1896年10月，愤怒的纺织工人两次袭击了孟买的亚瑟公路医院，要求释放疑似感染者。救护车在路上遭到袭击，欧洲人在外面可能会被追打围攻。1897年6月，终于闹出人命，一名防疫专员被暗杀。继而，愤怒的政府决定，要更加坚决地采取强制和镇压措施。

不难想象，这就像一群紧张的人持枪相对，黑暗中任何一声响动都可能引发互杀。恐慌距离暴力只有一步之遥。越是紧张的人，往往越先动手。

殖民当局感受到公众的巨大敌意，很可能回想起了1857年印度民众对当时殖民统治者东印度公司的大叛乱（另一方面看，叛乱也恰是帝国权力扩张全面殖民印度的借口）。

基于对更巨大失控发生的担忧，当局终于开始反思。之后的一些年，当局不再强制民众，转而采用理性说服的办法。《1909年旁遮普鼠疫手册》中明确写道：

鼠疫管理的所有基本原则强调，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人民施加压力或强制服从命令。为了实施倡导的措施，只有建议、劝说和供应必要设备才是影响和引导公众舆论朝着理想方向前进的唯一合法手段。

这一恐慌事件有几个层面的启发。

第一是对于殖民政府或公共卫生机构的启发：对传染病爆发的过度反应，不一定有利于控制疾病，也不能除根，反而拉长了传染周期，造成了民众的冷漠和不信任。

第二是对“恐慌”这一概念内涵的启发：恐慌不一定源于惯常认为的群体不理智和盲目无知，也可能由“国家的草率行动”造成，或源自于那些看起来迫切的政治、经济措施，以及科学专家无可辩驳的建议——他们一向可是以“理性”著称的。

另一方面，则是从当时印度的政治反对派立场看，恐慌的影响力似乎是有益的：

通过恐慌，相关群体（即印度中产阶级）可以让人们看到殖民国家政策的傲慢、急躁以及麻木不仁的行为和观念。

由此看来，恐慌几乎不可避免地，既是个体/群体在感受到威胁情境下的正常反应，又是一种涉及道德和政治的异常社会行为。要想更全面地解释恐慌现象，既要关注恐慌的诱因，也要关注恐慌可能如何被操纵。

04

来看美国历史上几段传染病防控的故事。

1947年，美国出现天花感染者。纽约市卫生局向市民发表广播讲话，强调不要“过度恐慌”。

不过，在实施具体措施时，卫生部门却利用一种“恐慌叙事”来推动工作。一名专业医生根据临床经验，描述天花有多可怕，假设了一个世界末日的场景，他警告数百万听众，如果不接种疫苗，天花将会如野火一般蔓延。

这很有效。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有600多万疫苗接种。《纽约时报》报道说：“没有恐慌”，“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害怕传染病——因为有卫生局警觉坐镇。”《纽约客》则讲了一则“墨西哥人”的故事，说美国的天花，是这个外来者在一辆南部边境的公共汽车上输入的。

这个故事恰好也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在防控传染病方面的思路：监控国境线。

而对外来入侵的警惕，也正是随后到来的冷战时期的主流思维。基于这样的思维，美国联邦政府着手建立基于苏联核威胁恐惧的民防体系。

联邦民防署有一名叫菲利普的顾问，是个高产的科幻小说家，他认为美国民众已经对核战争有了严重的恐慌，因为他们在不久前见识过核弹的威力及其造成的可怕后果——几年后，他确实写了一本核战争背景的科幻小说。

民防署的长官则认为这种核恐慌本身可能引发比核弹还严重的“连锁反应”。也就是说，可能苏联还没发射核弹，美国老百姓就已经吓得乱套了。

1952年，在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中，他描述了曼哈顿被核弹毁灭的场景：那些成功逃离该岛的人将涌入邻近地区，成为饥饿的强盗暴徒……并不断散布恐慌。

代表官方的个人和媒体如何向公众描述恐慌，显然关系十分重大，会形成对群体情绪的明确引导。不得不说，身为民防工作者，在引导大家自己吓自己这方面，这名署长确实做得非常到位。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不但担心核战争，还害怕生物战争。他们认为，生物武器有非常强大的政治操控力，可以造成焦虑和恐慌，但使用者却不易被发现。

总之，冷战思维的实质就是紧张对立，凡事先把人往最坏了想。

于是，既然你这么坏，给我造成这么大的威胁，那我就要加紧防范。这就像一出渐渐在紧张气氛笼罩下上演的“恐慌戏剧”。

根据现今已了解的历史资料分析，学者发现，这场戏的背后的动机十分复杂。

美国疾控中心有一名传染病学专家叫亚历山大（他确实压力山大），他发现，比起可能发生的生物战争，人们更关注自然的传染病。而对生物战争的关注和恐慌情绪，将是一个能“为疾控中心提供资金和扩大职能的前所未有的机会”。

于是，趁着恐慌爆发生物战“歇斯底里的情绪”高涨，亚历山大向政府提交了一份计划和预算，获得军事资金建立了疾控中心传染病情报服务。

在学术刊物和大众媒体中，他活跃发表言论，说明病原体会如何在城市上空漂浮，会如何污染食物与水，还在电视节目里向观众演示，利用家用搅拌器和干冰就能使病原体雾化扩散。

这当然是科普，但也无异于把世界末日电影里剧情，当做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实进行不负责言论散布，可谓“妖言惑众”。搁在现在，可能是小视频里才有的东西。

1952年，民防署制作了一部九分钟的动画民防影片，名为《卧倒并掩护》（Duck and Cover），非常明确地告诉公众，一旦世界大战爆发了该怎么紧张有序地避难。

另外，联邦政府还号召民众“深挖洞、广积粮”，在自家后院挖地下核弹庇护所，并储备避难生活物资。而一些公司趁机开发核弹庇护所套装，推销效果还不错。《恐慌帝国》主要关注的是生物战恐慌，没提到挖洞运动这茬，据我查到的一篇文章里说，估计1965年美国的避难所差不多有20万个。

查资料时，我还看到日本避难所公司Wnisheter前不久推出了一款名为“最后堡垒”的核弹避难所，防爆防震，还能防辐射，隔绝生化武器。这时候搞这种营销——或者说这时候把这种东西拿出来当新闻，借的可能是乌俄战争的气氛。

恐慌拉动消费（及流量），所言非虚。

除了恐慌教育和防控知识教育，美国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系列“警戒行动”演习。“恐慌戏剧”真的按照戏剧的方式开展起来。比如，演习模拟发生了核攻击，美国和加拿大（已经超出国界了）16个城市的所有人都要躲藏15分钟，拒绝参与将处罚500美元，并监禁一年。

简直可笑。但若真的事到临头，人的感受必然不只是可笑。至少慌是肯定要慌的。

然而，无论人们的在这场戏里是越演越逼真，还是越演越麻木，恐慌剧本都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政治策略，影响着美国之后的公共卫生政治，每次有什么紧急情况，就会增加预算、增加编制，搞搞事情。

恐慌变成了政治上的管控战略。

1976年，新泽西州一个美军基地爆发猪流感。美国疾控中心发起了有史以来第一场大规模免疫运动，计划给四千万人接种疫苗。福特总统确信，美国可能面临1918年流感那种危机，呼吁给男女老少打疫苗，拨款1.35亿美元（现在看这个数字好像也不多）。

但这回他们立即遭遇了专家的挑战。当时，猪流感造成的实际死亡只有一人，且没有科学依据证明猪流感的威胁究竟如何。更重要的是，没有谁能为疫苗的安全承担责任。

《柳叶刀》发表文章，称福特政府的计划为“恐慌措施”，实施计划的人是“恐慌制造者”。《纽约时报》则更明确地指出，猪流感引起的公共卫生恐慌是一种政治策略，疾控中心不过是想扩大规模，增加预算。

《恐慌帝国》中这样写道：

恐慌被视为推进议程的工具，与解决危机的迫切需要毫无关系。

05

到了我们生活的时代，从上世纪末至今，随着“全球化”的恐怖事件发生，美国政府越来越关心生化恐怖主义的“威胁”，而非事件本身。

1995年日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后，次年美国通过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防御法案》。这个法案建立了一个对核与生化攻击的防御框架，还专门建立了疫苗接种和去污染小组。我记得就是那几年，国际新闻中越来越多地提到“恐怖主义”这个词。

2002年底，经历了911和炭疽袭击事件的布什政府彻底慌了。他们认为美国很脆弱，处于战备状态，于是采取了一些列积极监控和防御措施，比如发起一连串师出有名的反恐战争。

而对国内的措施，其中一项就是推行天花疫苗接种，以免遭到生物武器恐怖袭击。不过，评估接种计划的委员会认为，天花的危害被夸大了，布什搞接种政策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这是在缺失预先考虑或保证的情况下的仓促决定。

一位卫生法学者表示：建设性的公共卫生立法，必须是联邦性质的行为，不能在恐慌情况下仓促起草，那将使国家权力在缺乏公共问责的情况下任意行使。

显然，对天花威胁的恐怖煊染是布什政府趁势为国家安全立法。非常符合“保护民众生命和利益“的政治行为逻辑。政治权力扩张需要合法性，就像任何战争行为都必然要寻求正义性——哪怕使用最蹩脚的逻辑：解除你的武装，避免你伤害我，所以我要先动手。

究竟如何准确地定义和理解恐慌呢？

《恐慌帝国》中的研究并未给出什么确切的结论——追寻标准答案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恰恰是恐慌的表现）。因为这种体验或状况只有在特定情境下发生时，才有其具体意义。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人的恐慌与生俱来，也必然不能被消除，但却可以被引导和利用。

关于“杀毒软件悖论”，《恐慌帝国》最终给到的一系列问题：

干预会遏制疾病并缓解恐慌，还是会引发恐惧和恐慌？疾病的威胁是否被夸大，从而让民众更容易恐慌？散播恐慌以刺激人民采取行动的风险，是否超过了让民众因恐惧而麻木的风险？利用恐慌来达到公共健康目的会导致破坏性行为吗？

没有明确或唯一的答案。

但我们或许试着去做一件事：学会判断什么是在合理地利用恐慌，什么是在别有用心的滥用恐慌。

这是《恐慌帝国》一书给我最重要的提醒。

图书信息：

书名：《恐慌帝国：传染病与统治焦虑》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 [英] 白锦文（Robert Peckham） 编

译者: 何文忠 / 蔡思慧 / 郑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