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流

凡夫之人,以为有女。

黄色,云朵

那篇报道看到了,看完了,这几天刚看完1984,恍惚分不清自己到底在哪儿。夜的边缘,海和陆地的边缘,从飞机上向下望去,热带的云朵和祖国山河的边缘,扭曲着,撕扯着,又近又远。我的跨越愈发不重要,活着的个体被权力碾压得粉碎,挫骨扬灰,幽静地散在隔断里,强风里,不被看见。温顺的,优裕的,被审查和规训过的生活,与仓皇的,恐慌的,被拦腰折断的令我们讳莫如深的生活,都在不能被继续欺骗的夜里,真实地压下来。这种互相懂得此刻寂静地摸索,夜晚摇晃起来,像因为害怕而拼命讨好的狗的尾巴。“那年我开始想知,世界为何未到尽头。”

我的村庄偏僻,顶着北部黄河的泥沙,顶着生长着野槐花的断崖。骑摩托车一直向南走半个小时才能看到柏油路,左边是县城,右边是乡镇,通往县城的路上是那个从未停止排放“白云”的焦化厂。我厌恶它,恐惧它,像熟悉冬天的霾一样熟悉它,它存在了那么久,并将永远存在下去似的——它会在村庄祖祖辈辈的肺病和孩子的鼻炎中,长长久久地存在下去。焦化厂门口有一小片绿化带,里头种着颜色依稀可辨的月季,黄色的,粉白的,花瓣饱满,扑着细小的煤渣,黑色的粉末。有一次,我们的摩托停下来,妈妈说,黄色的月季太好看了,真的很想摘一朵。

回忆瘦小,虚弱,近来频繁地想起那个画面:一团团尘和灰的热浪里,我快速地跑过去,那段路上尘土稠密,浓厚得像雾,月季是扎手的吗?可能吧。只记得摘下的那朵月季是黄色的,只记得转身跑向父母时看到父亲,他灰头土脸的。

我的父亲,他灰头土脸的。


顺着柏油路一直开下去的,是一辆辆呼啸而过的运煤大车。高高隆起的车厢里,煤块超重,被压得紧实,即使是狂风也不能让扎紧的黑布鼓起丝毫。这些大车也许曾经漆着艳丽的颜色,红色,或者蓝色,但奔驰在这条路上,他们就变得和这条道路一样,和道路旁的村镇一样了,因为日复一日的煤灰变得黑黢黢的。柏油路对于年幼的我来说过于可怖,炎炎烈日下蜿蜒的银色浪潮,被大车碾过的巨大坑陷,从车里飞出的针一样的黑色颗粒……他们让我眼睛发红,肺里发烫,脸像是被来回甩了几个耳光。有好几次,我坐在摩托车后座,躲在父亲的背后,父亲用腿撑着地,帮我抵住车轮擦过地面噼里啪啦卷起的煤粒。在一辆接着一辆、并不密集但迅疾如风的车流里,我们在路口等待着,等待着一个安全的空隙,等待着左转的机会。我的鼻孔里充满黑色的粉尘,因为用嘴呼吸而口干舌燥。我把脸贴在父亲的后背,视线由近及远仿佛是一条逐渐找回颜色的光谱,路边暗褐色的杨树,干涸的水沟旁灰色的、干蓬蓬的野草,褪色的花圈歪歪斜斜地立在铅色墓碑前。远处是蔬菜大棚,一个女人掀起大棚的门帘,里面绿意盎然,枝叶间是那样娇嫩可爱、鲜红的西红柿。再远处,焦化厂高耸的烟囱排出大朵大朵白色、黄色的云朵,在低沉沉的灰蒙中显得童趣。我闭上眼睛,心想着快点吧,退回村庄,左转进城,怎样都好。就是快点吧,赶快走吧。


我的父母载着我,从未走过退路。从未走过那条从路口一路向北,经过中陈,南靳,最后回到北靳的退路。于我而言,从中到北,这条通往村庄的坑洼土路,就是世界的半径了,离村庄最远的那一端,是巨大的焦化厂,是无论我怎么看,从哪儿看,都能看得到的那个巨大的烟囱,和从烟囱里排出的“云朵”。村庄偏僻,因为偏僻而拥有辽阔。东方是大片麦田、树林、池塘、河滩和汾河,西边的山坡上是苹果树,玉米地。我的父亲,秋收时和村里的男性一同开镰,他的脊背被烈日灼烧成紫红色,麦芒在上面留下一道道锋利的伤痕。我的奶奶,院子里常年晾着些什么,绿豆,花生,玉米,枣。姥姥家唯一的沙发上总坐着输液的村民,简陋的医药柜里有我童年最钟爱的“糖果”——粉色的西瓜霜。

记忆里的村庄馥郁、潋滟、秋日波光粼粼。我从未与之相联的是,直径的那一端,焦化厂大门外停放着的、一望无际的自行车和摩托车。那是村庄里人们的车辆,沉默,紧绷,疲惫不堪。我从未知晓的是,煤炭是如何高温干馏,洗煤、炼焦、发电、供暖。家乡的人们是如何挥舞着铁锹,在粉尘中大声喘息,让这种矿物变成城市里干净方便的煤气。我从未知晓的是黑色河流,漂浮的焦油,是黄白色云朵,令人咳嗽不止的硫化氢。我从未知晓,暮色掩来,县城万家灯火不曾照耀的那条路上,人们是怎样走过昏冥,走过侵袭和清苦,怎样走上那条我父母从未走过的“退路”,走回我记忆里的村子——馥郁、潋滟、秋日波光粼粼的村子。


我的故乡,没有什么风景。柿子树、野酸枣、粘在树干上的蝉壳、冰冻水面下的莲藕,这些关于美的经验,落在大自然具体的植物上,落在尚且幸存的气候里。二十四岁的我,并不比九岁的我体认更多。初中时,我来到市里读书。一个冬日黄昏,昏沉的教室里突然响起一声叫喊,“快看外面!”同学们带着惺忪的眼看向窗外,仅仅一眼,便苏醒过来。那种震颤和欢欣搅动着无趣的下午6点钟,他们推搡着挤到窗口,凝望着落日景色,谁都觉得美,谁也没办法描述美在哪里,只能不断喊着“快看呐,快看!”

傍晚燃烧,四方的窗框里,是停在远处姑射山半山腰的太阳,周围笼着一圈氤氲、灿烂的光环。远山的轮廓被霾隐得影影绰绰,地平线附近是宽广的猩红色,暗红色,明暗之间有同样的厚重。那轮落日恢宏,静穆,像夹煤时烧得通红的火钳。而太阳上方,在穹顶和山顶之间,却是一片宁谧:轻薄的黄绿色如同被磨碎的芥末般四散开来,其间绵延着几道群青色和淡紫藤色的丝带。更高远的天边,闪烁着一粒苍白的碎星。

二十四岁的我,并不比十五岁的我体认更多。或许连我也没有意识到的是,九岁的我尚未离开,无法从看不到焦化厂烟囱的更远方向回望,十五岁的我则是不敢。那天,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身体在熙攘中撞击着墙壁,一波又一波,好像河流冲携泥沙冲撞着溃败的河堤。我知道不出一年,甚至几个星期后,他们就会忘记那个傍晚时分,忘记他们感叹着,蜂拥着想多看一眼的夕阳。“所有人都不会记得。”——这种突如其来的心痛攥紧我。霞光铺满城市,煤炭烧过后,煤灰腾起,温暖将尽。我唯一确信的是,我不会为这样的景色赞叹,不会觉得它美。城市的南方,落日沉下去的西头,被含硫颗粒污染的奇异晚霞下,是黑黢黢,仿佛被火焰摧残过的村庄,是永远不会为之抬头观望的,我的亲人。

出国前我最后一次回村里看望奶奶,和她告别。院子的门掩着,从木门的缺口向里探去,能看得到顶住门的是一截粗壮的枣树枝丫。这就是这个家的锁了。一个崖头旁的老房子,拼尽全力抵御着山野晚风和夏季阵雨,墙壁补刷过一次又一次,纸糊了一层又一层,房梁和椽已经不再坚硬,房顶的碎瓦片上野草长得很高。它即将衰亡。这扇门和这道锁已经不能再保护什么,或者说,这个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被保护。对没有手机、电话、甚至不识字的奶奶来说,这截枝丫就是一个字条,它松松垮垮地靠在门后,告诉她的儿女和孙辈:她不在家。

光线衰弱,直至褪去,屋里愈发阴冷,铁炉里的柴火变成冰凉的灰烬,我们在黑暗中等待了很久,起身决定离开。回城时路过河滩,在颠簸如常的视线里,十二月如此寂寥。收割过的玉米地和即将收割的玉米地在行进中来回切换,一小片潦草倒下的玉米地尽头,我看到一个佝偻的老人在弯腰捡着什么。是奶奶。

那一幕与冬天可见的呼吸一样清晰。在新加坡的这两年,我好像终于能看到白色的云朵,低垂,纯净,果实般丰满……我好像终于能欣赏云朵。这些年我走得太快,太急,努力走得更远,想变成个什么人,却好像忘记了自己是谁。新认识的朋友听不出我的口音,玩笑似地说我看起来像华裔,远亲们拉着我的手,凑近我的脸,在不熟悉的经验里他们显得羞怯,他们说南方的气候养人,我的皮肤看起来健康无暇。将要体会的冬日与以往所有的寒冷重叠起来:眼泪,庞大的暴力机器,永恒的恐惧,残忍的狂热,不能说的文字,被困住的人们……

晕眩的黑暗漩涡把我重新卷到那个路口,勉强承载货车的凹陷已经坍塌,依然没人能懂黑色煤粉里的九死一生;新的电动车和新的摩托车被新的煤灰覆盖,骑着它们归家的是新的年轻的脸;美丽的落日年复一年坠入往昔的惊叹,肺病和鼻炎被雕刻进基因般一代代遗传下去——旧的命运新一轮被派发。怎么可能因为贫穷就不明白痛苦的滋味?在被下一道惨白的远光灯照射之前,我向工厂门口跑去。铁灰色的煤屑如同雪落,掩盖这条道路的千疮百孔。我怕极了,却不懂到底在害怕什么,这个冬天将比从前都要寒冷,我摘下一朵黄色月季,与它在脆弱里相逢。


2017年12月:

冷风刺骨,侵入骨髓,奶奶拉着我的手,她的手指强壮,僵硬,不够细腻,无法擦掉嵌进皱纹里的泪水。她抬手用手背擦过眼睛,手上的皮肤像落霜的玉米叶,“还好碰到了,还好碰到了,不然下次你回来,不知道又到什么时候。” 暗夜未知,在颤抖的晶莹里,我看到奶奶脸上有个裂开的,受伤的冬天。她说,我只是无聊,zuo契儿呢(玩耍呢),你不要觉得我丢脸。柳,你不要觉得我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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