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流

凡夫之人,以为有女。

两位视障者的草莓音乐节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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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普遍认为视觉的丧失意味着一项基本生活能力的丧失。浸泡在这种丧失带来的“心酸”和“遗憾”里,追求精神生活,显得奢侈又虚妄。可尊严,自我,爱,自由,一次出行,一场户外音乐演出,都不是视觉的特权。2016年盛夏的草莓音乐节,两位全盲视障者刘龙和秋池,与滚烫、荡漾的人群一起,共享了不需要眼观的共同情感。

一、“我在草里非常隐蔽”


从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到万科魅力之城中央公园约12公里。步行5分钟搭乘311路,到袁家岭后换乘321路,刘龙听着公交车播报,在心里默数着过站次数,16站后,公交汽车停靠在雨花区托溪小学站。再步行近20分钟,就到了草莓音乐节的入口。

约1个半小时的路程对普通人来说已略带疲惫,对全盲的刘龙和仅有一点残余光感的秋池来说,更是置身荒漠般的四野茫茫。

参加音乐节的其他人是以怎样的心情走向眼下这个下午的呢?秋池不得而知。这是秋池第一次和全盲视障者一起出行,与所有独自出行的盲人相似:不安、焦虑、担忧和胆怯,以无限放大的姿态黑洞洞地体现出来。不确定性伺机蛰伏着,隐藏着,和看不见的世界一样广袤,一样辽阔。

湖南图书馆门外,人行道上盲道破损,共享单车的后车轮半压在盲道上,人行道与车道的边缘伫立着13个路墩。袁家岭公交站附近,电线杆和香樟树长进斑斑驳驳的黄色条状砖块。刘龙和秋池走得谨小慎微,刘龙的手臂上,搭着斜后方秋池的手。两根盲杖在路面指指点点,敲击着引路,带着他们躲避过单车、电线杆,护栏、路障。

看来灵巧的熟练以藏在长裤里的各种伤疤为代价:撞上路墩和电线杆的淤青,脚蹬子、车支子、树枝剐到的刮擦,被撞倒的自行车砸伤。往往旧伤还未痊愈,新的红肿破皮又被印在腿上。

但总有盲杖识别不了的障碍,刘龙的上一根盲杖戳进了车轱辘里,断了。不过,再崭新的盲杖也顾及不了来自半空的危险:刘龙曾被电线杆上倾斜45度角拉向地面的线迎面勒住脖子。

搭乘公交车是另一个难题。2016年,“长沙公交出行”APP还未上线,在公交车站台只有无尽的等待,停靠的车是几路,等的那辆车什么时候来,一无所知。刘龙能做的是听到引擎声靠近时立即凑近,大声询问眼前的一团黑色,“请问是这是226吗?”有时引擎“轰”地一声接一声,公交车拥挤着一辆辆驶离,刘龙只能感受到残存在脚面上的、公共汽车温暖的尾气。可能要等的车就在其中。能怎么办呢,只能接着等。

这种情绪随着公交车的抵达稍被抚平。正是正午,涌向中央公园入口的人流微微发烫。这是不会出错的指示,公园内传出的调试音乐的声响,人们的讲话声和脚步声汇聚成一道明确的地图。刘龙和秋池沿着马路牙子走在边缘,被这股暖流携拥着向前。人流慢了下来,应该已经到了安检口,一个男声有力地喷在耳边,“喂!不准带旗杆进去!”

尴尬,夹杂着一丝愤怒和好笑,正不知怎么解释,身边有个年轻女孩清脆的声音回应,“人家拿的是盲杖,你认识不认识!”

好在进来了。 而穿过的那两道安检,只不过是进入更广袤、更无边世界的入海口。万科魅力之城中央公园面积逾20000平方米,草莓音乐节在这片草地上设草莓舞台,爱舞台,和RELEASE电子舞台三大舞台,从下午一点到晚上9点半,19个乐队按次序在三个舞台上演出。

盲人摸象,这里真的是一个大象。感官不再能带来信号:人群四散开来,人们走动的方向错综,声音芜杂,旌旗哗啦啦地响,到处都是叫喊声、笑闹声。脚下的人造山坡并不平整,甚至有些微陡。上了这个坡是什么?拐弯拐去哪里?怎么从一个舞台到另一个舞台?谁会出现在哪个舞台?最想听的张玮玮和郭龙在哪里,在哪个时间演出?搞不清。转吧。顺着最强壮的那股声音划拉着盲杖,就这么转吧。

刘龙的世界没有东南西北,将走的路沿“左”“右”分叉,勉强延伸出一小幅地图。而在一双双可视的眼睛里,本届草莓音乐节舞台设置并不算复杂:长方形草地视野开阔,餐饮街在观众入口附近,入口处正对最东边的草莓舞台,北边一排是啤酒饮料区、洗手间,爱舞台和电子舞台在南侧。

印着“摇滚”字样的大旗高高举起,年轻的男孩女孩穿着短裤背心,红领巾系在身体任何部位。他们手里拿着水枪,嘴里嚼着鼓鼓囊囊的槟郎,顶着大太阳,晃来晃去,时刻准备着去人群冲浪。

去往主舞台的人最多,混迹在人群中,秋池和刘龙来到主舞台前。与耳机里或室内不同,音乐在户外变得暴烈,“声音的冲击波能给你冲一个跟头!”秋池感叹。音乐有了具体的形态,它从四面八方冲撞过来,与第一次参加户外音乐节的刘龙、秋池狠狠相撞,几乎像是一场攻击。“砰砰的,鼓的气流震在身上了,心脏也随着砰砰跳。”刘龙说。

“哭啊喊啊,叫你妈妈带你去买玩具啊。快,快拿到学校炫耀吧。”是草东(草东没有派对)!巫堵的声音沙哑、干燥,秋池立刻辨认出来。等到主唱嘶吼声喷薄而出时,人群开始跳跃,秋池能感觉到四周人们的手臂向四面八方挥舞。

“我刚开始不敢蹦,我怕大家觉得我神经。”在此之前,刘龙不知道什么是POGO,从未感受过POGO。有人撞上来了,另一边的人又把他撞回去。人群暴躁了,迫不及待地冲喊。刘龙不自觉地扭动着身体,因为这股不可抵抗的浪潮,因为音乐和呐喊。

“大家都蹦,我不蹦我才神经呢!”刘龙转念,身体早已跳起来。悬空,又落下,踩实脚下的草地,再腾起。秋池感到刘龙的蹦跳,想到他手里正拄着的那根收不利索的盲杖,大笑起来。

下午两点钟,秋池和刘龙随着人潮起伏。阳光落在皮肤上,像是燃烧,铺张而有力,在跳。气息热烈连着热烈,体温摩擦着体温,快乐漫漶起来,眼前的这片黑暗似乎都亮起叮咣叮咣的光芒。然后有水落了下来,集中,不均匀,不是雨,浇在身上,刘龙打了个激灵。这种激灵和平时走在路上,肩上突然落个飞虫他都要吓一跳的激灵不同。它安全,畅快。秋池反应过来,这是人群太躁动时工作人员喷洒的水。这股凉爽让他想起真正的水。

“我不是一个要被照顾的视障,不是一个焦点。我是海洋中的一滴水,和大家一样。一样的涌动,一样的快乐。”秋池想着,突然动容。


二、“有一个孩子九岁时失明,常年生活在盲人影院”


和全盲出行这么远的路程,在从未踏足过的草地上蹦跳,这样的体验近乎于探险,对秋池来说还是头一次。秋池形容,“自由”。“这种自由是我们特别向往的,特别棒的一种状态。”与自由相对的,或许不是禁锢,而是既往无数个重复、延续的日子。

2014年,秋池从长春大学针灸推拿系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苏州的一间小儿推拿按摩店,然后又去了南京高淳区的一家按摩店,接着是江西。辗转多个城市,生活却囿于按摩店和家两点一线:不到1000米的直线距离,走路20分钟以内就能到。

这与大多数盲人的生活状态相似。在《推拿》里,作家毕飞宇写道,“盲人是很容易养成规律的。他们特别在意培养并遵守生活上的规律,一般不轻易更改。规律是他们的命根子,要不然就会吃苦头。随便举一个例子,走路时拐弯,你一定得按照以往的规律走,——多一步你不能拐,少一步你同样不能拐。一拐你的门牙就没了。”

在学校时,秋池与同学相跟着上课,去食堂,回寝室。工作后,和秋池合租共同生活也都是健全人。 在限定的区域里反反复复走同一条道路,过同样的生活,这让秋池感到安全。

“是黑,又不是完全的漆黑。似乎有光亮,却不是真正的光。”刘龙这样形容先天盲人眼里的世界。在湖南益阳沅江郊区,刘龙度过了他的童年。

郊区街道混乱,鸣着喇叭的小汽车总是毫无预兆地出现,治安也不好,为了安全,刘龙被父母关在家里,打小霸王游戏机打发时间。玩冒险岛和超级玛丽这种过关斩将的游戏时,他记忆着每次game over时与障碍对应的音乐,听到音乐时就跳起,勉强能过一两关。玩得最多的是足球游戏,场地固定,前进路线固定,拐弯的时刻固定,只要规规矩矩地按照指令前进,就能闯关升级。每天一个人坐在游戏机前,握着手柄,从车声、人流声苏醒,鼎沸,玩到渐渐平息,陷入寂静。就这么过了5年。

直到13岁,父母打听到特殊儿童上学的学校,这才把他送去盲校。而往后的人生,也不过是一场场稍大型的足球游戏:读盲校,学推拿,面试过保险公司业务员和客服,碰壁后只能进按摩店,每天按固定的路线从家走到工作的地点。

对刘龙和秋池来说,声音是一道缝隙,世界从这道缝隙中挤进来。不打游戏的时候,刘龙最喜欢的就是听歌,边听边唱,越唱越大声。“一个人在家,总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最先是家里黑白电视机的点歌台,然后是收音机,爸爸见他喜欢听歌,又给他买了个能装磁带的复读机。从韩宝仪,孟庭苇,刘德华,听到Beyond,张蔷,再到周杰伦,陈奕迅。

秋池也喜欢收音机,他最喜欢山东广播经济频道的《小凤直播室》。通过这档访谈节目,秋池知道了摇滚乐队唐朝,谢天笑,左小祖咒,知道了作家韩东,诗人西川。2004年,在《小凤直播室》,15岁的秋池第一次听到了周云蓬。一个住在北京香山乱坟岗6平米房间的人,一个诗人,靠卖唱游历十几个城市的人,一个写歌唱歌的人,更重要的是,一个盲人。

“盲人也可以离开按摩店,不被规则收编,可以这样地生活。”透过这个缝隙,秋池看到有什么温暖、发着光的东西钻了进去。周云蓬之后,是小河,张玮玮,郭龙,李志。李志被封杀前夜,秋池抢救性地下载了他所有的歌,用当晚能用的所有钱——2000块钱,买了4张李志的专辑。

天天听,时时刻刻听,听到从青岛盲校毕业,听到读大学。秋池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改变,听着音乐,哪怕他在记忆着人体肌肉组织,哪怕他在练习着推法和拿法,他也仿佛拥有了某种广阔。秋池想,他因此不同。


三、“最温暖的那个晚上,我们为你朝南而去”

下午5点钟,阳光的温度开始衰弱,这趟旅程流露出疲惫。到了张玮玮和郭龙的表演时间,秋池和刘龙需要从草莓舞台走到爱舞台。2016年,歌手陈粒正大火,多数人停留在草莓舞台前等待着“全民老公”的上场,不再有强壮的人流声作指引,秋池和刘龙划拉着盲杖,穿过乐迷们“老公”的阵阵呼喊,穿过RELEASE舞台锋利躁动的电子音乐,在揉杂的声音中辨别张玮玮的手风琴和歌声。

“最光明的那個早上,我們为你沿江而來。可是你的愁云萧森,我们迷失在白银饭店。”刘龙和秋池站立在空旷之中,人群的味道,人群的声音,人群的体温,和张玮玮细腻真诚的声音,都从远处飘来。

他们停留在了错误的地方。在爱舞台的背面,刘龙和秋池静静站立着,慌张的两根盲杖停歇下来。他们在沉默中,听完了张玮玮和郭龙的表演。


“这算不上失落,不足以让人委屈,只是不足挂齿的、非常小的一点遗憾。”秋池说。身为先天的视障者,为数不多的独自顺利出行,自己往往“像个快递”:被一个人接上,再被送到另一个人眼前。类似这样的遗憾太多了,多到不会有任何呼天抢地或艰苦卓绝,只剩下萦绕每时每刻、挥之不去的无力感。

2003年,周末学校放假,因为父母有事,秋池自己一人坐汽车回家。汽车停靠的地方并不准确,下车后,秋池才发现这里不是车站。没有手机,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找不到接自己的叔叔在哪儿。左敲敲,右敲敲,四周甚至找不到一个人。那一年,秋池14岁,耳边罡风浩荡,他第一次感受到出行的恐惧。

“是心理上的恐惧,对未知完全没有概念和掌控感。可能前后左右都是一马平川的大路,但还是害怕下一脚就会掉进大坑里。”最后,是终于遇到一个人,借手机给叔叔打电话,让别人帮忙描述自己的位置,这才被顺利接回家。

对一些盲人来说,带着盲杖出行意味着尊严的丧失,意味着变成人群的焦点,承受他人的躲避和“看猴”的眼光。从决定出行的那一刻开始,面对这些不可避免。刘龙记得自己刚学着独自出行时,有时不小心在路上和他人相碰,那人留下一句,“看不见就别出来瞎逛”后,便随着脚步声远去了。

带着盲杖,除了帮秋池躲避障碍物,还能减少一些麻烦。秋池没有明显的“盲态”,眼睛粗看上去和一般健全人没有任何区别。有一次,刚从小区出来走了10来米,在路口遇到一个骑着电动车的大姐, 刹车声急促,秋池以为她是要让他先走。意料之外地,秋池听到疑惑的女声,“真的看不见吗?”又好气又好笑, “这个东西还有造假的吗!”秋池回答。大姐留下几声尴尬的笑,骑着电动车走了。“我是一个真正的瞎子。”这话任谁也说不出口,带着盲杖,盲杖帮他说。

在音乐节上,没有人在意两个盲人。天渐渐黑了,秋池残余的一点光感也彻底消失。“窜来窜去,真的很有意思!”刘龙说。两个疲倦又激动的人,渐渐找到了如鱼得水的自在感。晚上8点半,谢天笑在草莓舞台压轴演出。演出前的空档,刘龙和秋池一边蹦,一边慢慢向前凑。盲杖不再发挥作用,人挤着人,他们拨开一个又一个肩膀,向音乐走去。“现场太神奇了,没有人介意你挤到我了,也没有人说你踩到我了这种话。”

人群激烈,却也宽容,两个盲人,竟然穿过人群走到了栏杆前的第一排。在距离舞台最近的地方,刘龙和秋池摇摆着,淋漓的汗濡湿T恤,又被晚风吹干。舞台上灯光亮如白昼,秋池的眼前光点荧荧闪烁。

演出结束后已将近10点,人们鱼贯而出,去往不同的出口,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流动着。人似乎分成了两波,一波人在广场那里叫车,去停车场开车,另一波人去了其他地方。刘龙和秋池随便挑了一边,跟着人流走。遇到障碍物,绕一下,遇到障碍物,绕一下。走着走着,就与大部队脱离了,人们的谈话声和脚步声渐渐被夜的静谧一口口吞吃,整片草地似乎只剩他们两个人。

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在路上,他们遇到了三四个草东的歌迷。有个女孩问他们,“需要帮助吗?”,秋池和刘龙接受了善意。“我很少在马路上看到视障,真棒,你们太棒了。”女孩说。

这是一个好听、真诚的声音。刘龙和秋池却在心里嘀咕,“嗨,这有什么的呀,为什么我做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大家就会这样表扬我呢,我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回家的路上,路上不再有乐迷的呐喊,不再有喧嚣的音乐,拥挤之后的安静,突然有些冷清。在空旷的自由世界,寂静的傍晚流淌过秋池和刘龙的耳朵,心脏,双脚。秋池说,“那种感觉和所有人是一样的。这么美好的一天结束了,我有点开心,有些留恋,还有一点儿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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