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调理院》剧评|神化母职，是最卑鄙的谎言

从《坡道上的家》到《82年生的金智英》，“母职”话题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这部片子与前面两部的不同之处在于，采用了黑色幽默的方式，从女主临盆开始，重点围绕产后住进调理院时发生的一系列或悲或喜的故事展开，让观众看到了一名女性是如何成为一名母亲的。

“母亲”，现已不单单是生理上的指代，更是一种社会性的身份,一般认为是女性承担人类繁衍的命运所产生的对“母亲”这一社会角色的担当与认同，即“母职” ( mothering/motherhood)。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 女性专司母职理所当然化的观点已经受到了越来越猛烈的批判。从20 世纪60年代起, 女性主义学者开始主张母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而非生物决定的, 母职亦被认为是一套在父权制文化体系下运作的行为与意识形态。

一、两种身份：我的名字vs . xx的妈妈

女主在产房产下孩子的一刻，她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结束了。这个结束，毫无疑问是作为自我主体性让步于新的身份——胶棒妈妈（“胶棒”为孩子的乳名）。

女主对自己身份转变的不适以及不满从她在调理院中的第一次正式社交得以展现。在其他母亲的调笑中，她意识到在这里，自己叫什么名字、年龄多大，职业是什么，没有人好奇，她们都有统一的代号“xx妈妈”。而且她们展开的话题也是围绕生产抚育，比如孩子的性别、生茶的方式、生产次数。在成为母亲的一刻，也是一名女性的名字被抹掉的一刻。剧中妈妈们还少以名字称呼彼此，而是以谁谁妈妈展开社交。

名字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主体性的外在表现，我们通过一个人的名字来认识一个人、记住一个人，而在调理院里，你叫什么名字不重要，你是谁的母亲才是你身份的象征。 不仅如此，身体的主体性在成为母亲的一刻也遭到了僭越。就拿喂奶来说，剧中最常出现的就是一帮妈妈们坐在沙发上，坦胸露乳（虽然剧中没有呈现）给孩子喂奶，原本个人化、私密化的器官在公共领域中被展示、被观摩。妈妈的身体被征用，只要孩子饿了，无论妈妈在干什么，都要立马过去。剧中最后一集，妈妈为庆祝出院，玩得正开心时，一个电话，迅速把妈妈从过去自己的生育前的角色中拉回了妈妈的角色里。 蕾切尔在她的《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一书中提到，母职和她的其他社会角色（例如作家）是完全不兼容的。她发现要做好一名母亲，自己必须不接电话、不顾之前的安排；而要想做好自己，则必须任凭孩子哭闹。在剧中两者身份的矛盾也时常出现。剧中的妈妈们，生育前有的是想开定制内衣店的创业者、有的是热爱旅行的旅行作者、有的是全球瞩目的物理学家、有的还是东方神起后援会的会长。但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她们不得不让步。

母职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自我牺牲”，把个人利益置于家庭礼利益之下。但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也是有机会把个体的权利置于和家庭权利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但这样一来，女性权益和母亲职责之间就出现了矛盾的张力。

二、母职压力的转移

在主体身份被抹去的同时，母职神话带来的压力接踵而至，如何平衡事业与育儿、如何缓解育儿压力，找个帮手或许不失是个好选择。关于育儿帮手，剧中介绍了两种方式，也是现代最常见的方式：交给自己的父母以及花钱找看护。

女主很幸运有一个可以帮她带孩子的母亲，有一幕是女主的妈妈去学习育儿知识，发现课堂上坐的全是和她年龄相仿的女性，这一幕又讽刺又心酸。作为外婆或是奶奶不仅要将自己的子女抚育成人，就连抚育自己子女的孩子也是她们的工作。隔代育儿的情况在中国也不少见，父母催促子女结婚最常用的一套话术就包括“趁我身体还好的时候，替你带带孩子。”父母一代自然接过子女的抚育压力，似乎是东亚家庭中常见的现象。但这份压力也不是平均到外婆（奶奶）或者外公（爷爷）身上，而更倾斜在女性身上。“婆媳矛盾”是国内影视剧信手拈来的题材之一，但想一想，为什么是婆婆与媳妇会发生矛盾，为什么教育下一代会成为她们的矛盾之一，是不是也是因为在育儿方面女性依然是作为第一责任人，男性因不插手，自然不会产生矛盾。

女主的隔代育儿计划因母亲生病被迫打断，她不得不加入寻找合格看护的大军中。在这一部分，剧中又是用了一个颠覆我们正常印象的叙事：不是家长面试看护而是看护面试家长。

随着大陆二胎政策的放开，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月嫂市场。各种儿童看护机构充斥在市场中，家长为找到满意的看护彼此间的确也开展了刀光剑影的抢人争夺战。将抚育职能外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妈妈们的育儿压力，也解放了一些妈妈的双手，但往上提一个视角，这并没有改变社会对女性的剥削。在《跨国灰姑娘》一书中，一位印尼裔的家政工在台湾家庭照料雇主子女时就感叹“我在这里照看别人的孩子，那我的孩子又有谁来照料呢？”

三、女性互助育儿可行吗？

一位成功母亲的身边至少有一个母亲。这里的母亲不是指孩子的姥姥或者奶奶，而是指同样是孩子母亲的女性。女主因在调理院认识了新的朋友，因孩子而建立社交联结的人，彼此间分享育儿经验，形成互助育儿。除此之外，女主还有位场外求助嘉宾，当女主遇到育儿困惑时，会给已是中学生的闺蜜打电话求助，闺蜜这一角色设置既可能是与日后女主生活做参照，也证明了女性友谊的延续性、已育女性间话题的局限性。

当然，她们的话题可以是孩子也可以不局限于孩子。最初她们彼此分享育儿困惑与经验，但到后来她们也慢慢了解“xx母亲”背后的真实个体，以她们自己的身份展开交往。女主在职场与家庭的犹豫会对其他妈妈讲；从调理院出来后，妈妈们也保持着联系。女性间的友谊被妖魔化，忽视了女性间是可以互助的。

在《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的结尾部分，作者指出，过去十年有关人类进化过程中养育问题的一大发现是，核心家庭养育孩子是个晚近的新鲜现象。在历史上，女人从未在独单一人、隔绝于世的情况下自己育儿，或者只是跟另外一个人（孩子的父亲）共同育儿。一直以来，我们都仰赖于其他女性和亲友一起带大孩子。直至今日，大部分人类学家都同意，给人类最大支撑力量的并非火、狩猎和异性恋配偶，而是人类女性祖先会帮其他女性照顾后代。女性间的彼此扶持和深厚友谊，是支撑女人坚强勇敢、抚育后代的巨大动力。

“妈妈，也可以接受帮助”出院时，院长对女主说了这句话。这似乎是与“完美妈妈”的唱反调，打破母职的神圣化。但是事实，这种神圣化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女性本弱，为母则刚”、“世上只有妈妈好”、“超人妈妈”等这些话语给妈妈们戴了高帽，忘记妈妈也是不完美的、也是会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