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蘊之

行者/寫作者/報導者/東南亞文化遺產講師 個人網站:https://wanzhi.wordpress.com/

寒流中的台灣學生制服,我們的集體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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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一月,新年的起始,一波又一波的寒流,考驗的不只是每日暴增的死亡人數(台灣因氣溫猝死的人數遠多於COVID-19的死亡人數),也挑起了爭議許久的「學生制服」議題。今天的報導顯示,絕大多數的學校仍存在著不合理的、服裝儀容的懲罰與規範: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公布「高中以下禦寒衣物外穿調查」調查數據,發現有高達84%學校完全禁止或部分禁止毛帽、圍巾,亦有採取事前申請制。調查結果同時顯示,有部分學校仍發生學生因穿著禦寒衣物不符校方訂定之校規,而被予以體罰或愛校服務等違法情事,甚至傳出有教官於升旗典禮直言「要遵守教育部的規定就去教育部上課」。〈學生加穿禦寒衣物遭罰?大法官如何打破校園「特別權力關係」

一系列的報導暴露出台灣校園仍維持著軍國主義時期、服從至上的校園治理方針,與台灣不斷呼喊「自由民主、多元包容」的形象,背道而馳。

對於三十歲以上的台灣人而言,這是一道深沉且揮之不去的陰影;對於不在台灣成長的朋友,這個經驗可能很難理解。天冷穿衣,維持健康,不是理所當然的嗎?為什麼會引起對學校制度、對威權記憶這麼激烈的反應?這兩天我在各位馬特市民的留言區寫了不少說明文字,想了很久,決定整理在這裡。

大道理我就不說了,以下都是我個人的體會和認知,要戰政治的朋友,可以離開這個頁面。

小學的操兵練習與競賽

我讀過兩間小學,一間在天龍國的天龍區,一間在與桃園交界的偏鄉。

天龍小學沒什麼奇怪的地方,校長很重視學生的才藝發展,每個學期的課外活動、校際競賽多如牛毛。讓我比較痛苦的是早上七點五十分要朝會,全校每個班級都要整隊、集合到操場朝會、升旗,聽口令做體操、打國術,練習校運會的大會操(類似北韓的阿里郎吧),也要在各種國家節慶場合派學生代表去表演。這些操演、師長訓話結束後,才開始上課。

常常有學生在朝會時不堪曝曬而暈倒。我自己也在操練的過程中(口令:起步、跑!)因為人數眾多、有人跑錯方向而被撞飛,在粗糙的操場地面上滑行,也差點被踩傷。手肘與膝蓋血流如注,也只有送保健室簡單包紮。結果關節處的創口演變成糜爛的膿瘡,六年後才去大醫院施打類固醇,連續施打多次針劑後,膿瘡好了,四周的肌肉也沒了,患處剩下皮包骨。

當時的社會氣氛是:「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從來只有個人配合制度,無法配合的就是個人有瑕疵,被制度淘汰理所當然。沒有不合理的制度,只有不夠優秀的個人。

小六轉學,我才真正見識到什麼是軍國主義的威權教育。

聽到上課鐘聲要立正,糾察隊會立刻出動,將「動」的同學記下學號姓名,送訓導處懲治。這個規定立意良善,避免學生為了趕回教室而奔跑跌倒,所以規定聽到鐘聲要立刻原地立正,但,不能晃動分毫。執行的方式很凶惡,糾察隊就像訓練有素的軍警,擁有喝斥、辱罵同學的權力。(想像一下你身邊的同學瞬間變成武警)

至於寒冷造成的禦寒問題,小學倒是沒有太嚴格的規範,大家很習慣在制服內穿著一層層的衛生衣、在制服襯衫外加一件套頭毛衣,手套和圍巾也是被允許的。不過,無法抵禦寒冷的人,凍到口唇發白臉色發青或發紫,都是常態,如果跟師長反映,會被師長嘲笑「怎麼這麼弱」,額外加強體罰,交互蹲跳、跑操場、起立蹲下,是家常便飯。這種體罰也是立意良善,目的在強健國民體魄,所以,在當時也沒什麼好討論的。你說有沒有人因為無法負荷體罰而死亡?到處都有啊,新聞不會報,家長也只會覺得是自己的孩子體弱。現在無法負荷體能訓練,未來如何當兵兩三年?在軍中因訓練而死亡的更多呢。

台灣的學生,在那個年代就是預備軍人。護理課、健康教育,都會不斷反覆提醒,要做足準備上戰場、救治傷兵。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軍隊出操基本動作比賽。

下課時間曾看到其他班級在操場,四個一排,雙臂向後扭轉,如同串燒一樣在腋下夾著掃把、天窗長柄抹布的竹竿,練習「起步走」「一二一二三~四」「向右轉」「向左轉」「立定」,只有「稍息」和「立正」可以放下來。

現在回想真是變態。

更變態的是,那場比賽我們班拿冠軍,還沾沾自喜「不用掃把我們也能操演得像專業軍人一樣好」。

好吧,現在如果要全民皆兵,要上校閱場,我也還是能操演得很好。但,現在的戰爭形式還是這個模式嗎?

學生的服裝儀容,就是校譽

上了國中之後,開始與嚴格的髮禁與服裝儀容禁令共存。學校規定女生頭髮長度為耳下一公分,不得剪短、打薄(削出層次)、染髮燙髮,前髮必須用黑色髮夾夾起、露出額頭。後腦勺的西瓜皮剃青,每個月在朝會時檢查一次,不通過就要複檢,複檢再不通過就要記過,三大過三小過就要退學。有自然捲、髮色淡的同學就很慘,每天上學,都會被訓導處、看不過眼的師長刁難。

襯衫是一定要紮進褲頭的,扣子扣到最頂,腰帶一定要繫,還會被要求解腰帶檢查腰帶扣,要維持內外晶亮,因為軍中就是這樣要求的。

夏季還好,冬季簡直地獄。制服襯衫和長褲是卡其布,體育服是尼龍材質,都與吸汗透氣沾不上邊。台地的地勢高,又空曠,冬季溼冷,長期濃霧蔽天,有時甚至伸手不見五指。那個時代的教室沒有空調,一年四季窗門洞開。冬天上課時,霧會飄進來,遮蔽黑板。溼冷的冷是鑽心入髓的,沒有任何可以取暖的東西,學校也不供應熱開水。

制服外不能穿戴任何保暖衣物,所以國中的三年冬天,我的手、腳指關節,都是凍傷,又紅又癢又腫,寫考卷時甚至僵得握不住筆。每天都坐在教室中,止不住的發抖。同學們互相問候:「你的嘴唇好白。」「你的臉都紫了。」「你的印堂是青的。」

與此相反,衛生衣和背心都只能穿在制服內,當時也大概都是尼龍材質,很悶,所以腋下濕疹,反覆糜爛。上完體育課特別痛苦,內衣汗濕,濕疹刺癢難耐,冷風襲來,吹在流過汗的、裸露的脖子上,比不動更難受,而且內衣臭得不得了。

學生沒有人權,不能抱怨這類「規範」,也不曉得要抱怨。校方反覆重申「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服裝儀容代表校譽,在個體不得有任何主張的時代,我在心中反覆唱著「榮譽在我心裡我就不怕風浪」,而且完全內化了這些規制,看見行動鬆散、服儀不端正的人,心中都會咒罵「死老百姓」。

朝會時要檢查的還有書包、抽屜,學生列隊站在教室外,訓導處的師長會進入教室,一個個書包翻開檢查,看看是否有攜帶違禁品,包括不良刊物(課外讀物)。

如果像電影《返校》中那樣的讀書會,根本藏不了書,教務處隨時會抽查課本和作業簿。而我讀國中的時候,台灣剛解嚴不久,四年。除了報紙的張數變多,可以偷偷租漫畫和小說,電視出現所謂的「第四臺」,瘋狂熱播《東京愛情故事》,社會氣氛並沒有太大改變。

至於服裝儀容總是不合格的同學,一律標籤為太保、太妹、耍流氓。在一個年級只有一個升學班的制度下,十分之九的學生都是被教育體制放棄的;而所謂的升學班,也只是填鴨教育下被迫追逐分數、不准思考的犧牲者。

學生沒有人權

1995年,我升上高中,那間學校是新學校,成立才三年,唯一的教育目標就是升學率,升學率,就是校譽。考試以外的所有活動,在這間學校都被視為邪魔歪道。

學生在台灣的教育體制裡,長期以來是一種「非人」的存在。我的中學校長甚至在朝會(每天早上七點半,全校固定30分鐘的軍事訓話)上宣布:學生沒有人權,不要想組織學生會。

「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這句話在校園中反覆迴盪。校服的「不合身」「不保暖」與「過熱」都是「磨練」,沒有與校方討論的空間,只能服從。服從之外,就是違規。

我們是廢除軍訓服的第一屆,我也沒唱到軍歌比賽、打到靶。但沒差,我從小學三年級起,一路都是合唱團,軍歌一點也沒少唱,還多唱了很多愛國歌曲和戰爭歌曲。

學校有三個教官,是軍方編制、派駐各校的軍人。教官控管的不只是制服,還有軍訓、軍歌比賽、操演、思想、操行(品德)等內容。因為學生就是儲備的軍人,需效忠國家、效忠民族、效忠學校,所有行為都是以「為學校增光」為前提。隨著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這些控管逐漸放寬,教官負責監控的內容,主要是服裝儀容與操行。

高中的髮禁是不能超過肩線,這一點很好,我再也不用每個月去找理髮師剃西瓜皮。但學校規定向校方購買的制服,材質與版型爛到掉渣,完全配合中華民國義務教育「訓練勞工供國家奴役」的宗旨,夏天是藍衣灰窄裙,配白襪白皮鞋;冬天是藍衣灰長褲,配白襪黑皮鞋。這身裝束與學校旁邊工廠區的工人一模一樣,點題點得妙絕。而所謂的皮鞋,根本是塑膠,穿著走路不但造成我的腳滑囊炎反覆發作,鞋子還很快開裂。

學校不得不開放學生穿自己購買的鞋子,但還是要依照夏白冬黑的規矩。我那時已忍受不了學校合作廠商銷售的爛制服,在母親的陪同下去西門町訂做制服,顏色是對的,但版型完全亂來,窄裙作成了八片傘裙,直筒褲做成了寬褲,所以盤腿坐下時特別方便,不會爆線。這是一個誤會,我以為訂做制服的店家知道我們學校的版式,結果原來是店家唬爛。穿著這身制服,每次進校門,都被校官盯:「妳的制服!」

為了避開人群,學校規定七點半到校,我六點二十進校門,教官已站在門口。都不曉得為什麼教官這麼盡責。不過他們盯歸盯,三年下來對我也只是口頭提醒,沒有把我抓去記過。這種「鬆動」大概也是因為動員戡亂時期廢止,教官負責的「軍事化管理」失去了法源依據,但教官依然存在。我也沒搞什麼花巧,那套版型很有創意的制服就這樣穿了三年,而且我穿得很好,扣子一定扣到頂,上衣妥妥紮進裙子或褲頭,腰帶保養得晶亮,連大部分同學都不願戴的領帶,我都打得端正又漂亮,一整天都不拆下來。教官光是抓不繫領帶、不紮上衣、體育外套與制服亂搭的同學,就夠疲於奔命了。

如果想了解90年代末的台灣中學生是什麼樣的,《九降風》是個好選擇(但他們制服都亂穿,這種穿法是違規的):

制服能讓學生專心唸書、縮短貧富差距,這些也是理由,但與「方便當權者管理」、「不可挑戰威權」的思想教育相較,我反而覺得只是衍生的好處,不是學生制服存在的初衷。畢竟,制服最初出現時,沒有幾個學生要升學,而貧家與富家,也不太會就讀同一所學校。

《返校》反映的台灣社會很寫實,它恐怖的地方就是:那是我們真實經歷過的生活。

而這種軍國主義教育的思維,在1990年代的台灣,是普遍的共識。現在雖然已經過了30年,餘毒依然存在,畢竟在這種洗腦教育下成長的我們,現在也才40歲,正是社會中堅。

少年時一方面對此感到憤怒,另一方面多多少少也會將社會自小灌輸給我們的觀念內化。我常陷入「規定就是這樣那就這樣」與「不想遵守」的兩難,而不是去主動挑戰規定、爭取更多。事實上,現在很多事情只要力爭,是有鬆動的空間的,但我太習慣服從了,也很厭惡服從的自己。這樣的服從等於放任不公不義的「規定」繼續運作,明明知道,但「服從」已經內化成我的慣性,要很長時間之後才會醒悟過來:「啊,現在是可以爭取和討論的時代了。」但等我反應過來時,時間點已經過去。

教育,在我成長的那個時代,真的沒什麼資格叫做教育,端賴不放棄理念、不放棄孩子的老師們在苦苦堅持。而這種堅持,是要冒生命危險的,因為「個體的多元」在那個時代是一種禁忌,而這種禁忌雖然目前已淡化,仍延續至今。學校的制服是其一,公司企業、學術機構的「家奴」文化是其二。

個人的意志、思想、生涯選擇權的自由,在世界上其他地區也許是社會運作的基礎,台灣卻是近年來才比較鬆動。在我看來,也只是「鬆動」而已,只是嘴巴上進步(「多元適性」是口號),實際上過去累積下來的僵固仍深厚得不得了,隨時可以打回原形,讓教育變回30年前的洗腦工程與填鴨機器,因為我們這批大人都是這樣長大的,而且還佔了這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口。自由,我們可能不太熟,但威權控管和抹除個體差異,進行不人道監察、威嚇、用制度掐死不服從的個體,我們非常熟悉,各種手段都非常熟悉。

只是不願意想起來,以為自己忘記了。

最後,再放一次《返校》的預告片,而真實的台灣教育現場,比電影中恐怖得多了。不需要比較誰的歷史記憶比較慘,我們要努力的是,別讓這樣的時代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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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制服外套,關於制度

過了十年,光景依舊的封閉學路

原來天冷可以多穿衣服還需要政府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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