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四地跨域浮生錄】第3章：毒品為禍錄(上)

澳門開埠有400多年歷史，有人戲言澳門的主要經濟命脉一直以來都離不開黃、賭、毒，這個說法雖然沒有嚴謹的學術研究支持，但從很多歷史文獻和筆者親身體驗中，卻不能全完否定它。

其實黃、賭，毒三者通常都互相依附，看看澳門福隆新街這條有150多年歷史的街道便知道箇中因由，遠在清朝同治六年(即1862年)以前，福隆新街一帶仍是荒蕪一片，但後來地方政府為了在微薄稅金上增加收入，葡人羅沙總督鼓勵了兩名商人王祿和王棣去開發福隆新街一帶區域，並允許嫖、賭和吸食鴉片可以在這條街道上公開營業，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整條福隆新街從南至北分成兩段，以爐石塘街交叉點作分界，南邊為妓院，北邊為煙館和賭館。當時香港仍是一個經濟十分落後的小漁村，澳門成為西方人士進入中國的主要大門，這裡除了吸引本地的富豪、名家子弟光顧外，還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商旅前來消遣，全盛時期這裡共有60多間妓院，妓女人數過千。

時至今日，澳門仍脫離不了這個命運，雖然今天的福隆新街已不再是一個煙花之地，但周邊一帶仍然色情旅館林立，低檔的黃色賓館可謂五步一樓、十步一閣，而高檔的妓女則流連在新口岸一帶的賭場，好一段日子在舊葡京賭場外的走廊、新口岸旺區街道上都能看到流鶯處處，她們會主動走過來逗你，在你耳邊輕聲問道：「去不去？」，如果價錢談好，她們會帶你到附近的酒店或出租房進行性交易，這是澳門蓬勃博彩業下的「娼盛」繁榮，所以黃、賭往往是一家親。

回到毒品這個話題上，相信沒有人反對毒品是一種嚴重危害人類身心健康的東西，所以在1946年，聯合國設立了麻醉藥品委員會，以管制麻醉藥品的合法買賣，並在1961年168個國家確認了《麻醉品單一公約》，所有簽約國有責任履行這項義務，防止麻醉藥品的非法種植和販運。

但是在世人認清毒品的禍害之前，很多人已深受其害，在澳門文化局刊物所發表的一篇文章《澳門歷史上的鴉片貿易問題》中，作者郭衛東就有以下一段話：「澳門，是鴉片戰爭前西人在華的最早盤據地和貿易處所，在19世紀初葉以前的歷史年代裡，更長期作為列強對華鴉片輸出的重要基地而存在。在數百年的鴉片禍華史中，澳門的影響來得格外巨大。 」

鴉片這種毒品不單禍害澳門這個彈丸之地，實際上從1685年開始，鴉片已不斷輸入中國，吸食鴉片的國民人數迅速增長，短短數年間已流行各省，甚至有人公然開館賣煙，到了1729年，清政府首次頒佈鴉片禁令，但由於澳門所處的特殊地位，朝廷禁令管轄不到，加上澳葡當局實行的毒品庇護政策，使澳門成為了鴉片販子躲避中國政府稽查的避風港，變成西方向中國輸入鴉片最主要的倉儲站和集散地。

推動鴉片輸入中國的黑手，葡萄牙人和英國人是兩大元凶，尤其是葡萄牙人在這惡行上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在鴉片種植、生產加工、運輸存儲、集散和銷售各個環節建起一條十分完善的供應鏈，現在就把葡萄牙人的臭史翻開看看。

葡萄牙人到達澳門之前，他們早已在印度開始殖民行動，在印度的果阿(Goa)和達曼(Daman)設立了葡屬印度殖民地官署，並負責管轄日後被其佔領的澳門，他們在印度地區鼓勵當地土著種植罌粟花，取其果液以釀製鴉片，郭衛東在其《澳門歷史上的鴉片貿易問題》文中這麽說：「葡萄牙可以説是向中國批量輸入鴉片最早的西方國家之一。至遲從1720年，葡人已從果阿、達曼等地運鴉片入華進行商業性銷售，由印度各土著邦出產的聲名狼藉的“白皮士”(又名“小土”)最初就是由葡人運入中國的。 」

基本上，種植和生產加工兩個環節就在印度進行，而運輸則由葡人經營的商船負責，船隊並且得到葡方官員的庇護，獨佔印度與澳門之間鴉片運輸專利，令葡人有段日子壟斷了中國的鴉片市場，而澳門則擔當一個存儲、集散和銷售角色，由於澳門就在中國南方而佔有地利之便，令葡人發展對華鴉片貿易更是如虎添翼，18世紀在澳的葡商和官員上下一心合力幹起勾當，一時間，澳門這一彈丸之地，應運而生出現了一批大發罪惡之財的鴉片代理商。

參與其中的人，除了葡商之外，還有澳葡地方官員，最惡名昭彰首算澳門審判長亞利鴉架(Miguel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和前澳門總督柏納多·阿萊爾(Bernardo Aleixo de Lemos e Faria)，他們合作做起大規模的鴉片生意，亞利鴉架利用自己的審判長一職，把一切來自各方對他的控告攔下，所以當年在澳門沒有人找到律師去狀告他，亞利鴉架不僅是澳門的首席法官，還兼任澳門海關關長和財政官等職，故此澳葡高級官員在澳門可說是無法無天。鴉片每年產生的利潤養肥了很多葡商和高官，也成為澳門主要的稅收來源，在1830年，澳門進口的鴉片1,883.25箱，澳門當局堂而皇之地對每箱鴉片徵收16兩銀子的「關税」，使毒品走私合法化，這年澳門的關税總收入為銀子69,183兩，來自鴉片的税收幾乎佔一半。

由於目睹葡人在鴉片生意上獲得的豐厚利潤，令其他殖民者也垂涎欲滴，16世紀末葡人最強大的競爭對手終於出現，英國人按奈不住也來插手中國的鴉片販賣勾當，1780年，英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南方「雲雀灣」建立鴉片倉站，顯示英國人想繞過葡人自行貿易的企圖，英國人的做法卻比葡萄牙人「靈活」得多，葡國官員直接參與鴉片販賣活動，但英國政府很聰明不直接插手鴉片業務，只透過東印度公司的控股方式，間接地操控鴉片買賣來謀利。

19世紀20年代初，外國鴉片商找到了一個比澳門和黃埔更安全方便的地點，就是伶仃洋。自此之後，輸華鴉片逐步轉移至伶仃洋。1820年，英國鴉片船「老師傅號」為躲避中國當局在黃埔的查緝，曾打算避風頭於澳門，但最後還是改而駛入伶仃洋。183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實施「通行證制度」，規定原通過達曼等地走私的鴉片，祇要交付少量「通過税」，即可從孟買直接出口。此舉對葡屬印度和澳葡構成雙重打擊，使其鴉片來源從根本上大部斷絕，令澳門鴉片轉運中心的重要地位迅速衰落。

鴉片貿易的黃金年代開始逆轉到英國人手上，致使輸入中國的毒品更具規模，每年數以100萬計的鴉片膏流入中土，造成中國近代史上大量白銀流失，侵蝕清朝經濟，殘害中國老百姓體質，以致動搖了滿清的國運根基。清朝深知不妙，遂派遣林則徐南下禁煙，1839年林氏雖親臨澳門蓮峰廟與澳葡官員商談禁煙，但英國人不甘龐大的收益受挫，因而引至中英兩國在1840年爆發了鴉片戰爭。

〔筆者按：本文部分數據與內容取材自郭衛東先生的《澳門歷史上的鴉片貿易問題》文章資料，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