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店歷史】書店也能替文協代言?甚至還能是台共匯聚地?!
蔣渭水:傷心身外一無餘,剩得蕭條數卷書
大政四年(1920年)蔣渭水等人以「助長台灣文化」為名,創立了「台灣文化協會」,以《台灣民報》、演講會、文化劇、讀報社等作為宣傳工具,以諷刺性的方式譴責社會制度、鼓吹民族意識;大正十年(1926),蔣渭水為了促使臺灣人的民族自覺,進一步創辦文化書局,以書籍、報紙、雜誌的仲介販賣為目的,主打漢文書的銷售,成為唯一新式漢文書局,堅守文化傳承;自此以後,台灣人終於有了以漢文書為宗的書店。
蔣渭水先生曾在《臺灣民報》第113號上登載啟事,說明創設書局的目的:「同人為應時勢之要求,創設本局,漢文專以介紹中國名著兼普及平民教育,和文則專辦勞動問題、農民問題諸書,以資同胞之需……。」由此可見,文化書局同時販售漢文書及日文書,漢文書以中國名著為主,尤其特別引進孫中山思想、中國革命,及以描述殖民地真面目為主要內容之相關書籍,藉以傳播民族運動思想;至於日文書則以探討勞工、農民權益的社會主義為主,目的即在視日本現況為借鏡,揭發社會、農民、勞務等問題,來謀求臺灣文化的提昇與進步。
文化書局自開業以來,中國與日本的政治形態與社會運動都發生劇烈變動,而這些變動又深深影響臺灣的政治社會運動,因此文化書局首推的書籍,大都與這種時代變化息息相關,售書廣告方式是將所售書籍分類,輪流刊登在報上宣傳,因此文化書局不僅確如開業啟事說的「應時勢之要求」而設,也確實盡到「新文化介紹機關之使命」。然而,總督府當局卻將蔣渭水——一位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第一指導者」,視為「煽動民族反感」的運動者,是必定要拔除的眼中釘,遂利用分化與孤立來對付,平日便派有二名特務坐鎮文化書局監視,1931年,台灣民眾黨政治運動被禁止則增派為四名特務,直至蔣渭水逝世舉行大眾葬時,更派出八十名警吏看守現場。
隨著蔣渭水的逝世,儘管由其長子蔣松輝一邊讀高等學校一邊接手經營文化書局,但隨著總督府取締趨嚴,漢文書銷路銳減,書局也僅能在1932年吹熄燈號。
謝雪紅:用書店幫台胞叫屈、替台共奠基
謝雪紅,國際書局創辦人之一,同時,也是眾所皆知的台灣社會主義革命先驅。
早在上海求學期間,謝雪紅便積極投身於社會運動中,多次參加過反日示威遊行,號召台灣青年必須團結、學習,時刻為台灣回歸祖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做準備;當時,本就鮮少台籍女青年到上海念書,更沒有台灣婦女願意挺身參加社會活動,因此,謝雪紅的身影便顯得極為突出。他曾發表過一席演說:「同胞們,別忘記還有400萬台灣同胞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呻吟!」他的演講成功引起人們的注意和台胞的響應,更有一家報紙以《毋忘台灣》為題發表謝雪紅的專訪文章
東大畢業後的謝雪紅,奉共產國際指示,回台籌備台灣共產黨;然而,台共建立僅十天,謝雪紅等五人就被日本便衣員警逮捕。為了掩護身分,他們遂轉向開闢地下工作,以謝雪紅、楊克培、林日高等人為首,於大稻埕一帶開辦「國際書局」。取名「國際」,不僅是為了展現與世界接軌的抱負,更是為了使人更容易聯想到「共產國際」,讓對共產主義有興趣的人,得以按圖索驥一探究竟;書局的開張,不僅是傳播思想的管道,同時也兼具著尋覓新同志的功能。
國際書局店內主要販售社會科學類和馬克斯主義的書籍,吸引許多新知識青年,對於革命思想的傳播起了極大的作用。例如,開張初期,書局大多引進マルクス書房(馬克斯書房)、イスクラ書房(星火書房)等左翼出版社的書籍,同時也兼賣一般社會科學類叢書;後期,則因經營困難,開始銷售起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今台大醫學院)的醫學用書。就這樣,各路人馬在此匯集,透過思想傳遞以及組織吸收,台共勢力逐漸滲透文化協會及農民組合,台灣社會政治運動迅速左傾,加劇了執政者的不安。
可惜,好景不長,1928年三一五事件後,日本共產黨遭到大規模逮捕,臺共霎時變得孤立無援。與此同時,臺共內部也充滿內訌與派系鬥爭,進而給了日本警方可趁之機;1931年3月,日本殖民當局開啟了整飭左派運動之舉,臺灣共產黨面臨了一場空前絕後的大逮捕,謝雪紅也未能倖免於難,國際書局少了中流砥柱,也逐漸走向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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