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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李登辉特辑】陈医师访谈刘仲敬第100集:“发明”蒋经国 & “发明”李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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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字幕:三马兄

主持人:今天想要先跟您讨论的是关于政治人物的遗产。本周适逢李登辉总统逝世,您已经跟“上海之声”做过一些分析,但是我想从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来跟您谈谈蒋经国和李登辉。

我想要着重说的是这两个政治人物在他们死后为台湾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不管是好是坏。

您之前说过(《远东的幽暗之心--蒋经国》):“(蒋经国)麾下的前共产党人对五十年代的所谓白色恐怖负有最大的责任,老派军人或体面的资产阶级人士远不如他们擅长斩草除根。

他们一方面消灭了本土士绅,实质上完成了对岸同党的阶级斗争工作;另一方面又消灭了自己在岛内的同志和晚辈,实质上完成了对岸同党的自相残杀工作。

他们在前一方面的彻底性不及对岸,结果导致台湾新生代土豪提前以民主名义复辟;在后一方面的彻底性大于对岸,结果导致台湾技术官僚提前以建设名义抢班夺权。

……现代化的成功就是中原流亡领导人武断权力的结束,或者说是美国世界秩序的内化。

……蒋经国自己主持的本土化不一定导向民主化,但肯定包括了封锁统派路径的意图。

……蒋经国死于冷战结束的前夜,享受了天意能够赐予政治人物的最大恩惠:死得其时。”

照您这样的点评,是不是可以说,对台湾和中国国民党来说,蒋经国最大的遗产就是实质上配合美国,将国民党的列宁党性格弱化到有机会可以经过转型正义来土断的程度?

可是除了李登辉以外,所有他的继承人,不管是“49族”这群人,包括郝伯村、李焕、陈履安和连战,还是本土台湾人,包括林洋港、邱创焕和王金平,都不想要这个东西。

以至于时势所趋,是李登辉和宋楚瑜接下了这个遗产。最后经由国民党的分裂,这个遗产的最大一部分好像已经在民进党手上。

我想请您谈谈蒋经国最后这几年对台湾的影响,以及他身后留下来的政治遗产。

刘仲敬:人的性格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形成的,蒋经国的性格其实就是他在恋爱年代在苏联那边形成的。

他本人最适合充当的角色就是一个共产党候补干部,像现在的团派那样的角色。不是干部的核心,但是随时有干部候补资格的那种人。

但是,也就是这样的人,最了解共产党的所有习惯。出于本能,他可以准确地描绘出共产党什么时候会干什么样的事情。正因为他非常了解共产党,才适合于做这样的角色。

实际上,用共产党员或者共产党的干部当情报人员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全世界通用的现象。

例如,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二战时期是普遍招募共产党员为他们工作的,然后冷战初期才对他们进行大量清洗,也就是因为这种人的性格和行为模式最适合他们担任这种工作。

蒋经国这种人培养出来,本来就是为列宁化做准备的。

人的记忆总是有各个方面的,你可以在不断重新发明传统的过程中间发明出各个部分,强化一些线索而淡化另一些线索。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线索是交替性地占上风的,这个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环境。而人的记忆树当中总是有不同的线索存在的。

蒋经国至少三十年代在赣南的时候,他还是非常崇拜苏联的。

当时跟他相处的那些人留下来的记录都可以显示,后来国共两党制造出来的历史记录都说他在苏联受到了严重的虐待,是蒋介石把他换回来的,但是情况恐怕并非如此。

按照共产党干部的规矩,下基层锻炼这些事情并不是一种迫害,而是一种实习。不经过这样的实习的人,反而是不堪大用的,等于是就打算当机关混混,过一辈子了;打算大用的人,都要经过这一层的。

他回到中国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蒋介石从苏联获得让步的结果,而是蒋介石和苏联结成联盟对付日本的产物。

跟他回来的另一批人,以及同时期通过抗日统一战线回到国民党政府的那些人,甘乃光手下的那批人,绝大部分也都是匪谍。

你想,如果跟他同时来的一大批人都是匪谍的话,他就很难不是,因为人的活动都是有集团性的。

像郁达夫和王任叔他们那些人到南洋的时候,例如我小时候开始看的日本学者写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

完全把郁达夫写成一个流亡到南洋开始做生意的商人,然后莫名其妙地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被日本宪兵杀了,就有点莫名其妙,好像他完全是文人似的,但是他周围的那些人明显都是匪谍。

最后终于发现,其实他也是郭沫若的国民政府第三厅招募的,

也是在抗战初期的那个抗战热情当中自愿地投笔从戎、为国家效力、但是行为还不太专业的文人匪谍(当时这样的左派文人是多得是的),利用他懂日语和了解日本文化。

而他在日本占领的苏门答腊最初并没有被日本人发现。他主动去给日本军队当翻译,而在当翻译的过程中间成功地庇护了很多共产党员。

如果不是这么干的话,日本人不见得会注意他,因为宪兵是地方性的武装,跟情报机构不见得有直接联系。

等到他们注意到这个人的行为有点不一样的时候,跟警视厅联一联网,最终发现这个人用的是假名,其实他就是郁达夫,

而郁达夫的名字在抗战初期已经纳入日本情报系统明知的间谍里面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非死不可了。

而且他的死亡可能还有其他的内幕。他很可能是像瞿秋白那样,是在王任叔他们在抗战结束以后准备在日本撤出的真空期发动华侨建立左派游击队的关键时刻,像红军把瞿秋白留在苏区一样,

故意把他留在日本和日本控制的印尼亲日派(印尼独派基本上是亲日派)的战区,让他们把这个人收拾掉。

他归根结底是一个不靠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武装斗争中间拖累很大,怨言特别多,不如借敌人之手收拾掉。

而日本宪兵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也很可能不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而是抱着一种为阎锡山效命的那些日本人的想法,就是说,日本已经倒台了,但是阎锡山对我们很好,我们可以跟阎锡山建立一个新国家。

印尼这批人是我们培养起来的子弟,但是他们是盟国能够接受的人,我们可以给他们当顾问,在他们手下混事。

他们很可能是为了印尼独派避免华人左派游击队抢班夺权,为了他们的利益才除掉郁达夫的。如果是为了日本人的利益,日本人发现他已经很长时间了,本来是没必要这么做的。

蒋经国在国民党内发挥的作用显然也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在赣南苏区(这个很明显就是共产党经常做的,像朱德在滇军内部也是这样做的,叶剑英在粤军内部也是这样做的)利用双重道德观念:

如果他们的对手讲究的是像张作霖那样的江湖道,或者像是滇军那样讲究男人之间的兄弟情谊,那么你对我讲道义,我对你不讲道义,这样我就可以单方面占便宜。

等你醒悟过来以后,八骗张发奎,我已经带着兵跑了,然后你再翻桌痛骂我不讲道理已经没有用了。

他们可以合理地估计,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大多数人还有儒家的残存道德观,对亲生儿子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下手的。

而蒋经国则是苏联训练出来的、把家庭关系和所有资产阶级关系都看成是可以利用的资源的布尔什维克。先利用你一把,最后我建立的其实是一个苏区。

赣南特区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它本质上就是一个苏区。成立的一系列机构都是共产党留下的,稍微改头换面。

比如说什么叫交易公店?这个明显就是计划经济那一套。交易公店就是说,所有小商号都只能跟交易公店做买卖,不能够自己跟消费者和生产者打交道。

那么他们等于就是交易公店的代理人。但是他们还没有变成正式的员工,所以保留了一点点小小的灵活性。

当然这样一来,交易公店就可以发大财了。以前的所有人都在财政上打不开渠道,而交易公店却可以发大财。

发了大财以后,养一批青年干部和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工作的进步人,于是他又建立了一个青年团干部训练班。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陕甘宁边区。而且比陕甘宁边区还要更好一点,他还是蒋介石的儿子,谁都惹不起他。

你可以想象,顺着这条路渐渐发展下去,他是可以从内部接管国民党的。唯一的麻烦就是,他的特区还太小,而中国的土地还太大。如果蒋介石只有一省或者几省的地盘的话,他当时大概就可以接管了。

蒋介石下野以后到了台湾的这段时间内,国民党的大佬们纷纷背叛蒋介石。

等到蒋介石在谷正纲那些没有什么资源、跟旧派系没有什么关系的青壮年的支持之下重新得到大位的时候,他得出的结论是,蒋经国才是他唯一可靠的人,因此要把最核心的情报部门交给蒋经国。

所以,五十年代蒋经国真正从事的是情报部门的整训工作。

情报部门都是无名小辈,并不像是过去的大军阀之类的,跟地方势力和豪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自身没有资源,所以协助蒋介石整掉这些人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而蒋介石也认为,过去他的错误就是没有把这些人整掉。当然,这其实不是错误,主要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力量,形势所不允许。

但是人类总是这样自己看待自己的,习惯于把自己想象得比自己更加强大。我本来可以做到,实际上却没有做到,现在我总算可以做到了。重点就是要搞掉这些人,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体系。

蒋介石真正能够控制国民党,还真是到了台湾以后。首先,他是台湾社会的外人,这些人全是汉奸,不用对他们有任何顾忌,他是一个彻底的征服者。如果是在广东的话,那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

其次,原来老迈的那些各路军阀势力现在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基地,要整你有如瓮中之鳖,很快就会把他们整掉,整出清一色的党务官僚。

而台湾的地盘又不大,需要的干部要少得多,他完成这个任务的困难要小得多。

毛泽东在中国要反反复复进行整顿,也是因为他的干部队伍实在太杂,而他对唯一能够帮他建立干部体系的列宁党人又心怀猜忌,经常是想要给他们添乱的,所以各种整顿基本上是越整越乱。

而台湾的国民党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其实比同时期的毛泽东的共产党更符合斯大林和刘少奇关于干部党的理念。

毛泽东是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再加上中国的形势本来就足够复杂,所以各方面破坏的结果是,里面制造出来的杂质不经过革命和战争手段是永远也没有办法搞定的。

国民党的最高峰应该就是在六、七十年代,它的党务官员和组织原则在这个时期是贯彻得最彻底的,但是这个时期也就是类似改革开放时期的技术官员开始大规模进入干部体系的时期。

这个时期形成的技术官员体系,他们是办理事务的人,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我的资源是从哪里来的,结果他们的资源全是从美国来的。台湾如果没有国民党这一套官员的话,它的情况就很像是越南。

直接依靠美国军队和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越南军方,对于浮在他们上面的文职官员和后来依靠国家力量建立的勤劳党基本上是不放在眼里的,使得政局不稳定。

吴庭艳死后,政局就再也没办法稳定了。军阀和地方势力相结合,尽管南越地方不大,但是使得南越的党的力量基本上是虚悬的。

而台湾的局势能够稳定,是因为党军体系还在,党暂时还能够骑在技术官员的头上。但是,就是因为在这个时期社会变得渐渐复杂化了,技术官员按比例来讲,分量必然是越来越大。

七十年代以后是国民党地方派系开始成长的时代。地方派系成长,实际上是中产阶级社会在威权体制下的一个现象。

财富需要权力的保护。本土的大财团,就是不坚持原则、愿意接受中华民国体制的人,需要在政体内部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而这种代理人只能通过腐败的方式体现。

因此,这个时期才是地方派系成长的时期。地方派系的成长和技术官僚的成长,从两方面捆住了国民党的手脚。

而蒋经国对这些事情,至少在他的有生之年,是认为他还是能够控制的。

他真正担心的是,国民党本身的大佬通过统战模式(他自己是非常熟悉统战模式的,他自己从苏联回来的时候也是肩负着类似的使命的),重新把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一个分支。

像廖承志和蒋宋美龄之间的对话,其实对于蒋经国这样的人来说是太熟悉了,这是他极其熟悉的作业。他首先看到的威胁就是在这一方面。

至于另一方面,他是不是选择了本土化的道路,那倒不一定。政治家不能像是思想家那样从容地设计一个纸上看着很完美的方案。政治家永远生活在一艘快要沉没的船上,有各种迫不及待的需求。

在他看来,他是只能顾眼前的。好像所有的地方船都要沉,他只能堵最重要的地方。别的地方,危险只要是在几个月或者几年以后,都可以先放一放。

麦克米伦首相(Harold Macmillan)曾经说过,我们在政海上是坐着纸船航行的(It was a storm in a tea cup, but in politics we sail in paper boats.)。也就是说,我们永远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人。

所谓长远规划这件事情,知识分子永远指责政治家没有长远规划,但是这种环境是知识分子绝对应付不了的。政治家如果真的有了长远规划的话,他会马上死掉的。

对于他来说的话,知识分子这些评论完全是隔靴搔痒、看人挑担不觉沉的做法。我目前就在手忙脚乱的状态中,目前我看到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我先堵这个主要危险。

堵掉这个主要危险,几乎不可避免会增加其他方面的危险。这是一个演化现象,演化没有免费午餐,所有妥协都是不完美的。因此,所有的生物体都是既完美又不完美,完全看评论家的立场。

评论家如果从汽车工程师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生物体都是极其愚蠢的拼凑。任何一个实习生做出这样的草图,都会立刻被判为不合格的。

但是反过来,从生存的角度来讲,你又可以说,这简直是上帝的神妙杰作,蜜蜂比人类的工程师还要聪明,完美到极点。其实两者都是对的,完全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讲。

蒋经国推掉廖承志所做的选择,跟蒋介石在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所做的选择是一模一样的。

像章太炎和汪精卫那些人说,你这样必定会把共产党放进来。蒋介石真的不知道吗?他非常清楚他的基本盘有多大,但是偏了东就不能顾西。

如果反过来,三十年代不肯联俄的话,国民党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在日俄的夹缝之下,他无法制止他手下跟军阀势力有很多联系的各种大佬反过来接受日本的援助。

而且这个危险就在眼前。就在1936年抗战前夕,刘湘还跟李宗仁他们接受日本顾问,准备跟日本人联合。

你可以看出,蒋介石如果不以突然的行动打断他们的话,等他们慢慢地、从容不迫地经营两三年,松井大将再跑到成都和广州,去上一两次,两三年时间足够把刘湘和李宗仁变成蔡锷和陆荣廷了。

等西南联盟一旦形成以后,他就整个全部落空了,于是他又回到袁世凯那种地位上去了。只有迅速发动战争才能够挽救他。

对于他来说,他要防的是迫在眉睫的危险。如果十年以后出现其他危险,那是不算数的。

这就好像是,我给一个人用化疗药物,准备五年以后他被毒死,那是因为他三个月之内就要死于癌症的缘故。

五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顾不上这么多,先用了再说,说不定又有其他的因素把它反过来呢?如果没有,他好歹也多活了五年。

所有的政治家都处在这种情况下,随时随地都像是三个月内马上就要完蛋似的,所有的胜利都是极其短暂的。像民进党在2016年的胜利和2020年的胜利,其实都只持续了几个月时间。

几个月以前好像还是大局已定,历史的潮流永远转向了我们喜欢的这个方向,以后只有一些细节问题;才过了三个月,又立刻进入水深火热的状态了。

里根在1984年也是这种状态,尼克松在1972年也是这种状态。而大多数美国总统在当选的时候得到的支持远远赶不上这两次选举,他们永远处在水深火热的状态。

按照知识分子那种心态,在这种位置上做不上三个月就会哭爹叫娘,觉得老子非下台不可了,我的神经快要崩溃了。

而只有神经受得起这种刺激的人才能够做得了政治家,就好像是只有不怕晕船的人才做得了水手长是一样的。

知识分子一般都是不属于这种系统的人,讲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他们看来,1984年以后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些小风波。只有在局外的人和事后的人看起来才觉得是小风波,在当时的人看起来是极其要命的。

在伊朗门事件当时爆发出来的时候,里根看上去跟水门事件时的尼克松好像没有任何不同。几个月以前的众望所归,丝毫也阻止不了尼克松落到一个需要特赦的犯人那种状态。

现在看起来克林顿在1996年似乎也是无所不能,但是九十年代盯新闻盯得很紧的人就知道,他的两任任期好像随时都会被白水门或者其他什么门直接送出白宫、送进监狱的。

所以,蒋经国跟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堵眼前的漏洞就行了,以后的事情他想不了那么多。

我想,他在临死的时候也必定是有一百万件事情还没有办完,所有的政治家在临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按照他的各种部署和各种平衡,要想发挥作用的话,至少还要十几年的规划,但是他已经来不及顾及那些了。

但是他手下的人必然像所有人一样,随着不同时期的需要,不断地重新发明历史。

因此,他们发明的历史最后在李登辉退出国民党、大家不需要讲面子的时候就变成,李登辉欺骗了蒋经国,所以把蒋经国原来的规划改了方向。

我想,蒋经国原来的规划是什么?他跟所有政治家一样,实质性的、狭义的规划就是堵住眼前的漏洞,造成的后遗症几年以后我再堵。

以前我都一路堵过来了,我相信我以后还能堵得过来。万一堵不过来了,那就是幸存者谬误。堵不过来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我现在还是堵得过来的。

堵得过来的证据就是人择原理,我现在不是还在么,所以证明我以前一路堵过来都堵住了,我就先堵了再说。

至于我所谓的理想状态,这对于政治来说是没意义的事情。正如俾斯麦所说的那样,政治家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全都是达不到的。从历史的角度和政治的角度上讲,基本上都是可以不必考虑的。

没有一个政治家真正达到了他想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执政以前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连规划都没有。

他所做的规划全都是应付眼前的各种亟需的,因此在他自己心目中必然是乱抓式的一连串临时措施的组合。

这些临时措施当中,在他心目中只有极少数符合他真正想要达到的那个伟大理想;大多数是毫无关系,但是出于眼前的必需而非干不可;

还有一部分甚至是跟他原有的规划不符合的,是破坏他原有的规划的,但是出于必要性而非干不可。

这三种事情在他心目中可能很清楚,但是外人和后人却是完全不清楚。

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但是这个跟我在其他时候说的那些真心的话是不一样的。

你们要注意,有些话是我的真心话,巴金同志写随想录是想说真心话,另外一些是我在林彪和四人帮的逼迫之下不得不说的话,请你们把这两者分清楚。

但是TMD别人怎么能够分清楚?你自己的颅内风暴分得很清楚的事情,别人又不能读取你的思维,也不知道你说的哪句是真话哪句是谎话。

例如,谁知道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不是你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之下、在江泽民买办集团的逼迫之下不得不说的另一句违心的话呢?你过了二十年会不会又说,这也是我说的违心的话?

我们认真考虑一下,除了三岁的小孩要糖的时候说的是彻头彻尾的真心话以外,成年人所说出的哪一句话不是违心话?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像是上海妓女在警察局所说的那样,我是为生活所迫才做出来的。

如果我能够不为生活所迫,如果,如果,如果……在十万个如果之外,我本来会这样做。但是,你本来要做的事情,是不是一件也没有做?

认真说来,你说的每一句话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TMD是为生活所迫而做出的不同程度的违心的事情。

只不过有些时候违心的程度像巴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做的那些事情和说的那些话一样,违得太大了,显得比较突出;

有些时候就像是一般员工给老板拍马屁的时候说的那些话,违的程度不算是很大,双方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于是你就假定是真心的。

那么作为文人和评论家,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可以随便调整标准。你是一个自封的法官,你可以把标准唰的一下调整到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做到的那个标准。于是,所有人都是虚伪的坏人,地球上根本就没有好人。

还可以顺便得出一个结论:既然大家都是坏人,那么我再坏一点也不要紧。我可以一面比别人更坏一点,享受比别人更大的红利,一面理直气壮地说,你们都是一些虚伪的伪君子。

你看,我拿出一个真正的金标准来看,你们难道不跟我一样是坏人吗?这个做法太绝妙了,可以占到很多很多便宜。

一般的评论家几乎没有不依靠调整标准来上下其手的。哪些是违心的,哪些是不违心的,哪些是我真心要做的,哪些不是我真心要做的,我随着我的需要做出调整。

当然,政治家不是评论家,他要满足的是眼前的需要。我根据眼前的需要,取出一部分做我的传统出发点,这不就得了。

加图和喀提林被人引用过多少次,每个人都从他们的传统中间提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依据,用来支持完全相反的事业。

每一个政治家在自己的生平中都说过很多话、做过很多事,你可以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发展出像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那种同时引用马克思、而彼此把对方当作死敌的做法。

基督教的各教派不也是这样吗?同样一个传统,随着政治家当时的需要而做出不同的引述。而在不同的时期,这个需要是不一样的。

例如,宋楚瑜显然认为,清除那些老人对于他和李登辉是同样有利的,李登辉之后不是他还能是谁?所以他坚决支持李登辉。然后他跟李登辉决裂以后,他对传统又做了重新的解释。

我们要注意,宋楚瑜的重新解释是一个政治家的解释。因为他是企图有政治作为的,而且还能给手下的人找工作,所以他的解释是针对他个人和他的部门集团的当前需要的。

而国民党那些退休大佬所做的解释就是属于另一种我很熟悉的解释,就是已经自认失败,但是要论证TMD全都是别人的错,如果听我的话就一切都很好。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你之所以能这么说,就是因为你的话从来不具备可行性。

你要在评论当中把自己说得很完美,是最容易的。然后你把别人的不完美全都说了一遍以后,你提出的方案是完全不可能执行的方案。

他们所说的方案就是,当初如果听了我的,本来会这样。而这种说法就已经表明,他当初根本没提任何方案,对未来也没有任何预见,只是事后才跳出来装逼。

装逼的人是怎么样一种人呢?就是他们除了装逼以外已经一无所有。现实政治的资源,他们已经到不了手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装逼对他们才是极为重要的。

凡是拥有现实政治资源的人都有一个特点:时间对他们非常重要。

就像马基雅维利描写的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所说的那样,我要把意大利当作一个洋白菜,一片一片剥下来吃,而我只能活这么多年,任务太繁重了。他根本没有耐心去跟知识分子争是非。

谁的时间是无限的呢?认定自己已经不可能当权的人。对于这种人来说,论证我有多么正确,别人有多么错误,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以无穷的时间对毛泽东或其他人进行重新评价,然后力图向人类证明跟我意见不同的人全都是sb。

而政治家是付不起这种时间的。等你把这些事情论证完了,按照历史经验来说其实你永远论证不完,再过两百年、两千年也论证不完,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你只能要么把这个任务交给你的宣传部门,你的宣传部门也是文人,让他们根据你自己的利益去哔哔哔,你自己赶紧把时间积累起来做重要的事情;要么呢,TMD,身后是非谁管得,我先抓实际的权力和武力。

别人议论我什么,干我屁事。哪个单位的领导不被别人事后议论的?你要想等到别人不议论你,或者别人的议论符合你自己对知己的要求的时候,你到死也等不到那一天的。

凭经验你也知道,千万不能再去等了,所以你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吧。

所以,国民党人后来才开始议论蒋经国本来可以如何如何、企图对蒋经国发明一个其他形象的时候,那是他们在政治上已经陷入绝望的时候。

在政治上还可以有发展的,就是属于国民党内部的、由地方黑势力成长起来的自发秩序这一部分,比如说高雄许家这些人,他们不去论证这个。

他们必然是认为,无论蒋经国当年做对或做错什么事情,现在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在官黑白各道中间周旋,能不能够继续开展下去。

这个对于我的派系的生存和发展是最重要的,我关心的是这些事情。那些历史评价问题,我们可以把它交给王立,反正他也没有别的事情去干。

我们假定,如果王立他爸爸在政治上获得成功,把他培养成了一个蒋万安诸如此类的能够竞选立法议员的人,我敢说他也不会再去论证这些事情了。论证这些事情就是你时间太多的结果。

至于说蒋经国真实的政治评价应该是怎样的,第一,历史评价是一个政治问题,要通过党中央的决定,任何人跟党中央的决定不一致都是错误的。

第二,我们不要认为民主国家不是这样的,民主国家是党中央比较分散,各政治集团各有自己的党中央决议,这些决议哪一个都占不了上风。

第三,广大人民用小说和文艺传袭、自古以来原始人坐在火堆边讲故事、荷马史诗、盲诗人对部落唱诗那种方式来理解历史,他们的塑造又真又假。

也就是说,从考据的历史上来讲,全都是胡说八道;但是从形象塑造的角度来讲,他们那种演绎式塑造出来的历史人物的各种形象,比任何更真实的考据的历史形象都更重要。

这些历史形象就是共同记忆,共同记忆是维持共同体准人格的关键。

就像人的记忆一样,人为什么要不断修改自己的记忆呢?为了说服自己相信,5岁的我、15岁的我、25岁的我和45岁的我是一个人。

与此同时我又要说,25岁的我简直是一个傻瓜,被坏女人玩儿得团团乱转,现在我要是遇上她了,我不把她玩儿死才怪。

这不就是说25岁时候的你跟45岁时候的你不是一个人吗?但是你又认为你们是一个人。怎样才能变成一个人呢?适当地编辑修改,重新认知。

一部分线索被你压进了记忆的底层,但是指不定在你65岁的时候又会突然跳出来。

或者是,它可能永远不会跳出来,但是它会用其他间接方式,像火山口地下的岩浆运动一样,使地表在某个地方不经意地隆起一点或者凹陷一点。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含义,不知道你为什么闻到某一种气味的时候觉得不好闻,或者是看到某一种场景的时候突然会感到惆怅,你不知道。这是你已经忘记的。

其实你不是忘记了,而是压到了记忆底层的某一段记忆像岩浆一样使地表隆起或凹陷了一下。你不知道,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全知全能的上帝如果愿意告诉你的话,可能会告诉你,这些东西其实是你11岁的时候骑自行车在某一个沙坑摔了一跤给你留下的痕迹。

或者是,你在15岁的时候很没面子,跟不良少年斗殴,打输了以后苦苦哀求地求饶,又不敢告诉老师,留下的耻辱感,给你造成的记忆。

但是这些都被你从记忆的表层抹去了,所以你认为这些事情并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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