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新闻丨在七个方面，美国的长期实力源头已经败坏

在七个方面，美国的长期实力源头已经败坏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是什么力量驱使人们前进?”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结尾的哲学散文中这样追问。他想到了拿破仑：“个人如何让国家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

对这一问题，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给出了一个非常质朴的答案。A有压倒B 的实力，就可以让 B 做一些不然B就不会做的事情。一个大国可以让其他国家或实体做符合其国家利益的事情，也可以摆脱它们对其施加的做更适合它们的事情的压力。

我们有时告诉自己，在现代世界，实力是更复杂的事。在去年10月7日恐怖事件发生前夕，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为《外交事务》著文，将“美国实力”的当下源头解释为“拜登经济学” （增加对国内创新和工业的投资）、整饬联盟 （“一个自我强化的合作网络”）、改革世界银行甚至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以及对俄罗斯、伊朗，最重要的是中国等敌对大国的经济和技术遏制（而非直接的军事对抗）。这一论断简洁雅致，但很快就被以色列发生的事情证明为不实，因此不得不匆忙重写。（杰克·沙利文文章原题“The Sources of American Power”，印刷版见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23年11/12期，2023年10月24日发布的网络版对可能提前上市的印刷版中的一些表述有修正。——译注）

严酷的现实是，美国不再擅长“让 B 做一些不然B就不会做的事情”。现在谁会想起2021年被匆忙遗弃给塔利班的阿富汗？仍在与俄罗斯入侵者苦斗的乌克兰，因华盛顿的资金支持不断缩水，正慢慢淡出公众视野。

就以色列发动对哈马斯战争的方式，我们有过激烈争论；对伊朗在中东的代理人制造混乱甚至攻击美国军队而不受惩罚的情况，我们谈论甚少。（美国周五领导的对胡塞武装目标有意为之的打击，因事先遭大规模泄露，造成了最小规模的破坏。）周六，台湾民众投下选票: 人们想知道，假如中国人对选举结果有异议，并封锁这座岛，美国会作何反应？沙利文的文章真的原本该用“美国软弱的源头”这个标题吗？（周五，即2024年1月12日。——译注）

美国的实力确实不比从前了。在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所谓反恐战争期间，美国不只变得富有，还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杠杆或工具，将其国家财富转化为实力。这些都是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关键。有些杠杆或工具是显而易见的，有些是自相矛盾的。有些在长期使用。近年来，太多杠杆或工具不复从前的威力了。

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美国早在1872年就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因此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资源，可以用于陆军和海军，更不用说后来成立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所有其他机构了。美国的选择只是不动用自己的实力，直到1940年代，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终赶上并超过了几个欧洲大国。

美国的经济总产出仍是世界第一吗？基于当前美元，它显然仍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用美元衡量，中国202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二。但假如依购买力平价方式计算（考虑到比如长沙等地的非贸易服务和商品明显比费城便宜的事实） ，中国在2016年已赶上美国，其去年的经济规模壮大了五分之一。

鉴于武装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源都不是在世界市场上购买的，就购买力平价而言失去主导地位就是一个问题。相较于美国，中国海军和核武库的要廉价得多。当然，它们的质量可能也很差。（最近有报道称，中国的导弹装载的是水，而不是火箭燃料，这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远远没有为黄金时间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在我们仍然相对全球化的经济中，从石油到半导体，几乎所有其他东西都以美元计价。而且，近期美元走强，加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以美元计算，中国仍明显落后于美国。

目前为止还不错。近年来，在许多其他方面，美国也削弱了自己的实力源头。其中有七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

首先，移民。因为能够输入全球人才，美国拥有几乎独一无二的实力源头。超过一半的独角兽公司（价值十亿美元或更多的私有初创公司）是由移民创立或共同创立的。中国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你想搬到那里去吗？下一个埃隆·马斯克不会。下一个 Patrick和John Collison兄弟 （Stripe公司的爱尔兰裔创始人）不会。下一个 Apoorva Mehta （出生于印度的 Instacart 公司创始人）也不会。我可以继续罗列下去。

但从合法移民到非法移民的转向（正如美国近年来所见证的那样）降低了“人力资本”输入的质量，进而削弱了这一实力的源头。这一转向在2023年愈演愈烈，跨越美国南部边境的流入人口可能超过了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

第二大麻烦是法治。是什么令美国对外国劳动力和资本具有极大吸引力？答案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司法系统的一致性和可靠性。从宪法到法院的效率，任何对这座大厦的破坏都会削弱这个国家。不幸的是，近年来，在一些可衡量的方面，我们的法治恶化了：在世界正义项目（World Justice Project）的法治排名中，美国下滑至第26位，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民事和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不平等：这是我曾称为“大败坏”的另一个例子。（“大败坏”，即本文作者2012年初版的著作The Great Degeneration，国内中文本为《西方的衰落》。——译注）

接下来是教育。十九世纪，美国受益于比世界其它地区更优质的中等教育。二十世纪，美国受益于更优质的高等教育。但这些优势要么已经消失，要么正在消失。假如你想知道美国青少年在数学和科学方面落后于香港和新加坡的同龄人以及爱沙尼亚和爱尔兰的同龄人有多远，请看看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最近的结果。看看克劳迪娜·盖伊（Claudine Gay）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短暂任期吧，看看我们的精英大学是如何被“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削弱的。

第四，公共卫生。二十世纪，美国人比其他国家获得了更优质的食物，寿命也更长。显然这也不再是事实。美国军方发现，吸引体格健全的新兵变得愈发困难，肥胖、成瘾和其它自戕性疾病也相当普遍。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国年轻成年人身体状况良好，且没有犯罪记录，够资格参军。

是的，你可能会说，但美国的创新呢？举世公认的真理是，经济实力的最重要源头是技术领先。在任何冷战或热战中，拥有最有效的破坏、情报收集和反情报手段的国家，极有可能至少实现威慑，并在必要时取得胜利。过去一个世纪的绝大多数时候，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是笃定无疑的。但第二次冷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提出了严肃挑战: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高超音速导弹，以及信息战（TikTok闪现在我的脑海）。与美国不同，从无人机到高超音速导弹，中国拥有大规模生产几乎任何新技术的制造能力。

有充分的理据认为，过去，美国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为私营部门带来了巨大的衍生收益，尽管那些支出的核心目的是加强国家安全。但瓦尼瓦尔·布什（ Vannevar Bush，二战期间领导科学研发办公室）的精神能否激活今天的联邦官僚机构，看上去令人疑窦丛生。我们应当警惕那些号称“产业战略”的措施，那些措施无视1970年代的教训，扩大了政府的经济角色，当时，国家干预的成本显然超过了收益。更好的结果会来自确保州政府在吸引私营部门投资方面的竞争力，这是我们联邦体系的长期优势之一。

第六，财政挥霍。联邦政府推行实行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已有二十年以上，过度支出和低效的税收导致赤字成为常态，哪怕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联邦债务也迅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更不用说福利项目的无资金准备负债）。鉴于美国依赖外国投资者和联邦储备委员会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和其它票据，这就是一个重大弱点。自2022年以来，实际利率的上升大大增加了偿还债务的成本，乃至于债务利息接近于超过国防预算总额。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假如债务持续攀升，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预期的降息举措就不会减轻这方面的负担。

诚然，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货币（不只作为储备资产，而且作为交易支付手段）的发行国，美国享有某种特权，尽管没有如1960年代法国批评人士声称的那么“过分”。或许，相较于另一种货币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美国政府能以相对更优惠的条件借债。但就这种特权是多么仰赖我们的战略优势，人们没有充分体会到。假如美国输掉一场大战，美元将出现何种走势，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历届政府更喜欢打经济战而不是真实的战争。但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制裁和出口管制等措施是有效的。假如经济战是足够的手段，古巴和伊朗就会是民主国家，俄罗斯就会输掉乌克兰的战争。

最后，我们必须审视国内外的正当性。它可能比其他任何属性都更难量化，但“软实力”显然在两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假如实际或潜在的盟友以积极态度评价美国，那就是有益的。其次，关键在于，美国公民自己理当认为美国的实力是正当的。假如前者看起来或多或少完好无损（在世界各地，美国仍较中国受欢迎得多），那么后者似乎更容易受到美国年轻人态度转变的影响。在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这可能相当重要，因为被征召前往战场的总是年轻人。

美国为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而自豪，在选举年，“自由世界领袖”之说仍时有耳闻。在二十世纪，这无疑是实力的源头，因为美国对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1991年海湾战争的干预收获了广泛的公众支持。但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选民对长期冲突的相对不耐烦，已成为制约美国实力的因素。似乎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只有相对较短的半衰期，除非（如同在阿富汗那样）成本相对较低，而且作战是由一支全志愿武装的相对较少一部分人进行。

“美利坚治世”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另一个说法，因为那些规则是在1945年及之后，主要由美国订立的，英语国家的前霸主英国参与其中。英国世界秩序的教训是，主导地位所带来的好处必须足够多，也足够可见，以抵消无可置疑的成本。一旦这不再是事实，遏制潜在挑战者的政治意愿就被削弱了，当侵略者冒着摊牌的风险时，这会导致代价高得多的对抗。

那么，当我们把美国弱点的所有源头都放在一起审视，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什么位置呢？

一个合理的假设是，今天的美国危险地接近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英帝国所面对的情势。这首先是因为，美国选民和精英阶层不再愿意承担遏制成本。这就增加了对抗的可能性（就像英国在1914年和1939年经历的那样） ，其代价将远远超过遏制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即令取得胜利，结果也会大大这个削弱国家。

更可取的结果是，通过缓和而非绥靖的手段推迟这样的对抗，直到那个敌对超级大国的病态削弱其经济实力。这是苏联的命运。考虑到其不断攀升的人口和财政赤字，这很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

通过立法手段进行改革，以上讨论的造成美国软弱的源头因素，都比较容易解决：

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且偏爱著名的国防“主力军”企业而非创新型新入行企业的国防采购;移民管理向积分制和打击非法越境方向转变；以牺牲商业利益为代价、利于辩护律师捞钱的民事侵权诉讼体系；教育，例如，通过废除《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之类联邦资助大学的附加条件；新冠疫情袭来时彻底失败的公共卫生行政机构；复杂、低效如噩梦般的联邦税收体系；以及，都走上了不可持续道路的联邦老年人医保和社会保障。（《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1972年实施，禁止接受联邦经费的教育机构有任何性别歧视行为。——译注）

相较于拜登可疑的产业战略，为生产性投资创造更好的激励措施一样容易。历史的教训是，假如税法对自由企业适当激励，它们将以最佳方式投资我们的储蓄，而国家补贴十有八九会导致资本配置不当。

通常的反对意见是，在我们失能的两党制下，这样的改革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但这显然是错误的。纵观美国历史，当美国自身生存处于危险境地，党派分歧就相当容易超越。2022年的《芯片法案》和《科学法案》在复兴美国微芯片产业方面远非灵丹妙药，但这一类措施表明，当改革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两党共识完全有可能达成。只要说以上所有建议都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你就会得到投票。

所以，实力最终必须不只包括财富和将其转化为地缘政治大棒和胡萝卜的工具。除了正当性，还必须有意愿。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坐享很多（尽管不是全部）实力的源头。很难说它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实力意志。我想我们今年就会知道了。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原题“America’s Longtime Sources of Power Have Turned Weak”，由彭博新闻社发布于2024年1月14日。超链接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机器形成的译文有校阅，不保证理解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