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新闻丨美国的“恶感时代”危及全球

美国的“恶感时代”危及全球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

一八一二年战争后，历史学家论及，美国诞生了“一个好感时代”。当下这个时代，理当冠以“恶感时代”（era of bad feelings）之名。

四分之三（百分之七十六）的美国人告诉民意调查机构，美国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百分之三十七的受调查者表示，问题相当严重，乃至于美国有沦为失败国家的危险。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绝少互通有无，而在社会混乱、政治失能和虚假信息猖獗的阴云笼罩之下，这个国家即将迎来一个选举年。

但在一个重要领域，美国丝毫没有丧失锐力。用任何标准衡量，美国经济都领先于其他工业化国家。这没有在国内引来更多欢呼喝彩，确乎不可思议，尤其是考虑到第三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九。更奇怪的是这一事实：美国的霸权经济与其政治失能之间的对比并没有引发更多全球性恐惧，也即，假如这头公象耍起了流氓，什么事情会发生。

美国持久的经济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一九九零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七国集团（包括日本和德国在内的世界上七个最大发达经济体的俱乐部）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今天，这一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八。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卢森堡和爱尔兰之外的欧洲联盟所有国家，而爱尔兰的相关数据是被美国跨国公司的避税伎俩扭曲了的。格鲁吉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丹麦。

诚然，假如你调整每个地区的价格(“购买力平价调整”)而不是使用市场汇率，对比就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了：从一九九零年的百分之四三到今天的百分之五十一。购买力平价是衡量生活水平的一个不错指标。但假如你的目标是衡量地缘政治实力(各国在海外可以掌握什么资源，在全球舞台上可以发挥什么影响力) ，那么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才至关重要。

用其他一系列指标衡量，美国的相对成功一样显而易见。从人工智能到云存储，再到无人驾驶汽车，美国至少在西方主导着未来的产业。美国股市的表现大大超过了富裕世界的其他国家: 《经济学人》计算出，一九九零年投资于标准普尔伍佰指数的一百美元，目前价值两千三百美元，而投资于不包括美国股票在内的富裕世界最大规模股票指数的同样一百美元，现在价值五百一十美元。

美国继续提供世界储备货币: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最新调查，二零二二年四月，全球外汇交易中的百分之八十八是美元买卖，相较而言，欧元为百分之三十一。从唐纳德·特朗普决定将中国视为地缘战略对手，到乔·拜登决定恢复实施产业政策，美国还继续发出重要的地缘政治呼吁。

经济学家们列出了一长串解释美国经济持久成功的素质: 现成的人力和资本供应; 大量顶尖大学; 稳定的产权；软弱的工会(至少在私人部门是这样) ; 对失败的宽容。但在我看来，有三样东西是最重要的。

首先是支持商业的文化。不同国家看重不同的品质：法国看重知识才华，英国看重绅士派头，意大利看重奢华无忧的生活。美国人热爱商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依旧梦想成为大亨。功成名就的大亨继续赚钱(然后捐出去) ，同时他们的英国同侪则已经退休，回到自己的乡村庄园。机场的书店里充斥着关于如何致富和经营公司的书籍。

美国继续在大规模涌现改变世界的企业家方面领先世界: 今天的硅谷强人看起来不过是昔日穿着丑陋现代服装的强盗大亨，喜欢征服新世界，解决难以解决的问题，襄助古怪的想法。还有哪个艺人能拥有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那样的经济影响力和资本家的狡黠？（泰勒·斯威夫特，生于1989年，美国流行女歌手。——译注）

美国管理质量方面也继续领先世界。《世界管理调查》（World Management Survey）通常将美国排在第一位，第二位是日本，第三位是德国。《时代》杂志的二零二三年全球最佳公司调查显示，排名前十的公司中，六家是美国公司，德国(宝马集团)、法国(法国电力公司)和爱尔兰(埃森哲)各占一家。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创新和效率的一个很好指标，一九九零到二零二零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大约百分之二十，是七国集团整体平均水平的两倍。

其次，美国不只盛产初创公司，还盛产大型公司。驱动美国股市超常表现的“七大”公司(亚马逊、Alphabet、苹果、Meta、微软、英伟达、特斯拉)都成立于过去半个世纪间，其中绝大多数成立的时间要近得多，然后实现了远超一千亿美元的估值。同一时期，欧洲只有一家市值超过一千亿美元的公司成立，即德国的思爱普（SAP）。

美国拥有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这使得企业可以从初创公司起步，随后逐步扩大规模，直至成为全球性企业，而不必面对令人恼火的内部壁垒。相比之下，欧盟的内部市场依旧受限于诸多条条框框，尤其是在服务业。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在想象力方面的长处。美国的咖啡制造或许没有卡布奇诺之乡意大利那么明显的优势，电动汽车制造或许没有高速公路和大型绿色派对之乡德国那么明显的优势。但霍华德·舒尔茨和埃隆·马斯克拥有意大利人或德国人少有的想象力和决心：要将一个想法变成一个横跨世界的商业帝国，这些是不可或缺的素质。（霍华德·舒尔茨，1953年生于纽约，美国星巴克咖啡公司前董事长、前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971年生于南非，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译注）

星巴克和特斯拉的例子指向了美国成功的第三个理由: 其一流业务的绝对范围。欧洲人有时这样安慰自己：美国的成功仅限于技术领域。诚然，技术是一大重要优势，但事实可能会证明，这一优势是片面的、过时的，甚至可能最终成为一个泡沫。但技术只是美国庞大优势的最凸显部分。

美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的创业天才。米切尔是希腊移民，试验水力压裂法数十年如一日，直到八十多岁才大功告成。美国许多管理最好的公司是在一些并不光鲜亮丽的行业运营，比如大宗商品加工(科氏工业集团)，或食品和农业(嘉吉公司)，或零售业(沃尔玛公司)。哪怕不用离开Cracker Barrel之国，您也能轻松游历美国的一批世界级公司。（Cracker Barrel是一家美国乡村风格连锁餐厅和家庭用品运营商，其旗下连锁餐厅遍布美国三十多个州的乡间。——译注）

美国人有理由担心这样的成功是否可持续。反移民情绪和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共同威胁着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美国的人口普查预测，到二一零零年，美国人口将从现在的三点三六亿增加到三点六六亿。劳动力参与率，尤其是年轻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已低到令人沮丧的地步。超级明星企业正在囤积创新成果，而不是在竞争压力迫使下，让那些成果扩散到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规章制度使得新公司的开办变得更加困难。

但美国的许多迫在眉睫的难题是可以解决的: 更明智的移民政策可以应对技术人才短缺，例如，更稳健的竞争政策可以解决扩散问题，饱受监管之苦的加州人也总是可以搬到德州的。美国最重要的优势与其自身历史一样悠久。美国在全球产出中所占份额仍与一九八零年相去不远。至于说美国在全球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减少，为亚洲崛起买单的，是欧洲而非美国。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美国当下成功的脆弱。而是，美国魅力难抵的经济优势与其日渐严重的政治失能结合在一起，对自由世界来说可能是一场灾难。长期以来，欧盟希望它能为全球电力系统提供第三极，形成一个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全球秩序。但因经济实力衰退，加上失去了其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英国，这一希望正迅速变得渺茫。欧盟对美国有关从阿富汗撤军、诉诸产业政策或中东紧张局势的政策影响微乎其微。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表了一份精彩的报告，题为《成为附庸的艺术》(The Art of Vassalisation)。

但在欧盟变得弱势的同时，美国正愈发躁动不安。几项民意调查显示，唐纳德·特朗普将在总统选举中击败乔·拜登，而且这一次有所不同，策应特朗普左右的将是由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召集并下达严格行军命令的一群立场坚定的民粹主义者，而非慢慢变少的共和党资深人士。关于“今天你是否比现任总统上台时过得更好”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即一九七九年罗纳德·里根用来击败吉米·卡特的那个问题，仅有百分之十四的受调查者认为拜登让他们过得更好了。

哪怕灾难得以避免，特朗普退去光环、自我毁灭或最终锒铛入狱了，美国政治仍将处在失能状态，活动人士会拖着他们的政党走向极端，政治系统将加剧意见分歧。假如强大的美国经济为一些智者在一九四五年后执掌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平台，那么今天依然强大的美国经济大有可能为一些野人提供一个平台，令这个世界陷入混乱。

（作者生于1959年，曾任英国《经济学人》政治编辑，现为美国彭博新闻社专栏作家，近著为The Aristocracy of Talent: How Meritocracy Made the Modern World。本文原题“America’s Era of Bad Feelings Threatens the World”，由彭博新闻社发布于2023年11月15日。超链接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不确保正确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