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丨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和美国的机遇

译按

本文原题“The End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由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发布于2023年8月2日。

作者亚当·波森（Adam S. Posen），自2013年1月至今担任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其研究领域包括按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是研究全球化和经济政策的独立智库。

作者在文中指出，2015年初至今，中国耐用消费品的私人部门消费下降了约三分之一，私人投资降幅达到三分之二，2022年末的防疫政策转向并未遏制这两项指标的下滑态势。作者据此认为，中国患上了经济长新冠，症状为：民间对非流动性投资缺乏兴趣，对支持性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迟钝。这将在未来长期拖累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升。

作者认为，中国经济遭遇的上述难题为美国提供了机遇，美国应当重新设定对中国战略的经济部分，实施门户开放政策，吸引中国的人员和投资，这将比特朗普政府和迄今为止的拜登政府实施的举措更有效，且自我伤害更少。

所有摄影图片及图表均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为文中图表加上图说，调整个别小标题，正文有多分段。

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和美国的机遇

亚当·波森（Adam S. Posen）

随着2022年步入尾声，人们越来越希望，中国经济，随后是全球经济，已为大幅增长做好了准备。

历经三年严格的人员流动限制、强制性的大规模核酸检测和无休止的封锁，中国政府突然决定放弃“新冠清零”政策。这一政策早已抑制需求，妨碍制造业，扰乱供应链，并导致中国经济出现自1970年代末市场化改革推行以来最严重的放缓。政策转变后的几周内，因预期中国的需求会大幅上升，全球范围内的石油、铜和其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上涨。今年3月，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宣布了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5%左右的目标，许多外部分析人士预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会高出很多。

最初，中国经济的一些领域确实有增长：被压抑的国内旅游、酒店和零售服务需求都为经济复苏做出了坚实贡献。2023年最初几个月，出口增长了，似乎就连陷入困境的住宅房地产市场也已触底反弹。但到第二季度末，最新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却讲述了一个相当不同的故事：整体增长疲软，看上去正在走下坡路。谨慎的外国投资者和资金捉襟见肘的中国地方政府没有选择追随最初的势头。

相较于偏离目标的一种典型的过分乐观预测，这一逆转更为要紧。中国的耐用品消费和私人部门投资率都已降至先前水平的几分之一，加上家庭储蓄率飙升，都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些趋势从整体上反映了民众的长期经济决策，而且它们有力地表明，在中国，民众和企业越来越担心失去财产权，且看重短期流动性胜过投资。这些指标没有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正常水平，更不用说像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那样在经济重新开放后呈现繁荣态势，这昭示了一些深层次问题。

显而易见的是，新冠疫情开始的2020年第一季度，对中国经济表现而言是一个回不去的转折点。中国经济表现的转变始于2015年，当时政府扩大了控制：自那时起，家庭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上升了50%，并保持在那一高位。与2015年初相比，耐用品的私人部门消费下降了约三分之一，自经济重启以来持续下降，而不是反映出被压抑的需求。私人投资甚至更加疲软，自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降幅达到历史性的三分之二，其中自疫情开始以来下降了25%。而且，这两大关键形式的私人部门投资继续呈下降态势。

金融市场，甚至可能还有中国政府自身，都忽视了这些弱点的严重性，它们可能在未来若干年里拖累经济增长。不妨称其为“经济长新冠”（economic long COVID）的一个例证。就像是饱受长新冠折磨的病人那样，中国的经济身体尚未恢复活力，哪怕疫情急性期（实施了极其严格且代价高昂的清零封锁的三年）已经结束，依旧萎靡不振。这一状况是系统性的，唯一可靠的药方是说服中国普通民众和企业坚定地相信，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侵入是有限度的，但这药方无法奏效。

理当这样理解中国经济长新冠的发展：那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以极端措施应对新冠疫情的结果。那些应对措施激发了一种困扰其他威权国家的动态，但此前，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避免了这种动态的出现。威权国家的经济发展往往遵循一种可预测的模式: 政权允许政治上顺从的企业在公共资金的慷慨支持下蓬勃发展，这是一个增长时期。一旦政权获得了稳定的支持，它就开始以越来越武断的方式介入经济。最终，面对不确定性和恐惧，家庭和小企业开始青睐现金储蓄而非流动性不足的投资; 结果是，增长持续走低。

自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开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有意抗拒干预私人部门的冲动，持续时间远长于绝大多数威权政权。但在习近平领导下，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党回到了动用威权手段的老路上。对中国来讲，病毒并非该国患上经济长新冠的主因：罪魁祸首是公众对极端干预措施的免疫反应，那些措施制造了经济活力的衰退。这一下行周期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新设定华盛顿中国战略的经济部分，并采取一种比特朗普政府和迄今为止的拜登政府更有效且自我伤害更少的手段。

不搞政治就没有麻烦？

新冠疫情爆发前，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和小型私人企业仰赖一种自1980年代初以来就达成的含蓄约定，即“不搞政治，就没有麻烦”：共产党最终控制了产权，但只要人们远离政治，党就远离他们的经济生活。在许多独裁政权那里都有这一权宜之计，那些政权希望确保它们的公民满意，同时能高效生产；过往四十年间，它在中国畅行无阻。

2013年上台时，习近平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在此过程中恰好拿下了一批主要对手，比如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那些行动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欢迎；毕竟，谁会不支持惩罚腐败官员呢？而且它们没有违反经济上的约定，因为只针对党员中的一些人，而党员总计构成不到百分之七的人口。几年后，习近平更进一步，制服了该国的一些科技巨头。技术大亨马云曾公开批评国家监管机构，2020年11月，党的领导人拿马云祭旗，强行推迟了他的公司之一蚂蚁集团的上市，并将他逐出公众生活。西方投资者的反应是关切有加，但这一次，绝大多数中国人又是要么高兴，要么漠不关心。国家如何对待少数寡头的财产，与他们的日常经济生活甚少关联。

政府的疫情应对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使得共产党对包括最小规模玩家在内的每个人的商业活动的专横权力变得可见而有形。只需要几个小时的警告，一个社区或整座城市就可以被无限期封锁，零售商店就可以被关闭而四处求告无门，居民就可以被困在住宅区，他们的生活和生计就可以被按下暂停键。

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所有主要经济体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封锁，但没有一个经历过中国那种突然、严厉和无情的抗疫措施。地方实施清零政策既严厉又专横，似乎只是遵照党的官员异想天开的指示进行。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将这段经历比作大规模监禁运动。有时，食品、处方药和关键医疗照护的短缺，甚至困扰着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富有而四通八达的社区。与此同时，经济活动急剧下滑。在中国最重要的技术出口制造商之一的富士康集团，工人和高管都公开抱怨称，他们的公司可能会被切断全球供应链。

今天，普遍的恐惧挥之不去，而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人们担心，他们可能在没有收到任何警告也无法上诉的情况下失去财产或生计，无论是暂时还是永久性失去。这是一些侨民讲述的故事，与经济数据一致。清零政策是对特殊情况的应对，而且许多中国人相信习近平的判断，即：这比采用西方的做法可能挽救了更多生命。但有关地方官员如何严酷执行这一战略的记忆仍然鲜活而浓烈。

一些人表示，2022年晚些时候，在一波公众抗议浪潮爆发后，共产党决定放弃清零政策，这至少表明了对民意的某些基本尊重，虽然姗姗来迟。用《纽约时报》的话说，政策的如此逆转是抗议者的“胜利”。但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至少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情况并非如此。清零政策突然结束前一个月，党的高级官员告诉国内公众，抗疫限制措施的逐步取消是可期的，但几周后人们迎来了突然而彻底的逆转。这突如其来的180度政策逆转不过强化了中国人当中的一种感受：党及其头脑发热的主张依旧支配着他们的工作、生意和日常生活路线。

当然，这一时期，其他许多因素也在中国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中发挥了作用。2021年8月，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企业倒闭，贷款拖欠，今天这依旧成为增长的持续拖累，并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注资。技术公司所有者对监管过度或更糟糕状况的担忧也持续存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限制造成了一些伤害，中国的报复性应对也是如此。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习近平就已开始提升国有企业的地位，并加强了党对经济的监督。但党也推行了一些促进增长的政策，包括发放纾困金、投资于高科技行业、提供宽松的信贷。

可防疫措施清楚表明，共产党是民众谋生或获取资产能力的最终决策者，而且，随着领导层关注的优先事项转变，它会以一种显然武断的方式做出决策。

老调重弹

在抗拒诱惑数十年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治经济终于向独裁政权内部人们熟知的一种模式屈服了。

他们往往从一个“不搞政治，就没有麻烦”的约定开始，该约定承诺对那些低调行事的人一切照旧。但到了第二个或者更常见的第三个任期，统治者就愈发无视商业上的关切，而会推行干涉主义政策，只要那符合他们的短期目标。他们会拿少数政治对手和大型跨国企业开刀。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常商业中国家控制的威胁向越来越广大的人口扩散。在不同的时期，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马杜罗、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匈牙利的欧尔班和俄罗斯的普京都拒绝了这样老一套的做法。

当一个根深蒂固的独裁政权违反“不碰政治，就没有问题”的协议时，经济影响是无处不在的。面对自身控制能力之外的不确定性，人们会竭力自保。他们会抓牢自己的现金；比以往更少进行投资和支出，尤其是在非流动性资产，如汽车、小型企业设备和设施和房地产上。他们高度厌恶风险，更多进行预防性储蓄，这会拖累经济增长，像极了一场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情况。

与此同时，政府引导经济并保护其免受宏观冲击的能力弱化了。人们知道某项政策可能被任意执行，可能在某一天被放大，然后第二天被放弃，所以对刺激计划等等的反应就变得不那么敏感。这也是一个人们熟知的模式。比如在土耳其，埃尔多安近年来施压中央银行，要求其降低利率，他希望这会刺激出一波投资热浪; 但相反，他刺激出的是一波飙升的通胀。在匈牙利，尽管一些邻国采取的类似措施取得了成功，但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方案未能减缓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同样的趋势在中国已经昭然若揭，因为习近平抬升了中国私人部门对政府干预的免疫反应。自清零政策结束后出台的一揽子刺激计划，意在拉动消费者在汽车和其他耐用品上的支出，但没有收获太多青睐。今年上半年，尽管央行和财政部鼓励低利率借贷，但申请银行贷款的中国公司所占比例仍与2021年一样疲弱，只有新冠疫情前平均水平的一半。对非流动性投资兴趣不大，对支持性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迟钝，一言以蔽之，这就是经济长新冠。

一旦一个独裁政权失去了普通家庭和企业的信任，要赢回是困难的。仅仅复归良好的经济表现还不够，因为那没有消除未来经济生活遭到中断或财产遭到征用的风险。独裁者的致命弱点在于先天性缺乏可信的自我克制。严肃致力于这样的克制就会承认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这样的承诺问题可以解释，何以更民主的国家制定了宪法，何以它们的立法机构要监督预算。

不论是否有意为之，共产党已在相反方向上走得更远了。今年3月，中国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了立法程序，使紧急立法的通过更加容易，而不是更加困难。这样的立法现在只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这个常委会由拥护党的少数高级领导人组成。许多外部观察人士忽视了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但家庭和企业不会无视其对经济政策的实际影响，党的法令依旧更容易影响到它们。

其结果是，经济长新冠拖累增长不会是短暂的，而比较可能困扰中国经济多年。更乐观的预测尚未将这一持久性变化的因素考虑在内。一定程度上，西方预测者和国际组织已在怀疑中国今年或明年的增长前景，它们专注于那些容易观察到的问题，比如首席执行官对私人高技术行业和房地产市场中的金融脆弱性忧心忡忡。这些涉及具体行业的故事至关重要，但对中期增长来讲，远不如一般而言困扰着消费者和小企业的经济长新冠要紧，哪怕对外国投资者和观察人士来讲，这一综合症是不那么一望而知的。(对一些中国分析人士来说，它可能显而易见的，但他们无法公开指出这一点)。尽管对症下药的政策可能纠正限于某一特定行业的问题，但更广泛的综合症将持续存在。

例如，最近几个月，美利坚银行(Bank of America)、经济学人智库和高盛公司分别下调了对中国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至少下调了0.4个百分点。但因经济长新冠的持久性尚不被了解，而且因为许多预测错误地料定北京的刺激计划将能见效，观察中国的人士依旧高估了中国未来一年及之后的增长前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5.1%）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温和的4.5%）对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预测可能下降0.5%或更多。向下修正的需求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壮大。

相较于经济长新冠之前，中国的私人部门会储蓄更多，投资更少，并承担更少的风险，更不用说相较于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之前了。耐用品消费和私人部门投资对刺激政策会更缺乏响应。可能的后果将是，经济更不稳定（因为宏观经济政策在诱导家庭和小企业对抗经济下行趋势方面会更不那么有效），加上更多公共债务（因为需要更多财政刺激才能达到预期效果）。除了在短期内减少私人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进而会降低生产率增长，从而拉低平均经济增长率。

但习近平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或许只是认为，这证明他们的信念是正确的，即中国的经济未来更多取决于国有企业，而非私人部门。甚至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政府的压力就已在引导银行和投资基金在放贷时偏袒国有企业，同时私人部门的投资在减少。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的研究发现，流向中国私人部门公司的年度投资占比在2015年达到顶峰，自那以来，国有企业的占比同比显著上升。经济长新冠将加强这一趋势，原因有二。

首先，私人投资者和小企业将谨慎行事，保持流动性，而不是押注于大规模的贷款融资。其次，任何针对私人部门的减税或刺激计划都无法如同提供给国有部门的投资那样，带来更多立竿见影的响动。

此外，习近平正在力推先进技术的自给自足，这正将越来越多的投资决策置于更加武断的党的控制之下，生产率增长和资本回报的前景只会变得黯淡。

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及其盟国的官员或许可以从中国当下的困境中找回信心，他们当中有些人将中国的强劲增长视为一种威胁。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且变得不那么稳定，也将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带来负面影响。假如中国人不断储蓄而不是进行投资，继续将更多的钱花在国内提供的服务，而不是花在需要进口的技术产品和其他耐用商品上，纵然再来任何特朗普式的减顺差举措，他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总体贸易顺差仍将继续增长。当另一场全球经济衰退袭来，中国的增长不会像上次那样有助于恢复海外需求。西方官员应当调低他们的预期，但他们也不应庆祝太多。

他们也不应指望经济长新冠会在不久的将来削弱习近平的掌权。埃尔多安、普京甚至马杜罗都可以证明，哪怕增长放缓，有时甚至塌陷了，那些打破“不碰政治，就没有问题”约定的独裁者往往仍可留任。有悖常理的现实是，地方的党委书记和官员往往可以从受苦受难的民众那里榨取更多忠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在一个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与他们处好关系的回报以及激怒他们的危险会增加，而在谋求政府庇护或就业岗位之外，安全的替代选项会更少。习近平可能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在一段时间里掩饰裂痕，就像欧尔班和普京分别利用欧盟资金和能源收入成功做到的那样。通过目标明确的政府支出和具体的行业措施，如公共住房补贴，以及公开保证政府对技术公司的打击已经结束，习近平仍有可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

但那些动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许多观察人士正确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更高学历工人的失业率高得令人不安。假如共产党的政策继续损害民众的长期经济机会和稳定，对党的不满就会增加。那些手段中，有些已经是在自保了。面对不安全感，他们正将储蓄转移到海外，将企业生产和投资转移到海外，甚至移民到不那么不确定的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退出对中国社会的更广泛层面将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哪怕目前中国金融资产的外流依旧有限，但长期激励是明确的: 对普通的中国储户来说，即便在新冠疫情爆发前，购买海外资产也是明智的，因为他们一生储蓄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眼下甚至更清楚的是，国内增长的前景正在减弱，而来自共产党反复无常之举的风险正在上升。

美国理当欢迎那些储蓄，同时欢迎那些离开中国，寻找更葱绿牧场的中国企业、投资者、学生和工人。特朗普和拜登政府订立的现行政策却反其道而行。那些政策试图封锁美国的大学和公司，不让中国学生和工人进入。它们限制了外国的投资和资本流入，并阻止了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不论那些公司是从事生产还是研发。它们减轻了人民币的下行压力，且在普通中国人眼中，弱化了他们的政府与美国政府行为的对比。理当废止这些政策。

放松这些限制不一定涉及削减贸易壁垒，不论这可能在多大程度有利于美国自身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事实上，假如美国经济在吸引中国的生产性资本、劳动力和创新方面做得更好，那么那些流入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冲突形成的巨大经济成本。华盛顿也不需要缓和关键技术方面的国家安全限制。为防范中国投资者非法转让技术，美国及其盟友当然应该对某些特定行业的准入加以限制，就像它们限制某些敏感的出口产品那样。但事实上，中国对美国公司的绝大多数知识产权窃取，呈现为网络犯罪、逆向工程和老式工业间谍行为，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知识产权窃取问题必须采用限制外国投资进入以外的其他手段，直接予以解决。

清除中国人才和资本进入的绝大多数壁垒不会损害美国的繁荣或国家安全，但会令北京更难维持一个同时能做到和平稳定、自力更生且在党的严格控制之下的增长型经济。相较于目前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更具对抗性、限制性和惩罚性的经济战略，新的进路有望降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危险的升级风险，还有望最终在美国盟友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减少分歧。这一进路有赖于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中国人、中国的储蓄、技术和品牌在美国是受欢迎的。这与排斥它们的遏制措施截然相反。

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英国和越南在内的若干其他经济体，已受益于中国学生、企业和资本的流入。它们在获益时也在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并削弱共产党在它们国内的掌控。假如美国效仿它们的做法，效应将是最大化的。假如华盛顿走自己的路——这也许是因为下一届美国政府选择继续对抗，或者选择更大程度的经济孤立主义——它至少应当允许其他国家为中国的民众和企业提供其他出路，而不是施压它们采用美国正在设置的那些遏制壁垒。涉及中国的私人商业时，美国理当考虑的是设法吸引，而不是制裁，尤其是在共产党对中国企业实施更严格控制的情形下。

北京越是试图阻断有益的经济生产要素外流——比如，通过维持严格的资本管制和限制企业在美国上市——首先，它就将越是加剧驱动那些外流的那种不安全感。其他独裁者已经尝试过这一弄巧成拙的战略；许多独裁者被迫无限期地保持临时性资本管制，只是为了驱使民众和企业采取更多行动，绕开那些限制措施。一如我们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包括在苏联最终衰落期间一再见证的那样，这样的政策几乎总是会刺激更多的人员和资本外流。

中国经济感染了长新冠后遭遇的困局，为美国决策者奉上了一个改变战略的机会。美国领导人可以令习近平为他们做事，将他们的国家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替代选择，和一个欢迎中国各类经济资产到达的目的地，而不是试图以自己的经济为巨大代价遏制中国的增长。哪怕是知识渊博的官员也往往无视这一战略对美国在二十世纪挫败系统性竞争对手的贡献有多么巨大。人们常常忘记，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经济表现之能够超过欧洲的法西斯政权，远不是一望而知的，而且在冷战的相当多时间里，有关相对增长表现的类似不确定性反复出现。尽管有那样的不确定性，美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部分原因仍在于，它维持了对人员和资本的开放，吸纳人才和投资，并最终令独裁政权自己的经济控制走向了它们的对立面。

眼下，在共产党艰难应对其自作自受的经济长新冠之际，这一战略值得重新启动。